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尹传红

争争吵吵持续开了十几天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达成了一个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后，于2009年12月19日闭幕。就在距此次峰会开幕不到72个小时的时候，爆发了一个被称为“气候门”的丑闻，颇有搅局的意味。

此事缘起于黑客侵入英国东英吉利大学气候研究中心电脑，并在网上公布了上千封研究人员的内部邮件，同时声称：从邮件中可以看出，这些气象专家的研究并不严肃，他们甚至篡改对自己研究不利的数据，或刻意向公众隐瞒部分不支持气温升高的数据，以证明人类活动对气候变化起到巨大作用。换句话说，人类活动影响气候这一说法，也许是谎言和欺骗！

“气候门”事件所“选择”的时机，真是恰到好处——哥本哈根峰会所论及的议题，正是以那些科学家的研究为基础呀！这位黑客先生的用意，无非是混淆公众视听，使人们对气候变化的科学性产生怀疑。可是，“气候门”丑闻纵然凸显出（那些科学家中的几位）学术道德的缺失，却难以改变全球变暖的现实，也不足以支持关于全球变暖的科学是“伪科学”的说法。今天，气候变化问题已然涉及很大的政治利害关系。可能没有哪一个科学话题能够像全球气候变化那样，引起人们如此广泛的忧虑和讨论。虽然科学家早就提出过警告，但公众似乎只是在最近几年里，从一个接一个的极端气候事件（飓风、干旱、洪水、融冰……）所带来的巨大灾难中，才真切感受到气候问题正变得日益严重，而不是一个所谓“极端环保主义者的危言耸听”了。

联合国于2009年12月13日公布的一份报告则显示：到目前为止，2009年共发生245起自然灾害，对大约5800万人造成了影响，其中90%以上的灾害是气候变化引起的极端天气灾害。在联合国关于气候变化的框架协议中，“气候变化”这一术语只是用来描述由于人类活动导致的天气状态的平均变化。其中，特别强调的是把二氧化碳和甲烷之类的温室气体排放到空气中而导致的变化。但是，科学界则在更加普遍的意义上定义这一术语，来表达人类和自然界的双重因素共同使气候发生的变化。

比如认识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是弄清楚地球气候系统辐射能量的收支状况。无论是到达地球的太阳辐射量的变化，还是离开地球的反射或红外辐射变化，都将引发地球气候变化。在地球的45亿年历史中，曾发生过多次地球温度升高、南北两极冰帽融化的现象；相反地，也有多次地球气温下降，进入冰河时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全球变暖这一概念提出之前，大多数的气候末日预言者预测到我们早该到了另一个冰川纪，其预言基础是冰川纪按照有规律的周期来去（但它们的周期在改变，而且频率不可预期）。2005年冬，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出现在欧洲的极冷天气现象，也让人困惑不已。

的确，在目前的天气预报和气候变化问题上还存在着许多不确定因素。另外，来自计算机模型和其他来源的数据常常也是模棱两可的，这便使得整个全球变暖事件的时间进程和准确性在本质上产生了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又引发了诸多争议，甚至使得有些科学家怀疑，对于现今的气候变暖现象，到底有多大份额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他们认为计算机模型并不能充分反映气候的自然易变性，也不接受作为证据的模型结果。而国外一些大型企业，特别是煤炭和石油公司，近年来常常从自身经济利益的考量出发，以气象预测的不确定性等理由，诋毁科学团体的专业意见，否定全球变暖问题的存在。

畅销书《侏罗纪公园》的作者、美国著名作家迈克尔·克莱顿在2005年推出的一部小说《紧急状态》就全然否定全球存在气候变暖的问题，而他提出的有关依据与科学相距甚远。

要认识这个存在争议的问题，恐怕还要考虑其他情形。比如我们并没有很长时间的温度记录，因此难以设定一道基线，用于判定任何变暖或变冷的情状（温度计是在1602年才由伽利略发明的）。变暖高峰第一次出现的时间，远在我们认为因大气层中二氧化碳浓度增加会引发温室效应之前。不幸的是，变暖高峰第二次出现时则正好在我们开始发射监测温度的人造卫星之前。

由于围绕着全球变暖的预测有如此之多的不确定性，所以，在遏制二氧化碳排放量方面所采取的切实有效的行动甚少（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也就不足为怪了（众所周知，当年美国的布什政府退出旨在遏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其理由之一就是有关全球变暖的论点缺乏确凿的证据）。环境学者常常向我们描述这样一种困境：在处理全球变暖的问题上，我们必须要等到科学的确定性完全确立之后才出台措施或采取行动吗？假如我们继续观望、等待，那将要冒多大的不可避免的灾难风险？哪里又是危险的边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