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元

我去纳米比亚赴任前，中国驻纳米比亚第三任大使安永玉对我说：“你到纳米比亚后，一定要与一个叫乌托尼·努乔马的人交上好朋友。因为他是努乔马总统的大儿子，凭这层特殊关系他能帮你‘通天，这对你在纳米比亚开展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那是在2000年。我记住了安大使的这几句话。

纳米比亚的“红小鬼”

乌托尼·努乔马，纳米比亚司法部副部长，是曾任纳米比亚三任总统、现任纳米比业执政党“人组党”主席萨姆·努乔马的大儿子。我在纳米比亚担任大使期间，萨姆·努乔马是纳米比亚党政军最高领导人，乌托尼是纳米比亚司法部主管法律研究工作的负责人，其职衔相当于我国的部长助理。在2002年8月召开的纳米比亚执政的人组党“三大”上，乌托尼以高支持率被选为中央委员。乌托尼深得他父亲努乔马总统的喜爱。一次，努乔马总统对我说：“乌托尼少年时代就参加了纳米比亚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坐过敌人的大牢，在狱中坚贞不屈，坚持斗争，是纳米比亚民族革命的‘红小鬼，我为有这样的儿子而感到自豪。”

我到任不久就开始做与乌托尼的交友工作。由于中国和纳米比亚关系好，努乔马总统视中国为全天候朋友，乌托尼对中国也十分友好，所以我和乌托尼交友没有任何障碍。加之乌托尼是个十分随和的人，很容易相处，故我们之间的交友可以说是一拍即合。于是，我与他一回生，二回熟，三回成了老朋友。不久，我就将我与他之间的交往逐渐扩大到我和夫人与他全家以及与他弟弟、妹妹全家之间的交往。

我与乌托尼平时经常保持联系，常在一起谈天说地，谈各自的家庭、工作和生活，谈中纳传统友谊和两国友好合作关系，还讨论纳米比亚的形势、我对纳米比亚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向他请教，他都尽其所知讲给我听，使我受益匪浅。我们之间即使没有什么事，也常常相互打个电话向对方表示一下问候，或拉几句家常，双方成了非常要好的知心朋友。他举行50岁生日寿宴，只有作为他父母的总统夫妇和父母家族的近亲应邀出席，没有请朋友，更没有请其他任何外人，却把我和我的老伴李惠芳当作自家人请去做客。在纳米比亚，与我打过交道的官员和朋友很多，但乌托尼是与我交往最多的一个。他对我在纳米比亚的工作帮过好多忙，特别是他在我与努乔马总统之间架起了一座友谊的天桥，使我随时随地可以“通天”，这对我工作上的帮助简直是太大了。乌托尼说：“王副主席怎能见不上总统?”

大家都知道，在发展两国关系中，双方保持高层互访是十分重要的，也是十分必要的，而访问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则是东道国接待来访代表团的规格和礼遇如何。中国与纳米比亚关系非常好，高层互访也多。努乔马总统又十分重视纳中友谊，对中国特别友好，每当中国有副省部级以上的代表团访问纳米比亚，只要有时间，他都尽量安排会见。而别国正部级代表团访问纳米比亚，能享受到这种礼遇的人也不多。

2002年4月下旬，全国政协副主席王文元率全国政协代表团访问纳米比亚。王副主席是我国领导人之一，他出访纳米比亚，使馆当然十分重视，积极与纳方协商、协调，以便安排一个好的日程，以高规格接待王副主席。哪知就在王副主席快要到访时，东道主纳米比亚全国委员会却告诉我说：“代表团在首都温得和克期间，努乔马总统因要处理国内重要问题，工作日程已排满，不能会见王副主席了，请中方谅解。”我听后一下子愣了。中国的部长、副部长到访，努乔马总统一般都见，现在王副主席来了如果见不到他，我怎么向王副主席、向代表团交代?王副主席见不到努乔马总统，此访又怎能算圆满成功?于是，我找接待方交涉。但对方告知，他们并不是不想安排努乔马总统会见，而是考虑到总统确实无时间会见，才取消了安排。我向接待方提出把我的意见转报总统，由总统考虑。对方则称他们也有困难，称明知总统日程安排已满，还要给他出难题，他们不便如此冒犯总统。我又要求东道主改变访问日程，安排代表团在首都见了总统后再去外地访问，对方仍称有困难，不能更改。我的天，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事情怎么这样难办!

在与对方反复交涉而无进展的情况下，我想到了乌托尼。我与乌托尼关系虽然好，但在一般情况下仍不宜随意动用这种关系。特别是在涉及总统工作安排的问题上，首先还是应该通过正常外交途径解决，不到万不得已，不宜轻易动用乌托尼这张牌。但现在通过正常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的路已经堵死，事情到了这样的节骨眼上，是请他出山帮忙的时候了。于是，我打电话给乌托尼，商量如何办。乌托尼接到我的电话后，立即开车到使馆来见我。我向他说明了事情的原委，请他向总统说明情况，无论如何想办法安排见一见王副主席。乌托尼表示：“王副主席是友好中国的领导人之一，他万里迢迢来到纳米比亚访问，怎能见不上总统?”他二话没说，答应帮忙，并责怪全国委员会的人不会办事。相信总统一旦知道此事，再忙也会挤出时间会见王副主席。

他离开我办公室时，叫我不要着急，他会尽快给我回话。当日下午，他给我打电话来了，说他已见了总统，正如全国委员会讲的那样，总统在王副主席安排访问日程停留首都温得和克的这一天，工作日程确已排满。他早餐后就要去议会演讲，演讲过后还要去参加人组党的一个重要会议，午饭后即飞往纳米比亚北部的翁丹瓜市，准备第二天上午参加在该市举行的中国援建纳米比亚北方制革厂工程竣工的庆祝活动。但总统获知王副主席到访和中方的要求后，决定请王副主席和代表团一行一早到总统府与他共进早餐，餐前先会见20分钟，再一起用餐半个小时左右，边进餐边谈。这样会见加工作早餐就全有了。乌托尼又告诉我，总统会见并请王副主席共进早餐的安排由总统府向纳方接待单位直接下达指示，不需大使馆与他们联系。据他所知，全国委员会现在已经接到了总统府的电话，正和外交部礼宾司商量如何落实总统的指示。

这时我想起了安大使对我讲的话，乌托尼果然能帮我“通天”!一“通天”，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不是吗?事情说麻烦就那么麻烦，说难办就那么难办。而乌托尼一出马，事情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好办。

总统会见并与王副主席共进早餐那天，一切进行得十分顺利，现场气氛友好，双方谈得十分融洽，使这次访问达到高潮。这样，王副主席见了总统，总统也没因此耽误参加国内重要会议和重要活动，可谓两全其美。

办事效率极高的“礼宾官”

2003年2月，应纳米比亚全国委员会主席内霍瓦的邀请，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访问纳米比亚。李主席是我国主要领导人之一，对他的访问，使馆更加重视。当然，这次不担心努乔马总统见不见李主席的问题。但这次是我国主要领导人访问，故在礼宾安排上需更加周到，包括

一些细节问题，都必须提前加以认真落实，以确保访问圆满成功。

按纳米比亚的传统做法，纳米比亚的官员，上至总统、总理，下至部长、市长，在接待来访者时，都是客人先到，在客厅等候。客人到后，主人的秘书或下级工作人员再去报告主人，然后主人出来见客。这已成为一个惯例。据我所知，凡是到纳米比亚总统府去见总统的客人，一般都要在客厅等个三五分钟或十分、八分钟，有时还要长些。而驻在国的这种惯例与我国领导人接待客人时主人先到客厅等候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考虑到中纳两国关系十分友好、李主席的身份高以及两国在礼宾接待方面的有关不同做法，我和李主席访纳先遣组都不止一次地向纳方邀请单位和外交部礼宾司提出建议和要求，希望对方将两国的不同做法折中一下，安排努乔马总统与李主席均同时到达总统会客厅，这样谁也不等谁，大家都好。纳方礼宾官员称他们不能随意改变纳米比亚的一贯做法，强调纳米比亚对所有外国来访者都是同样对待的，即使外国国家元首来访，也从未改变过这种做法。

在通过正常礼宾渠道交涉不成的情况下，我又一次请乌托尼帮忙，向他说明情况和中方的考虑，提出李主席与总统都按确定的时间一同准时到达会客厅的要求。我同时又考虑到，李主席将向总统赠送礼品，而纳方接待单位和外交部礼宾司却不知总统是否会向李主席回赠礼品，而又不愿去问总统府，万一总统府方面因一时疏忽未安排总统回礼，到时双方脸面上可能都不太好看，故又请乌托尼在总统面前将回礼的事也顺便帮助落实一下，好让我放心。乌托尼赞同我的意见，表示立即去总统府将这两件事报告总统，请总统予以积极考虑。他说去就去，半个多小时后就将总统赞同我两点要求的答复告诉了我。我心中一块悬石落了地，向乌托尼表示由衷的感谢，并对他说：“你不但能‘通天帮我的大忙，你还是一位工作作风雷厉风行、办事效率极高的‘礼宾官呀!”他听后哈哈大笑起来。

2003年2月13日上午9时，李主席去总统府会见努乔马总统。当李主席按预定时间走进总统府大会客厅时，总统也在同时到达。会见中，双方谈得十分投契，就两国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完全一致。会见结束前李主席和总统又相互交换了礼品。这次会见，一切按计划顺利进行，气氛也十分友好，对李主席访问纳米比亚取得圆满成功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还是再请乌托泥帮忙

2003年4月上旬，我中央电视台和香港凤凰卫视联合摄制组赴纳米比亚拍摄《走进非洲》电视节目。摄制组到达纳米比亚后，把“和谐”确定为在纳米比亚拍摄节目的主题，重点是反映纳米比亚包括黑人与白人在内的人与人之间、各部族之间的和睦相处以及人与动物之间的和谐共处。为了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摄制组非常希望能对在纳米比亚最有发言权及讲话最具权威性的努乔马总统进行一次采访。

努乔马国务活动十分繁忙，外国部长访问纳米比亚也不见得能见到他，中国部长访问纳米比亚要见他，也要提前许多天向纳方提出。一个电视节目摄制组头一天刚到，第二天就要采访总统，谈何容易。在摄制组的要求下，为帮助其圆满完成任务，也为了使《走进非洲》这个电视节目更好地向中国观众及世界华人展示纳米比亚和谐的太平盛世，大使馆将摄制组的这一要求向纳方接待单位和外交部礼宾司做了反映。但对方很快就答复：此要求提得太晚，纳方难以安排。我估计，纳方有关官员恐怕根本就没有将大使馆的上述要求上报给总统府，就给使馆打了回来。摄制组一听傻了眼，但仍不放弃，一再要求我无论如何再想想法子，尽最大努力帮他们争取一下。看着摄制组人员渴求的眼神和他们对圆满完成任务的期待，我答应帮他们再试一试。怎么办呢?当然还是请乌托尼帮忙。但这次不是我国领导人或部长、副部长要见，而是一个普通电视节目摄制组求见。而且提出此要求的时间又这么仓促，说实在的，我自己连一点把握也没有。只能本着试试看的想法，拨通了乌托尼的电话，向他说明原委，表示《走进非洲》这个节目的观众将有十几亿华人，因此一定要把纳米比亚最好的东西和纳米比亚的光辉形象展现在13亿中国人以及全世界的华人和各国人民面前。如总统能挤出一点时间接受记者采访，那对向全世界宣传纳米比亚将是再好不过的事。与此同时，我也对乌托尼说，如总统挤不出时间或不方便，也不要勉强他。

乌托尼听后表示理解。他也称要求提得晚了些，不过仍表示将向总统报告，并尽力说服总统接受采访，成与不成就看总统有无时间和怎么决定了。好一个乌托尼，他又立即开车去了总统府，而且不久就回电话告诉我说，总统将于第二天上午九点接受摄制组采访，有关与外交部礼宾司等部门的工作协调问题由总统府工作人员负责处理。

第二天上午，我陪摄制组的人员去总统府对努乔马总统进行了采访。总统围绕“和谐”这个主题侃侃而谈，给人们勾画出一幅纳米比亚人与人之间和谐、和睦、和美的动人画图，使摄制组人员满载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