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名责实，札记为宜”<br/>——论《管锥编》的文体特征及批评学意义

“控名责实，札记为宜”
——论《管锥编》的文体特征及批评学意义

2010-04-11焦亚东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年5期

关键词：管锥札记钱锺书

焦亚东

(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江苏淮安 223300)

“控名责实，札记为宜”
——论《管锥编》的文体特征及批评学意义

焦亚东

(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江苏淮安 223300)

札记以简短随意的方式记录读书摘要和心得体会，最能体现传统学人“熟读精思”的读书习惯，后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传统的学术文体。钱锺书的《管锥编》即是依照札记体例完成的一部著述，其札记体的性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从渊源上说，它是在钱锺书读书笔记基础上的延展、充实与发挥，由私人的读书笔记转化为公众的阅读资料；二是从成书上看，其功能、内容、编目均带有鲜明的札记体特点。分析与思考《管锥编》的文体特征，对于今天反思中国文论的现代转换问题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钱锺书；《管锥编》；札记；文体；文学批评

一、作为传统学术文体的札记

札记以简短随意的方式记录读书摘要和心得体会，最能体现传统学人“熟读精思”的读书习惯，后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传统学术文体的一种。从体例上看，札记较为接近私人日记，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功能的不同。日记所记多为日常生活及感受，札记的主要功能则体现在两方面：一是钩玄提要，即韩愈所说的“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1]，将书中精辟处、需商榷处、可引申处等摘录下来，以备反刍；二是记录心得，即清代王筠《菉友肊说》所说的“或学而有得，或思而有得，辄札记之”[2]，以备申说。不过，很多读书人也常常将私人日记与读书笔记相混杂使用，且均以“札记”或“日记”称之，亦无不可。例如，胡适1911—1917年留美期间的日记和随笔，上海亚东图书馆1939年排印时初题为《藏晖室札记》，而商务印书馆1947年重排时则改为《胡适留学日记》，原因是凡17卷中，卷一卷二属私人日记，后15卷是读书札记，因此用指称更宽泛的“日记”名之。胡适曾说：“这些札记本来只是预备给兄弟朋友们看的；其实最初只是为自己记忆帮助的，后来因为我的好朋友许怡荪要看，我记完了一册就寄给他看，请他代我收存。到了最后的三年(1914—1917)，我自己的文学主张，思想演变，都写成札记，用作一种‘自言自语的思想草稿’。我自己发现这种思想草稿很有益处，就不肯寄给怡荪，留作我自己省察的参考。”[3]显而易见，胡适此处所说的“札记”，是就后15卷而言的，明言其内容一是阅读时的摘要(“为自己记忆帮助”)，一是阅读时的心得(“文学主张”和“思想演变”)，与私人记事的日记无涉。钱锺书曾经也将日记与札记相互混杂过，杨绛回忆说：“他开始把中文的读书笔记和日记混在一起。一九五二年知识分子第一次受‘思想改造’时，他风闻学生可检查‘老先生’的日记。日记属私人私事，不宜和学术性的笔记混在一起。他用小剪子把日记部分剪掉毁了。”[4]札记和日记，体例近似，而功能各异，明确二者的异同，对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札记这一传统学术文体的特点是有帮助的。

读书札记出现的具体时间尚无考证①，但陆游《老学庵笔记》所记，既有亲历亲见亲闻之事，也有读书考察的心得体会，后者已具备读书札记的基本特点。明清时期，以日记体完成的学术著述日渐增多，其中影响最大者当数顾炎武的《日知录》。作为清学的开山之祖，顾炎武秉持“采铜于山”的治学精神，非常注重原始材料的发掘采集，潘耒在《日知录·序》中称其“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顾炎武广泛涉猎经、史、音韵、金石、舆地、诗文诸学，著述等身，其中尤以《日知录》最具影响。在内容上，该书丰富驳杂，共32卷，有条目1 019条，潘耒将其划为八类，即经义、史学、官方、吏治、财赋、典礼、舆地、艺文；《四库全书总目》更细分作十五类。在体例上，该书是以“稽古有得，随时札记，久而类次成书”的方式完成的，同时书名出自《论语·子张》“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加之篇幅长短不拘，形式灵活，最长者《苏淞二府田赋之重》有5 000余字，最短者《召杀》仅有9字，显见是以日记体完成的学术著述。钱穆曾指出，清儒重视《日知录》的原因，主要是其成书之法，而非其旨义，“所谓《日知录》成书方法者，其最显著之面目，厥为纂辑”[5]。钱穆强调了札记收集资料的读书摘要功能，但札记记录治学者读书心得的功能却被忽略了。从顾炎武《日知录》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顾氏“采铜于山”，寻绎资料，并不是简单地对历史文化典籍进行抄录，他自称“早夜诵读，反复寻究，仅得十余条，然庶几采山之铜也”，可见是以发现问题之目的审视旧有之材料，从大量资料中勾稽爬梳，提炼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基于此，《日知录》引书，并不照搬照抄，而是或摘录要点，或节引片段，或总结概括，最终目的在于欲就资料有所感发，所以《日知录》中，资料的梳理列举只是一种前提，提出自己的见解看法才是用心所在，这是札记从读书笔记转化为学术文体的最关键之处。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大抵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焉。盖清学祖顾炎武，而炎武精神传于后者在其《日知录》”，明指清儒重视札记源自顾氏；又说：“推原札记之性质，本非著书，不过储著书之资料，然清儒最戒轻率著书，非得有极满意之资料，不肯泐为定本，故往往有终其身在预备资料中者。”认为收集纂辑资料只是札记最初的功能，即为学者著书立说奠定基础；梁启超还指出：“要之当时学者喜用札记，实一种困知勉行工夫，其所以能绵密深入而有创获者，颇恃此，而今亡矣。”[6]更明确指出了札记的处理资料和阐发见解两种功能的轻重关系。从后来《管锥编》的成书情况看，钱锺书不仅采用了《日知录》的体例样式，更重要的是把握住了《日知录》善于从大量资料中勾稽爬梳，提炼独到见解的治学精神。

顾炎武曾说过这样的话：“比乃刻《日知录》二本，虽未敢必其垂后，而近代二百年来未有此书，则确乎可信也。”[7]其中，“未敢必其垂后”实未言中，因为《日知录》不仅在当时影响极广，而且其独特的撰述体例与治学思想还惠泽后世。而前引梁启超的话中，曾断言札记“而今亡矣”，亦未言中，因为自康熙九年(1670年)《日知录》初刻算起②，三百余年后，另一部在体例上同样以札记的样式，在内容上同样涉及经史子集、包罗万象的学术著作问世了——这就是钱锺书的《管锥编》③。

二、《管锥编》的札记体特征

问世于上世纪70年代的《管锥编》是钱锺书依照札记的体例完成的一部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煌煌巨著。《管锥编》的札记性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从渊源上说，它是在钱锺书读书笔记基础上的延展、充实与发挥，由私人的读书笔记转化为公众的阅读资料；二是从成书上看，它是以札记体完成的学术著述，在体例结构上带有鲜明的札记特点。

首先，在写作的渊源上，《管锥编》是钱锺书读书笔记的延展、充实与发挥。资料表明，钱锺书很早就已养成写读书笔记的习惯。1935年，钱基博在《光华大学半月刊》连载的《读清人集别录》引言中就不无自豪地说：“儿子锺书能承余学，尤喜搜罗明清两朝人集，以章(学诚)氏《文史》之义，抉前贤著述之隐，发凡起例，得未曾有。每叹世有知言，异日得余父子日记，取其中之有系集部者，董理为篇，乃知余父子集部之学，当继嘉定钱(大昕)氏之史学以后先照映，非夸语也。”[8]钱基博此处所说的“日记”，据上下文推测当是读书笔记，因为明言“其中”的内容“有系集部者”，显见不是私人记事的日记。而对于札记的价值和功能，钱锺书在1929年所作《复堂日记续录序》中也有明确的认识，他说：“简策之文，莫或先乎日记。左右史记言动，尚已；及学者为之，见彼不舍，安此日富。”指出日记的肇端和发展，特别强调了学者对日记的青睐；又云：“《黄氏日钞》而下，亭林一《录》，最为玄箸。”指出文人学士的日记自宋代黄震的《黄氏日钞》以降，以顾炎武的《日知录》最为扎实厚重；接下来指出：“然参伍稽决，乃真积力充之所得。控名责实，札记为宜。未有详燕处道俗之私，兼提要钩玄之著。本子夏‘日知’之谊，比古史‘起居’之注，如晚近所谓‘日记’者也。”[9]213认为治学者所以能通过比较参照进行分析判断，实乃基于长期的学识积累，因此从名称与实际相符的角度考虑，还是札记更能担当此任，而不能依靠将私人记事和读书笔记相混杂的日记，因为日常起居之详尽，与熟读精思之扎实，实不能兼而有之。在钱锺书看来，真正类似顾炎武《日知录》那样的“日记”，在内容上应“本子夏‘日知’之谊”，记录的是每天的读书要点和心得体会，在形式上“比古史‘起居’之注”，采纳的是春秋左右史记录人君言行起居的体例，逐条书写，简短扼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篇序言是钱锺书19岁时所作④，那时他的学术生涯才刚刚开始，就已经流露出对札记这种传统学术文体浓厚的兴趣。

钱锺书记读书笔记的习惯是在牛津大学养成的，当时学校图书馆(Bodleian——钱译“饱蠹楼”)的图书向例不外借，只好边读边记。据杨绛回忆：钱锺书的“饱蠹楼书记”第一册、第二册有所谓“各携笔札，露钞雪纂”以及“提要勾玄”等语，指的即是此事。杨绛说：“他(钱锺书——引者注)只是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不仅读一遍两遍，还会读三遍四遍，笔记上不断地添补。”又说：“锺书深谙‘书非借不能读也’的道理，有书就赶紧读，读完总做笔记。无数的书在我家流进流出，存留的只是笔记。”钱锺书去世后，杨绛将家中大量的笔记进行了整理，分出三类。一类是用英、法、德、意、西班牙、拉丁文等文字写成的外文笔记，共178册，加上打字稿若干，共三万四千多页。一类是中文笔记，其上均附带有钱锺书的议论，数量与外文笔记不相上下。第三类则是“日札”，杨绛称这是“锺书的读书心得”，推算应是“思想改造”运动后开始撰写的。这批“日札”，从数量上看共23册，二千多页，分802则。从体例上看以“则”为单位串连，每则只有序号，没有篇目。从文字上看主要用中文写就，杂以大量外文，也有连着几则都是外文的。从内容上看不论古今中外，从博雅精深的历代经典名著，到通俗的小说院本以至村谣俚语，非常丰富。杨绛认为，《管锥编》“在在都是”日札中这些互相引证、融会贯通的读书心得“经发挥充实而写成的文章”，例如，《管锥编·楚辞洪兴祖补注》18则95页，实出自日札的读《楚辞》笔记1则16页；《管锥编·周易正义》27则109页，出自日札的读《周易》笔记1则12页；《管锥编·毛诗正义》60则194页，出自日札的读《毛诗》笔记二则17页。杨绛说，日札里的心得没有写成文章的还不少[4]。周振甫在审读《管锥编》时也指出：“本稿是读书札记，这样的札记以前国内没有见过，因为它包括古今中外，偏重于比较文学，包括文字训诂修辞兼及哲理等。”[10]由此可见，《管锥编》是钱锺书直接在第三类读书笔记的基础上、结合一二类读书笔记的摘要和心得所完成的一部札记体学术著述，是钱锺书读书笔记的延展、充实与发挥，这是我们认为《管锥编》在文体样式上具有札记性质的一个重要原因。

其次，在成书的体例上，《管锥编》实际呈现出的札记体样式也非常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就功能而言，《管锥编》鲜明地体现出札记兼有读书摘要和读书心得双重功能的特点。《管锥编》每则的书写顺序总体而言有较固定的模式，即：先摘引典籍中的某段或某句，然后引述前人的看法，最后谈自己的观点。其中，对典籍的摘引，往往只是三言两语，甚至仅作简明扼要的归纳，观其取舍之标准，不外乎这样几种情况：或有发挥申论之兴趣，或有与前人相左之看法，或有发现的资料可与之相引合，而无论哪种情况，显然都与札记“钩玄提要”、“思而有得”的功能是一致的，尤其后面的观点表述无疑更是钱锺书熟读精思、厚积薄发的结果，“这部体大思深的著作中没有一句趋时的话语，完全是锺书先生郁积多年思考的集中表达”[11]。钱锺书自己也曾说：希望读者“于义则引而申之，于例则推而益之”[12]。熟读《管锥编》的读者都能够感到，该书最精彩的地方就是钱锺书在资料引用过后所发的简短扼要同时精辟独到、启人神智的议论，它们构成了该书最华彩的乐章。因此，作为钱锺书长期以来读书心得的引申发挥，《管锥编》与札记随读随记、有感即发的体例特征是相一致的。

(二)就内容而言，《管锥编》对传统文化典籍的阐发，重心不在全书全局，而是着眼于微观的细节问题。钱锺书在该书初版简短的序言中说：“瞥观梳记，识小积多……遂料简其较易理董者，锥指管窥，先成一辑。”[13]1书中亦这样表达钱锺书的治学理想：“拾穗靡遗，扫叶都净，网罗理董，俾求全征献，名实相符，犹有待于不耻支离事业之学士焉。”[13]854研究者一般也都认为，“管锥”二字含有“以管窥天”、“以锥指地”(庄子)之意⑤，这不仅是钱氏惯有的谦虚之言，同时也非常符合他一贯的对“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的浓厚兴趣[14]。而从该书实际内容看，情形也正如此，举凡哲学、宗教、伦理、史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文艺、政治、军事、科技、文化、人生、治学，等等，无所不包，万象纷呈，而且都是对具体问题、微观现象的剔析爬梳、探幽发微。《管锥编》讨论话题的具体与精细也非常符合札记重视资料爬梳辨析的特点。

(三)就编目而言，《管锥编》论及十一部中国传统的文化典籍，每部典籍下以“则”为单位展开，其中《周易正义》27则，《毛诗正义》60则，《左传正义》67则，《史记会注考证》58则，《老子王弼注》19则，《列子张湛注》9则，《焦氏易林》31则，《楚辞洪兴祖补注》18则，《太平广记》215则，《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140则，《全上古秦汉三国六朝文》137则，全书共计781则。同时，由于从典籍引发的论题往往具有多层性和多向性，因此每则长短不一，篇幅短者仅论及一个问题，篇幅长者常常有多个论点，有研究者为此还进行过细致的统计，指出该书的781则又可细分为1 510小则[15]。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管锥编》最初的手稿，是没有细目的，周振甫在《管锥编》(第一部分)的审读报告中说：“……本稿分批发稿，第一批先发《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三部分。拟编一细目，无细目则读者不知内容为何，于书中材料不便利用，就是看过本书的也不容易找到要找的材料。细目即请作者改定。”[10]这实际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管锥编》在编目上具有很强的随意性，非常符合札记因话题的驳杂而导致的结构松散的特点。

三、传统文体的现代意义

晚清以降，西方哲学、美学、文艺学、文学理论与批评著作的译介日渐增多，在各式各样西方学术著作的范式参照下，人们对传统批评文体的诟病之声不绝于耳，焦点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缺乏系统性，诗话、序跋、书信、诗歌、随感之类的零散片断，很难构成逻辑严密的批评理论体系；二是缺乏规范性，概念、范畴、术语随意使用，缺少界定，不够清晰、明确；三是缺乏准确性，热衷于使用美文化的语言、运用生动形象的比喻，从整体上描述批评对象的风格与特点，表述含混，缺乏以始、叙、证、辩、结为论证过程的严谨论证法则。由于存在着一个“先进”的西方文体参照系，因此对中国传统批评的这些看法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到今天更成为学术界普遍的认识。叶维廉就指出：“如果我们以西方的批评为准则，则我们的传统批评泰半未成格。”[16]在这样的情势之下，与文言文的命运一样，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言说方式遭遇到愈来愈强的质疑，批评文体的变革也顺理成章地卷入整个时代的变革潮流之中。

就文体而言，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转换至少包括三种内涵：一是在批评体裁上，从传统批评文体的零散性、片断性向现代批评的完整性、系统性转换。二是在批评语体上，从典雅简练的文言向通俗流畅的白话转换。三是在批评风格上，从感性的、随意的诗性言说向逻辑的、严谨的科学论证转换。此外，小至西式标点的使用、版式的变化、结构行文的格式、注释的规范化，等等，也成为这场变革的组成部分。“现代批评在话语运作方式上注重对概念范畴的精确界定，遵循三段论的逻辑形式，强调缜密的推理和详细的论证，追求理论体系的全面性、完整性和系统性，理论的展开过程展现为连续不断的严密推理的逻辑运动过程，不以诗性表达见长，而是处处闪烁着理论、逻辑的光辉。文本也不再呈片断化，而显现为完整的述学式文体，这些都与中国传统批评大异其趣。”[17]不难看出，从纯粹的言说方式上说，中国现代批评的建构之路就是一条放弃传统批评的文体、语体和言说风格的道路。而事实上，任何民族的文学批评理论都包含着积极与消极成分，很难断然做出“先进”、“落后”之判分。就一般意义而言，中国传统文论的言说方式具有强烈的诗性特征，而西方文论的言说方式则偏重科学实证，二者实际上是优势与缺憾并存。恰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东方中国古典诗学崇尚悟性，其范畴蕴含的信息量是巨大的，一个单音节范畴和一个双音节范畴可以浓缩西方诗学理论的一套繁琐推理的命题表达；但是，毕竟东方中国古典诗学重悟性，其在理论体系建构的自洽性上表现出一种缺憾，理论的思辩性及体系建构的逻辑自洽性恰恰是西方诗学的内在品质。”[18]令人遗憾的是，在这场以西方学术范式为指归的变革过程中，传统文论言说方式的缺点是被不断放大的，中国文学批评在走向现代化的同时，其弥足珍贵的诗性特征也渐渐消失。

或许正因为此，我们得以进一步认识到：对传统的改造不能通过简单地抛弃传统来完成。正如钱锺书指出的那样，“现代之所以为现代，有来源，有造因，并不是偶然或忽然的事”，“现代不过是收获着前代所撒布下的种子，同时也就是撒布下种子给后代收获”[9]279。如果不能辩证地认识传统的意义，认识到一切传统都有正反两方面的内涵，认识到任何传统的变革都应该在尊重传统的前提下进行，那么这种变革注定会留下太多的遗憾。西学东渐以来，原本应该是中西文化互参互补的对等交流变成了愈演愈烈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单向性革命，尤其是五四时期对待传统文化的那种狂飙突进式的态度，在思想文化、语言文字、学术范式等方面都给予传统毁灭性的破坏。有研究者指出：“浏览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下半叶的批评文体，再也难觅古代文论批评文体的清辞丽句、童心真性、言近旨远，以及或清虚或奇崛或悲慨或谐趣的丰富之体貌。”并举例说：就文体样式而言，《红楼梦评论》是标准的论著体，而《人间词话》则是典型的文学化文体，衡其对后世的影响和生命力之久长，《人间词话》却胜过《红楼梦评论》。个中缘由固然很复杂，但“体”之因素不容忽略[19]。也有研究者说：“从整体上来看，20世纪的中国文学批评，不仅体式机械呆板，较为单一，语言文字也大多干瘪生硬，枯燥乏味，且散乱芜杂，空洞无物，缺乏个性。”[20]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应该得到更深刻的总结和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说，《管锥编》独具特色的话语方式，对于我们思考中国文论的现代建构问题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注释：

① 据笔者推论，读书札记的出现大致始于唐宋时期，因为被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日记的《来南录》(唐李翱著)，尚不足千字，而至宋代，陆游的《老学庵笔记》已具备读书札记的诸多特点，体例也较为成熟，因此粗略推论读书札记的出现应在唐宋时期。

③ 现当代并不乏以随笔、札记体式完成的学术著作，如王元化的《思辨随笔》、赵一凡的《哈佛读书札记》等，但从体例和容量上看，还是钱锺书的《管锥编》最足担当顾炎武所谓“垂其后”之重任。

④ 钱锺书1981年12月13日致汪荣祖的书信称此序“成于十九岁暑假中，方考取清华，尚未北游”。参见钱锺书《复堂日记续录序》，见《人生边上的边上》第216页注释②。

⑤ 此处仅就论题而言，“管锥”似另有他意。金克木说：《管锥编》是“用管窥天，用锥指地”的简化。我却由此联想到，“管城子”、“毛锥”和“中书君”都是古代笔的雅号，而“中书君”恰恰是钱锺书早年用过的一个笔名，这样又传达出了作者是何人的信息。金克木：《谈符号学》，载《读书》1983年第5期。

[1] 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45.

[2] 韩寓群.山东文献集成：第二辑[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475.

[3] 胡适.藏晖室札记·自序[J].上海：上海书店，1990.

[4] 杨绛.为有志读书求知者存——记钱锺书手稿集[J].读书，2001(9)：73-75.

[5]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中华书局，1986：145.

[6]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45.

[7] 华忱之.顾亭林诗文集·亭林佚文辑补[M].北京：中华书局，1983：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