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药品回扣还靠制度“药方”

最近曝光的一份医院药品回扣清单将医疗界的“脓包”挑破，引来各界口诛笔伐。根据清单记录，某院医生每开一支售价为32.3元的抗菌素，可拿到6.5元回扣，也就是药品单价的20%。对此，6月4日的《郑州日报》指出，治药品回扣还要靠制度“药方”。

据透露，药品回扣约占药品零售价的20%。按照去年我国门诊量、次均医药费、药费占比等数据计算，全国医疗机构仅门诊开药的回扣就高达520余亿元。表面上这是源自医生收入和付出严重不等的不满心态，而从根本上说是“以药养医”体制“培育”的“畸形病态”。在过去财政投入不够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允许医疗卫生机构以“以药养医”作为资金补偿机制，客观上导致了药价虚高、医药不分、管理混乱的问题。实际上，吃药品回扣的绝不仅仅是医生，药品销售是一根长长的利益链条，销售、招标采购、使用、管理环节都或多或少存在吃回扣的现象。这不仅需要加强医疗行业行风和职业道德建设，更应对整个医药制度“开出药方”。

缺乏职业敬畏感已是社会问题

一家医院开出的感冒药“毒死”了一个18岁的少女，药物毒性来自一个对医生来说并不复杂的常识：罗红霉素缓释胶囊不能与茶碱合用。这一明显的医疗事故却被相关部门认定不构成医疗事故，嗣后上级部门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中甚至回避了医方违反药物配伍禁忌的问题。5月27日的《京华时报》指出，医生玩忽职守、事故鉴定部门推卸责任现象之下隐藏的本质是敬畏感的缺失。

文章认为，从“三鹿事件”到“徐宝宝案”，再到新近披露的“阮婉莹事件”，折射了当事人对生命的漠不关心，没有职业敬畏感。而职业敬畏感的缺乏已是社会性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医生的玩忽职守，只是普遍的职业敬畏感缺乏的具体表征。医疗事故发生之后，作为鉴定或主管部门，主持正义、追究责任本是职责份内之事，医疗鉴定存在的问题归根到底是职业敬畏感和生命敬畏感缺失的综合症。

医疗费应“晒”得更彻底

今年首季，广州公立医院人均门诊费用自2008年后首次突破190元，平均每一出院人次医疗费及每天住院费同比分别上涨6.59%和7.4%，广州市第一季度各项医疗费用几乎“全面飘红”。6月2日的《新民晚报》质疑，新医改实施一年多，耗资3900亿元，看病为何更贵了？

在一些城市，政府部门开始主动将医疗费用情况作为公共信息发布，这值得肯定。但真正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医疗费用”应该更透明，附加一些更丰富的信息。比如，对各个医疗机构的医药使用情况进行分析，看看其中有没有大处方、过度医疗等；建立“医疗黑红榜”，发出警告信号，用行政的手段引导医疗机构合理、有秩序地竞争。公开得更彻底，也是一个积极履职的过程。要努力做好敏感信息的全面、公开、透明发布，还要接受公众的评价、监督、建言，在与民意的互动中改进工作，赢得民心所向的改革局面。

政策漏洞引多方逐利药价仍虚高

2009年被称为“医改元年”，一年来医改政策出台之密集、政府投入之大前所未有，但是药价虚高的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日前，《中华工商时报》撰文指出，造成目前公立医院看病贵的主要原因在于多方逐利造成药价虚高，“以药养医”模式大行其道。

文章指出，新医改要求公立医疗机构逐步取消药品加价，这就意味着医疗机构的收入将大幅下降。成本增加、收入减少，医院将逐渐形成入不敷出的局面，因此医院寻求各种办法提高收入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则为医院提供了政策漏洞。这一制度的问题在于医疗机构具有采购的垄断权，垄断权力使医疗机构产生腐败的现象，他们与医药公司、医药代表相互勾结，勾结的结果必然是抬高药价从中渔利。同时，医疗机构的药品销售缺乏竞争，大部分药品是医生所开的处方药，患者没有选择的权利，只能接受医疗机构的高价。

救命药何来要命价

药价“翻筋斗云”，关键就在于药品市场监管缺失或者不到位。5月28日的《海南日报》认为，药价虚高的幕后黑手是监管失灵。

文章指出，首先，暴利黑幕是患者费尽周折打听到的。如果药价黑幕总是依赖于患者付出巨大的成本后来揭开，媒体来“鞭打”，监管部门似乎就成了摆设。其次，药品集中招标管理办法不见贯彻。我国全面推行药品集中招标办法的目的就是为了遏制药价虚高，但以芦笋片为例——表面上是按照药品集中招标办法采购，实际是制药企业批发给其他医药公司，医药公司再通过医药代表销售到医院，完全是在腐败链条上流通，相关部门究竟是如何监管的？再者，出厂价为15.5元，而湖南省集中采购药品投标报价指导价格是136元，这一指导价的依据是什么？究竟有没有进行过成本调查？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会长于明德透露，药品投标报价指导价定得过高是个不成文的行规行约，指导价不合理给医药流通环节层层加价留下空间。

“张悟本热”折射医改缺位

从“排毒教主”林光常、“太医之后”刘弘章，到“盖世华佗”胡万林，再到“神医”张悟本，所谓的“养生专家”一次又一次地忽悠了中国大众。“绿豆养生说”并不高明，但张悟本何以能在短短三年之内红遍中国，备受普通老百姓的热捧？6月3日的中国新闻网指出，正是当今社会看病难、医改步伐蹒跚给这些“神医”造就了生存的土壤。

据一知名网站调查，有4成的受调查者认为，张悟本是看不起病的中国人的一剂心灵汤药。张悟本等人的养生说正迎合了我们所处的看病难、看病贵时代。比起少则数百元，多则上万元的医药费，十元一斤的绿豆又算什么？医改一改再改，可药价依旧高企。与其等到患了疾病花大钱，还不如日常注重养生成为众多老百姓的共同想法。如此一来，张悟本们不想红都难了。只有国家的医疗体制健全了，民众不再担心病不起，“信医院不如信张哥”的无奈言论才会淡出公众视线，而张悟本们也才可能真正退出历史舞台。

“立法控烟”必须找准源头

5月29日，59位来自高校及政府部门的法律专家在京“结盟”组建“中国控烟法律专家工作组”，致力于推动国家和北京等地的控烟立法工作。5月31日的《羊城晚报》指出，公共场所控烟难，不仅仅是立法缺位，更重要的在于地方GDP对于烟草行业的依赖。控烟立法必须找准源头。

控烟要真正取得成效，需要深刻地认识到吸烟危害健康、污染公共卫生环境的严重性，改变“以税管烟草产销”的局面。来自国家烟草专卖局的消息说，2009年烟草行业实现工商税利首次超过5000亿元，同比增长12.2%。我国烟草销量节节上升，控烟与利益的博弈难度大大超过了发达国家。地方政府需要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逐步摆脱对烟草财政的依赖，使立法更有意义，执行更能见效。

治理医托要从源头抓起

医托到底归谁管？东南网记者暗访时遭遇无奈：公安部门说医托问题的主管部门应是卫生部门，而卫生部门对此回应说，“医托”是公安部门的责任，这个“管理真空”究竟该由谁来管一管？

按照规定，若雇用医托的医疗机构证照齐全，没有非法行医，卫生部门也无权查处。而近几年，在对涉嫌雇用医托的医疗机构进行监督检查时发现，这些医疗机构大都具有合法的医疗执业资质和人员资质，很难参照现有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查处。如今医托介绍的医疗机构开的药只不过是以廉充贵、以次充好的中草药，药是否有效、是否对症，很难有准确的鉴定，由谁来鉴定也是一个问题。2005年，卫生部、公安部等部门发文，规定对充当医托行骗和扰乱医疗机构正常医疗秩序的行为，要依法给予查处。但医托和患者之间是自愿的，没有强迫行为，一般构不成诈骗，抓到医托送到派出所，民警也很难处罚，通常是教育一下便放了。专家认为，法律监管的空缺是医托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整治医托组织，要从源头抓起，也要多方面共同配合，否则屡禁不绝。

药价暴利体制之殇背后的人祸

关于抗癌药物芦笋片1300%暴利的争议还没有平息，日前，又有媒体报道治疗癌症的恩丹西酮其利润高达2000%。5月28日的《羊城晚报》认为，体制是人制定的，也是靠人来落实的。

文章指出，多年来国家为遏制药价暴利所下发的文件和进行的制度设计多如牛毛，这些规章制度不能说全都毫无价值，但为何几乎沦为一纸空文？为何设计严密的制度，却成了牛栏关猫？制度不可能完美无缺，即便完美无缺的制度，一旦在执行中发生异化，这样的制度也无法发挥威力。日前，国家发改委宣布，为打击药价暴利，推出四大举措，对属于企业自主定价的药品，加强市场购销价格调查，对政府指导价药品加强成本审核，建立基本药物动态调整机制，研究改进药品价格管理方法。坊间称之为猛药、狠药。如果不解决制度执行和监管中的问题，再猛的药也会被稀释的，最终稀释到药效近乎为无的地步。

临床路径为新医改加分

卫生部决定从今年1月起，利用两年左右时间，在全国14个地区的73家医院开展22个专业112个病种的临床路径管理试点工作。5月17日的《光明日报》发表评论：临床路径使患者能够享受到最经济、最有效的治疗捷径，是一剂缓解看病贵顽疾的“良药”。

文章指出，临床路径管理能使病人从入院到检查、手术、治疗、护理等有章可循，减少诊疗的随意性，有效防止“大处方”、过度检查等。然而，临床路径管理毕竟是新生事物，全面推广面临很大挑战。试点就是不断完善工作，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和试点医院应认真进行监督和考核，保证试点工作顺利开展。此外，各试点医院要把临床路径管理纳入医患沟通的范围，在诊治前应将单病种临床路径管理的原则和具体要求、治疗方案、医疗风险、在诊治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和处理措施等，及时告知患者或其亲属，避免医患矛盾和医疗纠纷。

商业经营让医院冷血

周海元的妻子在医院等待输血两个小时无果后，因失血过多死亡。其间，曾因缴费差10元而耽搁治疗。6月4日，中国新闻网发表评论，只有公立医院的理念和制度得到真正改变，才能根除冷血的医疗服务。

文章指出，大多数公立医院已非公立，政府投入部分只占10%左右，医院需要自筹90%的资金。缺失公益性的公立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带有浓烈的趋利色彩，医疗服务成了以经济利润为中心的商业活动。那些不善于搞创收的公立医院，在市场化环境中往往举步维艰。而拖欠医疗费用是一件让医院感到很头疼与无奈的事情。在东莞，截至去年12月底，当地39家公立医院累计被拖欠费用达2.22亿元。要根除这种现象，只有恢复公立医院的公益性，医疗服务应被视为一种公民福利提供，而非搞创收的商业性服务。

养生专家的资质谁来查

绿豆、长茄子、黑豆、白萝卜，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尽管号称“京城最贵的医生”，但张悟本的看家之宝没有一个不是食物。张悟本在悟本堂挂号开食疗方是否合法？像他这样的“养生专家”谁来监管？5月28日的《人民日报》针对张悟本现象提出如上质疑。

“我不是看病，只是咨询，何来的执业医师之说？我也不用药，何来的处方权一说？”面对行医资质问题，张悟本规避了医政部门对其监管的风险。“有照行医，无照养生”。在行医开诊所方面，卫生部门把关。养生之道，被称为“晚一步”，即使是养生方法有什么错误，当时也不会出什么事故，更不会出人命，这让所谓的“养生专家”有了可乘之机。目前许多“养生明星”挂着保健的幌子，打的是医疗的擦边球，而在政府监管方面，缺失“准入”门槛，缺乏监管部门，缺乏监管法规，养生领域成为三不管的真空地带。医术是仁术，行医之人主张“德行天下”。假专家打着“养生”旗号，干着“行医”之实，拿百姓的健康和生命开玩笑，政府部门必须出手，担负起维护百姓健康权益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