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泽民

我恍然大悟,原来研究者们语焉不详,支支吾吾,是出于当时政治的避讳。想来,一首革命诗人写的、新文化旗手推崇的、在广大民众中流传的经典译作,怎么能出于反动军官之手呢。

我来匈牙利前,对这个国家所知甚少,只听说过三个与之有关的人名:裴多菲、李斯特和纳吉。那时候,我知道李斯特是音乐家,但没有听过他的作品;纳吉是70年代所有政府报告或领导人讲话里必提的修正主义分子,可他到底何罪之有,我并不清楚;唯一了解的是裴多菲,不仅读过《裴多菲传》,还能背那首脍炙人口的《自由与爱情》。

裴多菲是鲁迅毕生推崇的欧洲诗人,早在1924年,他就在《语丝》上发表自己翻译的裴多菲诗歌,撰写裴多菲传,并曾亲自校订孙用翻译的《勇敢的约翰》。

1998年夏天,我陪匈牙利作家拉斯洛访华,当时表叔时煜华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当馆长,特邀我陪拉斯洛去了趟鲁迅故居“老虎尾巴”,并带我们看了一件珍贵馆藏。那是一本德文版的《裴多菲诗选》,在书的第18页德文左侧,用钢笔写着那四行著名的译文: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1929年,20岁的白莽从德语翻译了一篇裴多菲小传,投稿给鲁迅主编的《奔流》杂志。鲁迅回信,想看一下德语原文,于是白莽亲自将德文版的《裴多菲诗选》送去,鲁迅则将自己收藏的两本德语版裴多菲作品送给白莽。白莽后来翻译了几首,和裴多菲小传一起登在《奔流》上。

1931年2月7日,白莽、柔石等五位左翼作家在上海遭国民党枪杀,鲁迅悲愤不已,在《为了忘却的纪念》里不仅回忆了他与白莽的交往,还提到白莽送来的书里有四行钢笔写的译文,即用古体五言诗的形式译成的《自由与爱情》,鲁迅顺理成章地认为这首诗是白莽译的,这四句译文也因这篇文章广泛流传。白莽和裴多菲一样为革命献身,更为原诗和译稿增添了一层悲壮的意义和命运的辉映。

然而,这首诗真是白莽译的吗?人们在读鲁迅的文章时,很少注意到这句话:“在第二页写着‘徐培根三个字,我疑心这是他的真姓名。”鲁迅只知道白莽有个笔名叫殷夫,于是推测徐培根是白莽的真名。事实上,白莽的真名叫徐柏庭,他用过的名字有徐祖华、徐白、徐文雄和笔名殷夫、殷孚、任夫、白莽、沙菲,但从来没叫过“徐培根”。

查来查去,我在《鲁迅全集》里找到一条含混的注解:“白莽的哥哥,曾任国民党政府的航空署长。”既然研究者知道这首诗的真正译者是徐培根,而不是他的弟弟白莽,为什么不明确说明?不纠正人们普遍的误读呢?

我上网查了徐培根的简历,他年轻时曾在北京陆军大学和德国陆军大学就读,德语自然顶呱呱。去台湾前曾任国民党航空署署长、兵工署机械司司长、驻美军事代表团参谋长、陆军大学教务长;到台湾后当过国防大学校长、国防部常务次长,上将军衔。1991年病逝。

我恍然大悟,原来研究者们语焉不详,支支吾吾,是出于政治的避讳。想来,一首革命诗人写的、新文化旗手推崇的、在广大民众中流传的经典译作,怎么能出于反动军官之手?于是,学者们采取了“模糊术”,宁愿睁一眼闭一眼地让人们误读,因为让被国民党枪杀的左翼诗人当这首诗的译者,从感情上说更能接受,更合乎情理。

人们的愿望不仅替代了事实,也掩盖了白莽兄弟之间的情意。在那个年代,像宋氏三姐妹和白莽兄弟那样因政治见解不同而分道扬镳的同胞很多,而我从鲁迅保存下来的这本书和四行译文里,却看到一段被政治扼杀、被后人忽视了的兄弟情。

那时候,只在同济大学读过两年书的白莽很可能还跟哥哥住在一起,也许翻译裴多菲小传时,经常向精通德语的哥哥请教。一天弟弟出门,哥哥翻开了《裴多菲诗选》,无意中被一首豪迈的短诗打动了,抄起钢笔,在原文旁即兴写下了译文,并激动地署下名字。想来,当时的徐培根已投身北伐,是跟弟弟一样行动救国的热血青年。

3月15日是匈牙利民族独立革命纪念日,当地人也称“裴多菲日”,因为诗人是那场反抗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革命的一面旗帜。1848年3月14日傍晚,裴多菲在布达佩斯一家咖啡馆里起草了旨在实行资产阶级改革的政治纲领《第十二条》。次日上午,诗人在民族博物馆的高台上当众朗读了他刚写的战斗檄文《民族之歌》,拉开了匈牙利独立革命的序幕:向匈牙利的上帝宣誓,我们宣誓,我们宣誓,我们不再继续做奴隶!

五个月后,革命遭到残酷镇压,26岁的裴多菲弃笔从戎,在1849年6月31日的一场战役中阵亡,但人们并没有找到他的遗体。

有趣的是,2000年,匈牙利媒体登出一则消息:一位文史学家声称在西伯利亚的一个小村里发现了裴多菲遗骨!论据是,墓碑上刻着裴多菲的真实家姓——裴特洛维奇。按理说找到遗骨是件好事,问题是墓主人的死亡年龄不是26岁,而是55岁!如果死者真是裴多菲,那等于说:在一百多年前的那场恶战中诗人并没有牺牲。美国人也跑来凑热闹,索要裴多菲家族后裔的基因样本,想对遗骨做DNA鉴定,但是遭到匈方拒绝。原因很简单,没有人愿意打破诗人英雄的神话,匈牙利人更愿意相信诗人战死,而不是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