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春艳

他们怀揣梦想而来，有利他主义的价值观，并把帮助中国的贫困人群作为理想去坚守。

“我把我的一切都交给他们，我自己的命是属于他们的，我们已经分不开了，命运已经连在一起，如果我走掉了就没命了……”卢安克坐在广西偏远山区东兰县板列村的小山丘上接受媒体采访说出这番话时，无数中国为之动容。

这名德国男子已经不再年轻，他把自己从30岁到40岁这10年黄金时间倾注在广西贫困山区的教育上，他所在的板列村小学的孩子们大都是“留守儿童”，“学生们需要的是一个能留在他们身边的大人来代替在城里打工的父母”。他组织孩子们拍DV，设计村里的小路、观察和体验大自然……孩子们把他视为亲人，在他的影响下慢慢树立自己的独立人格，规划自己未来的人生。

10年来，卢安克没拿过任何报酬，他把翻译作品赚得的稿费捐给慈善机构，他在中国的工作生活靠父母每年寄来的4800元(人民币)维持。

像卢安克这样，以个人身份来到中国，并以帮助中国人摆脱贫穷和不平等为职志的外国人越来越多。

德国盲女萨布利亚·坦贝肯自2000年开始，与当地机构一起，先后帮助了96名盲童接受了日常生活技能培训和藏、汉、英三种语言的盲文基础教育；希拉里，一位在云南边远山区给孩子补习英语和募集资金兴建希望小学的英国退休老人；阿鲁道(ABJ)，意大利的语言学博士，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他的愿望是让全世界所有想学英语但没有条件的贫困学生都能接触到外教

对国人而言，他们是现代版的“白求恩”，是一群怀有国际理想主义和富有国际人道主义情怀的“世界公民”。对他们而言，地区与国家不是边界，他们愿意关注本土之外的不平等与贫穷，愿意把自己的力量倾注在每一个需要帮助的地方。而在中国这个急剧转变的国家，他们正在尝试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一部分中国弱势群体的命运。怀梦而来

“相较之组织志愿者，这些以个人身份来华的外国人时间应该更晚。”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团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她近年主要研究NGO、NPO组织与社会发展，多年来接触和帮助过大量的外国助华者。

据杨团介绍，最早进入新中国的私人非营利性机构是福特基金会，1973年由中央政治局政治处批准进入。新中国最早的志愿者来自联合国志愿人员组织。1979年第一批联合国志愿者共15人来到中国偏远地区，从事环境、卫生、计算机和语言等领域的服务。

而真正以个人身份来到中国，希望为中国贫困人群提供帮助的外国人则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以后，发达国家一些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考察项目或旅游活动使他们开始了解中国，一些人因此选择留在这里。德国青年卢安克就是因1990年夏天那次为期3个月的中国之旅，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决定留在广西农村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1997年德国盲女萨布利亚也是到西藏旅行，骑马穿越西藏各地，发现那里的盲童少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便萌生了留在西藏帮助盲童的想法。而6年救助3万贫困人群的加拿大人张红，则是缘于参加1999年加拿大红十字会援助中国西部弱势群体的国际项目。

这些外国志愿者在中国的壮大则是在2000年以后，外国人到中国工作日益增多，一个新名词开始流行——“社区洋志愿者”。

“群体的人数虽然无从统计，但据我了解像卢安克和萨布利亚·坦贝肯这样深入到中国边远农村和山区的外国人只是凤毛麟角，多数是因为工作原因在自己生活的中国一二线城市开展服务。”杨团说。

在国外，助人本身是生活的一部分，欧美等发达国家社区捐赠和救助活动相当普遍，他们来到中国后自然延续了这一传统。

在上海有一个“洋太太团”群体，是由来自美国，英国、新加坡、瑞士、意大利。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的100多位外国女士组成，几乎都是丈夫在上海工作的家庭主妇，她们自愿组织起来帮助上海的贫困儿童，尽管其中人员有流动，但是爱心不断传递，助学规模不断扩大。

特瑞莎四年前随丈夫和三个孩子一起来到上海，很快融入到社区活动中，2008年四川地震发生后，她和社区里的朋友为受灾儿童募捐了大量的资金和衣物，现在她又开始为世博会忙碌。

年近花甲的布林克太太2003年3月随丈夫来到中国苏州，她主动承担了狮山社区办暑假英语培训班的工作，每星期二上午，专门给孩子们义务上英语课。她还通过社区工作者联系到附近学校为孩子们义务上课。

多来自发达国家

“这些在华从事公益事业的外国人应该是一群以30岁至40岁为生力军的群体，现在也有向中老年志愿者扩展的趋势。”长期研究NGO组织的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在志愿者组织中，40岁是一个分界，20岁至40岁为青年志愿者，40岁至69岁为中老年志愿者。在天津滨海新区，来自美国芝加哥的佛罗伦斯是一位70岁老人，在过去5年中，她陆续筹款数万元，为智障孩子们买来了文具和生活用品、帮贫困残疾人安装了假肢。

尽管他们年龄跨度宽泛，但这些驻扎中国的“世界公民”却有共同的特点：他们怀揣梦想而来，有利他主义的价值观，并把帮助中国的贫困人群作为职志去坚守。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社会早已解决了温饱问题，贫富差距不大。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在满足了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之后，自然上升到自我实现需求。”唐钧表示。比如美国社会，对志愿者服务时间长、表现特殊的人，在升学、就业等方面，会更被看重或被优先考虑。部分青年人还会选择到国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去游历，去帮助其他地区需要帮助的人，有的就留在了那里。也因此这些助华外国人多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比如美国、英国、新加坡、瑞士、意大利、澳大利亚、加拿大、德国、日本等。自力更生

世界是平的，是一个大家庭。而中国在这个大家庭中是十分特殊的一员，因经济飞快发展而进入急剧转型的阶段，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导致急剧的社会变迁，直接表现为经济体制、社会结构、文化模式、价值观念等各个领域的深刻变化。这对于社会成员的心理适应性提出了严重挑战，在适应性较弱者身上则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心理震荡”现象。

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城市打工者的适应和能力提升、贫困家庭的救助等等，这些人群成为身处中国的这些外国志愿者的关注对象。

显而易见的是，他们帮助的方式方法更加多元，领域也有所拓展。既有像罗琳那样，以艺术方式来挖掘打工者的自身潜能，“注重心灵的影响和沟通”，也有“我开”网那样，把西方慈善人士和中国边远地区的贫困农民联系到一起，更有众多的外国人投入到直接面对贫困者的活动中去，从语言教育、医疗卫生，扩展到心理救助、技术能力提升等领域。

这些志愿者没有更

多的资金来源，他们往往通过个人收入来维持他们所从事的助人事业。

英国退休老人希拉里，因为经济并不宽裕，只好以为青少年补习英语的方式来积攒资金。为此，她每天从早上9点一直忙到下午4点，中间不休息。终于凑够6万元人民币建成了希望小学。意大利的语言学博士阿鲁道(ABJ)亦是如此，从2000年到2004年，他在哈尔滨一边工作一边助学。对他来说，赚钱只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生活开销和帮助更多的学生。“我并不富有，我没有钱，我需要钱，但对所有贫苦孩子来说，我任何时候都有钱。”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外国人到自己母国募集资金。据《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发达国家社区慈善募捐非常普遍，不定期举行社区募捐比赛，个人会把工资的一部分提前计划用于慈善。当看到熟人带来诸如非洲、中国等国家有需要帮助的介绍时，往往会伸出援手，不过这种通过熟人圈子得到的募捐相对有限，多数还要靠成立基金会的形式。

艰难前行

同时，这些现代“白求恩”的助华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深入到中国边远农村和山区的群体。“一个城市人到贫困农村扎根都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更何况语言、文化、生活习惯都大相径庭的外国人。”杨团说。当地人看到他们不禁有这样的疑问：“这些金发碧眼的外国人究竟来做什么?”

有藏地“白求恩”之称的南希女士是杨团帮助过的外国人之一。

1990年，33岁的她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念医学博士，借学术休假的机会来到中国西藏，看到当地医疗落后，很多儿童因饥饿和营养不良而死亡，决定留在西藏帮助那里的人。这一留就是15年，为此她放弃了薪水更高、发展环境更好的工作。

南希在美国加州注册成立了智梅基金会(Terma Foundation)，专门为西藏医疗救助活动筹款。15年间，智梅基金会为西藏地区儿童健康项目一共筹集到700万美元。

由于工作需要，她在西藏办事处雇用了九名全职工作人员，都是本地人。在西藏这个敏感地带，南希的做法常常受到质疑。来到西藏之后，一向乐观的她常常哭泣，原因是她的项目计划常常被当地卫生机构拒绝。杨团虽然帮助南希见到了中华慈善总会的项目负责人和卫生厅的有关负责人，但很多工作还是无法开展。“这样的女白求恩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爱护。”杨团感慨道。

“相较为数众多的外国NGO等组织志愿者，这种个人行为相对势单力孤，他们在中国长期发展需要包括政府在内的社会各界的支持。”杨团说。

附：历史上帮助中国的外国人

明万历年间即有基督教教士陸续来到中国，但开医院办教育刷较晚，直到19世纪初，新教教士马礼逊做大胆尝试，在澳门、广州开设眼科医院，开办书院。

鸦片战争之后，传教士从沿海城市逐渐进入内陆省份，一些教士如林乐知、李提摩太、明思溥等在中国开办学校、办报、办医院、赈灾。

民国时期，外国人传教活动和社会改革运动结合起来，反缠足、要求女性受教育、消灭肺结核和灭蝇运动、救助军阀混战时的难民，都有外国传教士和教会学校的参与。燕京、圣约翰、东畏、齐鲁、金陵等教会学校成为中国的著名大学。

一些慈善基金会也加入到帮助中国人的活动中来，比如1915年，洛克菲勒基金会控制的中华医药委员会在北京成立了协和医学院，洛克菲勒表人亲自来为学校主持开办仪式。

抗战爆发后许多外国友人来帮助中国人，他们大多由外国政府、政党委派而来，比如加拿大共产党派来的医生白求恩和印度尼赫鲁派来的医生柯棣华。德国商人拉贝并非志愿者，却在南京大屠杀时保护难民和揭发日军暴行而被尊为“活菩萨”。“飞虎队”的陈纳德将军是国民政府的雇员，因带领美国志愿者航空队抗日而受到中国人的爱戴。

1949年之后，由于中央政府执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西方人逐渐离开中国，只有苏联和东德等国的专家被政府派遣来到中国执行援助任务。1960年之后，这些专家全部撤走。(汤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