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芳

1898年——1948年：他的国

多年前学到《荷塘月色》，老师对朱自清先生的文字颇有说辞，认为他的语言过于雕琢，美则美矣，却缺少才子气的洒脱。受此影响，我对他的文字有几分抵触，后来虽多次触及他的名篇，却总难置身于文字之中去感受他所营造的种种美好境界。直到大学毕业后，从事语文教育工作的我再无法避开他的作品，渐渐地在独立的阅读中我有了独立的认知，愈读他的文字，愈是读出他的分量——一方面我读出了他文字中的轻灵曼妙，一方面又真真地读出了他文字后面藏着的无尽苍凉!

音乐、文学、绘画、雕塑……属于人类精神领域的艺术，一向似乎更青睐于对这个世界有敏锐感知的人。当然，仅有感知还远远不够，重要的是要通过他们独有的方式将这种种独特而又典型的感知诉诸大众，在受众的心灵深处引起强烈的共鸣。这种人往往被称为“天才”，如贝多芬、拜伦、梵高、罗丹、李白、唐伯虎……他们大多风流倜傥，举止不凡：作品超凡脱俗，为人所津津乐道。

然而，在文学史上留下浓墨一笔的作家，除了天才外还有一类，他们不仅容貌平常，举止拘谨，就是生活的全部，也大多是平凡琐碎的。他们养家糊口，却往往为苟求一夕安寝而不得，正因为如此，他们深知生活的真相，始终执着于对文字所营造的纯净世界的追求。他们不是以天才的美名出现，而是以对艺术的勤勉、言行的谦逊、气蕴内敛的低调唱就人生。这样的人，不是仰视天空，而是扎根大地，他们走得沉稳、安静，却也走得更耐人寻味，更给人留下无限思考的空间。他们用自己经典的作品、内秀的性格，建立起属于他们的独特的国。他们从人的灵魂深处着笔，描摹人生，朱自清就是这样的作家。

自从《背影》以简朴、真挚而又深情的语言名世后，朱自清的文字便一篇篇如珠似玑，颗颗滚落在中国现代文学这块璀璨的玉盘上，发出叮咚的脆响。而微胖且矮的朱自清，因其少言寡语的禀性，认真踏实的治学态度，圆和周正的处世原则，艰难沉重的家庭负担以及英年早逝的伤情，给后人留下了一个稳健朴实而又凝重苍凉的背影。

朱自清出生于烟雨迷蒙的江南水乡。在春风轻拂的扬州城长大，骨子里先就有了一股水的灵气。颇深的家教渊源、较高的门第，使他童年得以在书香里度过。1916年，朱自清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7年，因父亲卸职，家庭经济状况恶化，他便由“自华”改名“自清”。因自感性情迟缓，感于《韩非子》中“董安之性缓，故佩弦以自急”，乃字“佩弦”以自警。1920年至1925年五年间，迫于生活的压力，他辗转各地以教学谋生，经杭州、吴淞、台州、温州、宁波，最后寻了一处落脚，这一处，便是对他影响极大的白马湖。1925年秋，朱自清赴清华大学当教授，从此在大学任教直至去世。

他的婚姻经历也同样简单。先是奉父母之命，18岁时与扬州姑娘武钟谦完婚，夫妻恩爱，后来他们共有5个儿女。1928年。刚过而立且事业有成的朱自清痛失爱妻，之后过了4年，他与陈竹隐女士结为连理，又有3个儿女。孩子、妻子、父母，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全落在朱自清一个人的肩上，生活的压力使他自顾不暇，即使有再远大的理想，他也会被这样的生活绊住脚步!受家庭传统教育的影响，无论对待事业还是家庭，他都无法割舍。

朱自清的学生陈天伦在《敬悼朱自清师》中这样写道：“朱先生教国文。矮矮的，胖胖的，浓眉平额。白皙的四方脸。经常提一个黑皮包，装满了书，不迟到，不早退。管教严，分数紧，课外还另有作业，不能误期，不能敷衍。”

自然，他既不允许别人敷衍，更不会允许自己敷衍，这有他极精致美丽、令人回味无穷的文字为证：《荷塘月色》《背影》《匆匆》《春》《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这样的文字里，可见出一点轻佻?没有!有的，只是轻灵!是深思熟虑之后，以凝重的思考为读者奉上的精美盛筵。

朱自清用他的经历和文字，建起了他的国。

1924年——1925年：自马湖

要说朱自清，当然绕不开他在白马湖春晖中学当中学国文教师的这段岁月。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在白马湖的这段时光，也许就没有今天的“朱自清”。

夏丐尊、李叔同、丰子恺、朱光潜、黄源……自1922年春晖中学初建开始，这些后来在中国现代文艺领域堪称大师的人物先后聚到了浙江上虞白马湖，他们或为老师，或为学生，互相切磋。在这浓郁文化气息的熏陶下，他们在风雨飘摇的国土一隅努力实践着自己为学救国的理想，享受着专属于文化人的快乐。1924年，在多处任教后，朱自清应夏丐尊之邀来到了春晖中学，从此，白马湖为他人生开启了一扇风光旖旎的窗。

担负着养家重担，一向性情拘谨的朱自清，来到这里，宛如来到了一个文化人的世外桃源：闲谈有知音，唱和有对手，静思有清风，信步有美景。对于文化人而言，这就是理想的生活，更何况是早期的朱自清，这个只愿躲在自己的世界里的作家呢?

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校园虽是半西式的，却像园林一般宁静秀美。校园内处处都有曲水环绕，从每间教室出来，师生们都可以凭栏远眺，湖光山色，尽收眼底，令人心旷神怡。“说到我自己，却甚喜欢乡村生活。更喜欢这里的乡村生活。我是狭笼的城市里生长的人，我要补救这个单调的生活，我现在住在烦嚣的都市里，我要用闲适的境界调和它，我爱春晖的闲适!”朱自清曾这样说道。

这里的朋友，无不富有雅趣。夏丐尊率真俭朴，生性耿直，因爱这里的自然环境，特约本校教师刘熏字，依山傍水，按日本格式设计建了几间瓦屋，称为“平屋”，有平房、平民、平凡、平淡之意。丰子恺生性冲淡，不仅诗词意境清奇，而且善绘画，他将西洋画风融进国画里，往往疏疏几笔。就画出一番诗意天地；他特别喜欢杨柳，与杨柳为伴，把小屋命名为“小杨柳屋”，画的内容也多半是在春晖中学与朋友们相处甚欢的光景。朱光潜那时教英文，比朱自清小1岁，受大家写作的影响。他开始研究美学，在白马湖奋笔写下处女作《无言之美》……

不仅如此，春晖中學还浸润着“五四”革新精神。学校积极推行新学制，采用新教材，崇尚民主，关系和谐，师生之间团结合作，这使很多学生受益匪浅，造就了后来不少在学术领域很有成就的人才，如黄源等。

朱自清的住所与夏丐尊、丰子恺的毗邻，朱自清经常与他们一起散步，谈论文学，大家的孩子也互通往来。真是其乐融融。富有童心的丰子恺还经常将画好的漫画送给各家的孩子。这种美好的情景。后来常常令朱自清怀念不已。

湖光山色从门里从墙头进来，来到我的窗前，桌上。我们几家连接着，丐翁的家最讲究。屋里有名人字画，有古瓷。有铜佛，院子里满种着花……他有这样的好

屋子，又是好客如命，我们便不时上他家里喝老酒……白马湖最好的时候是黄昏，湖上的山笼着一层青色的薄雾，在水里映着参差的模糊的影子。水光微微的暗淡，像是一面古铜镜……这个时候便是我们喝酒的时候，我们说话很少，上了灯话才多些，但大家都已微有醉意，是该回家的时候了。若有月光也许还得徘徊一会：若是黑夜，便在暗里摸索醉着回去。(《白马湖》)

正因为白马湖无论春夏，都氤氲着一种诗意——“山是青得要滴下来，水是满满的、软软的”，这令骨子里本来满是诗情的朱自清忍不住提笔为文，写下了中国现代散文的经典名篇《白马湖》和《春晖的一月》。因为环境宽松，心情愉快，尽管教的只是中学生，但他却教得极认真，这为他后来执教大学时严谨的作风做了最好的准备。

然而天下无不散的筵席，事物往往盛极而衰，更何况这里并不是真正的世外桃源，时局的动荡最终必将影响到学校的师生，随着守旧势力对新思想的打压，以及“五卅”惨案的发生，春晖中学的名士们各奔前程，为心中的理想打拼。唯朱自清家累太重，仍只能留在春晖中学，此时的白马湖和从前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了。朋友们的离去，使一向回避政治的朱自清开始思索现实的处境，读书人骨子里为国为民的思想使他渐渐地懂得斗争的重要，这使他渴望去全面了解生活，

1925年暑假过后，朱自清离开了一度十分热爱的白马湖，这正应了丰子恺在此画下的第一幅漫画——《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可以这么说，白马湖的岁月，对朱自清从一个读书人转变成一个具有纯粹知识分子精神人格的大师，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是白马湖成就了朱自清。

1927年—1928年：前路茫茫

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有两类：一类是以鲁迅为代表，他们为民族的前途、命运奔走呼告，呐喊斗争：一类是以沈从文为代表，他们从平凡的生活里表现人性的美好，而不愿卷入政治的漩涡。就时代而言，前者采取的是积极的人世态度，后者则带有消极避世的色彩。朱自清为生活所迫，常常自顾不暇，哪里还能投进时代的洪流里?他不自觉地做了后者，但时代的呼聲声声入耳，又怎容他视而不见?

1925年秋，在好友俞平伯的引荐下，朱自清来到清华大学，做了国文系教授。自当上教授后，朱自清一头扎进了古诗词的研究里，和时代大潮相距甚远。但1927年4月12日的枪声，还是对他产生了巨大的震动，他写道：“这时代如闪电般，或如游丝般，总不时让你瞥着一下。它有这样大的力量。决不从它巨灵般的手掌中放掉一个人：你不能不或多或少感受着它的威胁”(《那里走》)。在白色恐怖的笼罩下，他希望找到一条生路，可是又不知道该往哪里走，心中深感惶恐。

尽管有人劝他人国民党，以期找到一把保护伞，但是，对自由的渴望，知识分子独善其身的精神，使他最终毅然选择了放弃。不参与政治，这样淡然的态度，也并不就是获得解脱的途径，朱自清心里的惶惑依然存在。他写道：“烟笼远树浑如幂，青山一桁无颜色。日暮倚楼头，暗惊天下秋!半庭黄叶积，阵阵鸦啼急。踯躅计行程，嘶骢何处行?”(《和李白菩萨蛮》)词中的秋意，不正是他内心茫然的流露么?

正是这种秋意，使他的名篇《荷塘月色》蒙上了一层无法拂去的惆怅之色。

因为对自身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执着，朱自清反复思考着人生，解剖着自己。他这样写道：“我解剖自己，看清我是一个不配革命的人!这小半由于我的性格，大半由于我的素养，总之，可以说是命运规定的吧。——自然，命运这个名词，革命者是不肯说的。在性格上，我是一个因循的人，永远只能跟着而不是领着……我在小资产阶级里活了30年，我的情调，嗜好，思想，伦理。与行为的方式，都是小资产阶级的!我彻头彻尾。沦肌浃髓是小资产阶级的，离开了小资产阶级，我没有血与肉。”(《那里走》)

正因为如此，他既不想革命，也不想反对革命，他左右为难，只能逃避政治了——“国学比文学更远于现实，这是个更安全的逃避所”，他选择了国学。

1927年的朱自清，在白色恐怖袭来时，没有选择迎难而上，而是为自己找到了一个避风港，这对于执着于进步、执着于自由的知识分子而言，究竟是正确还是错误，只能留待后人评说了。但在彷徨之后他这样总结到：“乐得暂时忘记，做些自己爱做的事业，就是将来灭亡了，也总算有过称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

对于他自身而言，这种选择，又何尝能使他的内心真正轻松起来?

1948年：欲留还走

1948年，这是一个太特殊的年份，且不说对于中国历史而言意味着什么，就对于朱自清这样的个人而言，也是风云突变出乎意料的一年。这一年意味着什么呢?民主?自由?荣誉?死亡?

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一个旧的时代即将被埋葬，一个新的时代很快要到来，新的知识体系会随着新政权的诞生而产生，知识分子将面临一次巨大的考验。比如，摧毁自己多年建立起的思想体系，重建迎合时代潮流的知识大厦，以便更快地投入到新的生活中。一向不问世事，颇具名士风度的北大哲学系教授金岳霖的改变，令很多知识分子感到了自身改变的必要。

朱自清担任了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但因为不愿过多承担行政事务，最后他还是辞去了主任一职，不参与政治一直是他的处世原则，那么，在政治的风暴面前，他将如何应对?

在这一年里朱自清有了很多改变：他开始读《大众哲学》，并评论其“甚有说服力”：读《知识分子及其改造》，并赞其“论点鲜明，使人耳目一新”：读完“山药蛋派”作家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说其是“新体裁小说”：讨论“朗诵诗”与“标语口号”，说其“应该有独立的地位”：他与清华大学学生一起“扭秧歌”……

这是不是他开始走向新文艺的一种征兆呢?是解放区大众文艺有强大的感召力，还是朱自清本人在自己原来的阶级里渐渐地醒悟过来了?我们已经不得而知，就在这一年，因为严重的胃溃疡，他离开了这个世界。我们也无法猜测如果朱自清在世，他将如何迎接即将到来的新中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有骨气、“宁愿饿死也不领美国救济粮”的朱自清，确实为他心中的“民主”努力了一把!也许这才是他的本色吧!这并不是源于某个阶级某个个人掌了权，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对祖国自强人民自主的渴望。

“扭秧歌”，与朱自清逝世一样，成为1948年里与他有关的名词中最醒目的一个。秧歌这种革命的符号虽然很受有左翼倾向的学生和大众的追捧，却很难让国统区高等知识分子接受。冯芸钟这样写道：“在参加‘五四青年节的联欢晚会上，他(朱自清)加入青年们长长的行列，扭陕北秧歌，和青年学生的心贴得更近了，”柏生回忆，“特别使人记忆最深的是，1948年元旦晚上，在余冠英先生家里开新年晚会的那感人情景。那晚，朱先生带病，但是还兴致勃勃地和同学们挤在一个行列里热情认真地扭秧歌，同学们以民众喜爱的风格，亲昵地给他化了装，让他穿上了一件红红绿绿的衣服，并让他戴了一朵大红花……”他们认为扭秧歌是表示他要和旧的生活彻底决裂，因为秧歌是一种意味深长的符号，但朱自清本人是怎么想的呢?

他在当晚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参加中文系新年晚会，深有感慨。”后又记“学生两次来请我们参加大饭厅学生集会，他们还请我们在临时搭起的台上扭秧歌，大众的压力确实不得了，使我整晚上感到不安，”对于靠近意味着无产阶级革命群众的符号，朱自清的真实态度，令人困惑不解。随着他的去世，他当时的真实想法，永远是一个谜了。

1936年：永远的背影

一向低调的朱自清，对绍兴老乡鲁迅极为推崇，但“道不同不相为谋”，鲁迅似乎并不买他的账。朱自清曾三见鲁迅：第一次是1926年，鲁迅不以为重，在日记中只轻轻提及一笔：第二次、三次是1932年，朱自清应学生要求请鲁迅去清华大学讲课，均被拒绝，他狼狈而回。即便如此，他仍鼓励学生去北大听先生的讲座，对先生的为人依然赞赏有加。

这就是朱自清：宽厚、真诚、稳重。他留给后人的印象，正如《背影》一文里的父亲，唯一不同的是，他的短暂一生，更值得人们反复去咀爵，他的背影里，多了几分苍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