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这首先是基于上述的广西师大社的学术情怀和对民族社会的责任感。我们不能只是做赚钱的、畅销的图书，我们更要做一些能够流传久远的，对中华民族、子孙后代有益的图书。

古籍的整理出版是对古籍最重要的保护形式之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虽非专业的古籍社，但一直以重视古文献的整理出版而在业界享有盛誉，完成了许多卓著且富有影响的工作，出版了明清档案、民国档案、名人未刊稿、满铁文献、中日关系档案、西文文献、古代文献等一系列影响深远的珍稀文献。出版社自1994年开始启动的“珍稀文献”出版项目，以历代珍稀文献的发掘、抢救、整理和出版为目的，尽力发掘中国及世界各地所收藏的中国学者不易看到的可以为研究中国社会历史文化提供帮助的各类珍稀文献。正是这种执着的专业追求和不屈的文化担当，让广西师大社赢得了业界的尊重!此次“古籍出版的困顿与生机”专题采访，本刊记者专访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文献分社社长雷回兴女士。

出版广角：雷社长好，广西师大社在古籍文献的整理出版方面成果显著，在此，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社里古籍整理出版方面的总体情况。你们的理念和工作思路是什么?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雷回兴：我们的珍稀文献出版项目开始于1994年，其发展历程到目前为止，大致可分为起步和发展这两个阶段。截至目前，共出版包括明清档案、民国档案、中日关系档案、民间文书、少数民族文献、华侨文献、稀见古籍、名人未刊稿、碑铭拓片等在内的各类珍稀文献近3000册。其中，2003年出版的《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藏中文善本汇刊》荣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2004年出版的《徽州文书》荣获首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图书)奖。还有一些项目如《清水江文书》、《美国政府解密档案》(中国关系)等被列入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应该说，经过这十几年的培育和发展，我们的文献类图书在海内外还是有了较广泛的、积极的影响，在学术界也有良好的口碑。

出版广角：作为一家地方大学社，尤其是在当前转企改制、市场压力强劲的大环境下，出版社仍然投入如此大的人力和财力，进行之于本社而言相对边缘的古文献的整理出版，主要基于什么样的原因和考虑呢?

雷回兴：我社珍稀文献出版项目的创始人是现任广西师大社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何林夏教授。1994年，何教授从广西师大历史系调入出版社工作。当时出版社的主要出版范围是教育类图书及社科人文类图书。何教授以一个学者型出版人的深远目光，怀着为学术界各类研究人员提供更多学术研究原始资料的学术情怀，在当时出版社领导班子及全社员工的支持下，开创了珍稀文献出版项目。其实这其中还有何教授的一个心结。他说他自己在做学生及在学校任教时，就苦于研究资料，尤其是一些珍稀善本、孤本等资料的难寻。图书馆、档案馆等机构基于保护珍贵资料等各种原因，对这些学术研究原始资料的查阅、开放有较多限定，给学术研究造成极大的不便。大家都知道原始资料对学术研究的重大价值及意义。因此，何教授转入出版行业后，想到了若将这类文献整理出版，使其化身百千，这样，既使得专家学者能看到原本缘吝一面的资料，从而更好地推动学术研究，同时也能保护收藏单位的原本，岂不两全其美?用他的话说：这是一件利国利民利人利己的事啊!

当然，从经济效益来看，出版这类书是难以赚钱的，有些项目还肯定是亏本的，例如我们出版的《满铁密档·满铁机构》，当时只印制了60套，此书是当时满铁东北防疫给水部队的档案，东北防疫给水部队的研究人员和研究成果后来大多都转到了日本的“731部队”，成为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证，这些档案多年来知之者甚少，研究者更是寥寥，但是如果我们不及时抢救整理，使之得以保存流传，一旦湮灭，我们就对不起子孙后代，对不起中华民族。基于这种认识，为了保存这段重要的历史，出版社仍然坚持投入资金，出版了此书。像这类印数低、成本高、销售量少的图书，我们坚持做了十几年。我认为，这首先是基于上述的广西师大社的学术情怀和对民族社会的责任感。我们不能只是做赚钱的、畅销的图书，我们更要做一些能够流传久远的，对中华民族、子孙后代有益的图书。另外，我社的文献类图书的经营虽然只能够在盈亏平衡点上下徘徊，甚至会有亏损，不能给社里创造经济效益，但是，却能够给出版社带来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建立良好的学术形象。现在很多海内外的专家学者提到我社的文献类图书，都很称赞。这也无形中提升了出版社的学术地位及声誉。

出版广角：相较于专业古籍社或其他大学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古籍文献类图书的主要特点或特色在哪里?

雷回兴：全国有20多家专业古籍出版社，他们整理、出版了很多优秀古籍及其他古文献。广西师大出版社在珍稀文献出版项目上，也是在向兄弟出版社的学习中成长起来的。关于广西师大出版社在珍稀文献出版的定位上，也有一些自己的考虑。比如，既然是珍稀文献，就要求有較高的学术价值，真正能够为学术研究提供有价值的资料，而且还要求比较稀见，因为我们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认为，这些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应该用在最需要的地方。由于有这样的考虑，我们出版的“珍稀文献”基本上都是学者，尤其是中国学者不易看到的、对研究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等方方面面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各种文献。我们希望这些文献的出版，能够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新的资料及思路。

出版广角：在各类出版编辑中，对古籍文献图书编辑的要求很高，您认为出版社应如何培养优秀的古籍文献编辑人才?

雷回兴：我非常赞同这个说法，古籍文献图书编辑应该具备更高的学术素养及编辑水平。因此，在入门这一关，我们就很严格。我们认为，基本的素质很重要，培养甚至可以放在第二位。在新员工的招聘上，我们特别注重考察应聘者的基本学养、文字基本功底、对古籍文献出版工作的热爱程度以及是否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人。没有这些基本的素质，是很难培养出来的。而对素质优秀的新员工，培养起来是事半功倍的。我社的文献图书新编辑成长都很快，主要得益于抓好了“入门关”。

出版广角：古籍出版所面临的共同难题之一，就是古籍图书受众面相对较窄。一方面，像《于丹<论语>心得》这样的古籍普及读物印数很高；另一面，真正的古籍印数却很少，这两者的印数形成强烈的对比。您如何看待此种现象?

雷回兴：我认为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在现代化、全球化的今天，读者的阅读出现日益细化、多元化的趋向，要想国民大众都能够大量阅读古籍，几乎不太可能。任何专业类书籍也主要只是相关专业的人员在阅读(如果把你说的“真正的古籍”视为古籍类相关专业人员的专业书籍的话)。因此，这个难题，实际上是正常的现象和必然的趋势，我们作为出版人应该去适应、研究甚至是去推动它，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出版的真正发展和繁荣。

古籍普及类读物如果能正确地、一丝不苟地、非戏说地将古籍“白话化”或“故事化”，我认为还是很有益处的。这样，没有能力阅读原始古籍的大量普通民众，都可以由此读到或了解我国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并吸取书中渗透的体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智慧的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而真正的古籍原典的保护、整理、重印等工作，我认为不管受众面有多窄，都应该继续进行。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我国的古籍数量近20万种，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些老祖宗传下的瑰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