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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中的“现代性批判”思想3

2010-04-12单业才

山东社会科学 2010年11期
关键词:全集人民出版社犹太人

单业才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中的“现代性批判”思想3

单业才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马克思通过与鲍威尔的论战,第一次对犹太人问题进行公开批判。马克思不仅把犹太人问题看成是“当代的普遍问题”,而且对问题本身进行了细致的剖析,马克思也由此开始了其“现代性批判”。

犹太人问题;现代性;市民社会;人的解放

一、马克思对犹太人问题的批判是其现代性批判的起源

犹太人问题,有其深刻的历史和现实背景。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犹太人问题就是犹太人如何追求自由、获得解放的问题,或者说是争取平等权利的问题。同鲍威尔一样,马克思把犹太人问题理解为“当代的普遍问题”,但是与鲍威尔不同的是,马克思有一套截然不同的理解方式和分析路径,由此也得出了与鲍威尔截然不同的结论。

19世纪40年代,普鲁士王国是一个封建君主专制的国家,在宗教上坚持“正统教派的虔诚”。具有实践意义的是宗教和政治领域,但由于政治是一个荆棘丛生的领域,所以主要的斗争就是反宗教的斗争,从而间接反对政治,因为“就德国来说,……对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斗争依旧是用哲学的武器进行的,但已经不再是为了抽象的哲学目的;问题已经直接是要消灭传统的宗教和现存的国家了”。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1页。因此,对犹太人问题的讨论应当首先纳入宗教领域。马克思明确指出:“德国的犹太人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没有得到政治解放和国家具有鲜明的基督教性质。”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页,第166页,第191页,第180页,第167页。

鲍威尔将犹太人问题归结为宗教问题,而马克思将犹太人问题深刻地总结为社会问题。1843年,鲍威尔发表了《犹太人问题》和《现代犹太人和基督徒获得自由的能力》。在鲍威尔的眼中,犹太人的本质就是他的宗教本质,“他那犹太人的和狭隘的本质最终总要战胜他的人的义务和政治的义务,偏见始终存在,尽管普遍的原则胜过它”。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页,第166页,第191页,第180页,第167页。正是由于其独特的宗教本质,所以其不能解放成为真正的“人”(鲍威尔所理解的抽象的人)。马克思认为鲍威尔看到的只是“安息日的犹太人”,而没有观察日常生活中的犹太人,是站在宗教的立场上批判犹太人的宗教本质,而不是在现实的生活世界中探讨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指出:“我们不是到犹太人的宗教里去寻找犹太人的秘密,而是到现实的犹太人宗教里去寻找他的宗教的秘密。”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页,第166页,第191页,第180页,第167页。“我们不像鲍威尔那样对犹太人说,你们不从犹太教彻底解放出来,就不能在政治上得到解放。相反,我们对他们说,因为你们不用完全地、毫无异议地放弃犹太教就可以在政治上得到解放,所以政治解放本身并不就是人的解放。如果你们犹太人本身还没有作为人得到解放便想在政治上得到解放,那么这种不彻底性和矛盾就不仅仅在于你们,而且在于政治解放的本质和范畴。如果你们局限于这个范畴,那么你们也具有普遍的局限性。”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页,第166页,第191页,第180页,第167页。所以,在马克思的眼中,犹太人的解放问题重要的不是解放的主体,而是解放的条件和性质,“只有对政治解放本身的批判,才是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批判,也才能使这个问题真正变成‘当代的普遍问题’”。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页,第166页,第191页,第180页,第167页。

在分析了犹太人的本质之后,鲍威尔提出了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方案。鲍威尔认为“如果犹太人想要获得自由,那么他们不应该信奉基督教,而应该信奉解体了的基督教,信奉解体了的宗教,即信奉启蒙、批判及其结果——自由的人性”。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0页。也就是说,犹太人要获得解放,必须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放弃犹太教,在废除了宗教,实现了政治解放的国家中犹太人才能真正获得自由。但是,马克思认为鲍威尔的批判是“非批判”的批判,没有任何的实际意义,政治解放并不是人的真正的自由的实现,他没有探讨政治解放对人的解放的关系。马克思指出:“鲍威尔的错误在于:他批判的只是‘基督教国家’,而不是‘国家本身’,因此,他提供的条件只能表明他毫无批判地把政治解放和普遍的人解放混为一谈。”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168页。在马克思看来,宗教的存在是一种有缺陷的存在,其“根源就只能到国家自身的本质中去寻找”。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页。人对宗教的政治超越有“一般政治超越所具有的一切缺点和优点”。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1页。虽然它是“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4页。但政治解放有其局限性。

首先,马克思认为:“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自由国家。”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页。即宗教可以和完成了的政治国家共存。宗教可以完全成为私人的事情,“绝大多数人并不因为自己是私下信奉宗教就不再是宗教信徒”。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0-171页。也就是说,国家虽然实现了政治解放,但是它也只是以中介的形式代替了宗教,国家也是中介者,人把自己的全部都寄托在它身上。其次,政治解放确立了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分离以及人的本质的二重化。在马克思看来,政治解放虽然将宗教赶出了公共领域,驱逐到了私人领域,但并没有因此而实现人的解放,其结果反而加剧了人的异化。因为“在政治国家真正形成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作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173页。在市民社会中,真实的人仅是利己个人和原子个人,而就其中人们把自己当成目的而把他人当成工具而言,这显示了政治解放的最大限度只是确认了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原则。

因此,犹太人要获得解放,必须批判国家本身,必须批判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才是形成犹太人问题的世俗基础,只有解决市民社会本身的问题,才能实现犹太人的解放,才能实现犹太人的真正自由。“只有对政治解放本身的批判,才是对犹太人问题的最终批判,也才能使这个问题真正变成‘当代的普遍问题’”,才能真正解决犹太人问题。

马克思并没有仅仅停留于对犹太人问题本身的批判,要真正地解决犹太人问题,就必须对犹太人的本质和形成犹太人问题的现实基础进行深入的探析。马克思认为犹太人的世俗基础是“实际需要,自私自利”,其世俗礼拜是“做生意”,世俗的神是“金钱”。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1页。“金钱是以色列人的嫉妒之神;在他面前,一切神都要退位。金钱贬低人所崇奉的一切神,并把一切神都变成商品。金钱是一切事物的普遍的、独立自在的价值。因此,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金钱是人的劳动和人的存在的同人相异化的本质;这种异己的本质统治了人,而人则向它顶礼膜拜。”⑩《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4页。在马克思的理解中,“犹太”意味着做生意和金钱,犹太人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犹太人的这种特质使人自身的部分从自身分离出去,成为和人本身对立、成为统治人的异己的力量。在这种异化的状态下,“它(指资产阶级——引者注)给他们(指无产者——引者注)生活资料,但是取回‘等价物’,即他们的劳动。它甚至使他们产生一种错觉,似乎他们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动的,似乎他们是作为一个自主的人自由地、不受任何强制地和资产阶级签订合同的。……无产者除了接受资产阶级向他们提出的条件或者饿死、冻死、赤身露体地到森林中的野兽那里去找一个藏身之所,就再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了”。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0页。因而,犹太人在基督教国家之所以能继续存在,就是因为他们顺应了历史——市民社会的需要和发展。作为市民社会的特殊组成部分,在他们身上体现出市民社会的特殊性质,这就是实际需要、自私自利、金钱至上。所以市民社会会源源不断地产生出犹太人,正如犹太人体现着市民社会的独特性质一样,因而,在马克思的理解中,犹太人解放就意味着全人类从市民社会中解放过出来,克服异化状态,实现全面自由的发展。

二、对市民社会的批判开启了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

从近代西方社会发展进程来看,西方语境下的现代性与市民社会的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现代性也就是市民社会突破宗教的限制,逐渐成熟完善,从而自身所具有的资本主义属性。现代性问题却是一个非常难以定义的问题。马克斯·韦伯认为:人类历史就是一个不断理性化,不断祛魅的过程,“祛魅”过程也就是世俗化和理性化过程。我们可以认为韦伯所讲的现代性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理性化。现代性就是“合理性”,这种合理性分为“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随着“现代性”的发展,“工具合理性”和“价值合理性”相分裂,现代性发展也逐渐变为工具理性的发展,工具理性成为现代性发展的核心,现代技术成为现代性的内在要求和表达形式,今天的技术已经变成了人的存在方式本身,人们的精神日益成为物欲所统治的世界。资本原则要求利润最大化,一切人的活动被形式化,把追求人发展的手段和过程的东西作为目的本身,人的终极价值被异化,作为手段的东西日益成为束缚人和奴役人的东西。工具理性蔓延,整个世界被数字化了,世界被变成量化的世界,最终人从属于物,导致自由的丧失。

“从做生意和金钱中解放出来——因而从实际的、实在的犹太教中解放出来——就会是现代的自我解放了。”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页。这说明马克思已经充分意识到对犹太人问题的批判就是对资本主义本身的批判,就是对现代世界本身的批判。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推断马克思对犹太人问题的批判实际上直接触及到了对现代性批判的问题,因为对犹太人问题本身的批判、对犹太人本质的批判,需要直接面对犹太人生活的现实世界——市民社会。马克思通过对犹太人问题的分析,把现代性问题和市民社会勾连起来,从而犹太人问题不再表现为宗教神学问题,而在其本质上变成了一个根本的社会问题。

市民社会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多次以不同的含义出现。从时间上来讲,“市民社会包括每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0页。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市民社会的确立和商品经济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市场是公民社会独立于国家而自治的经济基础。破坏市场就意味着破坏公民社会”。④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0页。在市民社会中,人处于一种异化的状态,完全被金钱支配。从表面上看,市民社会中的人享有充分的自由,“因为它似乎是个人独立的完备形式;这种个人往往把像财产、工业、宗教等这些孤立的生活要素所表现的那种既不再受一般的结合也不再受人所约束的不可遏止的运动,当做自己的自由,但是,这样的运动反而成了个人的完备的奴隶制和人性的直接对立物。这里,代替了特权的是法”。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9页。在市民社会中,人的精神和肉体相分离,人只是以肉体的方式肯定自己。因为“物质生活这种自私生活的一切前提正是作为市民社会的特性继续存在于国家范围以外,存在于市民社会”。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8页。所以“在市民社会中,人是世俗存在物”。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28页。当市民社会把人塑造成一个世俗存在物之后,人的任何决定不可能出于自己内在的原则,只能屈于自己肉体的需要。马克思说,在普遍利益与私人利益相冲突、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分裂的条件下,“人……成了bellumomnium contra omnes(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市民社会、利己主义领域的精神。它的本质所表现的已经不是共同体,而是差异。它成了人脱离自己所属的共同体、脱离自身和别人的表现;而它起初曾经是这样的表现。它不过是特殊歪曲观念、私人臆想和任性的抽象教义”。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0页。“市民社会中的人即仅仅通过私人利益和无意识的自然的必要性这一纽带同别人发生关系的独立的人,即自己营业的奴隶,自己以及别人的私欲的奴隶”。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45页。

犹太人的本质特征是市民社会的世俗基础。犹太人自私自利、金钱至上的本性使整个市民社会都具有了犹太精神,这个特征反过来又使犹太人成为市民社会精神的特殊体现,从而使他们成为市民社会内在逻辑中的一环。“实际需要,利己主义”作为市民社会的原则,内在地构成了市民社会的普遍推动力。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他指出:“现实的世俗的犹太精神,因而宗教的犹太精神,是由现今的市民生活所不断地产生出来的,并且在货币制度中获得了高度的发展。”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41页。在市民社会中,金钱“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4页。成了奴役人、统治人的力量。所以,马克思认为,以“利己主义、金钱至上”为特征的犹太精神成了世界精神,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充满了犹太精神的世俗社会,各个民族也不过是犹太民族气质的普遍化。同一性代替了差异性,普遍的奴役和统治代替了充分的自决和全面的发展。从而犹太人问题不再表现为宗教神学问题,而在其本质上变成了一个根本的社会问题。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犹太人根本不需要政治解放,他已经“用犹太人的方式解放了自己,不仅因为他掌握了金钱势力,而且因为金钱通过犹太人或者其他的人而成为了世界势力,犹太人的实际精神成了基督教各国人民的实际精神。基督徒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犹太人,犹太人就在多大程度上解放了自己”。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92-193页。犹太人解放为人,或者人从犹太精神中获得解放,不应像鲍威尔先生那样理解为犹太人的特殊任务,“而应理解为彻头彻尾渗透着犹太精神的现代世界的普遍的实践任务”。

马克思看到,犹太人的本质不是现实的人的本质,而是人的异化。犹太人要成为真正的人,必须摆脱这种异化的本质,克服其自私自利的本质,而这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利益最大化的本质,是现代性问题的典型体现。也就是说,犹太人的本性就是资本主义的本性,同时亦是现代性内在本性的体现。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社会构成了现代性和市民社会勾连的平台,马克思对犹太人问题的批判彰显着对现代性批判的理论视角。现代性问题与犹太人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同构性”,对犹太人问题的分析就是对现代性问题的分析,对犹太人本质的分析就是对现代性本质的分析,对犹太人问题的解决方案也是对现代性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剂良方”。当然,由于这时马克思自身理论的矛盾,并没有从物质生产实践出发,在唯物史观的视角下深入地透析现代性的实质,但是我们分析问题时不能仅仅停留在表面,重要的是我们要通过马克思对问题的探析,获得对当代问题处理的指引。所以,马克思对犹太人问题的分析,使我们知道该如何面对现代性问题本身。

(责任编辑:周文升wszhou66@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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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18

单业才,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生,重庆市电力公司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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