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 伟

【中西视角】

翻译的困难，与生俱来。因为语言的表达原本就是困难的，若想将本来就困难的东西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将产生一加一大干二的结果。因此，翻译是一门永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学问，也是一门不仅涉及语言，更是文化和艺术的学问。

翻译的困难，与生俱来。因为语言的表达原本就是困难的，若想将本来就困难的东西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将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结果。因此，翻译是一门永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学问，也是一门不仅涉及语言，更是文化和艺术的学问。我既非语言专业的学者，更不是专家，原不应该班门弄斧，但因近些年对外推广中国图书，深感语言转换的重要，好像时时都在与之对话，你想不说都不行。

首先，翻译绝不仅仅是一种语言换成另一种语言，更是一种文化的转换和移植过程。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某个译本好，而某个译本不好，所谓的好与不好，不是译文是否正确，而是“味道”是否适合对應读者的需求，是否已经本土化。据说《茶花女》的译者本不懂外文，其译本是听翻译之说后“创作了一个中国人为之感动的故事”。

第二，绝对意义上的对等翻译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状态。相信每一个从事翻译工作的人都希望将原创通过不同的语言转化成为另外一个“原创”，一直信奉和尊崇的“信、达、雅”原则，即是如此。但是，能够达到如此境界的翻译家实在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当今能够流传下来的文学名著，无论是外文翻译成中文的还是中文翻译成外文，正是这些翻译大家的杰作。

第三，翻译事业呼唤方方面面的支持才能发展和兴旺。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扩大了对外交流和交往，翻译就显得格外重要和稀缺。从国家间高层的互访和沟通，到各层级的新闻发布；从图书出版、文艺演出到招商引资、贸易洽谈，翻译的身影无处不在。因此，翻译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好像翻译又不那么重要，比如，大学里虽设有翻译专业，但评职称时翻译作品又不算成果，无论你翻译的著作多么重要和有影响。这是令很多教授和研究人员非常苦恼和郁闷的事，也应该是翻译事业始终不能蓬勃发展的原因之一吧。

然而，中国文化“走出去”，离不开翻译，无论是“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还是“中国文化著作翻译出版工程”，虽然成果是在国外出版中国图书，但第一程序，也是最重要、最关键的程序是翻译。有了好的翻译，图书的出版就成功了一大半。当今，国外出版机构在购买了中国图书版权后，最希望的是中国能够提供图书的外文初稿，也就是希望翻译工作的初始阶段在中国完成。当然，这其中有节省资金的问题，因为中国的劳动力相对便宜，翻译亦在其中，但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翻译对原作的理解一定强于外国的翻译，至少能够做到翻译的正确，而这又是翻译工作的基础。

英国文化委员会联合企鹅出版集团一直在做翻译的培训，目的是更好地翻译中国作品。他们将中国的翻译与外国的翻译聚在一起，集中一段时间，一一对应，边学习边讨论边翻译，实践证明，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当然，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形式有很多，也有不直接通过翻译而是将故事注入中国元素，用外国语言讲中国故事，这在当今已成为一种时尚。比如，美国的动画片《花木兰》，电影《功夫熊猫》，意大利歌剧《图兰朵》。但是，相信看过这些作品的人，一定觉得这不是中国的。当然，有，聊胜于无，美国人按照自己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创作了美式的花木兰和熊猫，他们眼中和心中的花木兰和中国功夫，大概就是电影中表现出来的那个样子。有趣的是，这种用自己的语言讲别人家故事的做法，我们也已经学习过来，据说电影《三枪拍案惊奇》(以下简称《三枪》)的剧本或说故事情节即来自美国大导演、奥斯卡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奖得主科恩兄弟1984年的处女作《血迷宫》。有记者特地把《血迷宫》找出来看了一遍。发现，《三枪》基本忠实了原作故事，这也是《三枪》完整而富有逻辑地终于讲完了一个故事的重要原因。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喜欢讲中国故事，当然，有的是通过观察，亲身经历，多数情况下，还是通过各种媒体以及读书、访问来了解中国，充实和完善自己的故事。因此，我们应该通过各种方式，将中国最精彩的故事告诉他们。

虽然翻译专业每年都有数量可观的学生毕业，但当我们用到翻译之时还是有捉襟见肘之感。也许正是这种巨大的需求，催生了各种民问的翻译公司以及翻译软件的开发。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市场需求的空白，也为中国“走出去”做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