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英芝

1923年，35岁的英国宅男约翰·洛吉贝尔德灵感突发，有了一个伟大的梦想——“用电传送图像”。为了这个梦想，他差点被累死，被电死，被饿死、被打击死。当然，最后他成功了。1926年1月26日，贝尔德研制的电视第一次在英国公开播送，世人将这一天作为电视诞生的日子。

历史这样形容贝尔德的成就——人们坐在家里，就可以知道世界上每个角落发生的事情，人与人之间在空间和时间的距离被缩短了。这一切都要感谢贝尔德的发明。

到了今天，世人对于贝尔德的发明，真的只有感谢吗?

1949年，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小说《一九八四》中作了可怕的预言：由于电视的发明，到了1984年，独裁者利用电视完全控制了人民的行为，1977年，美国电视研究者玛丽·吴英出版书籍《插电毒品》抨击电视，一些欧美知识界人士随之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反电视运动，矛头直指电视的种种弊端及其对公众生活诸多致命的负面影响，1999年，中国《新周刊》杂志推出专题“砸烂电视”，文中列举了电视的十宗罪：其一，它把你的大脑当垃圾桶；其二，它把你的口袋当提钱柜：其三，它把你的情感当拉面；其四，它是你欲望的催生剂：其五，它把你的家当监狱：其六，它把你的家人变成敌人：其七，它把你的思想当跑马场：其八，它是你孩子的教唆犯：其九，它是你时间的“小偷”；其十，它是你多种疾病的根源。

电视到底是伟大的，还是可怕的?

对于80后的中国年轻人来说，恐怕已无法客观地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几乎从有记忆起，我们的生活就与电视有关。我们从未想象也无法想象没有电视的日子。我们看着动画片度过童年，看着“动物世界”认识动物，看着“新闻联播”了解世界：我们热爱过港剧、台湾剧、韩剧、日剧，美剧、泰剧，我们看着电视里的俊男靓女，依葫芦画瓢地选择着自己的爱情；我们在电视上购物，我们靠着电视广告的轰炸来追求所谓生活的品味：我们在电视里寻找精神偶像，梦中情人，在生活中寻找那些跟我们同好的人。我们看着电视笑，看着电视哭。有时候，我们觉着电视无聊，可我们无聊的时候还是去看电视。

我们无法分离，我们此刻的思想观和价值观有多少是来自电视，有多少来自于完全脱离电视影响的真实生活?我们无法判断，我们坐在家里看到的世界是否是真实的世界，我们更加无法判断，电视是让我们与他人的距离更近了，还是更远了?

87年前的贝尔德可能万万没想到，他历经磨难发明的电视会让后世的人们如此纠结。

大人物们纠结的是电视的强大和它的“罪恶”，而小人物们则在纠结到底是去睡觉还是继续坐在电视机前?

在我们打开电视机前，我们觉得看电视是这个时候最值得做的事情了。打开电视很容易，只要按下开关按钮。我们看电视的时候，不需要思考，我们只需要坐着沉溺于电视屏幕和节目中的声音，还有那些角色和剧情。我们集中精力看电视似乎忘了所有的一切。看电视成为我们推迟不去做事情的最好借口。我们看电视，尽管电视上没有什么好看的还是继续看。我们翻遍了所有的频道，想要找到可以让我们一直看下去的频道。除了看电视不想做任何其他的事情，甚至不想动一下。在我们意识到之前，我们已经看的比我们计划要看电视的时间长得多了，而且耽误了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德国媒体心理学家温特豪夫·斯伯克教授说，电视不仅谋杀我们的时间，它已悄然成为一个隐蔽的教育者，开始塑造新的社会性格，并可能使现代人感情冷漠，产生“冷酷的心”。

不过现在，大家都不用太“纠结”了，网络出现了。让人“上瘾”并不是电视独有的“原罪”，即使电视不来“KILL”我们的时间，我们也会去偷菜，去聊天室。去网游。所以，“有罪”的并不是电视，而是空虚脆弱的我们。

贝尔德发明电视，并不是因为他想看肥皂剧和真人秀而让我们上瘾的电视节目，却是我们自己催生的。我们向往童话爱情，所以有了无数“灰姑娘“式的偶像剧：我们需要平民偶像所以有了一年又一年的“超女”；我们剩女扎堆，所以有了“非诚勿扰”。

纳博科夫说，最低等的读者，是试图在文字中读到自己的那种人。所以，当你发现有个人一动不动、目不转睛地坐在电视机前，他也许并不是懒，他只是在电视里寻找着自己。正是这些无数试图在电视中看到自己的人，催生了无数让我们欲罢不能的电视节目。我们乐意放下手头的一切轻重缓急，呆在电视前，看着电视中的某个人获得胜利，获得爱情、获得理想的生活，然后觉得幸福，就好像我们自己胜利了，成功了。

这种身临其境的、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的幸福感，也许才是电视真正可怕的地方——它或许可以暂时缓解我们与这个世界的矛盾，但是它让我们上瘾，它让我们误会了真实的世界并让我们与真实的生活渐行渐远。而这，恰恰违背了电视的初衷。正如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蔡康永说，电视没有那么不好，电视只是让我们误以为好多人好多事都跟我们有关，却忘了提醒我们一声，其实那些统统不是我们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