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韦琳 孙本艺 张晓月

(南京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9)

一、“雁行模式”的提出和扩展

“雁行模式”(Flying Geese Paradigm)最初由日本经济学家赤松要(Kaname Akamatsu)于1932年提出,用于说明日本的棉纺织工业的发展模式,认为日本的棉纺织业经历了国外进口→国内加工生产→向国外出口三个阶段,这一过程在图表上呈倒“V”型,像三只大雁排成飞行雁阵,这是“雁行形态的基本型”。随后,“雁行形态”论被用于说明一国国内不同产业的兴衰变化过程,赤松要称之为“雁行形态的派生型I”,即在一国内部,这一过程先在低附加值的消费产业出现,随后才在生产资料产业中出现,继而整个制造业结构调整都会呈现出这种变化格局,被称为“雁行产业发展形态”。其后,另一位日本经济学家山泽逸平(Ippei Yamazawa)对该理论进行了扩展,将产业的发展进一步划分为引进→进口替代→出口成长→成熟→逆进口共五个阶段,使得“雁行产业发展形态”更具代表性,能够更加详尽地描述后进国家如何通过进口先进国家产品和引进技术,建立自己的工厂进行生产以满足国内需求并逐渐扩大出口,最终后来居上成为新的“领头雁”,实现经济起飞的全过程。日本在20世纪 50至60年代的工业化初期,进口欧美的纺织机械等生产设备,随后进行替代性生产,带动国内机械工业发展,而机械工业的发展又可集资带动钢铁、机电等产业的发展,最终逐渐建立起自主创新的基础,各产业顺次起飞并带动了整个经济的快速发展。

赤松要和山泽逸平等对“雁行模式”的论述关注的重点始终是日本国内的产业发展及前后产业间的带动。首先将“雁行模式”引入区域内经济发展的关联关系研究的学者是日本经济学家小岛清(Kiyoshi Kojima),小岛清认为战后日本企业进行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从本国已经处于或即将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即边际产业)依次进行,这一点与美国跨国公司截然相反,是顺贸易导向型的直接投资,由于遵循了比较优势的原则,既扩大了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的贸易,又带动了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小岛清的“雁形模式”是对20世纪70至80年代,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国家→中国大陆的区域梯次产业分工与发展模式的生动概括,可称之为“雁行形态的派生型II”。日本作为“雁首”(领头雁),处于科技创新与经济发展的核心地位,“四小龙”是“雁翼”,是雁阵中的第一级承接者,一方面利用日本的资金、技术、市场发展资金与技术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又将自身处于比较劣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处于“雁尾”的东盟国家与中国大陆。由于在“雁形模式”中,日本处于“雁首”地位,“四小龙”、东盟国家及中国大陆对日本的经济发展有很强的依附性,如果“雁首”日本的产业结构不能持续升级,为“雁翼”与“雁尾”腾出发展的空间,势必延缓“雁阵”中其他国家与地区的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此外,更有必要指出的是,日本对“雁阵模式”的推动,实际上并不是为了东亚其他国家与地区的发展,而是为了谋求自己的最大利益。

实际上,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变化及“雁阵”自身的发展,“雁形模式”遇到了很大的挑战,首先,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持续低迷,90年代日本由于对信息产业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政策不力,在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新产业发展上严重滞后于美国;其次,处于“雁翼”的“四小龙”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实施赶超式发展,产业结构升级迅速,在20世纪80年代在钢铁、石化、汽车等行业已开始与日本竞争,90年代后在某些领域已与日本实现水平式分工,尤其在信息技术领域与日本展开激烈竞争,An-Chi Tung(2003)运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与净贸易指数考察了“雁形模式”对东亚地区信息产业发展的适用性,结果表明“雁形模式”在信息产业的整体发展上成立,但在具有国际分散化生产特点及差异化产品的细分产品上,以及当后进者后来居上成为新的领先者时,并不总是成立,此外“四小龙”还将部分电子、机械、化工等资本密集型产业向处于“雁尾”的东盟国家与中国大陆转移,投资总额超过日本,从而使日本的“雁首”地位受到很大挑战;再次,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后,欧美大型跨国公司在中国大陆的投资迅速增加,不仅投资的平均规模不断增大,而且技术水平越来越高,在中国吸引外资整体中所占的比重与影响力日益增大,而来自日本与“四小龙”等“雁形模式”内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的比重与影响力则不断减弱;王韦琳、罗小明(2006)的研究表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企业在中国大陆进行的直接投资,与小岛清提出的“日本式直接投资”的差别越来越明显,反而越来越多地具有“美国式直接投资”的特点,对贸易的促进作用也不断减弱。这里“日本式”指的是中小企业主导,遵循比较优势进行的边际产业扩张;“美国式”指的是由大型跨国公司主导,依靠绝对竞争优势进行的直接投资。

二、“区内雁形模式”概念的提出

从以上对“雁形模式”概念的提出与发展演进可以看出,“雁形模式”是一个不断演化扩展的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与经济背景下,其含义也有所变化。

在东亚国家地区间区域经济关联的“雁形模式”解体后,国内学者们又提出了一些新的“雁形模式”。杨宏恩(2006)将形成“雁形模式”所应具备的条件归纳为:(1)地域接近,地理上相互毗邻;(2)经济发展水平依次降低,具体表现为技术能力、基础设施条件、土地价格及工资水平等;(3)政治和政策环境基本相同,不会影响产业转移过程。他认为我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经济的相对状况类似于东亚国家间的“雁形模式”,我国内部经济状况符合“雁形模式”存在的条件。

改革开放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浦东开放、开发以来,以上海为龙头,江苏、浙江周边城市为两翼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成形并迅速发展,无论在利用外资的数量、质量上,还是在增长速度上,都已经超过珠江三角洲,而且与珠三角相比,长三角地区临海沿江,腹地辽阔,对周边地区的辐射作用明显优于珠三角。而在长三角中,浙江的经济发展以民营经济为主导,外资多集中于上海及江苏的苏南地区,上海对江苏尤其是苏南地区经济增长的辐射作用也更为明显。同时,江苏除了经济较发达的苏南地区之外,尚有在经济发展上长期相对滞后的苏北地区。减小地区间经济发展速度的差距,实现经济的协调增长,不仅是江苏地方政府关注的问题,也关系到苏南地区长期经济发展的后劲。因此,无论从地区间协调发展还是长期经济增长的角度,都有必要将苏北纳入上海及苏南地区经济发展的视野中。

三、上海与江苏13市FDI及产业结构的比较

以上海与江苏13个地级市(以下简称“1+13市”)为研究对象,以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平均规模及产业结构为评价指标,可以发现各地在“区内雁阵”中的地位及角色。

图1 上海与江苏13市1986-2005年实际利用外资平均金额排序

如图1所示,将“1+13市”按1996-2005年10年间实际引进FDI的平均金额排序,并在相对位置图上标注排名,显示出如下特点:

(1)14个城市在整体上呈现“江南整体强于江北”的态势;

(2)江南5城市中,离上海越近,吸引FDI越多,只有南京,作为省会与区域中心城市,吸引FDI金额列于苏州之后,在无锡之前。

(3)江北8城市排名的规律性不如江南城市明显,位于长江沿岸、最南的南通、扬州居前,最北的徐州、连云港其次,其后是位于江苏腹地的泰州、淮安、盐城、宿迁。

图1中虽然列出了“1+13市”实际吸引FDI金额的排名,但并没有给出各地引进的FDI项目在平均规模、技术水平上的差别。

图2 上海与江苏13市1986-2005年外资项目平均规模比较

由于直接度量外国直接投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存在困难,而且技术水平的高低也是相对的,但一般来说,由于充足的资本是先进技术的基础与依托,投资规模比较大的企业,其技术水平也相应较高,因此可以用投资的规模大小来近似地表示投资企业技术水平。

图2显示了根据1996-2005年10年间协议FDI数额与协议合同数测算的“1+13市”FDI的平均规模比较。从该图可以看出,“1+13市”分为三个梯队,FDI平均规模最大的第一梯队是苏州、无锡、镇江,处于中间的是南京、扬州、南通、常州、徐州,FDI平均规模最低的是上海、宿迁、泰州、盐城、连云港、淮安。

该排序中,有两点与一般的常识判断不一致:第一,在引进FDI实际金额排名中处于中游的镇江,在FDI平均规模排名中居于前列,这与镇江吸收的FDI项目数较少有关系;第二,经济中心城市上海在该排名中却居于最后一个梯队,这主要是由于上海吸引的FDI正向现代服务业尤其是先进生产性服务业集中,而生产性服务业项目的平均规模要明显小于工业制造业。

图3 上海与江苏13市1986-2005年第二产业产值比重与第二产业就业人数比重的比较

图4 上海与江苏13市1986-2005年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与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比重的比较

图3、图4进一步说明了“1+13市”在产业结构上的差异,由于无论从产值还是就业人数来看,第一产业在各地GDP中所占比重都已经很小,说明上海与江苏13市都已处于工业化进程的较高级阶段。图3中,上海、南京、盐城的第二产业产值比重都处于较低的水平,这三地在带动周边城市发展中都发挥着中心城市的作用。同时,在图4中,上海与南京的第三产业产值比重明显高于其他地区,接近50%,表明这两个城市的服务业发展水平较高,另外,虽然宿迁的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在所有城市中是最高的,但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却很低,这与当地的第三产业仍是以传统服务业为主有很大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图3、图 4中14个城市第二、第三产业比重与从业人数比重的比较可以看出,存在着较为明显的“高—低—高—低……”的变化规律,即邻近城市中某一城市的某一指标较高,其邻近城市则会偏低。

四、“区内雁行模式”的含义及特点

通过以上比较可以看出,上海与江苏13地级市在引进FDI的总量、平均规模、产业结构上存在规律性较明显的差别,综合来看,从上海、苏南到苏北,随着与上海的距离由近及远,在地理位置上由南向北,在利用FDI与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明显的梯度差异。上海的发展水平与层次最高,苏南的苏州、无锡、常州、镇江次之,苏北的南通、扬州、徐州、连云港、泰州、淮安、盐城、宿迁再次,其中,南京是一个特例,由于是省会与区域中心城市,在若干指标领先于更加靠近上海的苏州、无锡等地,但其对苏南地区的辐射能力明显不及上海。

上海作为区域经济“龙头”,具有最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但土地资源极为稀缺,劳动力成本也大大高于周边地区,正逐渐失去在劳动力密集、资本密集的工业制造业领域的竞争优势,逐步转向以金融、咨询、会计等生产性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以苏州、南京为代表的苏南地区,处在“承上启下”的位置,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低于上海,但由于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吸引的外资增长极为迅速,且高度集中于电子、化工等工业制造业领域,对能源的需求已斩远超出本地区的供给能力,面临“能源瓶颈”,而且由于生产企业分布过于密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越来越严重,随着国家对能耗及环保等问题的监管逐步规范,企业的生产成本必将上升,因此,无论从“节能减排”的宏观角度,还是从企业实际面临成本上升的微观角度,对生产成本更为敏感的中小外资企业都面临着退出市场或者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问题;而江苏的苏北8市,在利用外资、经济发展水平上与上海、苏南有明显差距,但在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等方面具有竞争优势,且拥有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优于中西部地区,具备承接苏南地区中小外资企业转移的条件,而且扩大利用外资,将有助于苏北地区增强市场竞争,提高收入水平,加快经济发展。

通过以上的产业结构优化和产业的区域转移,将形成上海以发展现代服务业尤其是先进生产性服务业为主,苏南地区以发展资本、技术密集的大型工业制造业为主,苏北地区集中发展劳动力密集的中小规模工业制造业为主的发展模式,即“区内雁行模式”。这种“区内雁行模式”,与传统意义上的“雁行模式”,在地区间经济发展的梯度差距这一外在表现上是相似的,但在更深层次上又垫在着很大区别。一方面,经济区中的各个城市属于同一国家,之间的竞争关系不是比较优势下的“相对竞争”,而是绝对优势下的“绝对竞争”,体现着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竞争法则,这一点与传统意义上国家层面的“雁行模式”有着显著区别;另一方面,政府在在各地经济发展的政策规划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与国家层面相比,可以更加便利地加以协调、统筹规划,但在政策制定、实施的实践中,既要实现地区间的协调发展,更必须遵从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

[1]胡俊文.“雁行模式”理论与日本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对“雁行模式”走向衰落的再思考[J].亚太经济,2003(4):23-26.

[2]王林生.雁行模式与东亚金融危机[J].世界经济,1999(1):4-8.

[3]杨宏恩.雁行模式在东亚的崩溃和在中国内部的重构——对日本国际投资变化的一点解释[J].青海社会科学,2006(5):26-30.

[3]赵曙东.日本首雁效应的衰落——对雁行模式的再反思[J].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170-176.

[4]Tung.A.C.(2003).BeyondFlying Geese:The Expansion of East Asia's Electronics Trade.German Economic Review,4(1):35-51.

[5]Kojima.K.(2000).The flying geese model of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origin,theoretical extensions,and regional policy implications.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11,375-4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