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泠一

11·15,海之上,国有殇!

11·15,在这个仿佛难以破解的密码般日期出现之前,静安——这个上海著名的中心城区,就如同她的名字一般美好。我参加过事发地所在区域的世博后发展思路大讨论,知道其城区的目标是“国际静安”,而社区的理念是“宜居江宁”。

这几年,以文化为重的静安还在打造国际一流的戏剧谷。却不料,大喜之后就是大悲。突发的大悲之后,难以置信的人们纠结于这样几个细节:一是“无证焊工”;二是消防主官第一时间“自我肯定”;三是事发地大楼的“最终归宿”。

因为每一年度都要编撰《上海民生发展报告》,所以我对安全生产监督、消防临战指挥、灾难地最后处置、事发后公众心理疏导等课题及其国际比较,一直是极为关注的。事发的当天和第二天,我正在安全生产监督系统调研;第三天,我到事发地实地了解情况。之后迄今,在任何场合、任何通讯手段以及任何面对面的交流中,上述三个“纠结”总是无法回避的。这里,我尝试着解构一二。

第一个细节,即关于“无证焊工”,这在德国、日本和澳大利亚这样职业教育发达、就业准入门槛严格的国家是无法理解的行业名词。在韩国,倒也发生过有证焊工同样操作失误引发安全事故的案例。而在中国,不仅仅是上海,因为吝啬雇佣付酬的原因,“无证焊工”一直是建设系统公认的弊病,而且总是各地在建工地的“导火索”。这一现象,类似于“打人的城管”总是“临时工”一样。而今后,即使工地上的“无证焊工”都变成了有证焊工,职能部门也要经常性地加强对其进行安全文化教育引领。如果没有文化自觉,再熟练的技能、再细化的法规、再严格的行规,都可以发生漏洞,都可能积聚产生“潜规则”的土壤。

第二个细节,人们注意到——公安部主管消防的副部长在第一时间积极肯定了消防官兵的“功不可没”;几乎同时,上海消防局主官声称尽管临战投入设备先进,但高楼救火一直是“世界难题”。国际媒体也注意到,本次救援过程中的参战消防官兵无一伤亡,也算是个奇迹。我当然不愿意看到参战消防官兵牺牲的报道,因为他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和我们一样都有父母、亲人,都是血肉之躯。然而,第一时间“自我肯定”毕竟是不合时宜的。

我认为:烟火散尽之后,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加紧吸取灾难教训、仔细分析事故原委。同时,我们也有举行“功过听证会”的政治条件和社会基础。何况,事发地居民信息化程度和媒体信息化极高;照片、录像、视频都刻录着每一辆消防车到达的具体时间和实战表現。因此,第一时间“自我肯定”如同百米起跑线上的“抢跑”行为。就算是表述“无法克服”的“世界难题”,脸部表情也应该是有愧的。有读者和我这样强调,既然战胜不了所谓的“世界难题”,那也就应该引咎辞职了,不妨换个有胆有识的人来做。对此,我建议大灾、大难之后关于救援工作的评价,最好由人大举行听证会之后向公众发布,以避免社情民意的分裂。

第三个细节,牵动着我们内心最柔软的深处。关于事发地大楼的处置,建筑加固专家从专业角度出发,认为大楼的创伤面是可以在短时间修复的,功能上作为商业用房和居民住宅还是可行的。然而,在电视和视频直播下的住居者、邻近地群众和一般受众,其心理的创伤面却是无法在短时间修复的,商、住方面对其进行设计意义不大。也有读者提议,大楼可以建成实证型的上海消防博物馆;或者把原有的上海消防博物馆迁入,用以从事公共安全文化教育。一个叫王思懿的小学五年级女孩和我说,如果今后胶州路建成消防博物馆,她愿意和同学们去瞻仰、去缅怀。我要告诉她的是,从已有的灾难后公众心理疏导实践来看,大楼最好拆除建成公共绿地,并由公众集资建一座纪念碑;纪念碑上可以没有铭文,也可以刻上遇难者的姓名。这也算是一种国际经验吧,只是今天我们才意识到。至于大楼原住民的安置,我建议除了永久性地进行心理跟踪治疗外,实施分散性居住安置。而新邻居们在满腔热情地呵护他们的同时,务必回避11·15的话题。有时候,对具体的、个体的人生而言,遗忘是为了更勇敢地前进——对政府和公权力而言,情况当然正好相反。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民生发展报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