陈支农

信用评级,亦称资信评级,是金融体系中特殊的中介服务,其定价功能使评级机构掌握着企业和金融市场的生杀大权。它是维护国家金融主权的重要力量,代表了一个国家在国际金融服务体系中的国家地位。

美国次债危机和希腊债务危机再次证明,一旦信用评级出现问题,将给整个经济金融系统造成严重冲击。推进国际信用评级体系改革,构建一个客观公正、科学合理的国际信用评级体系,已经成为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当务之急。

信用评级推升主权债务危机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从点到面、从局部到整体不断深化与升级,牵动着全球金融市场敏感的神经。而这只是主权债务风险冰山一角。据经合组织(OECD)统计,2007～2009年底,OECD成员国政府财政赤字占GDP的比率上升了7%,平均赤字率高于8%;债务余额占GDP的比率超过100%,提高了约25%。其中美国2010财年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将达到12.5%,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达到93.6%,创二战以来最高水平。日本2010年债务余额占GDP的比重约为200%,净债务占GDP比例将达到104.6%,首次突破100%,成为财政状况最糟糕的工业化国家。

分析主权债务危机的原因,世界各国为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普遍实施大规模的经济刺激措施,这使得政府财政赤字和债务负担快速增长;而国际信用评级体系因难以形成客观公正、科学合理的信用评级,助长了全球信用资源严重错配和信用风险过度积累,加剧了金融市场动荡,甚至引发危机。

信用评级机构何以有如此巨大的影响力?这是因为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主要经济体,长期以来把信用评级纳入金融监管的基准,从而导致国际资本市场对信用评级的严重依赖。评级机构本该依靠自身的公信力来获得市场信任,但由于金融监管者将信用评级嵌入监管政策中,这意味着监管者允许被监管者依赖信用评级而不是自身对潜在风险评估来进行投资决策。这实际上相当于政府为信用机构的评级结果提供背书。金融监管机构广泛运用评级结果作为监管依据,强化并扩大了信用评级的权威性。

作为国际评级机构,判断一个主权外债信用级别的标准应该是该国是否具有按期偿还到期外债本息的能力,这是全世界公认的标准,也是穆迪、标准普尔、惠誉3大评级公司口头上再三强调的标准。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资本市场一体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本应该通过独立的、专业化的信息收集和分析活动,减少信息不对称,提高市场效率。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现行国际信用评级机构以西方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的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为指导思想,丢弃了客观公正的基本原则,这不仅扭曲了国际信用资源的配置,而且严重掩盖了主权债务风险的真实情况,导致主权债务不断积累,直至泛滥。

三大评级机构代表美国利益

数据显示,2009年,美国中央政府对内债务达8.6万亿美元,对外债务为3.7万亿美元,是其同年国民生产总值的0.864倍,财政收入的5.5倍;同年经济增长率为-2.4%,财政收入增长率为-10.0%。自2000年以来,美国政府债务年增长率平均为7.9%,经济增长率平均为3.7%,财政收入增长率平均为0.8%。显然,美国已陷入资不抵债的严重危机中,其通过新创造价值偿还国家债务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只有依赖借新债还旧债才能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然而,长期以来,美国的信用评级机构依然给美国定为AAA的最高等级。即使金融危机凸显美国国力衰竭,偿债能力大幅下降,美国的信用评级机构仍不肯下调其信用等级。2009年穆迪、标准普尔、惠誉3大评级机构给予美国的长期主权债务评级依然是“AAA”。分析其因,因为债务收入关系到美国的兴衰,美国信用等级关系国家债务收入的安全。

首先,高信用等级可以最大限度地吸引全球资本,保证美国债务融资通道畅通。其次,高信用等级还可以低成本融资,实现债权国利益向美国转移。以10年期国债利率匡算,近10年来,因名义与实际信用等级之差使美国总共节约债务发行成本约2.12万亿美元,而这正是应该付给债权国的资金利息。再次,高信用等级掩盖了美国利用货币贬值转移国家债务。此外,评级话语权还是实现美国全球战略的有力武器,他们运用评级话语权给予西方发达国家阵营高信用等级,使这些债务累累的经济体占有90%以上的国际信用资源;而对其他国家则视与美国的利益关系进行信用等级调整,制造和加剧这些国家的信用危机。

信用等级被评为AAA的雷曼兄弟公司轰然倒闭,证明美国的一些所谓权威信用评级机构与被评级公司已形成利益共同体,缺乏应有的公正性。这些由美国垄断的具有国际评级话语权的信用评级机构,虽然标榜“独立”、“客观”、“公正”,可实际上他们却代表着美国的根本利益。

穆迪、标准普尔、惠誉3大评级机构实际上已成为主要发达国家利益的捍卫者。他们凭借在国际金融市场的强大话语权,通过发布主权信用评级维护发达国家利益,影响别国内政。如在上世纪末东亚金融危机期间,韩国政府请求3大评级机构暂不调低其主权信用评级,并表示将有能力控制局势。但3大评级机构以保护投资者利益为由,迅速调低韩国主权评级,特别是穆迪公司连续下调11个级别,使韩国陷入严重经济危机,大量企业破产,金融市场被迫全面开放,许多韩国金融机构被美资企业收购。

数据显示,2009年中国外汇储备占GDP比例高达46.61%,财政赤字占GDP比例仅为2.8%,总债务余额占GDP比例为18%,这些指标充分表明中国的偿债能力远远好于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但3大评级机构给中国主权外债信用评级却是“A1”和“A+”级,远低于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评级。国际评级机构明显低估中国主权信用评级,进而压低了所有同中国有关的金融机构和企业的信用级别。

归根结底,当前国际信用评级体系从西方发达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出发设计评级标准。他们在评级立场上把西方作为标杆,严重损害信用评级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使其成为维护发达国家利益的工具。

“恶评”威胁我国经济金融安全

1.美国评级机构控制我国评级市场将直接威胁国家金融安全

美国评级机构通过对资本市场的控制,就可以直接影响我国的宏观经济,甚至扰乱我国的经济秩序。长期以来,美国评级机构有意压低我国的信用级别,影响了我国政府和企业的国际形象,增大了海外融资成本。如:2003年底,正值我国银行业谋求海外上市之际,美国标准普尔宣布维持其10年来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的BBB级,即“适宜投资”的最低限,而这10年正是我国经济迅速发展、外汇储备稳定增加的10年。还将中国13家商业银行的信用级别都评为不具备投资价值的“垃圾等级”,同时美国评级机构又高调肯定境外投资者参股中国银行,使其在与中国商业银行谈判时压低价格,为国际垄断资本攫取我国的国有资产大开方便之门。

据最新统计,仅2006年,境外投资者在工、建、中、交等国有银行身上就赚了7500亿元,加上从其他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享受到的利润,保守估计,外资1年从中国银行业赚取的利润超过1万亿元。世界银行早在2007年5月30日公布的《中国经济季报》中明确指出:中国银行股被贱卖,问题并不在IPO环节,而是出在此前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定价上。较低的入股价格使得境外战略投资者们在中国金融股身上享受着暴利。

2.美国评级机构控制中国评级市场将严重威胁我国国家经济技术信息安全

美国信用评级机构渗控我国评级业就可以方便地获取我国的政务信息、国有骨干企业、国防工业和特种行业、乃至国家全面的经济和技术信息,从而掌握我国技术发展动态和重大商业机密,使我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被动地位,这势必从根本上动摇国家的竞争力。事实上,美国评级机构正以所谓“权威”和“公正”招牌参与越来越多的中国重大债务融资评级(包括国防企业和特种行业),悄然进入我国的经济腹地和敏感性行业,公开窃取中国最有价值的经济技术情报和政务信息。最可悲的是,我们还要为此支付高额服务费用。

近年来,美资机构加大了对香港金融市场的渗透与操纵,经常对香港上市的中资企业进行评级,每次都会引起香港股市的震荡。鉴于美国评级机构对香港金融市场的影响与日俱增,2002年7月,香港交易所被迫与标准普尔签署了合作协议。香港的这一做法就是以金融主权出让,换取美国评级机构“口下留情”,这在当今国际上也实属罕见。而美国评级机构正悄然进入中国经济腹地和敏感性行业,通过参与越来越多的中国国内重大债务融资评级,试图控制中国信用评级市场,通过主导中国金融市场定价权的方式渗控我国金融主权,实现其国家战略图谋。

构建自主评级体系刻不容缓

针对当前我国信用评级市场基本被外资控制的现状,建议要尽快制订中国信用评级体系的发展规划,争取国际评级市场话语权。

1.培育扶持民族信用评级机构,确保我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话语权

政府应将加快发展民族信用评级机构作为国策,并纳入国民经济与金融发展规划,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发展,使国家信用评级业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同步。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债权国,也是世界第二大净债权国,如果没有评级话语权,也就没有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市场定价权。因此,争取国际评级话语权是保护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需要。一是在监管体系上,坚持统一监管与专业监管相结合的原则。明确评级机构的归口管理部门和监管部门(严格市场准入和日常监管标准)。二是把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和人民币离岸金融业务,与扶持民族评级机构开展国家信用风险评级结合起来,确保民族信用评级机构对境外人民币主权债务工具的评级话语权。三是制定特殊的政策和措施,扶持民族信用评级机构成长壮大,可选择2～3家有发展潜质的民族评级机构,以国有参股方式给予重点扶持,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尽快做大做强,使民族评级机构有能力参与国际金融活动,争取应有的金融事务话语权。

2.遏制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的渗控图谋,捍卫我国的金融主权和国家安全

外资机构可以参与不涉及国家经济技术安全的评级业务,但绝不能允许其主导我国评级市场。目前,美国评级机构可以不受限制地参与我国政府和各类企业(包括金融业、国防工业)的信用评级,必须完善信用评级的相关法律法规。一是明确限制外资评级机构不得涉及国家安全的经济领域,如大型国有企业与主要金融机构,以及国防工业(兵器、航天、航空、核工业、船舶)等。二是我国信用评级市场的对外开放必须坚持对等原则。在批准外资进入中国信用评级市场的同时,我们应要求其所在国政府承诺对中国评级机构的市场准入,以捍卫我国的金融主权和国家安全。

3.外资机构持股中资信用评级机构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25%,对不涉及国家金融、经济技术安全的评级,可采取“双评级”

信用评级业直接决定着资本市场上的定价权和话语权。世界各经济大国都是依靠本国评级机构为国内资本市场提供评级服务。严格控制外资评级机构进入的控股比例。根据我国国情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借鉴外资金融机构投资中资银行的相关规定,外资机构持股中资信用评级机构的比例最高不得超过25%,而且不能直接或间接控制合资企业的经营权。二是在华独资或中外合资的评级机构,凡是涉及为国外情报机构提供情报的,一经查实,立即取消其在华评级业务。三是对于不涉及国家经济技术安全的评级应采用“双评级”。也就是说外资评级机构参与不涉及国家经济技术安全的评级,必须有本国的评级机构同时出具评级报告,以保障我国骨干企业进入国际市场时获得公正的待遇。

4.支持我国自主评级机构进入美国评级市场

国际评级话语权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中国虽然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却因为没有国际评级话语权而缺乏保护作为债权国利益的能力;中国经济虽然快速发展,国力不断提高,却因为没有国际评级话语权而没有人民币的国际市场定价权,无法保护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国家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