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玉芹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河北保定 071002)

民国童子军研究述评

孙玉芹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河北保定 071002)

文章对民国时期以及 20世纪 80年代以来的童子军研究状况进行了回顾和总结,指出了以往认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民国;童子军;研究述评

童子军是 20世纪新兴的一种组织,更是一种旨在通过游戏、户外活动的方式来培养健康、快乐、有用、尽责的完美公民的教育模式,其被誉为 20世纪世界教育上的三大发明之一[1](P2)。该教育模式产生后短短数年,便风靡世界。民国前后,中国也有了童子军组织。随着童子军教育价值的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从教人士、教育团体关注童子军,沿海一些地方官厅也大力扶持,国民政府更在 1934年将童子军训练列为必修科,要求公私立初级中学一体实施。童子军在大陆存续 30余年,广泛参与会场服务、募捐救灾、战地服务等一系列重大活动,在民国历史上产生过不小的影响。对其进行深度考察,不仅是深化对民国时期教育、政治、社会认识的需要,同时亦具有现实参考价值。故笔者不揣浅陋,对以往的研究成果作一总结,希望藉此能把童子军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

一

对童子军进行研究,最早可以追溯至民国初期。1915年《清华学报》第一期第四号刊登了陈烈勋的《童子军》一文,该文重在剖析童子军风靡世界之因,“实以童子军为儿童教育之始基,能涵养德性,树强健之气质…育勇敢之性于无形”,同时简要介绍了美国童子军办理情形。接着,《清华学报》第一卷第三期、第二卷第八期、第三卷第四期连续刊登专文[2],阐明世界童子军事业之由来、教育宗旨课程,对童子军教育价值均给予高度评价。以上是笔者所见最早一批研究性文章。此后,民国时期的主要报纸及教育类期刊杂志也不断刊登一些阐述童子军教育要旨、教育价值,以及介绍童子军早期活动的文章。1920年 8月 3日至 19日,《申报》分 10次连续刊登署名为“行知”的《中华童子军之经历与前途之希望》,比较详细地记录了中国童子军的创办、推广,以及童子军参与的重要活动,这是我们藉以了解童子军早期历史的力作。1922年 9月 8日,该报刊登了潘光迥的《童子军与军队》,意在通过比较童子军与军队之异同,来消除人们对童子军的误解。1924年 7月 22日《申报》刊载了陈卓人《童子军教育之前途》一文,道出当时童子军教育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教练、组织、服装、规律等方面缺乏统一,教练人才缺乏,社会信仰不坚,图书资料不敷。1925年 9月 9日复发表沈同一的《童子军之鹄矢》,从修养人格、广博知识、培养能力、康健体魄四个层面阐述了童子军教育要义。1932年 5月19日,申报登载了署名“尚”的文章——一二八后的上海教育事业,详细报道了上海市童子军战地服务团在“一二八”凇沪抗战中的工作。期刊杂志方面,1916年10月 15日出版的《教育杂志》第八卷第十号刊登了贾丰臻的《童子军与教育主义》,从童子军与“道德教育主义 ”、“军国民教育主义 ”、“勤劳主义 ”、“自动主义 ”、“实用主义”、“锻炼主义”关系的角度,高度赞扬了童子军的教育价值。《安徽教育》第一卷第十七期刊登了张忠仁的《发展童子军事业的价值》,该文系张在暑期学校的演讲,主要讲述童子军起源和发展、童子军教育功用、训练童子军的方法和要点三个方面的内容。该刊同时还刊载了徐康民的演讲词《童子军教育》,主旨与张文相似。《中国童子军总会筹备处公报》第二十期刊登了杨品吉的《中国童子军史略》,该文对 1930年以前的中国童子军历史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童子军开创于民国元年……发源地为武昌文华大学…继办者为上海英人所办之华童公学,及青年会等处,于是中国童子军,自中部之武汉,传播至交通发达,握全国文化经济中枢之上海,宣传既广,全国各地,群起提倡”,作者把中国童子军历史划分三个时期:仿效时期 (1912-1915)、发达时期 (1916-1925)、党化时期(1926—),文中特别详细介绍了中华全国童子军协会的组织、章程、誓词规律,北洋政府时期江苏童子军办理情形 (包括重要活动、组织编制、誓词规律),以及国民政府时期童子军中央领导机构沿革状况。该文对研究中国童子军早期历史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作者对童子军传播路径的看法以及发展阶段的划分得到国民党官方认可,并被后来许多研究者所沿用。

除了报章杂志上陆续刊登一些童子军方面的文章外,民国时期还出版了大量童子军专刊或图书文献。理论方面,有《童子警探》,此书为童子军事业创始人贝登堡所著第一本关于童子军的书籍,由上海圣教会翻译出版,内容详载童子军教育原理原则,各种组织和训练方法;张忠仁译《童子军训练的教育价值》,系美国哲学家、教育家罗素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演讲词,把童子军训练的功能阐述得淋漓尽致。赵邦荣译《童子军与青年运动》(后称《童子军教育原理》),是贝登堡阐述童子军教育基本原则的一本书。其他尚有盖其新译《青年童子军真义》、范小六编《童子军教育要义》、杨克敬编《童子军教育原理》、《童子军训育之理论》、严家麟编述《童子军之理论》等多种。童子军训练参考书籍,如张忠仁译《美国童子军总会组织之研究》、《小队长顾问》,顾树森编《英国少年义勇团组织法》,吴耀麟编著《童子军教育概论》,中国童子军司令部出版《儿童品性训练法》,刘澡编《笔画旗语》,陶元培编《童子军救护》,张亚良编《童子军追踪术》,叶养源编《露营概要》,郑昊樟等编《童子军军号吹奏法》,赵慰祖编《气象学》、《星象学》,曹庸方编《旅行术》,范小六编《童子军起源史》、《中国童子军史》等,多达百余种。课程方面的图书有 150余种,法规行政方面的文献有五六十种。期刊杂志类,全国领导机关出版的主要有《中国童子军司令部月刊》、《中国童子军》、《中国童子军总会筹备处汇报》、《中国童子军总会筹备处工作报告》、《中国童子军总会公报》、《中国童子军总会月刊》、《战时童子军》、《中国童子军总会简报》,地方领导机关出版的主要有《童子军月刊》(上海)、《上海童子军》、《中华童子军月刊》(江苏)、《江苏童子军通讯》。此外,学术团体和童子军团部亦出版了大量期刊和图书文献。约略统计,截至 1941年,在中国出版的各类童子军文献多达 500余种[3](P36-37)。可以说,民国时期,尤其是 1938年以前,童子军研究队伍庞大,研究者身份也是复杂多样,其间既有一般人士、普通社团,又有教育闻人、政界要员,童子军刊物出版亦格外繁荣。民国时期遗存下来这些资料和专著,为童子军研究提供了大量素材和论证,具有重要的学术参考价值。

二

1949年,随着国民党政权在大陆覆亡,童子军教育模式也随之退出历史舞台。迄至上个世纪 80年代以前,受政治因素影响,大陆童子军研究完全中辍。进入80年代,随着政治环境的改善,人们的思想也趋于客观、理性。这一时期,江苏、上海、浙江、河南、湖北、湖南、四川、贵州等各地政协出版物中刊载了大量亲身经历者的回忆文章,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各地童子军教育开展状况,虽然由于年代久远,记忆中有诸多疏误之处,仍不失参考价值。1992年,中共上海市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辑出版了《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团结奋进—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与绿营联谊社简史》,该书作者多为当年童子军领导人员或团员骨干,他们以生动的笔触,追述了创建于 1927年的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在“一二八”凇沪战役以及全面抗战时期参加战时服务的历程和事迹,并介绍了绿营联谊社 (商会童军团创办)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领导下,为发展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团结、教育、引导爱国青年进行革命斗争的史实。这本书是我们研究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

80年代末开始,大陆有一些人开始关注童子军。据笔者掌握资料,从 1989年到现在,20年时间,发表论文20篇(重复发表者未计在内),其中只作粗浅介绍、鲜有学理分析者占了 1/3,此类文章包括:陈阳凤《中国童子军的创建及其演变》(载:史志文萃,1989年第 2、3期)、苏永华《中国童子军的建立及在江苏的发展》(档案与建设,2001年第 3期)、伍小涛《中国童子军运动始末》(文史天地,2007年第 10期)。而李伟《杨惠敏的坎坷传奇人生》(民国春秋,1995年第 6期)、常家树《国旗在战火中飘扬—记上海童子军英雄杨惠敏》(党史纵横,1996年第 6期),及张磊的《抗战女英雄杨惠敏的坎坷人生》(文史博览,2008年第 2期;又名《“中国圣女贞德”杨惠敏》,炎黄春秋,2008年 2期),生动详细地描述了杨惠敏向四行孤军献旗及四赴香港抢救难民的经过,对其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及赴台后的生活状况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三篇文章虽细致可读,但均为介绍性文字,谈不上真正的研究。学术性文章大概只有 14篇 (其中硕士论文 5篇)。蒋晓星、孟国祥《中国童子军问题研究》,主要介绍大革命以及全面抗战时期童子军所从事的革命活动、抗战服务;归纳分析了国民党政权对童子军加强控制的手段,并简要介绍了抗战结束后童子军自身组织状况及童子军高层领导体制的变化。作者比较了中西童子军的差异,“中国童子军的组建、训练是通过强制性的行政法规来普及推广的,因此,中国童子军实际上是处于国民党集中领导下的政治性的团体,它与自愿组织和参加的英美等国童子军存有明显的差别”,其次,“国民党是把童子军作为战略后备队看待的,因此在训练中加入了大量的政治训练内容,带有浓重的‘党化’教育色彩”。作者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童子军训练价值,认为长期处于被列强任意宰割欺侮的屈辱地位的中国,对儿童进行军事化训练“又是一种军国民教育或国防教育,童子军在抗日战争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就教育的一般意义而言,童子军教育也可称为一种国民性教育。它要求儿童以服务他人为最大快乐,‘日行一善’,‘人生以服务为目的’,贯彻一种服务精神;注意增强儿童体魄;对儿童进行热爱劳动 (即所谓‘双手万能’)的教育,要求学生勤俭、好学、讲究卫生、遵守公德、提高纪律性等,这都有助于克服久已存在的懒散疲沓等不良风气,使公民从小注意养成良好的操行”[4]。袁成亮的《民国时期的童子军》,对 1938年以前中国童子军的历史作了简要回顾。该文最为可贵之处,除了客观地分析了中西童子军的差异之外,还指出了社会童子军团的特点,对童子军抗日救国活动之介绍也更具体。作者认为,“许多社会团体创办的童子军团虽也列名于国民党童子军组织系统,但与‘正宗’的童子军教育方法不同,‘党化’教育仅是点缀”,接着作者介绍了有着较强社会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上海童子军在“一二八”及“八一三”凇沪抗战中的服务[5]。李燕、方巍《童子军:遍及世界各地的青少年组织》,重点介绍当今世界童子军组织机构与童子军所开展的主要活动[6],对历史研究基本没有什么参考价值。与他文相比,荣子菡、张晓辉的文章显得资料详实,研究也较为深入。荣之《论民国时期广东童子军的发展》,着力分析广东童子军的特点:广东童子军长期处于半独立状态,“中央的控制不是很得力”,此种局面一直持续到 1936年;由于地处东南沿海,又毗邻港澳,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得粤省童子军活动“较频繁,特别是在对外交谊、联络方面…与内地童子军之间的往来自不必说,与香港、澳门童子军之间的往来很多,港、澳童子军也积极参与广东童子军的活动,两地之间互相观摩、访问……”;从组织管理上看,由于广东在政治上处于长期处于半独立的状态,对南京国民政府的调遣时有抵触,导致广东童子军的组织“较为混乱,变换不定”;和上海童子军相较,粤省童子军“爱国活动较少,成效又差。以致于一般人只会把童子军作为‘仪仗队’、‘装饰品’”[7]。张晓辉、荣子菡之《民国时期童子军的中国化及其影响》则进一步分析了中国童子军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沿袭以往,作者同样把中国童子军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两个时期,1912—1926为第一阶段,1926—1949为第二阶段,但对其特征分析更为具体深入,作者认为前期的童子军处于“相对自由发展的阶段。童子军运动的参与者,无论是童子军还是童子军教练员,都是自主、自愿地参加童子军运动;政府机构仅仅是倡导者,童子军组织到教育部门进行登记即可开展活动,政府一般不会有直接干涉行为。训练童子军的两大核心问题——经费和师资,都是由创办者自谋,其中,童子军的经费主要依赖社会知名人士和商人的赞助以及队员的募捐所得;由于童子军训练与中国传统教育的内容相差甚远,童子军训练人才极为缺乏,江苏、广东等地都曾开办过童子军领袖训练班,培养教练人才,但基于培训经费的缺乏、培训时间过短以及人数的限制,成效不是很明显,体育教师甚至是音乐教师等充任童子军教练的情况并不罕见。即使这样,也只有少数的儿童、青年才有机会参加”。后期为国民党控制时期,“童子军训练逐渐结束‘仿效’欧美,开始大幅度中国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在童子军行政管理上,“欧美各国的童子军组织属于非政府、非政治性的组织,童子军组织不可以也绝对不能代表任何政党和组织,政府只给予方向性的指导和某些方面的支持”;在童子军的训练指导思想上,“西方注重的是公民意识的培养,让儿童充分展示自己的个性,以儿童自身的成长为出发点;而民国童子军强调的是儿童对政党、国家、社会的服从和奉献,以政党、国家的利益为出发点”;在童子军的训练内容和活动上,“西方童子军强调身体的强健以及高尚品格、独立自主精神、自立能力的培养,并注重增强青少年的动手能力,而且是让青少年在各种轻松愉快的‘游戏’之中,潜移默化地获得有益于成长的东西”,民国童子军训练的内容,“注重政治思想的灌输”,同时,把童子军训练当作“青年军事训练的基础,注重体操、服务、急救等军事知识的学习和实践”。至童子军对民国历史影响,作者从三个方面分析,“从青少年教育的角度来看,童子军教育具有爱国主义教育和国防教育的作用;对童子军的自立能力的培养和品格修养也起到促进作用”;从国民党方面来看,“童子军训练是党化教育的重要形式”,国民党通过完善组织规章、思想灌输、言行控制等各种手段,来加强对青少年的控制;从国家的角度来看“童子军在社会服务、抗日战争中,作出了一定的贡献”,作者认为,“在民国特殊、复杂的环境下,童子军只有中国化,服从了国民党政治统治和当时国家形势的需要才能够生存发展下去。同时,适时的变通也使其在民国历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8]。认识比较深刻,颇具启发性。王晋丽、樊茂兰的《抗战前童子军在中国的发展》,介绍分析均极则简略,观点亦无新颖独到之处[9]。硕士论文中,荣子菡《广东童子军研究 1915—1938》是最早、也是质量最高的一篇。该文主要利用民国时期的报纸和杂志,以及广东地方档案馆和国家第二档案馆的部分档案资料,重点阐明广东童子军发展演变过程、广东童子军宗旨及其主要活动,并对广东童子军特点和影响作出了比较深入客观地分析。作者还剖析了广东童子军的历史局限性:一是童子军自身发展缺乏相对的独立性,过度依附于政治。二是童子军教育对青少年自身发展关注不够,一味强调服从、奉献,更多的是要求统一性,而否定个性的发展,且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推行,从而使中国童子军教育逐渐偏离了世界童子军发展的轨道。典型的个案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各地办理童子军教育的差异性。王晋丽《童子军在中国—中国近现代童子军兴衰史的初步考察》一文,沿袭民国时期非常流行的三阶段划分法:传入中国(1912—1915),作者重点剖析“文华童子军”产生条件、创办经过,并介绍了文华童子军概况,该阶段特征:形式上完全照搬英美,童子军管理尚未纳入国家机构,童子军教育多由教会学校及与教会有关联的人士的提倡……总的说来,教会学校办理的童子军“组织训练较统一,并且指挥灵活,而非教会办理的童子军事务却一盘散沙,毫无生气。另外,无论是教会童子军还是非教会童子军,其训练都几乎是各自为政,五花八门”。第二阶段,初步发展 (1916—1925),简要介绍了几个区域童子军会的成立,以及我国童子军两次参加国际童子军活动概况。该阶段特点:“童子军事业受到了国内教育界人士及政府的较多关注,并且在各个区域都有一定的发展,各个区域对童子军的组织训练趋于统一也做了一定的尝试…但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童子军运动及教育活动还处于自由发展、各自为政时期”。第三阶段 (1926—)为党化时期,1926年以降,国民党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对童子军领导权的控制,从而使童子军一步步异化为国民党统治的工具;并粗略介绍了童子军组织、编制、训练、课程,以及童子军在抗战及建国前的活动。国民党为加强对童子军的控制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客观上“也有利于童子军本身的发展巩固,有利于加强管理与合作,有利于进行国际交流”;童子军数量增加,分布地域更加广泛;教会教育受到沉重打击,非教会童子军教育占有绝对优势;国际影响扩大。论文最后从总体上阐述了童子军的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刘玉兰《贝登堡“生活的准备教育”思想与童子军的建立和发展》系一篇世界史论文,文章共分三章,第一章贝登堡“生活的准备教育”思想的形成,从贝氏个人成长环境、军旅生活经历和社会背景的角度阐述其思想成因,并分析了这一思想的形成过程。第二章“生活的准备教育”思想与童子军的建立和发展,介绍童子军组织的建立发展过程、“生活的准备教育”思想内容 (即童子军训练的内容方法、规律制度)及其对童子军建立发展的影响。最后一章贝登堡及其童子军的“生活的准备教育”思想评价,揭示贝氏这一思想的特点及其在推动世界和平事业、推动世界青少年教育事业进步方面所发挥的突出作用,以及其对中国青少年教育工作的借鉴意义。程礼东《论戴季陶的童子军教育思想》是从思想史的角度进行研究,着力分析戴季陶童子军教育思想的来源、内容、特点及其影响。张洪波《1927—1937年童子军教育研究》主要阐述中国童子军教育的起源与发展、童子军的教育功能 (主要体现在道德培养、改变日常行为模式、能动地服务社会),以及童子军教育中“党化色彩”的表现形式与内容。作者把 1927—1937这十年视作童子军教育“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发展迅猛,成就辉煌”,而对此前的评价,作者完全承袭了王晋丽论文中的观点,认为“在 1926年以前由于没有全国性的指导与监察机关,各地行政和训练方法又极不统一,中国童子军的发展呈无序状态”。

台湾童子军出版物比较多,也出现了几位较有影响的童子军问题研究专家。但根据国立花莲教育大学以及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图书馆的藏书来看,绝大部分都是组织训练参考方面的书籍,其它一些研究性的专著如刘菁华《童子军的教育理论与实际》,陈海光《童子军教育概论》,陈添丁《幼童军教育》、《童军教育与国民教育》,刘彦俊《童军教育》、《童军概说及其史略》,多数论著侧重于原理、教育价值的阐释,以及应用方面,谈到民国部分极其简略,很多重要内容没有涉及,其对民国童子军研究的参考价值远不如大陆在民国时期的一些出版物。

三

回顾以往的研究,虽然也取得一些成果,但毕竟是初步的、不全面、不系统的。无论介绍还是研究,都显得比较粗浅,许多结论明显有违历史事实,还有许多领域尚未开垦。就上个世纪 80年代末以来所发表的这些论文来看,存在的突出问题,首先是概念欠科学。研究的对象—童子军,到底是什么?蒋晓星、孟国祥在文中说“在中、小学建立童子军组织,将 12-17岁的学生编为童子军,将 12岁以下的儿童编成幼童军,实施政治和军事教育,这是近代中国仿效欧美国家而推行的一项重要教育制度”;袁成亮认为童子军是“一种由成年人业余领导儿童进行军事化训练的团体”;荣子菡则认为童子军“是一种社会教育、从 8岁到 20岁的儿童、青少年都可以参加的社会组织,在各种活动、社会服务中锻炼强健的体魄,掌握生存的技能,完善高尚的品格”;王晋丽称“童子军是一种儿童教育组织,童子军教育是通过野外活动的训练方式,培养健康、快乐、有用的社会公民的一种教育活动”。答案五花八门。其实,论童子军本意,它既是一种组织,又是一种通过游戏、野外活动的方式来培养健康、快乐、有用、尽责的完美公民的教育模式,受教的主要对象为青少年和儿童。其次,有些结论有失偏颇。如荣子菡对广东童子军特征的分析,作者把童子军活动较频繁,特别是在对外交谊、联络方面,视作粤省一个典型特征。其实不只广东,沿海很多省份,尤其江苏,对外活动更是频繁有加。实际上,注重国际交谊乃世界童子军共有特征。世界童子军总会设有专门的办事和联络机构,定期举行国际童军会议和世界童军大露营,以增进各国童子军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再如张洪波的论文,作者认为1927—1937十年是中国童子军发展的黄金期,“发展迅猛,成就辉煌”,并以《中国童子军总会筹备处工作报告》中所列之“中国童子军组织历年进度表”来证其所言不虚。实际上,作者所列数据根本无法证明其观点。因为该表只是反映了 1928—1934年间童子军团、童子军服务员和童子军数量上的变化。此前,由于国民党当局从行政管理、师资培养、三项登记、出版物审查等各个方面加强对童子军控制,使其脱离了北洋时期自由发展的轨道,国民党此举曾经招致许多人的不满,诸多团体和服务员拒绝登记,童子军教育一度一落千丈。直到 1930年以后,人们才普遍接受国民党领导的事实,童子军教育也随之迅速升温,但和前期相比,又有一些重大变化。而童子军传播路径,民国时期就说法不一,杨品吉认为中国童子军发源地为武昌文华大学,创办者严家麟,时间在 1912年 2月,而后上海等处踵起仿效,传播方向是自“中部之武汉,传播至交通发达,握全国文化经济中枢之上海,宣传既广,全国各地,群起提倡”[10](P19),吴耀麟、范晓六、胡立人、刘澄清,以及后来台湾的童子军研究专家,如刘菁华、陈添丁、陈海光、刘彦俊等均持此说,这同时也是国民党官方一直坚持的观点。另外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说法是,中国童子军发源地在上海,但在上海的格致公学、亦或华童公学,说法也不尽一致。传播路径在民国时期就是一个谜。如今大陆的研究者基本沿袭前说,只有荣子菡对此提出质疑,但缺乏足够的证据。究竟哪种说法更为可靠,有待进一步论证。有些结论则明显是错误的。如杨惠敏献旗问题,大陆的几位关注者一致认为,四行仓库上空高高飘扬的国旗为杨惠敏所献。张磊《“中国圣女贞德”杨惠敏》文中说:“为了鼓舞斗志,谢晋元致电张柏亭 (88师参谋长,笔者注),请求送一面国旗来,输送食品弹药等物资……张柏亭在接到守军请求后,把这一任务交给了上海市商会,商会会长王晓籁又把任务具体布置到了上海童子军战地服务团”,接下来就是团员杨惠敏自告奋勇向团长请缨。市商会只能派本会社会童子军,怎么可能把任务交代给市童子军理事会 (上海童子军最高领导机构)组织的上海童子军战地服务团呢?作者所云不太符合常理。其二,有可靠资料证实,四行仓库上空所飘扬的国旗并非杨惠敏所献,而是商会童军团 7位成员于 10月 28日晚间送去的。杨惠敏献旗一事不假,但所献之旗太小,又无旗杆,不合需要。再如对北洋政府时期童子军评介问题,以往的研究成果中,都是只言片语,而且评价普遍不高。如苏永华的文章,第二部分谈江苏童子军的创建及其主要活动,开头“1913年,当时江苏省的上海格致公学校长康普发起并召集了童子军教育会议,很快在上海建立起童子军。随后无锡的江苏省立第三师范附属小学也办起了童子军团,并由该校体育教师顾拯来担任教练员。此为江苏省童子军创建之始……”,接下来一段介绍 1928年以后的情况。苏省童子军到底何时建立,没有明确说明。自无锡省立三师附小童子军建立至国民党奠都南京,期间办理情形如何,只字未提。而这一阶段,恰恰是江苏童子军历史上非常辉煌的时期。再如对誓词规律,以及课程的介绍,文章只是截取了 1927年以后的部分,以前怎样,没有说明。实际上,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还是有一些明显的差异。即便是硕士论文,介绍分析也极为简略。王晋丽的论文对 1926年以前的研究,只对文华童子军作了重点阐述,而其他地方,只粗略地介绍了几个区域性童子军组织的建立,几无参考价值。对北洋政府时期童子军的总体评价是涣散凌乱、各自为政,且注重形式。这一结论明显与事实不符。至如童子军机构沿革、经费、训练、活动等方面的内容或是未有涉猎,或是过于简单。有的硕士论文史料张冠李戴、标题与内容严重不符。前者如荣子菡的文章,第四章第二节第三个标题广东童子军积极服务于国家和社会,第四个标题广东童子军积极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内有大量内容并非广东童子军所为。如作者在文中详细列举了中国童子军战时服务第一团宣传工作报告,该资料来源于第二历史档案馆资料,极具史料价值,可惜此团是上海童子军战时服务组织。后一缺陷在王晋丽的论文中表现十分突出。至如刘玉兰的论文,作者认为,贝登堡提出的“童子军的教育就是针对少年儿童的一种生活的准备教育”。按照贝登堡所著《童子军教育原理》和英国童军总会最近所著之《世界童军百年》,童子军教育的核心理念应该是“服务”(或称“尽责”),作者立论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甚至个别论文有简单抄袭现象。正文姑且不论,山东某知名大学的一篇硕士论文后面的“致谢”(2008年毕业)与华中师范大学王晋丽 (2006年毕业)论文之“后记”,除了文中提到的教师名字和所在学校名字之外,其他竟然一字不差,由此我们不难推测其论文的学术价值。综观以往,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究,诸多领域需要拓展,更多的珍贵史料尚待发掘整理。总而言之,对民国时期童子军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

[1]陈铁.幼童军教育[M].台北:水牛出版社,1992.

[2]作者不详.童子军[J].清华学报,第二卷第八期;闻多、时昭涵.童子军[J].清华学报,第三卷第四期;杜光祖.童子军教育[J].清华学报,第一卷第三期.

[3]中国童子军总会.三十年的中国童子军[M].1941.

[4]蒋晓星、孟国祥.中国童子军问题研究[J].学海,1993,(4)

[5]袁成亮.民国时期的童子军[J].民国春秋,1994,(5).

[6]李燕、方巍.童子军:遍及世界各地的青少年组织 [J].当代青年研究,2000,(1).

[7]荣子菡.论民国时期广东童子军的发展 [J].晋阳学刊,2004,(6).

[8]张晓辉、荣子菡.民国时期童子军的中国化及其影响 [J].广西社会科学,2005(2).

[9]王晋丽、樊茂兰.抗战前童子军在中国的发展[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2008(10).

[10]杨品吉.中国童子军史略 [J].中国童子军总会筹备处汇报,第二十期.

Reviewing the achievements in boy scou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UN Yu-qin
(College of History,HebeiUniversity,Baoding 071002,China)

The article reviews the achievements in Boy Scout during the Republic China and after 1980’s,at the same time,it points out the protruding problems existing in former studies.Itwill lay a foundation to latter research.

the republic of China;boy scout;review the former study

K258

A

1673-9477(2010)01-0114-04

2010-02-10

孙玉芹 (1972-),女,河北遵化人,讲师,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国军事及教育史。

[责任编辑:王云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