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毛泽东提出“自力更生为主，引进外援为辅”，新中国掀起了第一次引进“洋顾问”的高潮。1983年7月8日，邓小平发表“七·八”谈话后，中央成立引进国外智力领导小组，使引进外国专家成为我国一项长期坚持的战略方针。从建国初到现在，60年来，“洋顾问”为中国的经济建设，贡献了智慧和心血。

如今，在中国大陆工作的外国顾问、专家，每年都达到近50万人次。从农业到金融业，从微观经济政策到宏观经济调控，他们持续为中国建言献策。阿尔希波夫、渡边武、詹姆斯·托宾、罗伯特·库恩……60年来，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洋顾问”的精彩故事，值得认真书写。

阿尔希波夫

中国政务院经济总顾问

率5000苏联专家援建百余大型项目

文/马建光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西郊，有一个叫“特罗耶库沃”的公墓。在其中一方用砖石围起的平整土坟的墓碑上，镶着一位俄罗斯老人的大照片。照片中，老人的胸前戴着一枚“中苏友谊章”。他就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伊万·瓦西里耶维奇·阿尔希波夫。

斯大林亲自点将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急需各行各业的专家，推动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应中国政府的要求，决定派遣大批专家来华工作。经过遴选，斯大林“看上”了时任苏共中央人事局局长和有色冶金工业部副部长的阿尔希波夫。

这位生于1907年的苏共要员，曾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43年出任苏联冶金部副部长，不仅能力突出，而且谙熟经济问题。在召见阿尔希波夫时，斯大林要求他“以生命作保证，一定要搞好苏中关系”。中国方面对此也极为重视，宣布任命阿尔希波夫为政务院经济总顾问。

1950年春节，阿尔希波夫来到北京，作为援华专家组的总负责人，开始了在中国的工作。他与5000多名苏联专家一起，援建了156个大型建设项目，帮助中国奠定工业基础。

▲1984年，阿尔希波夫访华期间拜访老朋友薄一波。

由于工作原因，阿尔希波夫与周恩来、陈云、李富春、薄一波等中国政务院领导人结下了兄弟般的友谊。每逢中国政务院召开经济工作会议，他都会应邀参加。在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大声叫阿尔希波夫坐到前面来，讨论问题时，也总是让他先讲，并说“在这方面，阿尔希波夫同志比我有发言权”。

周恩来“两请两送”

1951年初，苏联方面决定“调阿尔希波夫回国，另有重用”。中方对此感到很突然。周恩来专门告知苏联驻华大使馆，希望苏方让阿尔希波夫继续留在中国。但口信被送到莫斯科时，苏联政府已经作出决定：阿尔希波夫出任有色冶金工业部第一副部长。为此，苏方于同年1月17日致函周恩来，表达歉意，表示对阿尔希波夫的任命已公布，不宜更改。

阿尔希波夫就要离开北京时，周恩来设宴送行，并亲自把一枚“中苏友谊章”佩在他的胸前。

1953年，经中苏两国政府协商，阿尔希波夫再次被派到中国，继续担任中国政务院经济总顾问，具体负责援华专家组的工作，他在中国一干又是5年。

1958年，苏联政府决定调阿尔希波夫回国，出任苏联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副主席。同年6月6日，周恩来第二次设宴为其送行。谈到几年来的友好合作时，与会者都掉了眼泪。阿尔希波夫也表示，他“已经很依恋中国”，舍不得走。

此时的中苏两党之间，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分歧。周恩来预见到，这种分歧必然会波及经济、贸易等方面，进而影响两国关系。他向阿尔希波夫提出，苏联方面如果决定撤回专家，应当按批次逐步撤离。

1960年，中苏关系彻底破裂。同年5月，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决定一周内撤回所有援华专家。消息传出，阿尔希波夫大胆直言：“我不赞同‘火速’撤离。”此后不久，他带着担忧的心情访问中国。周恩来在与他会面时，建议苏联推迟一年、一年半或两三年撤回所有专家。后来，他又见到了陈云。两位老友心情沉重地谈了许久。陈云告诉他，为了两国人民的利益，无论如何也不能让事态进一步恶化。

结束此次访问回国后，阿尔希波夫想单独同赫鲁晓夫谈谈，转达中方的诚意。但是，他等来的是一个让人失望的电话：“一切都清楚了，已无任何问题需要补充了解，他（赫鲁晓夫）认为没有必要谈了。”

“我的心一半留在了中国”

中苏关系的恶化，让阿尔希波夫感到很痛心。他顶着巨大的压力和政治风险，多次向苏共领导人安德罗波夫、雷日科夫、戈尔巴乔夫等提出建议，试图让中苏关系尽快得到改善。

1984年12月，阿尔希波夫克服重重阻力，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率团访华。其间，他受到陈云、彭真、薄一波等老朋友的亲切会见，并同中国政府签署了新的中苏贸易协定，为改善两国关系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此后，阿尔希波夫又为恢复中苏两党关系做了大量工作。在他的推动下，1989年5月15日，戈尔巴乔夫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自1959年以来，苏联最高领导人对中国的首次访问。第二天，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会晤，宣布中苏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

阿尔希波夫经常说：“回到中国，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1996年春，89岁高龄的他再次访华，接受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向他颁发的“人民友好使者”纪念章。其间，他在北京西郊看望了老友薄一波，还在大连的公园里种下一株小松树。离开时，他边走边说：“我的根扎在这片土地里了。我把中国视为第二祖国……我的心一半在俄罗斯，一半留在了中国。”

1998年2月28日，91岁的阿尔希波夫在莫斯科辞世。新华社专门刊播消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阿尔希波夫逝世。”

中国人民不会忘记这位老朋友。至今，莫斯科的一些华人，仍然常到特罗耶库沃公墓，为他献上花圈或摆上鲜花。一位在联合国工作的中国官员，还拿出自己的津贴，为他修葺了墓地。

渡边武

日本援华老专家的带头人

指挥数千“花甲志愿者”奔赴中国

文/孙秀萍崔瑾月

在日本东京千代田区神田车站附近有一幢不起眼的小楼。楼内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10余人正在忙碌地办公，电话声、交谈声此起彼伏。这里就是已向中国派出了4000多位日本专家的著名机构“日本花甲志愿者协会”的所在地。

“对中国有特殊的感情”

1977年4月，前亚洲开发银行行长渡边武，提出了一个新奇的构想：日本应该建立一支“花甲协力队”，组织退休人才到海外发挥余热，支援发展中国家的建设。这一构想经媒体报道后，立即在日本引起热烈反响。许多退休专家打电话给渡边武，要求参加。他见老专家们热情高涨，感到责任重大，当即决定开始“花甲协力队”的筹备工作。

“花甲志愿者协会”的现任理事长丸山俊二回忆道：“筹备之初的处境相当困难。幸运的是，渡边武先生在日本有一定的影响力。1979年，我们终于获得外务省的认可，被认定为财团法人，并更名为‘日本花甲志愿者协会’。”

现任理事羽贺慧介绍道：“作为首任会长，渡边武先生用他最喜欢的中国名言‘授之以渔’，明确了协会的宗旨。不要只给人家一条鱼，那只能让人家当天填饱肚子；要教给人家打渔的技术，让人家受益一生。‘花甲志愿者’到中国，就是要无偿向中国人民提供技术。”

渡边武的秘书说，渡边武之所以想到要援助中国，是因为他对中国有特殊的感情。1906年，渡边武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其外祖父和父亲都是持反战立场的日本内阁大臣。1941年，香港被日军攻陷之后，渡边武被派到了那里。这是他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亲眼目睹日本对中国的殖民政策后，他更加坚定地继承了父亲的反战思想。

战后，渡边武历任日本大藏省财务官、日本驻美国大使馆公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世界银行理事。1966年，联合国成立亚洲开发银行，渡边武出任第一任行长。亚洲开发银行走上正轨后，渡边武也到了退休之年。随后，他将主要精力从银行业转向了民间交流事业。组建“日本花甲志愿者协会”，就是他晚年最大的成就之一。

引进外国顾问新模式

1983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应邀访日。时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为渡边武“做了个广告”，说可以让日本的退休老专家帮助中国搞建设。胡耀邦当场表示欢迎。

1984年3月10日，由渡边武牵头，“日本花甲志愿者协会”与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签了一份协议。

新中国建国初，苏联专家对中国的援助，采用的是政府出面、直接邀请的合作方式。而中方与渡边武签订的协议，则开辟了另一种模式：通过国外的民间组织，引进我国急需的专家和顾问。

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已年过八旬的渡边武，就向中国派遣日本“花甲志愿者”事宜，多次和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宋健等人举行会谈。中日双方的合作协议几经修改，日趋完善。每一批日本老专家赶赴中国前，渡边武都会与他们密切沟通，给他们出主意、提建议，进行周密的安排。

上世纪末，年迈的渡边武因身体原因，逐渐淡出了“日本花甲志愿者协会”的管理层。

“只有日本专家留了下来”

如今，中国各个省市的对外科技交流中心或国际人才交流办公室，每隔半年，就会下发一次“征集日本花甲志愿者协会专家项目的通知”，最后由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把各地所需的专家项目汇总给日方。

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日本处有关负责同志，提起这些年来“日本花甲志愿者协会”与中方合作的成果，如数家珍。“日本专家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能吃苦。他们不讲报酬，绝大多数老人都能深入中国农村、工厂的第一线。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也有很多其他国家的专家到中国，但最终，只有日本专家留了下来。”

“人们可能想象不到，现在，我们吃的‘红富士’苹果、‘京欣’西瓜、‘巨峰’葡萄等著名水果，都是在日本‘花甲志愿者’的帮助下培育出来的。帮助中国栽种‘红富士’苹果的伊藤喜隆先生，甚至留下遗愿，死后要葬在中国。2009年4月2日，我们在河北省顺平县为他举行了骨灰安葬仪式。这里是当年抗日战争最激烈的战场之一，如今却栽满他留下的‘红富士’苹果，成了中日友谊的纪念碑。我国有一个专门表彰外国专家的‘友谊奖’，其中获奖人数最多的，就是日本老专家。”

托宾

给通货膨胀开“药方”

“巴山轮会议”上提出“三紧政策”

文/管克江

1985年9月2日，重庆朝天门码头，一群神秘的外国人，登上了“巴山号”游轮。他们几乎都带着沉甸甸的公文包，一上船就径直走进船舱。

游轮顺江而下，三峡美景近在眼前。然而，“巴山号”的甲板上一直空荡荡的。这群外国人在干什么？他们不喜欢三峡的鬼斧神工吗？

多年以后，谜底才被揭开：走进“巴山号”船舱的，是几十位世界顶级经济学家。他们应中国政府之邀，在船上召开“宏观经济管理国际讨论会”，为中国政府提供经济决策建议。

此次会议，就是新中国经济史上著名的“巴山轮会议”。

“漂流”长江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张卓元，是“巴山轮会议”的与会者之一。他告诉记者，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经济顾问、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在会议初期的一次全体会上，托宾拿着中方提供的一张统计表，只看了一眼，就肯定地说：‘根据你们给我的这些统计数字……我断定，你们国家的经济已经过热。’当时，我非常惊奇。他只是看统计数据，就发现了问题，这很了不起！”

随后，托宾严肃地环顾了一下会场，说道：“我、在座的牛津大学教授凯恩·克劳斯和原德国联邦银行行长埃明格尔，我们三人分属不同的学派。从60年代以来，我们在判断各国的经济状况时，经常发生分歧。但这一次，我们的结论完全一致：中国经济过热，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我希望中国政府立即采取‘三紧政策’：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沉吟片刻后，他又说：“我要强调，中国甚至不能采用西方国家常用的‘松紧搭配政策’，那是面临温和通货膨胀时的办法。”

在场的中国经济学者陷入沉思。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经济迅速发展，但中国人从没见过的一些“怪现象”随之出现——1984年第四季度，银行信贷失控，投资猛增，物价上涨幅度达到10%。当年，中国全国货币发行的增加量，相当于过去5年里货币发行增加量的80%。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难以解释这些现象，中国政府决定邀请西方经济学家来华“把脉”。托宾等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中国的。

会议期间，西方专家只“浪费”了两个下午——按中方的安排，他们参观了小三峡、沙市集贸市场和荆州博物馆。其他时间都一直在紧张地开会、讨论。中方参加此次会议的，既有薛暮桥等老一辈经济学家，也有吴敬琏等中年经济学家，还有“挤进来参会的小字辈”项怀诚、楼继伟、郭树清等。托宾遏制通货膨胀的建议，得到了中国老中青三代经济学者的赞同。在此后的20多年里，这一建议对我国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体验“文革”

鲜为人知的是，这并非托宾第一次为中国经济献言。那次会议的另一位参与者、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原副所长赵人伟说，早在1972年，托宾就曾应邀访华。当时的中国，尽管仍处于“文革”之中，但恢复经济建设的愿望已经十分迫切，因此“出人意料”地邀请美国经济学会的3任会长——加尔布雷思、托宾和里昂蒂夫访华。

1972年9月8日，托宾一行抵达北京。然而，中方竟找不到一位经济学家，去和3位客人对话。无奈，有关方面只好让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中文系教授黄辛白负责接待。中方的这一安排，让托宾等人十分意外和困惑。最后，有关方面只好把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两位行政领导，从坐冷板凳的状态里“解放”出来，以解燃眉之急。

从9月8日到9月22日，托宾一行相继访问了北京、南京、上海等地，与各地的大学、研究所及政府经济部门举行座谈。面对混乱、无序的中国经济情况，托宾提出了一个重要建议：“要管好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经济体，建立一个完善的信息系统是刻不容缓的任务。”13年后，托宾在“巴山轮会议”上重复了这一建议：“我1972年的意见，今天要再提一次——中国如果没有可靠的统计资料和经济分析作基础，就不可能作出准确的经济预测和正确的宏观决策。”

鸡蛋与篮子

中国政府之所以两次邀请托宾访华，并采纳他的一些重要建议，与他的学术和“政治”背景大有关系。

1918年，托宾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1935年进入哈佛大学，相继获得经济学学士、硕士学位，二战后又获得该校的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他一直在耶鲁大学从事经济教学和研究工作，直至2002年去世。

基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切身认识，托宾提出了投资组合理论和遏制通货膨胀等主张。1961年，他提出的“以从紧的财政政策实现充分就业，以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资本投资”，引起了当选总统肯尼迪的注意。肯尼迪主动给托宾打电话，邀请其加入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医治”美国经济。

1962年，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发表由托宾执笔的《经济报告》，公布了肯尼迪政府的经济工作目标：降低失业率和通货膨胀，促进投资的稳定增长。此后，只过了3年，美国的失业率就从1962年的7%降到了4%，通货膨胀则低得可以忽略不计。

1981年，托宾因投资组合理论，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当时，有记者请他“用简单的语言解释什么叫投资组合理论”。托宾打了个比方：“你不能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第二天，这句话就登上了美国各大报刊头条新闻的位置，并从此成为有关经济风险的一句名言。

托宾晚年仍对中国怀有深厚的感情。2000年4月，近150名美国经济学家发表《致美国人民的公开信》，敦促美国国会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其中就有白发苍苍的托宾。

库恩

一路调研一路建言走遍中国24个省市区

文/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首次踏上中国的土地

就在中国迎接建国60周年的时候，2009年1月，我也迎来了到访中国20周年的纪念日。

当年，我在麻省理工学院授课时，认识了著名企业孵化器理论的先驱乔治·科兹默斯基。1988年底，他在机缘巧合之下，和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博士成了朋友。宋健希望乔治邀请一些美国投资银行家前往中国，为中国的一个研究机构建言。乔治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我是一个投资银行家，又有深厚的科技背景，和那些典型的华尔街工商管理硕士或律师相比，我在谨慎的中国人眼里会显得更亲和一些。我没法拒绝乔治的邀请，便由此走近了中国。

1989年1月，我首次见到宋健博士。当时，我的身份是独立投资银行家、作家和纽约大学的公司策略客座教授。中方需要我参与的，是一个名为“中美科技商品化研讨会”的会议。这是国家科委负责的一个项目。

我们在北京的某个会议中心开会。会上，我发表了题为《企业与风险》的演讲。台下的听众，是来自国家科委的管理者和学者们。和我今天在中国的工作相比，那次会议的日程，安排得很轻松。演讲结束后，我取消了听京剧、游长城的计划，独自在北京的街道上游荡。我发现，中国和我想象的有点不同，大街上并没有乒乓球桌，倒是有一些很有意思的英文标语，比如“投诉箱”和“外国专家车站”等。

那时，我很喜欢打乒乓球，渴望能和中国乒乓球高手过招。中国政府给我安排的翻译和陪同人员，是一个聪明、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他20岁出头，名叫朱亚当。起初，我跟他说我想找人打乒乓球时，他总是礼貌地告诉我，政府定好了我们的行程，不可以随便更改。但我不愿放弃。一天，我“威胁”说：“如果你不冒险帮助一个飞了8000英里来无偿帮助你们国家的人，中国的企业也不会有希望。”朱亚当似乎被我“吓”住了。第二天，在他的安排下，我出席完一个演讲活动后，偷偷钻进了一辆汽车——朱亚当躲在里面等我。汽车载着我们风驰电掣般冲进中国人民大学。我被介绍给3位顶尖乒乓球手、1位国家队教练和100多名来看比赛的学生。

那天晚上，我和朱亚当、中国球手一起吃晚饭。通过交谈，我被他们的希望和梦想深深迷住了。他们是一群渴望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年轻人。他们充满热情，渴望学习，期盼祖国有一个新的、光辉的未来。就是在那个时刻，我笃定地知道：我还会来中国，为她出谋划策。

几次身份变化

我在中国的身份，经历了几次变化。

1989年到1992年，我更像一个科学家，为国家科委提供建议。1992年到1997年，我成了中国政府在收购、兼并、金融和经济问题上的顾问。当时，我所经历的一个与收购兼并有关的事例，十分有趣。它让我理解了中国处理政策变化的特有方式。

20世纪90年代早期，收购兼并还没有成为中国的正式政策。一天，相关部门的一位官员，邀请我就收购兼并问题，接受一家发行量很大的中国财经报纸的采访。我谈了美国企业如何进行收购兼并，也谈到收购兼并能给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商业组织带来怎样的效率。文章见报后，最后一段的内容让我大吃一惊。它引述那位官员的话说：“虽然库恩博士是美国收购兼并方面的专家，但他的意见并不适合中国。”

“中国不鼓励收购兼并？”再次遇到那位官员时，我问道。他礼貌地解释说：“对所有读者来说，你所说的关于收购兼并的意见是有道理的。但现在，这还不是中国的一项政策……将来，当我们制定收购兼并政策时，你所发表的意见是有意义的。”

1997年以后，我的兴趣发生了变化，转而向世界介绍中国。我向中方提供的建议，也随之扩展到政治、哲学、中美关系等领域。我最难忘的是，2000年1月，我赞助和组织了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办的一个为期3天的“中美媒体高层论坛”。我们举行了一系列的活动。中方参与者包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的3位部级官员和11位司局级干部，来自7个省和主要城市的媒体领导，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的负责人，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的新闻系主任。美方与会者来自道琼斯公司、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管理学院和美国驻华大使馆等。

根据我的建议，活动的核心部分是一个模拟式的讨论。我先让美国与会者组成一个“虚拟咨询公司”，中国政府雇用他们当顾问。接着，双方转换角色，中国人成为美国政府的顾问。通过这种模拟，中美双方的媒体高官，都直接而深入地了解了对方的立场和敏感之处——美国人告诉中国人，不要因为美国人对中国态度不好而感到太失望，虽然中国在美国的支持率不高，但美国人对本国媒体和国会的支持率更低。中国人则告诉美国人，美国妨碍中国国家利益的政策，是在中国引发反美情绪的根源。

一条路线图

在2004年之后，我在中国的顾问活动又发生了重要变化。我之所以能够实现这一转变，要感谢一个人，他就是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

2004年的一天，在冷溶的办公室里，他向我介绍中国社科院与浙江省合作进行的“浙江模式”研究。他对我说：“你太以北京为中心了，你真的应该去（浙江）看看，以便取得第一手的资料。你会发现中国不同省份之间的差异。”他还为我提供了一个详细的建议：以研究中国每个重要区域的特征为目标，有步骤地看看珠江流域、长江流域、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边境地区。

我接受了冷溶的建议，走上了充满挑战的旅程。从2005年以来，我和我的团队进行了近10次国情调研之旅，每次持续约两个星期。从中国最南端的广东开始，向北走到东部沿海地区，再到东北地区，接着是中部和西部。几年来，我访问了中国24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41座城市。每到一个城市，我就会与当地的领导人、商业人士、学术界人士和各种各样的普通民众见面。我见过中国最普通的农民、学生、士兵、工人、失业者、退休者、记者和警察，开始了解这个国家普通百姓的想法。

真实中国的复杂程度，超出了我的想象。我开始明白，将来，我可以在许多问题——贫富不均、失业问题、农民工问题、环境污染等方面，为中国各省市提供我的想法。比如，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广东省，我进行了大量调查，并和广东省委书记汪洋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讨论。之后，我写了《广东视点》专题，用5篇文章，概括我对广东下一步改革的综合建议。

2009年8月，在北戴河，我拜访了20年前邀请我到中国的人——宋健博士。他就我写的一本关于中国的新书提了意见。我们又一次讨论了中国的改革、发展和国际关系问题。今天，我很荣幸地被认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对我来说是极大的恭维。为了“老朋友”这3个字，我愿意继续尽我所能，向中国倾诉我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