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银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1)

从探索到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与理论体系的阶段特征分析

张治银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1)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之失误与否是区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不同阶段的重要标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继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成果时，也需要吸取探索中的教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中的失误启示我们需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所处的阶段，正确对待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正确对待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

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阶段

1956年4月，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标志着我国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的开始。尔后的十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党的建设等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构成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理论来源。然而，我们在探索的过程中也走了不少弯路，比如1957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1959年庐山会议反右倾，直至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中国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如何看待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中的失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

一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可分为两大阶段：一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阶段，二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阶段划分，主要是这两个阶段存在一定的差异：失误与成就所占的比重和前后两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对它们的态度不一样，也即是“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差异。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取得了一系列正确的理论认识，但“探索”的痕迹十分明显。主要表现为探索全过程失误与成就并存，很多已经形成的正确理论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坚持和贯彻。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提出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不同处理方法的重要思想。1957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中国共产党正式开始整风运动。由于没有能够认真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对不同矛盾的处理方法，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导致了反右派斗争扩大化。不仅如此，在探索的过程中已经被实践证明为错误的理论也没有得到彻底的纠正。针对前一段时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出现的问题，1959年召开的庐山会议本来是为了纠正这些“左”的错误，因彭德怀上万言书，会议主题由纠“左”急速转为“反右倾”，党将党内同志对问题的不同看法当作敌我之间矛盾来处理，导致了个人、党和国家的悲剧。之后，这些错误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根本纠正，直至发展到“文化大革命”。

与此相反，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重大转折点，新时期的主题明显表现为“建设”，建设的过程没有大的失误，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建设过程即使偶尔发生小的失误，也能够得到及时纠正。正如邓小平谈到改革开放中多发行一百亿元钞票的事时曾说：“对这种事，我们应该十分注意，切实总结经验教训。但这也没什么了不起，还有可能再出现。倘若出现，发现要早，纠正要及时，这样就能保证我们的事业顺利进行。”[1]正是由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找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样一条符合中国特点的道路，一直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及时给予纠正，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发展到总量跃至世界第四位、进出口总额位居世界第三，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发展到总体小康，农村贫困人口从两亿五千多万减少到两千多万，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2]9。这也从事实上说明，30年来的“改革开放符合党心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确的”[2]10。

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坚持正确的道路和理论，对于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加以纠正，总体比较顺利。尽管走的都是社会主义道路，但这明显不同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失误与成就并存的局面。社会主义道路因此而区分为“探索”和“建设”两个不同阶段，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个理论形态也因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之失误而得以区分。

二

分析过去的失误是为了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恩格斯曾经说：“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3]这充分说明了从历史失误中吸取经验教训的必要性。我们今天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要重视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中成就的继承，也需要加强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中失误的借鉴。

从理论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离不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一方面，既然是探索，就不能保证探索结果百分百正确，既有成就，也必然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失误；失误与成就本身就是一对矛盾的统一体，没有失误，就没有所谓的成就。探索中形成的正确理论需要我们在今后加以坚持，探索中产生的错误理论能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反面的借鉴。加强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中失误的研究，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不断完善。另一方面，历史不能割断，后人的结论无不建立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并从正反两方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充分借鉴。邓小平曾经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用。”[4]139我们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批判借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教训，不能只看到成就而忽略探索中出现的失误。

从实践上看，一方面，探索中失误与成就交替出现，促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不断反思并尝试对失误进行纠正，这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来源。大跃进发动之后，我国“主要农牧业产品大量减产，出现了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危机”、“生产性基本建设规模膨胀，工业内部比例严重失调”、“财政收不抵支，出现赤字，造成通货膨胀、物价上涨”[5]884-886。面对“大跃进”给我国国民经济造成重大损失和三年自然灾害，1960年党中央采取“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及时对国民经济进行了调整，国民经济取得迅速好转。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失误的纠正提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有其自身的规律，违背了这个规律就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另一方面，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更多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失误的基础上进行的。1986年邓小平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说：“那件事，看起来是坏事，但归根到底也是好事，促使人们思考，促使人们认识我们的弊端在哪里。毛主席经常讲坏事转化为好事。善于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提出一些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改变我们的面貌，这样坏事就变成了好事。为什么我们能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4]172正是探索中的失误促成了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不断反思，并最终促成了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对过去失误的彻底纠正，并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因而，我们在分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时，断然不可将探索中的失误与成就割裂开来，忽视探索中的失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深远影响。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的：“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2]7探索中的失误也是宝贵经验的一部分。我们在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探索成就的继承时，必然需要对探索的失误进行借鉴。

三

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说明他们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即使对于可以说是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遇到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如果不谨慎，不反复考虑，也可能犯错误，未必就能‘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有历史经验的”[6]。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克服非马克思主义的行为和倾向？唯一的路径就是实事求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之失误正是在不同程度上偏离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结果，它从反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四方面理论借鉴。

其一，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所处的阶段。弄清什么是社会主义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形成了一些正确的认识。但这些认识没有达到社会主义本质的程度，实际探索中还背离了这些正确的认识。1958年中央讨论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指出：“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不是什么遥远将来”指的是什么时间呢？“提交北戴河会议讨论的一个文件写的是第三个五年计划，即1967年以前，毛主席改活了一点，改成第三、第四个五年计划，即1967年或1972年以前。”[5]445尽管后来时间表又往后移了点，但仍然没有改变把社会主义发展阶段估计得短而又短的现实。当时不仅毛泽东、刘少奇，包括很多其他中央领导都同意这个看法，说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并没有完全正确的认识。邓小平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尚处在初级阶段，这个阶段至少需要一百年，这正是在总结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认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上得出的正确结论。

其二，正确对待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革命战争年代，党总结了两次右的错误、三次“左”的错误的教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但其中一些具体的做法都有其具体的范围，离开了这个特定的范围，原有的做法就不一定正确了。比如，“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实行的供给制，对于克服当时的物质条件的困难，调动士兵和农民的积极性，保障战争的胜利，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很少因实行供给制而发生怠工一类的问题。由于有这个成功的经验，毛主席不相信实行供给制就会出懒汉的道理。这一点，不仅毛主席不相信，我们许多同志当时也不大相信，因此，也程度不同地对供给制，对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表示拥护”[6]798。结果，在人民公社运动中实行一大二公，推行供给制，因为远远超越了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反过来对生产力造成了极大破坏。正确对待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一方面要求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完全照搬革命战争年代的经验，另一方面也提示我们不能囿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中已取得的结论，而应当从当今实际出发去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

其三，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其间遍布思想的火花和智慧的精华。运用恰当，传统文化往往能够起到积极作用。但若剥离了传统文化具体的历史条件，不顾今天的实际加以照搬，往往会起到负面作用。1958年，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吃饭不要钱时，就联系东汉末年张陵的五斗米道。后来他还多次谈到五斗米道“近乎政社合一，劳五结合”、“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6]801-802。毛泽东在总结基层合作社办青年农民补习班、托儿所、医院等的基础上，结合五斗米道的历史，在全国大力推行人民公社化运动，结果在短短三个月内就由高潮转入低潮。其根本的原因是教条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没有加以正确的取舍，最终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需要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一方面不能一概否定，全盘否定传统，无疑否定了历史的延续性，是不利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另一方面也不能毫无鉴别地加以吸收，需要区分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遗产和糟粕，区分实践优秀传统所需的具体历史条件。只有这样才可能充分发挥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

其四，正确对待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新中国建立以后，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面临两个选择：一是照搬苏联，二是独立探索。在此之前，无论党的领导人还是普通群众，都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不得不学习照搬苏联的经验。问题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7]。这需要我们独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也意味着在探索中犯了错误时，有时候还不得不回到苏联老路上来。针对这种颇为无奈的选择，邓小平后来多次提起。他说：“别人的经验可以参考，但是不能照搬。过去我们中国照搬别人的，吃了很大苦头。中国只能搞中国的社会主义。”[4]264在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罗伯特·穆加贝时邓小平还说：“我们的用心是好的，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这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的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中国过去就是犯了性急的错误。我们特别希望你们注意中国不成功的经验。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能照搬。”[4]139-140这既是对“以苏联为鉴戒，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中若干失误的总结，从探索的理念和方法上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了铺垫。

总的说来，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这些失误也是我党我国的宝贵遗产。我们探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关系，必然不能忽视对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中失误的分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中的失误，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理论来源。正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中的失误，正视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问题，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1]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045-1046．

[2] 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25．

[4]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5]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6] 胡绳全书：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45．

[7] 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

责任编辑：张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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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7-8444(2010)05-0572-04

2010-04-08

张治银(1975-)，男，湖北天门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