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江

信访办主要的任务还是接待来访,转达上访材料,没有处理权,具体问题解决还得靠相关部门。我们时常开玩笑,说我们信访办如同一个“摆设”,是看门口的值班员,但是老百姓对信访部门有着很高的期待,因为其他部门他可能连门都进不去,我们这里至少可以让他坐下来反映一下问题,甚至还可以给他一些建议。

从桂平市区出发不过五六分钟的车程就到了位于南梧二级公路一侧的桂平航运枢纽二线船闸工程工地以及第一回迁安置点。这两个地方现在都是机器轰鸣,热火朝天。吴宗明感慨地说,这样一个利国利民的重大工程原本不应该引发老百姓这么大的怨气,“很多矛盾,如果拆迁安置工作多考虑到一点老百姓的利益,工作的方式多照顾到一点老百姓的感受,完全可以避免。”

去年痛失爱子的被拆迁户吴奇云神志现在依然有些恍惚,他抓住记者的胳膊不断诉苦,“如果不是拆迁办断水、断电、断路,我儿子不会没了。”吴奇云等人的临时居住棚在偌大的第二回迁安置点上显得很孤小,虽然12月的广西感受不到北方那般的寒冷,但入夜,风从四面的缝隙穿进棚内,多少还是让人难以忍受。

“我们的要求并不高,只是期望有关部门能够真正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听一听我们的心声,设身处地考虑一下我们的难处,但面对强势的公权力,我们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吴宗明说。

这位64岁的前桂平市信访办主任身高不足1.60米,说起话来嗓门却是很大,他喜欢穿着牛仔裤,将一头白发染得乌黑。

第二回迁安置点眼下尚未开工,站在空旷的黄土地上,他一手插在牛仔裤后袋里,谈起了他对信访工作的再认识。

信访工作的尴尬

《新民周刊》:当兵18年,退伍后在桂平市检察院工作了11年,后又在桂平市司法局担任了7年副局长,1999年开始担任了3年桂平市信访办主任,有着这样的履历,我们很想听听你对于信访工作的认识。

吴宗明:我在任时平均每天要接访3至5件,当然,书信来访更多。我当时对信访工作的认识是,一定要依法接访,因此我提出了三条做法——一,对重大群众上访事件,及时向上级领导汇报,并提出我们的建议,协助领导解决问题;二,对上访过程中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案件,指明上访户如何通过法律程序寻求解决,必要时可以帮助介绍律师;三,有的案件,我们认为还处在苗头状态,完全可以消除的,要积极调查,专门书面汇报提出我们的处理建议,尽量将问题在苗头状态就掐了。

在任3年,我也解决了一些重大的上访事件,比如糖厂拖欠8个乡镇蔗农款项的问题,我以市政协委员的身份递交了议案,提出了处理建议,很快平息了事件。

当然,3年信访工作也让我切实体会到了信访工作的尴尬,首先,明明很多上访户是很有道理的,有些问题明明很好解决,一句话的事情,但就是拖了很久導致人家不断上访,尤其是涉及到政府部门的案件。

信访办主要的任务还是接待来访,转达上访材料,没有处理权,具体问题解决还得靠相关部门。我们时常开玩笑,说我们信访办如同一个“摆设”,是看门口的值班员,但是老百姓对信访部门有着很高的期待,因为其他部门他可能连门都进不去,我们这里至少可以让他坐下来反映一下问题,甚至还可以给他一些建议。平心而论,我很同情一些上访户,很期望能够帮他们解决问题,但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处理权。

尴尬之处还在于,因为我们没有处理权,无法解决实际问题,很多时候确实也存在应付上访户的情况。

有时候我们也会接到上级领导的通知,让我们去自治区首府南宁,甚至去北京接回上访人员,这时候接访就变为了截访,既然无法解决上访问题,那就要避免上访户向上上访。

《新民周刊》:你认为导致上访案件逐年增多的原因是什么?

吴宗明:根本原因在于相关部门在矛盾产生前的决策尤其是矛盾出现后的处理方法有问题,并不能够很好地做到细致工作,认真解决,从而导致上访户逆反心理越来越大。“小访没作用,大访有起色。”这是目前存在的社会上访心理,也因此最近几年大规模的上访问题凸显。

很多矛盾完全可以很好解决,就因为相关部门解决问题的方法有问题,导致矛盾激化,继而上访,而信访工作又走进了误区。一些信访工作人员的工作重心不是去研究如何解决上访问题,而是去研究如何让对方上访不去。

这样的思路下,信访工作采取了一些“压”的方式,这是不妥当的,“压”或者敷衍进一步激化了矛盾,只会导致更大规模的上访。

信访工作人员以及一些部门将上访人员视为麻烦制造者,精力花在截访上,甚至“人盯人”,最终导致双方都筋疲力尽,为什么不试着去努力化解矛盾呢?

上访人员至少八成以上有理

《新民周刊》:信访案件以哪几类为主?

吴宗明:征地拆迁引发的纠纷近年来大幅上升,成为信访案件中的主要矛盾。我认为原因在于,目前普遍采用了政府承包征地拆迁的做法。当然,政府拥有征地拆迁的权力,但是一些本应由开发商与被拆迁户之间去谈判的征地拆迁工程,本应处于公正监督位置的政府部门却强行介入,通过权力压制,动不动就调动公检法的力量,强行推动征地拆迁工作,导致群众无力与公权力谈判,从而激化矛盾。

以桂平市为例,我所掌握的因征地拆迁过程中,地方政府与民夺利,动辄启用数百人的公检法力量强行推动征地拆迁,每一次都因此引发群众与拆迁队伍的对抗,甚至出现流血冲突。以最近发生在凤凰新区的拆迁事件为例,政府部门先是以行政新区的名义征用了老百姓的土地,但后来被征地上却出现了开发商的售楼部,老百姓觉得被欺骗了,当初你用两三万元一亩的价格骗走了老百姓的基本农田,现在又高价卖给开发商。流血冲突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导致群众不断上访,然而为了应对不满拆迁工作的群众,街道上甚至挂上了“从重、从快打击破坏凤凰新区建设的犯罪分子”的横幅,我看得目瞪口呆,面对重大刑事犯罪时才会出现的标语,政府部门怎么能轻率地用到被拆迁户身上?

在桂平市宁江村,一座垃圾厂需要征地,因为事先没有与老百姓解释清楚,导致征地拆迁工作受阻,11月下旬,桂平市公安部门连夜出动警力,将整个村子围起来“打黑”,破窗而入,抓走了十多个村民,有70多岁的老人,也有刚出院的病人,为此,一村的人居住到了山上,不敢再回家过夜。

这些引发大规模上访事件的拆迁纠纷共同之处有两点,一就是政府部门介入了征地拆迁的谈判过程,第二,谈不拢产生矛盾时,滥用公检法力量。

《新民周刊》:拆迁案件在上访案件中占据几成?你认为属于有理上访的比例是多少?

吴宗明:征地拆迁案件至少占据上访案件的60%,剩下较多的就是下岗问题,我的经验,至少八成以上的上访户反映的问题是属实合理的,上访问题未必都是疑难问题,很多都是小问题,甚至只是为了争一个理,争一口气,但为何导致一访就是十几年,值得反思。

《新民周刊》:有“专家”说上访人员中很多都患有精神疾病,你认同吗?

吴宗明:这是什么所谓的专家?!上访人员中精神不正常的有没有?有!但绝对是极少数,而且,即便有精神问题,也多是因为上访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而引发的精神问题。我现在就有深刻的体会,因为压抑太久,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人就容易钻牛角尖,我老婆自从强拆受到惊吓后,神情也是恍恍惚惚的,苍老了很多。

《新民周刊》:你当初担任信访办主任时对上访户能有这样的理解吗?

吴宗明:我内心是非常同情他们的,只是很多时候我无能为力。

《新民周刊》:通过上访,问题得到真正解决的占据几成?

吴宗明:至少,第一时间得到解决的极少。即便通过上访最终解决,也要等待很久。

《新民周刊》:变身为上访户,并切身体会了上访不易后,你对信访工作有怎样的再认识与建议?吴宗明:信访部门是非常重要的部门,尽管有人说这个部门没有什么实际作用,但我认为它能正面第一时间了解到群众的意见。

信访追责制度我认为是不合理的,因为导致反复上访的责任不在信访部门,而在于相关单位处理问题的态度与方式。因此,我认为信访工作要真正奏效,就必须做到两点,第一,接访人员真正担起职责,第二,相关部门认真重视并解决上访问题。

如果做到这两点,未必需要给信访部门解决具体问题的处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