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先宏

作者在美国纽约任领事时摄

在美国，由于虐待儿童事件层出不穷，法律对此处置甚为严厉。应运而生的“保护儿童组织”拥有极大权力。只要接到举报，警察就会配合他们，将涉及受到虐待的儿童先从家庭带走，交由该机构指定的家庭暂为抚养。凡被其夺走的儿童，少有在短期内被领回者。多数案子会拖延经年，甚至家庭永远无法团聚者亦屡见不鲜。现时，国人赴美留学、移民者日众，对该国有关法律决不可掉以轻心。稍有不慎，极易导致骨肉分离或倾家荡产。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笔者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任领事期间，曾出面处理过类似案件。有一位学者(其父为著名民主人士，建国初期任国家领导人，姑隐其名)在美国留学期间生有一子。他中年有后，自然十分钟爱。一日，婴儿患病就医检查身体时，医生发现仅八个月大之小儿居然右臂有骨折陈伤，而其粗心的父母居然对此毫不知情。当夫妇就此相互责怪时，医生感到其父脾气有些急躁，因而认定他对孩子有虐待行为并当即报警。“保护儿童组织”获悉此事后，当仁不让，随即携警察去其家造访，意欲带走婴儿，在审案期间交由他人代养。当时仅其母在家，听不懂英语，误以为有人要来抢她的孩子，遂与警察发生扭打。一位弱女子当然敌不过数名彪形大汉。结果是，不仅婴儿被夺走，还面临被控“虐待儿童”、“妨碍司法”和“拒捕”三项罪名。夫妇二人求助当地侨社。华文报纸连日刊登消息和评论为之呼吁，对所谓的“美国黑人组织”（当地“保护儿童组织”出面的工作人员恰好是非洲裔）在警察帮助下“抢夺”了中国留学生婴儿一事大加抨击。我总领馆曾派两位领事出面交涉，不仅经月未果，双方更添敌意。其时，婴儿被夺已逾两月，汤兴伯总领事请笔者出面交涉，解决此案。笔者深谙兹事体大、情况复杂、难度极高。但受命之下，只得勉为其难。

思考再三，笔者意识到若继续采取强硬外交姿态必定无济于事。美国司法独立，很少会受政治因素影响，因此，决定用“软性诉求”方式来“釜底抽薪”，首先需化解双方敌意。第一个动作即致电当地侨社，一则表示对他们关心我留学生的谢忱，二则请他们关照华文报纸立即停止刊登一切有关此事的报道和评论。笔者在做了这第一步后，致电该“保护儿童组织”。对方一听笔者身份，当即流露出高度戒备和深深敌意。笔者安抚道：“你们请别误会。我认为，你们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你们为捍卫儿童权益，克尽职守。本领馆甚为感佩，我们坚决支持你们的工作。”对方一听，大感意外，态度立显缓和，但仍抱怨受到华文报纸的不断“攻击”。笔者告，已让其“闭嘴”了。当对方敌意全部打消后，笔者即向其大谈两国“文化差异”。笔者言道：“在中国，虐待儿童案是少而又少的，尤其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多年后，更为如此。婴儿之父中年得子十分喜出望外，对其珍爱尚且不及，如何会虐待？他出身名门，家境优裕，自小娇生惯养，连自己生活都照顾不好，如何能照料好婴儿？婴儿有过骨折，肯定是因为缺乏经验，出了意外，绝非他会对八个月大的婴儿饱以老拳。希望双方能合作并找出一个妥善解决方案。”对方告，婴儿已有指定律师负责代表其权益，当找其直接交涉。

笔者随即与婴儿的律师通话，对方为一女士，听了笔者以上说词后，颇为动容，约笔者于一周后法院再度开审时在大厅会面。笔者在电话中还提出一个折衷方案：请保护儿童组织立即将婴儿交回并直接送回北京，由家中有经验的老人负责抚养。双方律师遂即展开进一步具体磋商。是日，笔者刻意衣冠楚楚地奔赴法院，在大堂端坐。只见另一角落有位女士正与数名非洲裔人士在商谈。笔者目不斜视，佯为不见。实际上一直用余光观察动向。不一会，一位非裔女士过来问笔者是否为中国领事，并邀笔者移步与对方人员会晤。此时，我方律师业已赶到现场。双方寒暄后，即进入正题。婴儿的律师表示，基本同意笔者所提方案。此案将于当日经由法官裁决。

不多时，法官升堂。一行人鱼贯而入。只见双方律师不断上下奔波、与法官交头接耳、签字。随后，法官宣布裁决说：“根据中国领事的建议，本法庭决定将婴儿交回其家庭，但必须确定日期，在机场直接交给中国领事。再由中国领事派人立即乘机送回北京，交由有经验的年长者抚养。此外，不得将婴儿带出机场。”他接着转向笔者：“今天，领事先生也出席聆听本庭裁决，本人甚感荣幸。不知您是否同意适才的裁决？”笔者答道：“尊敬的法官阁下：作为中国领事，鄙人完全同意您合情合理的裁决。同时，对阁下的迅速结案表示深深的谢意。”法官接着道：“本法庭要求在婴儿送往北京后，每半年必须向他的律师呈交一份由医院签署的健康报告。不知领事先生您是否可以为此担保？”笔者毫不犹豫，当即作出承诺。法官再次对笔者的合作态度表示了感谢。

双方决定，于商定之日在肯尼迪国际机场由笔者先行接过幼儿，然后交由其母直接乘“中国民航”班机返京（法庭没有规定不准由其母送回北京）。那天的航班起飞时间为上午九时正。笔者和婴儿父母一早赶去。原定八时交接，谁知一直等到八时四十分，仍未见婴儿人影。婴儿父母望眼欲穿，情绪极不稳定。笔者与中国民航办事处交涉，要求延迟起飞，无果。唯恐赶不上飞机，事情中途生变，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向机场警察求助。两位白人警察一听事情原委，当即拍胸脯说：“领事先生请放心。我们明白此事的重要性。没有我们的同意，今天的航班不会起飞。”稍后，只见几位非洲裔人士抱着这名美籍华裔小儿来到候机大厅。其父母激动万分，上前就要接过婴儿，遭对方拒绝。笔者遂伸手接过该儿，再交给其母。令人惊奇的是，仅十一个月大的小家伙看到笔者，竟然紧紧楼住我这个陌生人的脖子，久久不肯放手。一家三口抱头痛哭。笔者见之，亦觉心酸。他们在给小儿换衣时，但见浑身上下长满疥疮。原来，负责领养该婴的非裔家庭较为贫穷，虽不致有所虐待，但卫生条件和意识一定甚差(原来，这也是增加就业的一种办法)。其父心疼之余，十分激动。笔者唯恐节外生枝，急忙加以阻止。好在他用的是“国骂”，对方只知其情绪冲动，并不了解内容。“保护儿童组织”人员和婴儿“养母”在旁监督母子登机后方才离去。载着母子的波音747飞机终于冲上蓝天，笔者的一颗悬了两周的心方才落地。走到门口，发现有人匆匆从后面追上。回头一看，原来是两位警员。“领事先生，我们有麻烦了。”其中一位忧心忡忡地说：“那几位女士说，要控告我俩对他们种族歧视。”原来，警察对他们的姗姗来迟极为不满，曾对他们声色俱厉地进行了一番指责。笔者郑重安抚道：“二位警官出色地执行了公务。你们的行为无可指责。请告我你们长官的姓名、地址。本人将致函表扬二位并证明你们没有任何不当行为。”二人大喜过望。不久，笔者收到大纽约市警察总监回函称：“我们一贯要求我们的警员忠实履行职责。您对两人的表扬将存入他们的档案。这将有利于他们将来的提升。”笔者所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将该函复印件寄给两名警员。

当时的那个婴儿如今已20多岁了，想必已读了大学。他回京后，笔者曾向他的律师转交过一次北京寄来的健康报告。后因笔者调职，未再过问此事。他的家人此后是否按时呈交报告，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