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光辉，何继新，黄凌翔

（天津城市建设学院，天津 300384；）

1 改革开放以来天津市耕地数量变化时序分析

近年来天津市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人地矛盾日益严峻。2000～2007年，天津市生产总值增速连续8 a超过10个百分点，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了约2.3倍，全市财政收入增长了2.9倍。2005年滨海新区开发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为天津市的社会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发展动力。与之相对，天津市土地利用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建设用地大幅增加，耕地数量持续减少。从年鉴数据看，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了18.6%，实有常用耕地数量减少了3.97%，仅2003年就减少约1.02%，人均耕地面积约0.037 hm2，远远低于0.093 hm2的全国平均水平 。

选取1979～2007年作为研究时段，将天津市年末实有常用耕地面积的数量变化分作3个阶段（见图 1）。

第1阶段，耕地面积快速下降期（1979～1989年）。在这一阶段，天津市耕地面积减少了3.61万hm2，减少了7.7%，年均减少0.73%。从年环比减少率看，有7 a的减少率高于0.5%，分别是1980年、1983～1988年。其中，1985年减少最快，环比减少1.57%，也是改革开放以来至今耕地减少次快的年份。这一阶段，我国刚从“文化大革命”的阵痛中摆脱出来，改革开放刚刚兴起，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农业结构调整导致耕地大量减少，同时开发区盲目建设开始抬头。这一阶段，天津市社会经济发展迅速，地区GDP增长了2.16倍，人均GDP增长了1.63倍，人口增长了14.3%。人口数量的快速增加和国民经济迅速发展使得相当一部分耕地转变成建设用地。从国家耕地保护政策看，由于全国粮食生产形势总体看好和发展经济愿望强烈，加之没有专门的土地管理机构，因而未形成系统、具体的耕地保护法律或政策。1986年，以土地管理法颁布实施为标志的耕地保护和土地管理制度逐渐建立，使得耕地保护日益制度化和规范化。但由于政策的滞后效应和经济发展的驱动，天津市耕地数量在1986～1989年仍保持快速下降趋势。

第2阶段，耕地面积平缓下降期（1990～2001年）。在这一阶段，天津市耕地数量减少了0.75万hm2，减少了1.7%，年均减少率0.15%；从年环比减少率看，除去1992年高于0.4%外，各年均保持在0.3%以内。这一时期，天津市GDP增加了5.17倍，人均GDP增加了4.49倍；三次产业结构由8.8∶58.3∶32.9 转变为 4.1∶50∶45.9，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比重显著下降，第三产业比重明显增加，是天津市经济总量和质量上升最快的时期；人口增加了13.6%，人口城市化率约增加了5.4%。以上数据表明，在此期间，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城市化率快速提高，天津市的经济产业结构和土地利用结构、方式已经发生显著变化，土地集约利用意识增强，向外扩张逐步为城市内部土地挖潜所代替，耕地流失速率有所下降。从国家耕地保护政策看，耕地保护政策陆续制定，特别是1994年《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的发布和1996年“实现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观念首次正式提出，对促进我国耕地保护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第3阶段，耕地面积波动下降期（2002年至今）。从2002年开始天津市耕地减少速度有所增加，截止到2007年，耕地减少约1.68万hm2，减少率4%，年均递减率为0.68%。仅2007年就比2006年减少约2%，减少0.82万hm2，成为改革开放以来耕地减少速度最快的年份，耕地数量减少进入第2个高峰期。这一期间，天津市GDP增加了1.35倍，人均GDP增加了1.12倍；人口增加了10.7%；三次产业结构由 3.9∶49.7∶46.4 变为 2.2∶57.3∶40.5。在此期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工业和建筑业快速发展，尤其是工业产值增加较快，二次产业比重显著上升。此外，房地产开发建设迅速兴起，6 a间，天津市房地产开发投资年均增长了近1.9倍，施工面积增长了1.3倍。工业的二次膨胀和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是此次耕地面积减少的主要原因。

2 耕地数量变动的驱动力分析

2.1 耕地数量变化驱动因素及指标选择

结合相关研究[1-4]，并考虑天津市耕地流向和相关社会经济数据的可得性，选取24个社会经济变量（见表1）。笔者对各指标与耕地数量的相关分析表明各指标均与耕地数量存在较显著的相关关系，说明这些变量可能均对耕地数量变化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在上述指标体系中，耕地保护政策难以定量，笔者采用如下方法处理：将1986年以前的耕地保护政策(即颁布并实施《土地管理法》之前的耕地保护政策)定义为“1”，这时耕地处于弱保护状态；1986～1994年定义为“3”，这一时期我国开始实施《土地管理法》，耕地处于较强的保护状态；1995～1996年定义为“5”，这一时期我国开始实施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为强保护状态；1997～1999年定义为“7”，这是因为1997年我国开始实施土地用途管制制度，1999年我国开始实施新《土地管理法》[5]。对2000～2007年定义为“9”，即更强保护状态。

表1 耕地数量变化驱动因素及指标表

2.2 社会经济驱动变量的因子分析

2.2.1 数据来源及处理 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历年《天津市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天津五十年1949～1999》和天津市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笔者从中搜集、整理了1979～2007各年社会经济数据和历年天津年末实际耕地数量。考虑到时间序列数据的自相关性，在进行因子分析前，均对其进行了差分处理，即以各指标的年变化量进行后续的因子分析。

2.2.2 驱动变量的因子分析 因子分析的概念起源于20世纪初Karl Pearson（卡尔·皮尔逊）和Charles Spearman（查尔斯·斯皮尔曼）等人关于智力测验的统计分析。它通过对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的内部结构进行分析，从中找出少数几个能够控制原始变量的因子（选取公共因子的原则是尽可能包含更多的原始变量信息），建立因子分析模型，利用公共因子再现原始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达到简化变量，降低变量维数和对原始变量再解释及命名的目的[6]。

（1）数据标准化及KMO-巴特利球度检验。数据的标准化也称为无量纲化，即将异度量的各指标值分别转化为无量纲的相对指标值。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13.0中Z-score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变换。KMO(Kaiser-Meyer-Olkin)统计量是用于比较变量间简单相关系数和偏相关系数的指标，其取值在0～1，KMO值越接近于1表明原始变量相关性越强。对各指标变化量的KMO检验得出的检验值为0.413，接近于0.5，所以可以认为数据基本适合进行因子分析。Bartlett球形检验的原假设是：原始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是单位矩阵，即主对角线元素为1，其他元素均为0。经Bartlett's Test（巴特利球度检验），检验值810.223，P值为0.000，小于给定的显著性水平，表明相关系数矩阵与单位矩阵有显著差异，因而可进行后续的因子分析。（2）计算原始变量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贡献率和累积贡献率。对24个社会经济指标变化量求相关系数矩阵R结果显示，各社会经济指标均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经因子分析计算特征值及旋转后的贡献率和累计贡献率见表2。表2数据表明，前6个成分的特征值大于1，且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79.860%，即这6个主成分所包括的信息占原始变量所包含总信息的79.860%。（3）主导因子提取与命名。利用因子分析的旋转载荷矩阵（表3），可见第一主成分主要包含地区GDP、全市财政支出、房地产开发投资额、固定资产投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纯收入、工业总产值、全市财政收入及耕地保护政策的信息，即第一主成分可作为经济发展的描述指标；第二主成分主要包括非农业人口数、人口城市化率、总人口数，反映人口增长及城市化水平；第三主成分主要包括农业产值占农林牧渔总产值的比重、非农就业比重、粮食单产，反映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第四主成分主要包括：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可命名为产业结构转变；第五主成分和第六主成分特征值相似，反映重要性相当，主要包括：重大科技研究成果项数、农业机械化率、城镇人均住房面积、农村人均住房面积和实际利用外资，可命名为科技进步、居住生活水平因子和利用外资水平综合因子。

表2 因子分析的主要特征值和贡献率

表3 因子分析的旋转载荷矩阵

2.3 结果分析

影响天津市耕地数量变化的因素错综复杂互相影响，但导致耕地减少的主要原因，可归结为经济发展（贡献率38.46%），人口增长与城市化（贡献率12.18%），农业结构调整（贡献率8.60%），产业结构调整（贡献率8.40%），科技进步、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引进外资（后两项总贡献率12.22%）等因子。

3 天津市土地可持续利用的对策

土地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载体和基础，土地利用的结构、效益决定着经济发展的结构和效益。保持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尤其是保证一定面积的耕地，是天津市社会经济和谐持续发展的基础。根据上文的理论和实证分析，笔者认为在今后的土地利用过程中应重点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3.1 尽快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提升经济发展质量

一般来说，第二产业的地均GDP小于第三产业，换言之，即第二产业比第三产业更消耗建设用地。西方国家常根据三次产业结构来判断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天津市2007年三次产业结构为：2.2∶57.3∶40.5，第二产业比重过大，说明产业结构还需优化。未来应注重发挥优势产业，发展壮大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建设现代制造和研发转化基地；完善自主研发体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一批高水平的技术研发中心和高科技企业孵育基地；大力发展金融、物流、旅游等现代服务业，增强城市综合服务功能。从而减少经济发展对土地的占用和耕地的蚕食。

3.2 创新农村建设用地整理模式，完善农村建设用地减少与城镇建设用地增加挂钩机制

目前，天津市人均建设用地247 m2，超过国家规范中人均用地最高标准97 m2；村庄人均建设用地256 m2，超过国家规范中人均用地最高标准106 m2。农村建设用地粗放利用是天津市建设用地总量过大的主导方面。镇村规模小、用地浪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完善，是全市城镇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普遍问题。目前，天津市农村建设用地整理主要采用以下模式：城镇一体化整理模式、镇村体系规划整理模式、村庄整治整理模式、生态移民整理模式等[7]，并已在东丽区、津南区、武清区、西青区、汉沽区、北辰区和蓟县等地进行“宅基地换房”等项目相关试点，但无论规模和相关制度建设都存在不足。今后应总结各地经验，按照保证耕地数量不减少和因地制宜的原则，选择和创新适宜的整理模式，将人、资本、物资向有限的空间集中，形成具有聚集效应的小城镇和社区，在完善农村建设用地与减少与城镇建设用地之间增加挂钩机制，在完成耕地保护重任的同时，加快小城镇建设，推进城市化进程，这对于解决“三农问题”意义重大。

3.3 逐步实现在种植业内部调整农业用地结构，加大对耕地保护和农业的投入力度

天津市耕地面积1990年以来持续减少，而林地、水产养殖面积持续增加，至2006年林地面积更是增加了3倍以上，水产养殖面积也增加了1.66万hm2；从农林牧渔产值结构来看，2006年种植业总产值比例比1990年减少了37%，而这一期间除林业产值比例略有减少外，牧业总产值比例增加了86.5%，渔业总产值比例增加了60%。以上数字说明由于退耕还林政策和比较效益的影响，天津市耕地转化为林地、养殖用地趋势明显。这种在广义农业用地内部的用途变更尤其是耕地向养殖用地的转化会减少和损毁耕地。

在当前林、牧、渔业产品的供需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但品质性和结构性问题突出情况下，已不宜再继续鼓励耕地在大农业范畴内向其他农用地转化（指耕地转化为非耕农用地，如林地、园地、牧草地和畜牧养殖用地等），而应将农业结构调整限定在种植业内部（指栽种粮食作物和棉花、蔬菜、油料等非粮食作物间的调整），鼓励通过耕地种植结构的调整来适应满足市场和保护耕地的双重需要[8]。

种植业比较效益较低是导致耕地数量减少的重要原因。相关部门（如国土资源部门和农业部门）应协调配合，共同制定相应的农业政策，尤其要通过经济补偿机制（如按耕地面积对农民进行直补）和市场手段，提高耕地利用的比较效益，引导农业结构调整向不减少耕地甚至增加耕地方向发展。天津市可以学习成都市建立耕地保护基金的方式，尝试从土地出让金收入中划出专门的农业发展支持基金予以补贴。

3.4 引入市场机制，破解农地整理中的瓶颈难题

天津市目前农地整理主要存在以下问题：投资渠道单一、资金不足；缺乏统一的规划和管理；重数量轻质量；整理后的用途和产权不明确等问题。现阶段，我国的农地整理多为政府部门或其下属机构（如土地整理中心、造地公司等）直接投资和经营管理的。而农地整理是一项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资金占用量大，投资回收期长，应逐步引入市场机制，进行农地整理制度创新。同时，将农地整理作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计划的重要内容进行科学规划，对整理出的农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进行科学确权，严格保证农民的利益和土地的利用效益。

[1]李裕瑞，徐海顺，卞新民.江苏省耕地面积变化及其驱动力动态研究[J].农业系统科学与综合研究，2008，24（2）：133-138.

[2]吴 业，杨桂山，万荣荣.苏州市耕地面积变化的社会经济驱动力差异性分析[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07，23（2）：75-79.

[3]陈爱珠，周 飞，陈士银.对湛江市耕地面积变化及其驱动力分析[J].广东农业科学，2008（3）：3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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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李 雪，王莉华.基于聚类和因子分析的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实证研究[J].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学报，2008，（6）：93-96.

[7]马晓萱.天津市小城镇建设土地供应保障机制研究[J].中国房地产，2008，（7）：5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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