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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博弘:开奔驰车的小绿巨人

2010-05-30张静

新民周刊 2010年22期
关键词:新民大师动画

张静

无论是做电影、电视还是广告,没有把耳朵割下来送给一个妓女的勇气,就不要当梵高,你做的是商業艺术。

很多人慕“全球动画大师”之名前来讨教,第一眼看到邓博弘都会非常失望。

所谓大师,长须白髯、道骨仙风,然眼前这位“70后”,工商管理硕士,身着精致的贝壳粉色衬衫,大谈一部好影片90%源自“算计”。

他最得意之事,莫过于在文人雅士把酒畅谈之时,无厘头地插进一句话:“知道吗?香蕉皮永远比香蕉大。”众人被气得七窍生烟,他却在一旁咧着嘴乐不可支。

这是一个不按牌理出牌的人。正如他30岁之前对艺术一窍不通,不知三维动画为何物,却在短短几年后,成为全球游戏、电影、数码动画领域公认的9位世界大师之一,打破了欧美的特效垄断。

“我是一个开着奔驰车的小绿巨人。”邓博弘这么形容自己。

“我一直坚信自己是外行”

《新民周刊》:不久前2009全球动画大师评选活动尘埃落定,你成为中国乃至亚洲地区唯一获此殊荣者,此前历届“master”均来自于工业光魔、皮克斯等视效制作公司和华纳兄弟、20世纪福克斯、迪士尼、梦工厂等电影娱乐制片公司。一谈起全球最著名的动画大师,人们总是会想到宫崎骏。你能说说,2009全球动画大师,和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些动画大师,有什么异同?

邓博弘:宫崎骏在二维动画领域被尊称为大师,源于他的艺术造诣和对行业的影响。在美国,真正靠电影特效划时代的作品就是《指环王》,这个行业累积的时间尚短,所以由欧特克公司每年主办的“全球动画大师评选”也有这个意思,并没有以获过奥斯卡为基准,而是以作品的高度、多年来的建树以及对行业的贡献、影响力为标准,参评的既有影片也有广告。

我对行业的贡献,是率先创造了两种手法:一是生长动画:复杂的钢架结构快速交叉堆叠,一栋建筑瞬间拔地而起。这是全世界公认的行业里程碑。另一个是用动画形式全新诠释了中国的工笔画,这在全世界尚属首次。

《新民周刊》:你的经历和大多数动漫业人士很不一样,在30岁以前一直从事企业管理工作,从没有接触过艺术。

邓博弘:我一直坚信自己是外行,因为我没有受过任何美术、音乐、电影、电视、广告的正规训练。我的父亲、母亲、太太都问过我同一个问题:你从哪里学来的这些东西?我以前的经历跟动画完全不沾边,他们也从没看到我在这方面有任何的天分和爱好。

《新民周刊》:那你是如何与动画结缘的?

邓博弘:我有一种很强烈的好奇心和创造、创新的欲望。因为好奇心的驱使,常常做一些跟自己专业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这点跟我的家族遗传有关系。我爷爷是早稻田大学学机械的,现在家里还有他用熔化的铜和锡铸成的烟灰缸,在砖头上抠出的模型。我父亲也很奇怪,他是学物理的,但设计了大亚湾核电站的标志,还发明了两项专利,一项跟植物学相关。用老人的话说,这家人手都很巧,喜欢自己去鼓捣一点东西。在我的创意里,运用过很多机械的元素,比如液压、杠杆、电机、传动的凸轮……都是我在父亲的工厂里学来的。

不过我对自己会从事这个行业都很诧异,以前我一直认为艺术这两个字很酸腐。我的祖辈、父辈,曾经因为所谓的学识、才华,崇尚艺术修养,在社会上遭到过无情的打击,为现实生活带来了痛苦。

接触这个领域很偶然。大学毕业后我去了一家外企做管理,后来为支持父亲的事业,到一个很偏远的城市开工厂、做测试,在一个山沟里沤了两年,和社会完全脱节。不知道twins都是谁,回到深圳走到赛格都吃惊:“这是什么楼?这么高!”我需要重新融入这个社会,规划自己的人生。

这个时候有个朋友来找我,说有家三维动画公司正逢燃眉之急。两位创始人都是做技术出身,开张后就接了两单生意,公司都快垮了,问我能不能去帮帮忙。

我看了他们的作品,一下子激起了强烈的好奇心。实际上这些作品现在看来很烂,但在当时,我就像看到刘谦魔术的大揭秘一样。那时候三维动画才刚刚兴起,人们把这种公司笼统地归为IT业。我以前做的都是工业型企业,心想IT公司没做过,我得去看看是什么门道,就到那家公司上任去了。随后迅速在深圳几个赫赫有名的顶尖招投标项目上大有斩获,连续签了4个合同。

一家很出名的动画公司几经挫败,打听到我们公司来了一个很牛的市场总监,就准备挖角。为了留住我,二股东跟大股东说:“我们俩经历过接不到活的状态,给股份好过什么都没有。”说动了大股东,分给我三分之一的股份。事后大股东越想心里越不平衡,找个理由把账上的现金全部划走,当时工资就发不出来了。

“欠薪事件”足足扯皮了3个月。年关将近,我忍无可忍跑去跟大股东说:“欠我的工资、项目提成就算了,你把员工的工资结清,这是我的最低要求。”他坐在那里一声不吭,我用了一点点“power”,抄起桌上的台历搧到他脸上,欠薪的事终于得到解决。

眼看公司连年夜饭也都无人张罗,我召集大伙说:“共事几个月,我明年可能就不干了,最后请大家吃顿年夜饭吧。”有几个人问我:“邓总,过完年我们去哪儿?”我说:“你们还是回这儿,公司没说炒人,还有活儿没干完。”估计他们之前已经合计好了,当时就有几个员工说要跟着我干。我才做了几个月,真的是什么都不懂。他们说:“技术的东西,你不会,我们会。”

现学现剪了第一个片子

《新民周刊》:这段经历有点像现代版的“陈桥兵变”。

邓博弘:是这样。当时还有10天就过年了,他们都不走,等着我回话。我特别怕别人托付什么给我。大家愿意跟着我,把短期的未来托付给一个才认识几个月,还不是直接的领导,我拒绝了心里会很不是滋味。心想最坏的结果无非是损失点钱。我和老婆兜里有点积蓄,就去找了一间可以注册营业执照的三室一厅,空空的四面白墙,什么都没有。把大伙叫来说:“记住门牌号。好好回家过年,过完年来这里上班。”

我又打了一个电话给我父亲:“你最近不管花多少钱,记得给我留30万。”我算了一下,一家公司关张之前肯定要经历一段痛苦的死亡期。把一屁股债结掉,所有的工资、遣散费发完,大概需要这个数。

《新民周刊》:第一单生意是怎么接到的?

邓博弘:我准备离职的时候,曾给所有老客户都打了一遍电话,说不要想我了,谢谢各位关照。现在只得重新再打一圈电话,请大家关照。“悠然居”的老总问:“你打算怎么办?”我实话实说:“你的合同能不能签给我,给我打一笔款。但是我还没有营业执照。”

我还是运气很好的,到哪里都能遇到对我青眼有加的人。合同签完,当时公司连账号都没有,就在门口找了家小店,把财务支票换成现金,花了1%的兑换费。这就是点石的第一笔业务。

《新民周刊》:你在点石做的是管理,是什么契机促使你真正走向了专业?

邓博弘:主要是3个主力掉了链子,他们担任着很重要的后期剪辑。年前热血澎湃,放完假回来一看家徒四壁,心生退意。

没有后期剪辑就成不了片。我心一横,跟下属说:“去,给我买本教剪辑软件的书。”

现学现剪了第一个片子《南山悠然居》。就这个片子,当时在行业里,也算是比较棒的了。

《新民周刊》:技术是从书上现学的,创意来自于哪里?

邓博弘:创意都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在前一家公司的时候,我在创意上已经走向了半专业。当时跟客户一万个保证把片子接来了,但技术人员做得不理想,我就开始在旁边出主意。因为我完全是外行,整个构想天马行空,听得技术人员直挠头。第一个是太空里飞来一艘太空船,到××城掉下来一栋楼。第二个是几个直升飞机吊着一堆房子扔到一大片空地上,哐哐哐哐就装起来了。第三个是一些设计稿上的线条,瞬间变成了真房子。这些叙事的角度和手法,从没有人尝试过。就像儿童画,技巧无疑是拙劣的,但非常有意思。这三个片子,迄今为止还是行业的经典。

真实才是最犀利的东西

《新民周刊》:你哪里來的这些奇思妙想?

邓博弘:我总会有些不同寻常的创意,可能跟我从小不守规矩有关。在学校里,老师分两类,一类是极喜欢我,一类是极讨厌我。

高二那年,我是全年级总分第三,物理、化学100分,语文考了第一名,还拿了全国性的作文奖项。但旷课100多节,病假200多节,事假200多节。不写作业、上课说话,经常打架。打得头破血流,连医院里的医生都认识我了。

学习成绩好,这是我铁板一样的靠山。我这个人很有荣誉感。旷课,我很潇洒。打架,我很男人。但是如果考试成绩差,我就会被归入很笨、很垃圾。所以在期末考试前一两周,我会用自己的方法把功课复习一下,为荣誉而战。

《新民周刊》:你有哪些创意没有实现?

邓博弘:有一次半夜两点钟,把笔一扔,给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董事长打电话:“成了,就这个idea了!”他被我从睡梦中吵醒,很无奈地喘了几口气。我跟他说,我做过太多假的东西,这一次想在他的工地上架几台照相机,每隔10秒钟照一张,风雨无阻架一年,我每天来取素材。等一栋楼可以卖的时候,我就能用一种人们不可能实现的时间视角,来真实地见证一栋楼的成长。把一年的时间压缩成一分钟,这是什么效果!听得那个董事长直叹气。

别看我做的是动画导演,但我自己清楚,动画再怎么做,都是假的。我在动画上信奉的是一条技术的标语:真实就是力量。

这么多年来,我变得只看纪录片,只有纪录片才让我感动。电影和动画里有着太多的技巧和手段,我太知道怎么让观众落泪了。前段时间拍了一部片子,让观众笑就笑,让观众哭就哭,但真实才是最犀利的东西。

《新民周刊》:听说世联地产的一位老总曾送你一句话:人家都是和气生财,你们是牛气生财。这个段子是怎么来的?

邓博弘:我曾跟我的客户讲过,如果在饭馆,服务员没有对你鞠躬,你可以不爽。但我们是专业公司,靠技巧吃饭,提供的是专业产品,请不要太介意我们脸上是不是露出了笑容。

我去年一年推掉了万科4个项目。因为万科有一个横向技术部门,虽然表示尊重创意,但我知道,如果按照那个思路走,这个作品就死定了。我在接一个合同前,更多的考虑是,我能不能给人家一个完美的结果。如果我预见不了,宁可不接。我不能容许点石数码出一个平庸之作。当我把万科4个地王项目全部推掉之后,气得他们技术部门的人跳着脚骂我:“他牛什么牛?!”

这个口碑虽然有点恶劣,但无形之中能为我屏蔽一些不靠谱的客户。很多人都知道我们公司有四不做:讲价不做、工期不够不做、创意方案不是我为主不做、看你不顺眼不做。我说这句话绝对没有调侃的意思,我也觉得自己变得越来越简单、粗暴,简单有时候是源自无奈。

灵魂出窍的事情,我是不干的

《新民周刊》:从2007年以来,点石的作品先后获得9项国际大奖,其中5项金奖,另获得8项国际提名,并有6部作品在国际赛事中公映,可谓拿奖拿到了手软。你们为什么能够在很多国际大赛中胜出?

邓博弘:我自认为我不算太偏执。在真正的专业造诣上,不是太偏执的人不会有最深刻的作品。但中国缺乏专业环境。专业人士想舒展才智,唯一的渠道就是当老板,才能实现理想。而作为老板,你就必须要懂一点市场,知道怎么把客户拿下,怎么把团队搞掂。

你看到我们团队的每一个人,可能会有点失望。我们都是那种7分的选手,连9分的都少。我们拿国际大奖的主要原因,是我们有能力在一个沙漠里,划出来10平米的蔬菜大棚,模仿了亚马逊热带雨林的温度、湿度和土壤,一颗还不错的种子就能在里面滋生,长得很繁茂。

7年来我们公司没有任何考勤,没有跟迟到、早退、请假挂钩的奖惩制度。一共40个人,有十几个股东。在我们这里,利益和荣誉都可以被分享。我对他们说,你们的工资不是我给的,是你们自己发给自己。

《新民周刊》:你们获奖的作品都是广告,而且以房地产为主。全球动画大师,有像你一样,是先从广告的土壤里长出来的吗?

邓博弘:非常少。我不是不想拥抱中国的电影,但是我没法拥抱。

比如我们公司之前接了瑞士一个婴儿奶粉的广告,合同签到了广告30秒,每秒3万元。这30秒看来小,却是我们连续运行2个月才能完成,涉及到水的黏稠度、表面张力等复杂的物理计算。按1秒钟3万的价格,我做一部电影特效40分钟要7000万。这个预算在好莱坞的二线电影都不算高。《变形金刚》第一集,投入2亿美元,三分之一用于传统拍摄,三分之一用于电影营销,剩下的是电脑特效,用于单独开发软件、配置机群。但对国内很多电影制作方来说,根本无法接受。比如前一阵某天王的公司找我来拍一个3分钟的MV,报价5万元,我怎么做?

中国的影视产业相对弱小,数码视效的制作价格最初只有房地产业有这个财力支撑。我接这么多房地产广告,恰恰是很功利的目的,我需要用房地产广告去苦练内功。昨天看了一句话深有感触:心中有猛虎,低头嗅蔷薇。技巧不可没有。毕加索年轻时的古典派油画,技巧极度娴熟。他是在功夫到位之后才“乱来”。创意就像灵魂,一定要生长在肉体中。灵魂出窍的事情,我是不干的。

《新民周刊》:2010年,你凭《鸿隆世纪》和《阿凡达》同台竞技,前者获得“最佳交流金奖”,后者毫无悬念地摘取了“大赛特别大奖”。如果让你来拍《阿凡达》,以你现在的技巧能做到吗?

邓博弘:虚拟仿真技术最早源自军工,在商业领域的价值也刚刚被认识到。可以说没有它,就没有《变形金刚》,没有《阿凡达》,没有最新款的空中客车A380,没有神舟七号。现在技术还远远不能让想象插上翅膀,每一部电影都是一次技术攻关。

上一次全球电影票房纪录是《变形金刚2》创下的,12亿美元,不到一年就被《阿凡达》的25亿美元刷新,因为它用了60%以上的3D技术。其实卡梅隆还是卡梅隆,只不过是这种技术极大地满足了观众的胃口。

说实话我太瞧不起老美的编剧了,我们的《封神榜》,用《阿凡达》这样的技术水准做出来,绝对放之四海而皆准。但我们拍的《西游记》,技术上跟20年前的没有本质区别。老百姓需要吃香的喝辣的,我们首先作为物质上的存在,需要视觉盛宴是难以避免的。中国在鸦片战争时为什么失败?某些技术手段确实可以颠覆一些战术甚至战略。

当然技术上的壁垒最容易攻克。在《2012》上映前2个月,我们为客户做了一部广告片,效果就是高楼大厦破地而出,从地面长起来。这个和《2012》用的技术其实是一样的。中国拍不出《阿凡达》,是因为我们缺乏熟练的商务运作和工业化生产模式。好莱坞管电影叫工业,而中国无论大小导演都认为自己是艺术家。最根本原因则是价值观太单一。在亚马逊,任何一粒种子都能长得很繁茂。而在塔克拉玛干,最精良的种子也难以存活。

《新民周刊》:你拍了这么多像大片一样的广告,将来会去拍电影吗?

邓博弘:我的目标就是独立制片人。像迪斯尼一样,自己了解市场、选题材、做脚本、拍摄制作,最重要的是,自己投资。

《新民周刊》:听说你最近在读EMBA,我本以为你会选择读艺术。

邓博弘:无欲则刚。但我现在又有欲望了,比如上创业板、拍电影……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现在读EMBA,而且没上过一堂课。为什么?身边有很多人告诉我,你必须具备这一项logo。我没有办法,花几十万买了个标签,就像我本来想买辆悍马自己玩,被别人一顿大道理压下来,只好换成奔驰。我从前天天穿牛仔裤、球鞋,去年在香港买了一本八卦周刊,才知道地球上还有一个牌子叫爱马仕,但我最近也去买了一套LV的西装。

《新民周刊》:你对大师这个词怎么理解?

邓博弘:我会接到很多慕名而来的电话,在很多会议现场也会有人追出来,跟了一路要认识一下。但我让很多人失望得走了。他们期望见到白胡子老头或者犀利哥,结果眼前是一个做买卖的商人。我说的话更让他们失望:无论是做电影、电视还是广告,没有把耳朵割下来送给一个妓女的勇气,就不要当梵高,你做的是商业艺术。

记得传记作者有句话这么形容贝聿铭:“一个沉浸在辉煌成就中的极有涵养的精明人物,他脸上荡漾着一千瓦功率的微笑与来自三大洲的著名客户套近乎。”这符合我对大师的理解:在一个专业领域做到极致,就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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