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伯鸿

(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信阳 464000）

“台阁体”不能等同“馆阁体”辨析

徐伯鸿

(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河南信阳 464000）

明代从永乐到弘治这一百多年间，文坛上占着主导和主流地位的文学形态是“台阁体”。有关它的诸多问题没有得到当今学者足够的重视和研究，即如它的称谓也存在着偏颇的看法:把“台阁”等同于“馆阁”，“台阁体”等同于“馆阁体”。事实上，明代的“馆阁”和“台阁”的指称有着明显的等级和地位差别，二者之间不能等同和相互替称;且考察“馆阁体”和“台阁体”在明、清两代用法的演变，可以看出，把以“三杨”为代表的诗文文学形态称之为“台阁体”，在这一时期已经形成了习惯性共识。

明代;台阁体;馆阁体;称谓辨析

明代从永乐到弘治这一百多年间，在文坛上占着主导和主流地位的文学形态，具有在内容上歌功颂德、形式上平稳工整、风格上雍容典雅的审美特征，由于其领袖人物和参与者都是当时朝廷政府机构的官员，因此，历史上和当今大部分学者都把这种文学形态，命名为“台阁体”。但现在很多在高校中通行的文学史教材都这样认为:“台阁主要是指当时的内阁和翰林院，又称‘馆阁’。台阁体则指以当时馆阁文臣杨士奇、杨荣、杨溥等为代表的一种文学创作风格。”［1］一些研究者也承袭了这种说法，如孙学堂同志在《从台阁体到复古派》一文中说:“台阁体即‘馆阁体’，指馆阁官员的文风，是以职缘而论。”［2］将“台阁”和“馆阁”、“台阁体”与“馆阁体”等同起来，笔者认为这是一种经不起推敲的偏颇看法。

一

明代是一个封建等级制度特别森严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中，不同的等级是不能也不敢相互混同的。“馆阁”和“台阁”就是两个不同等级的概念，有着不同的所指，二者之间的指称虽然有所交叉、重叠，但并不能等同或者是替称。

我们知道:宋代把朝廷中分掌图书、经籍、修史等事的昭文馆、史馆、集贤院，把藏经籍、图书和历代御制典籍的秘阁、龙图阁、天章阁，统称为“馆阁”。明代将其并入翰林院，故也把翰林院称为“馆阁”。明代的罗玘对“馆阁”的意思解释得很清楚。他说:

今言馆，合翰林、詹事、二春坊、司经局，皆馆也，非必谓史馆也。今言阁，东阁也。凡馆之官，晨必会于斯，故亦曰阁也，非必谓内阁也。然内阁之官，亦必由馆阁入，故人亦蒙冒概目之曰:馆阁。……予读春坊，自谕德而下举无遗者，惊焉。又读翰林，自检讨而上以迄学士，亦举无遗者，曰:馆阁之诗尽于此矣。［3］

从这段文字来看，明代所说的“馆、阁”有着不同的所指，二者原先都是设施名称，进而以之指代朝廷不同的政府机构，而后代则指在这些不同国家机构工作的官员，这些官员所创作的诗，就叫做“馆阁诗”。但罗玘只是对“馆阁”的意思进行了解释，并没有对“台阁”加以说明和阐释。因此，对于“馆阁诗”的所指我们在这先不加以解释。

明代的廖道南撰有22卷《殿阁词林记》，《四库全书·殿阁词林记提要》云:

道南自正德辛已改庶吉士，由编修历官侍讲、学士，在词垣最久，娴习掌故，因集词林。殿阁、宫坊、台省诸臣旧事，分类记载，以成是编。其例，凡仕至华盖、武英诸殿者，曰殿学;文渊、东阁者，曰阁学;兼六馆者，曰馆学;晋詹事者，曰宫学;属春坊者，曰坊学;属宏文者，亦曰馆学;典成均者，曰廱学;升本院者，曰卿学;有节义者，曰赠学;擅书翰者，曰艺学;终始本院者，曰院学。大概仿列传之例，悉载其官阶、恩遇，而事实亦附见焉。［4］121

廖道南在这段文字中，详细说明了明代各种“学”的等级差别。“殿学”，显然是指位居宰辅者之学，所以，在这些所谓的各类“学”中居于最高的级别，其次是“阁学”，再次是“馆学”，依次类推，“院学”级别最低。由此可见，其分类标准是以身处某机构者官阶的高低为依据的。《殿阁词林记》卷9《殿阁》中还有一段文字很重要，这段文字云:

洪武十五年十一月戊午，仿宋制置殿阁学士，以礼部尚书刘仲质为华盖殿大学士……典籍吴沉为东阁大学士。是月辛酉，复命耆儒鲍恂、余诠、张长年为文华殿大学士，皆辞不拜。既而全思诚始拜命。永乐二十二年九月丁酉，仁宗昭皇帝增设谨身殿大学士，命太子少傅杨荣兼之。其序次:华盖殿，谨身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凡六大学士至今因之。［4］266

据此可见，明代朝廷所设的国家各级机构中，比“阁”高一个等级的是“殿”，且就是“殿”也有不同的等级之别。因此，“殿阁”的地位级别要比“馆阁”的地位级别高;“馆学”与“阁学”并合在一起的“馆阁学”所指，就要比“殿学”与“阁学”并合在一起的“殿阁学”所指，在政治地位和学问的层次上起码要低一个等级。这样看来，罗玘所说的“馆阁诗”所指，就诗歌作者而言，就没有包括那些身处“殿”位的“大学士”，仅仅是指身处“馆阁”之中的其他官员，诸如:左右侍郎、给事中、翰林学士、庶吉士等等;“馆阁诗”就指的是不包括诸殿大学士在内的其他身处馆阁之中的官员们所作的诗。

二

那么，为什么人们要把由杨士奇、杨荣、杨溥这些曾任明代各殿大学士确立的文学形态称之为“台阁体”，而不叫“殿阁体”呢?

这就要考察一下“台阁”的含义了。“台阁”一词，在明代以前，它的用法主要有三种含义:一是代指朝廷所设置的政府机构，如吴兢《贞观政要》卷2《任贤第三》所云:“(杜如晦)拜尚书右仆射，兼知吏部选事，仍与房玄龄共掌朝政，至于台阁规模、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获当代之誉。时称房杜焉。”二是与“台辅”义同，代指三公宰相之类的高级官员。这类用法在历朝各代的历史学著作中最为普遍，如:“然政事归于台阁三公备员，后来三公之职遂废，而侍中、中书、尚书之权独重，以至今日。”［5］三是用其本义指亭台楼阁，如:“宫殿、台阁、亭榭、轩砌，虽无转径之势，而求其疵病，比诸画为多。”［6］

到了明代，“台阁”一词的用法，虽然也有用其本义的，指亭台楼阁这些设施，如:“圣祖制大诰，首以君臣同游为言，故当时儒臣毎侍上游，观禁苑，凡亭楼台阁，靡不登眺，以通上下之情，成地天交也。”［4］298但更为广泛的用法却是与“台辅”义同，以之代指三公宰相一类的权臣。如:“惟陛下留神深思，速返其使，并将前数事，与台阁大臣从长计议，作急区处，以安天下。”［7］“(王鏊)又自赞曰:噫嘻!先生，何如其人!穷年劬书，结髪励行，白首于道，茫然无闻者乎。爵厕公孤，官居台阁，志怀输忠。”［4］158无论是从王端毅替王太监代写的奏议所使用的“台阁”一词来看，还是从《殿阁词林记》中所记载的武英殿大学士王鏊(王鏊就是“台阁体”其中之一的代表人物——著者注)所使用的“台阁”一词来看，由于明代废除了宰相制度，而以六部尚书，也就是以华盖殿、谨身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这“五殿一阁”的六大学士直接向皇帝负责，所以，明代的“台阁”就是特指这“五殿一阁”的六个大学士。结合上面我们对“殿阁”的分析可以看出，这里的“台阁”跟“殿阁”是同一种意思，二者之间是可以互称或者是替称的，也就是说:“殿阁”就是“台阁”，“台阁”亦即“殿阁”也。

从确立“台阁体”诗文审美特点和主要理论的一些代表人物来看，杨士奇、杨荣、杨溥这“三杨”、王直、黄淮、王鏊等等，大多都在明“五殿一阁”中任过大学士，且有些人竟历时四朝。对他们所任的官职，《明史》卷109《宰辅年表一》中曾有这样的说法:“至仁宗而后，诸大学士历晋尚书、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权之重，偃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尹守衡在《明史窃》卷十五中也说:“今之殿阁避丞相名耳，安在不丞相哉!”可见，当时“五殿一阁”中的大学士，其实就是汉唐时的台辅。另外，杨士奇和杨荣在他们任大学士之后所写的文章中也经常使用“馆阁”一词。如杨士奇《东里集》卷6《送王编修南归序》中的“余不能无情者。盖在馆阁，家同郡，生同年。”卷14中的《故翰林检讨陈君墓碑铭》:“后在馆阁，于商确古今，讲论述作之旨，娓娓皆有所自，众推服之。”《东里集续集》卷2《聚奎堂记》中的“三人皆授职翰林:马愉修撰，杜宁谢琏皆编修，于是馆阁诸贤，相与置酒堂中，为三人贺。”杨荣《文敏集》卷11《小瀛洲诗序》中的:“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西昌王君行俭，官于朝者几四十年，……而独积经史图籍、古今百家之书，多至数千百巻，于居后创一轩以藏之……犹以馆阁之藏弗得旦暮取，旁购群书萃于此轩。”卷12《送知县黄时懋赴东阳序》中的:“吾郡黄仲芳时茂，始由永乐乙未进士，诏入翰林，为庶吉士，读书馆阁有年。”卷16《金学士画像赞》中的:“瑰杰之才，宏博之学，擅誉词场，驰芳馆阁。”从他们身处台阁的人所使用的“馆阁”一词的情况来看，“台阁”确实是不能等同于“馆阁”的。

明于此，就可以得出“台阁体”是不能称之为“馆阁体”的结论了。

也许有人会说，把由“三杨”确立的文学形态称之为“台阁体”，这样不是就把那些身处“馆阁”中的其他官员给排除掉了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从中国古代事实上在现当代也依然如此的称名习惯来谈了。中国古代在言说同一类有差别的事物时，受“理一分殊”传统思想的影响，总喜欢以本质来代替一般现象，总喜欢以最具有代表性的来代替一般性，总喜欢就高不就低，所以，唐代文学史上提到边塞诗派，就是成就最高的高适和岑参，提到田园诗派，就是王维和孟浩然，而不及其余;廖道南撰写的书名叫《殿阁词林记》，而不叫《馆阁词林记》。当然，古代这种就高不就低的称名，并不是说把那些“低”的给排除掉了，而是有了代表就把他们给包含进去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台阁体”也不能与“馆阁体”相等同或替称。

三

“馆阁体”和“台阁体”这两个概念的使用，在明清时已形成了习惯性共识。

“馆阁体”作为一种文章体式名称，最早见于元初刘祁的《归潜志》卷十二《录崔立碑事》:“崔立既变，以南京降，自负其有救一城生灵功，谓左司员外郎元裕之曰:‘汝等何时立一石书吾状耶?’时，立国柄入手，生杀在一言，……诸在位者畏之。于是乎，有立碑颂功德议。……余惧以非职，辞久之，……诸公不许，促迫甚。余知其事无可奈何，则曰:‘吾素不知馆阁体，今夕诸公共议之，……’于是，裕之引纸落笔，草其事……”［8］308刘祁是金末元初人，晚年所写《归潜志》是一部记载自己当年交游时真人真事的笔记小说，他希望此书能“志岁月，异时作史，亦或有取焉。”［8］225由此看来，“馆阁体”当是在金末，最迟是在元代初年，就已经是在士大夫们中间流行的一种文章体式的名称，且其所指在内容上以歌功颂德为主，写作者身份属于郎官品级，因其以碑铭形式为载体，故文章形式、语言具有程式化和典雅之特征。这跟明人所说的“馆阁体”，在本质上已无多大的差别。就著者所见到的史料来看，有明一代似乎无人用“馆阁体”来称呼以“三杨”为代表的特定的文学形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77“提要”中明代龚用卿的《云岗选稿》云:“用卿，……嘉靖丙戌进士第一，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是编:首赋，次词，次诗，次杂文。……所作亦大抵馆阁体也。”猛一看，这里的“馆阁体”似与“台阁体”所指相同，但细加分析，由于龚用卿只是“官至南京国子监祭酒”，所以，用“馆阁体”来评价他的诗文正好名副其实。

从著者手中的现有材料来看，虽然宣德进士李贤作杨溥文集序时说:“观其所为文章，……有温柔敦厚之旨趣，有严重老成之规模，真所谓台阁之气象也。”［9］文章评析了杨溥文章的特点，且拈出了“台阁”一词，但这里的“台阁”并不是指称的文学形态，而是一种比喻，是说杨溥的文章特点与宰辅应具备的胸襟气度相吻合。尽管这里的“台阁”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形态名称，但已将这一指身份的词语与文学联系了起来，为后来把“台阁”作为文学形态名称开了先路。

在明代真正明确使用“台阁体”这一称谓的只有两个人。最早使用的是嘉靖时期的王世贞。他说:“文章之最达者，则无过宋文宪濂，杨文贞士奇，李文正东阳，王文成守仁。宋庀材甚博，……此其短也;若乃机轴，则自出耳。杨尚法源出欧阳氏，以简澹和易为主，而乏充拓之功，至今贵之曰:台阁体。”［10］王世贞所说的“台阁体”主要是针对“三杨”中的杨士奇的文章而言的。比王世贞略晚的王锡爵，在《袁文荣公文集序》也使用了“台阁体”:“(袁文荣)既及第，守翰林二十年，而天子知公名日深，延入侍帷幄，晋参大政…生平著作于代言、应制为多……锡爵间颇闻世儒之论，……乃如虫飞蟀鸣，方哓哓哆公，以为文字至有台阁体而始衰。……自锡爵游公门下，公所为文章，皆肆意冲口，对客立就，古辞古事，如鬼神输运以供佐使，而华富温密卒泽于仁义，炳如也。”［11］《袁文荣公文集序》是一篇饱含着对老师深厚情谊的文章，也是一篇为“台阁体”鸣不平的文章，对研究“台阁体”产生的原因、题材、形式、语言、总体审美特征等诸多问题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限于篇幅，这里只摘录了其中明确涉及“台阁体”的一段文字。这也是在真正意义上使用“台阁体”作为文学形态的名称，且跟王氏一样指的是文章。

进入清代后，“台阁体”频繁地出现在学者们的著作之中，且所指文学形态的对象也有所扩大。《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69“提要”中高启的《凫藻集》说:“(高)启……古文则不甚著名，然生于元末距宋未远，犹有前辈轨度，非洪、宣以后，渐流为肤廓冗沓，号台阁体者。”这还是继承明代的用法针对文章而言。同书卷175“提要”中明代祝萃的《虚斋先生遗集》说:“(祝)萃，…成化甲辰进士，官至广东布政司参政，是集文五卷，诗五卷，文颇春容，诗亦妥帖，盖成、宏间台阁体也。”这就把“台阁体”所指对象扩大到了诗歌领域。上举各例在使用“台阁体”时，虽然其所指对象由单纯的文章，扩大到了诗歌领域，但评论的还都是明人的诗文。其实，早在《四库全书》编成之前，就已有清代学者不仅把“台阁体”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标准，而且用以评价时人的诗歌，扩大了“台阁体”的使用范围。如:朱鹤龄在《愚庵小集》卷8《董太史豫游草序》中说:“董子方南省亲归里，得见其燕台诗，思入风云，词谐金石，侍从宜春，既发掞天之藻，献酬群彦，复多肆好之风，窃叹台阁体，固应如是。”又如倪涛在《六艺之一录》卷358《张明卿》条下云:“张明卿，……为文章有台阁体。”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清代，学者们已经广泛、灵活地使用“台阁体”这一称谓。这说明学者们对“台阁体”这一文学形态名称的理解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性共识了。

综上所述，“台阁体”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学形态名称，不能随意地跟其它名称相等同或者替称，既然历史上已经对它形成了一种习惯性的共识，且所指又非常明确，我们今天没有理由去随意改变它。这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态度和行为。

(说明:本人不认同“台阁体”仅仅是一种“风格”或“文风”的说法，说详另文。)

［1］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4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60.

［2］孙学堂.从台阁体到复古派［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2(4):63－69.

［3］罗玘.馆阁寿诗序［M］∥圭峰集(卷1)［Z］∥文渊阁本四库全书(125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7.

［4］廖道南.殿阁词林记(卷12)［Z］∥文渊阁本四库全书(45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5］朱熹.礼一［M］∥御纂朱子全书(卷37)［Z］∥文渊阁本四库全书(7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106.

［6］刘道醇.神品二人评［M］∥宋朝名画评(卷3)［Z］∥文渊阁本四库全书(81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475.

［7］王端毅.乞取回买玩好王太监奏状［M］∥王端毅奏议(卷5)［Z］∥文渊阁本四库全书(42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46.

［8］刘祁.序［M］∥归潜志［Z］∥文渊阁本四库全书(1040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9］徐纮.文敏杨公墓志铭［M］∥明名臣琬琰续录(卷1)［Z］∥文渊阁本四库全书(125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282.

［10］王世贞.艺苑巵言五［M］∥弇州四部稿(卷148)［Z］∥文渊阁本四库全书(128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394.

［11］王锡爵.袁文荣公文集序［M］∥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卷309)［Z］∥文渊阁本四库全书(140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711.

A Talk on the Inequality between“Tai Ge Ti”and“Guan Ge Ti”

XU Bo-ho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Xinyang464000，China)

During the one hundred years from Yong Le to Hong Zhi in the Ming Dynasty，the leading cultural modality in the literary world is“Tai Ge Ti”.However，a lot of aspects of it have not obtained enough attention and research of the scholars today.For instance，its appellation has been mistaken for“Guan Ge Ti”.Actually，there a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status between“Tai Ge Ti”and“Guan Ge Ti”in the Ming Dynasty.It is false to equal the two or use one to substitute the other.Meanwhile，through reviewing the evolvement of“Tai Ge Ti”and“Guan Ge Ti”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we can see that it has been a conventional common sense to regard“Tai Ge Ti”as the cultural modality which was represented by the poems of“San Yang”.

Tai Ge Ti;Guan Ge Ti;appellation;title discrimination

I 206.2

A

1674－5310(2010)－05－0117－04

2010－07－14

徐伯鸿(1964－)，男，河南光山人，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古代文学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的教研工作。

(责任编辑李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