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国勇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系,上海 200234)

日本学校仪式的教育史研究

胡国勇

(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系,上海 200234)

战前日本的学校仪式形式上与江户时代藩学“释典”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但性质上已成为以“日章旗”、“君之代”、《教育敕语》、“御真影”为要素的天皇制教育训练臣民的工具,是战前日本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教育中的最重要环节之一。战后,美国利用天皇制的占领政策以及日本政府维护天皇制的国策,使学校仪式中天皇制教育毒素未能彻底清除。冷战终结后,以“日章旗”、“君之代”法制化为标志,日本出现了复活战前的学校仪式的征兆。

日本;学校仪式;天皇制教育

日本中小学教育,与 “教”相比,更重视 “育”,作为 “育”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仪式活动”。现行日本中小学《学习指导要领》将“仪式活动”定义为 “对学校生活加以有意义的变化、节点,体味严肃清新的气氛,为走向新生活增添动机的活动”。而这种“仪式活动”中升“日章旗”、唱“君之代”,一直是日本教育界、甚至整个社会争论的焦点问题。本文试图从教育史的视角对日本学校仪式及其要素的形成与发展进行考察,分析探讨日本中小学学校仪式乃至国旗、国歌问题成为争论焦点的原因。

一 明治维新以前的学校仪式

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学校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是 1630年幕府设立的学校昌平黌以及各藩以此为范本设立的培养武士子弟的藩学(藩校),一类是民间设立的庶民启蒙教育机构寺子屋,以及作为两者中间形态的乡学、私塾。这三类学校中最注重学校仪式的无疑是培养统治者的藩学。几乎所有的藩学都进行藩主或重臣主持的“释奠”,也就是祭祀文武之神的仪式。其方法及顺序各藩学不完全一致,大致一年春秋两次。

德川幕府直属的昌平黌的“释奠”不同时期略有变化,但总体与中国古代官学的释奠类似,过程极为繁复,仪式进行前要进行反复演习。杏坛之上“居中一座”为“至圣文宣王”,“配享四座”为“颜子、曾子、子思子、孟子”,另有 “哲位十座”供奉张载、二程、周敦颐、邵雍、朱熹等理学先哲。籩、簋、帛、豆、爵、俎一应俱全。主祭官宣读规定格式的祭文:

维某年岁次月朔日丁子,征夷大将军谨遣官位姓名,敬致祭于大成之圣文宣王。惟王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谨以币帛醴斋餈盛庶品,祗奉旧章陈明,荐以兖国复圣公、郕国宗圣公、沂国述圣公、邹国亚圣公配,而以周元公、程纯公、程正公、张明公、邵康节、朱文公从祀。尚饗。①

地方藩学的“释奠”远没有昌平黌那么繁复了,祭祀对象也不完全相同,有祭孔的,也有祭日本学神、武神的。尽管当初各藩的藩学是以昌平黌为范本设立的,但到幕府的末期(19世纪中叶)各藩学不论是在学术的侧重点(所谓国学、汉学、洋学),还是在具体的教育实践方面,开始形成地域性特征,甚至形成学派。如掛川藩学(现在静冈县掛川市)的程序是:

(供有)凡一尺二寸许唐金中国式贴金圣像一躯之橱子安置于校中内室,平时垂廉。于二、八月中丁行祭菜。(中略)大概助教卷廉开扉,教授焚香酌酒,终了,备馒头或柿,而后由教授开始依序拜受神酒及供物。神酒仅限观善舍(掛川藩校中 15岁以上者的学校。引用者注)中受轮讲以上者,以下者仅供物而已。学监为首之出席者皆礼服。祭毕,学监以至要职,于此日以诗文国歌相互结社,许适意游玩至夜分。②

仪式的前半部分的做法,和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学校仪式类似,明治以后对待《教育敕语》和“御真影”(天皇夫妇肖像)的仪式与这种藩学仪式存在着很明显的渊源关系,只不过换了对象而已。而仪式的后半部分的以供物分配给列席者这一点,也与明治以后学校仪式中分发馒头和水果的做法类似。

德川幕府时代是封建等级森严、身份世袭的社会,藩学作为培养未来武士统治阶级的机构,其“释奠”表面上是尊崇孔子、武神等,但仪式的核心是藩主。通过这些仪式向武士及其子弟灌输上仁下忠的 “名分论”。强调武士阶级统治的合理性,培养固守 “名分”、忠于藩主的武士。

二 近代学校仪式的形成

明治维新后的新学校制度,并不是在彻底否定德川幕府时代教育的基础上建立的。新设立的开成学校、医学校(后来东京大学的前身)各自是以幕府的洋学所、医学所为母体的,而各府县的中学则多是在原来的藩学或乡校③的基础上设立的。连最初的教育行政机关“大学”(后来文部省的前身)本身,也是在幕府的中央官学昌平黌的延长线上诞生的。而武士教育系统之外的庶民教育的寺子屋也在 1872年《学制》颁布后改头换面成了小学。

但是,在旧体制基础上建立的明治新教育制度依然伴随着大规模的、剧烈的教育的质的转变。明治新政权认识到,为了赶超欧美先进国家,实现 “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则必须尽快形成能够肩负国家使命为国家服务的国民。为了克服原有阶级的(武士与庶民)、地域的(幕府与诸藩的体制)分裂,建立统一的现代国家,必须有全国范围的,渗透于全民的,包括教育的制度、目的、内容、方法等所有方面的教育体系。

明治维新以后,在 “向世界求知识”“立身出世”社会风潮中,作为 “文明开化”的表现,作为学校展示教育成果的方式,各种考试、展览、运动会等等作为学校活动逐渐固定。不过 “立身出世”“文明开化”并没有与天皇制国家相联系,反而促使自由民权运动的兴起。1872年《学制》颁布后的几年中,学校所进行的仪式大多还留有幕府时代的痕迹。1890年以前,学生必须参加的学校仪式还没有普遍实施。④

从 1885年开始出任日本初代文部大臣的森有礼(1885-1989年在任)认为:“初等教育应进行使我国臣民足以辩本分、行伦理、各享自己福利的训练”⑤,首先提出在纪元节⑥、天长节⑦等大节日,学校要举行祝贺仪式,表达对天皇的崇敬爱戴之情,将历史上 “本邦秀于万国之事”以及 “列朝圣天子抚育之厚”“印铭于学生脑里”,“并及于父兄”。⑧

1889年,明治宪法颁布,确立起“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⑨的天皇制“国体”。天皇制教育体制随之形成。1891年 6月 17日,文部省颁布《小学校祝日大祭日仪礼规程》,《规程》规定:

第一条 于纪元节、天长节、元始祭⑩、神尝祭⑪及新尝祭⑫之日,学校长、教员及学生必须一同参集仪式场举行如左仪式:

一 学校长、教员及学生对天皇陛下及皇后陛下御影行最敬礼并奉祝两陛下万岁。但尚未拜戴御影之学校可省略本文前段之仪式。

二 学校长或教员奉读关于教育的敕语

三 学校长或教员务必恭敬地诲告教育敕语之圣意所在或叙说历代天皇的盛德鸿业或叙说祝日大祭日的由来等与祝日大祭日相应的演说,以涵养忠君爱国之志气。

四 学校长、教员及学生于祝日大祭日合唱相应的歌曲。

第二条 于孝明天皇祭、春季皇灵祭、神武天皇祭、及秋季皇灵祭之日,学校长、教员及学生一同参集仪式场举行第一条第三款及第四款之仪式。

第三条 于一月一日,学校长、教员及学生一同参集仪式场举行第一条第一款及第四款之仪式。⑬

《规程》还规定政府官员必须尽可能参加,学生家长、当地居民也应该参观学校仪式。仪式结束后还可以向学生分发糖果点心以及教育上“有益”的绘画。《规程》规定的仪式程序与江户时代藩学“释典”仪式相比,有很多相似之处。只是仪式中心的 “文武之神”,换成了“现世神”天皇。

三 近代学校仪式的要素

《小学校祝日大祭日仪礼规程》中规定了这样一些仪式要素:“御影”也就是 “御真影”,《教育敕语》以及 “相应的歌曲”,还有,未出现在此规定中,但根据 1872年明治政府祝日祭日必须挂国旗的通知规定,国旗的也是学校仪式中最重要的仪式要素。

日章旗

幕府时期幕府曾经将日章旗作为幕府船只的标识使用。在日美友好通商条约签订后的1859年,幕府将日章旗作为 “御国总印”(国旗)。1860年,为交换日美友好通商条约赴美的幕府使节团首先在国外使用日章旗,日章旗作为日本国旗开始被国内外认知。1870年 2月日本政府制定的“商船规则”中规定,日章旗作为日本船舶必须挂的“御国旗”。明治初年,日章旗平时是禁止随便悬挂的,而专门只用于天皇巡幸时。到 1889年 “大日本宪法”颁布,日章旗开始用于任何场合,进一步成为天皇制国家的象征,也成为了学校仪式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

“君之代”

《小学校祝日大祭日仪礼规程》规定的歌曲中,最重要的是“足以振起尊皇爱国志气”⑭的“君之代”。“君之代”的歌词最早出现在公元905年编撰的《古今和歌集》中,到了明治时代。推翻幕府的萨摩藩军人认为日本也必须有国歌,于是便选择这首古歌作为国歌的歌词。歌词的内容是 “君的时代千年八千年像石头生苔藓那样永久延续”。明治以后,“君”就理所当然地被解释为天皇。最早为“君之代”作曲的是受明治政府雇佣担任日本军乐队队长的英国人芬顿(JohnW illiam Fen ton,1828-卒年不详),但其谱的曲不仅有明显的爱尔兰色彩,而且演奏难度很大。1880年宫内省雅乐课的林广守及其学生重新谱曲,完成了现行的乐谱。1893年 8月,日本文部省颁布《小学校仪式唱歌用歌词并乐谱》,规定了“君之代”“敕语奉答”“一月一日”“元始祭”“纪元节”“神尝祭”“天长节”“新尝祭”八首歌为仪式用歌。其中“君之代”为每次仪式必唱歌曲。

教育敕语

以“王政复古”为口号推翻幕府的明治新政府,为了保证自身的正统性,必须树立天皇的权威。1879年,天皇的侍讲儒学家元田永孚撰写《教学大旨》,否定学制颁布后明治政府启蒙主义的教育政策,要求学校教育必须回归明治以前儒学教育。而坚持立宪主义近代化路线的伊藤博文立即发表《教育议》,指责元田永孚的主张是脱离现实的空论。但是,政府内主张德育的基础在于皇室,修身教科书应该天皇敕定的主张依然强势。根据明治天皇的意图,山县有朋内阁文部省最初打算编撰德育箴言,但最终成了敕语形式。从内容看,敕语以“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国体为中心,融合了仁义礼智信的儒学德目、“广公益、开世务、重国宪、尊国法”的近代立宪主义,以及“一旦缓急,义勇奉公,扶翼天襄无穷之皇运”的军国主义⑮内容。

1890年 10月 30日,以天皇制国家主义军国主义为核心,杂糅儒家伦理、近代立宪主义内容的,决定战前日本教育宗旨的《教育敕语》颁布。文部省立即对各府县及所属学校发表训令,向学校颁发《教育敕语》,并要求学校能够贯彻 “圣意”,教师、学生必须 “研磨熏陶”、“夙夜佩服”“奉体圣意”⑯。《教育敕语》的誊写本从当年11月3日天长节到次年 2月 11日纪元节期间大规模向全国各学校分发,到 1891年全国约 3万所学校分发到了《教育敕语》誊写本⑰。

“御真影”

明治初期,明治政府确立天皇制国家体制,树立天皇的绝对权威,重要的手段是天皇行幸。在此之前,日本民众根本就不可能见到天皇。伴随天皇行幸,以天皇为中心的仪式在天皇所到之处进行,天皇的行幸成为促使民众产生“日本国”观念的契机。历史上“看不见的天子”变成了“让国民看的天皇”⑱。作为仪式核心,被礼拜的天皇也自然成为“日本国”这一“想象的共同体”的代表。但到 19世纪 90年代,天皇已经不再在全国行幸,代之而起作用的是“君之代”、“御真影”、《教育敕语》的组合⑲。所谓“御真影”也就是天皇皇后像,原来称为“御影”,后来为了强调其为天皇、皇后的化身便改称 “御真影”。明治初期,出于对欧美各国外交的需要,必须有作为国家元首的天皇的肖像。最早的天皇肖像是 1872年天皇断发后的军服肖像,是根据照片的绘制的油画。当时的照片存在着黑白无色彩、画面小不鲜明且容易褪色的问题。为了美化天皇、表示“维新”,明治政府将天皇的照片送往意大利,由米兰的一位画家按照片画成了油画。将天皇的“御影”制成了彩色、恒久不变的肖像。从 19世纪 70年代中期,明治政府开始向军队等颁发“御真影”。

与颁发《教育敕语》情形有所不同,“御真影”向学校颁发,最早是根据学校 “请求”由宫内省 “贷与”的。长野县松本寻常小学因为没有 “御真影”,师生们不得已只能对空位进行礼拜。几所小学校长等联名向长野县提出请愿书,希望能够颁发“御真影”,理由是儿童富于“观察力”而缺乏“想象力”,对有形的东西感触深,而对无形的东西感触浅,所以强烈要求颁发“御真影”⑳。以此为契机,原本局限于国立学校、府县立学校,由宫内省“贷与”的 “御真影”,随着义务教育延长,1908年开始颁发范围扩大至寻常小学,“御真影”开始进入普通中小学㉑。

至此,战前日本学校仪式中的所有要素已经齐备。其基本形式是 “御真影拜礼”、“奉祝两陛下万岁”、“敕语奉读”、“校长训话”、“式歌齐唱”。

四 近代学校仪式的展开

日本的学校仪式是《教育敕语》,《小学校祝日大祭日仪式规程》颁布后,逐渐形成的,以天皇制与国家神道的三大节日“元旦”“纪元节”、“天长节”以及入学式、毕业式为主。至此,明治初年建立的全民教育体系开始从灌输外来知识,追求“文明开化”的智育转向灌输“忠君爱国”思想的训育。日本教育开始走上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道路。我们可以从 1905年 1月 1日北海道函馆市若松小学新年仪式顺序中看到学校仪式的具体实施状况。

一 入席 教职员学生入席参列者入席

二 行礼

三 学校长宣布举行仪式

四 御影敕语奉迁(引用者说明:从奉安殿取出御真影及教育敕语誊写本)

五 御簾奉揭(引用者说明:卷起御真影前的簾)全体行最敬礼

六 唱歌 君之代 两遍 全体齐唱

七 教职员儿童参列者全体向天皇陛下皇后陛下御影行最敬礼

八 学校长奉读《教育敕语》

九 御簾奉垂(引用者说明:放下御真影前的簾)全体行最敬礼

十 学校长诲告(引用者说明:校长进行有关教育敕语内容的训话)

十一 唱歌“一月一日”

十二 御影敕语奉迁(引用者说明:将御真影及教育敕语誊写本放回奉安殿)

十三 学校长宣布仪式结束

十四 行礼

十五 退席 参列者退席 教职员学生退席㉒

各学校“纪元节”、“天长节”等仪式的内容及顺序也基本相同。唯一有区别的是除“君之代”之外均有相应特定的歌曲。此外,开学典礼、毕业典礼等等仪式会省略一些程序,但向 “御真影”行最敬礼、奉读《教育敕语》以及齐唱 “君之代”的基本内容是固定的。而入学仪式、毕业仪式以“敕语奉迁”取代“御影、敕语奉迁”,区长以及学生家长也参加。作为集中体现天皇制教育的训育机能的严肃的学校仪式,不仅仅教育学生也有控制当地民众思想的功能。与江户时代藩学仪式类似,三大节仪式结束后,学校一般还要向学生分发糖果、点心之类的东西,以体现“皇恩浩荡”。

《教育敕语》、“御真影”、“君之代”颁布初期,学校实施得并不彻底。但此后的几年中,以政治威压为背景,在政界、军界、教育界以及舆论的强烈推动下,日本全国展开了一场以学校为基础,向所有国民普及《教育敕语》、“御真影”、“君之代”的政治运动。此后,《教育敕语》不仅在学校仪式上运用,1900年前后开始要求所有学生背诵、默写,1910年前后扩大到全国范围,所有学校都像教九九乘法表那样要求所有学生背诵㉓。至于“御真影”与《教育敕语》,文部省不仅要求学校仪式要使用,还要求学校必须设相应的 “奉安殿”以收藏 “御真影”与《教育敕语》,而使学校仪式活动日常化。进入 20世纪 30年代,几乎所有的中小学都建起了“奉安殿”,学校师生必须每天向“奉安殿”行“最敬礼”㉔。

在被设计装置过的极其庄重近于威压的氛围中,中小学生被强制参加对“御真影”行“最敬礼”,听校长严肃奉读《教育敕语》,以低头鞠躬的姿态,三分钟不能动,然后是对天皇“御真影”三呼万岁,齐唱“君之代”等一连串神秘的仪式。这种直接诉诸听觉、身体感觉、视觉的“日章旗”、“君之代”、“御真影”“教育敕语”组合,在狂热的节日空间同时出现,使所有教师、学生共有这种体验,并“由共感产生想像的共同体”㉕,而这种“想像的共同体”㉖就是以“万世一系”的“现世神”天皇为中心的“神之国”日本。

日本大正时代著名的基督教思想家植村正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让小学生向“御真影”《教育敕语》的纸片稽首行礼,是培养“迷妄的观念”“卑屈的精神”。只会形成是不明事理、妄信权威,缺乏主体的人格㉗。

明治政府认识到礼法、仪式在形成臣民忠君爱国意识中作用,而将以“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国体”为核心,以仁、义、礼、智、信的儒学伦理、“广公益、开世务、重国宪、尊国法”的近代立宪主义,以及“一旦缓急,义勇奉公,扶翼天襄无穷之皇运”的军国主义为内涵,“和洋折中”为形式的礼法、仪式作为臣民训练的手段。

近代国家成立时,日本人脱离了日本原有的近世社会共同体的框架,而统合于“国民国家”这一新的共同体。而“日章旗”“君之代”“御真影”《教育敕语》成为形成 “国民”的象征性装置。“日章旗”不同于日本原有的旗帜,而是按欧洲规格设计的新的视觉符号。“君之代”是旋律“和洋折中”、歌词的意义也随旋律作了改编的新歌。“御真影”是根据外国画家画的明治天皇肖像大量复制的具有两重意义的新符号。为了形成所谓的“想象的共同体”的国民,上述装置、符号被发明,并通过公教育将其意义灌输给未来国民的学生。

以《教育敕语》、“御真影”以及 “日章旗”、“君之代”为要素的学校仪式抹杀学生个人意志,将学生训练成为驯服的国家工具,进而将日本塑造成了一个奉天皇为 “现世神”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国家。其结果,不仅给邻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使日本走向崩溃。

五 近代学校仪式的崩溃与复活

1945年 8月 15日,日本战败,被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军占领。占领初期,联合国军最高司令部(GHQ)的基本政策是实施民主化改革,彻底铲除军国主义基础;而日本方面的基本政策是天皇在“终战诏书”中强调的 “国体护持”,也就是维持天皇制 “国体”。民主化与“国体护持”是战后日本社会的中相互对立的两个侧面,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国际环境中,各有起落消长。

战后,“日章旗”、“君之代”作为军国主义的象征,被占领军禁止,但和冲绳有明确规定不同,在日本本土没有明确成文的禁止规定㉘。至于为什么没有明确成文的禁止规定,当时的首相吉田茂推测是占领军顾及败战国国民心理㉙。

占领军对待《教育敕语》、“御真影”的态度当然是否定的。1946年 3月,美国教育使节团在最终报告书发表之前,使节团各小委员会都写出了报告,讨论《教育敕语》的第三小委员会报告书中提出“不论用何种方法,禁止这些惯例(学校仪式中礼拜御真影、《奉读教育敕语》。引用者注)必须由永久性废止敕语、敕谕和御真影来保证”㉚实际上已经明确提出了废止《教育敕语》和“御真影”的 “劝告”。但是,为了占领目的的顺利实现,占领军采用了“不支持,但利用天皇制”㉛占领政策。而《教育敕语》“与天皇制为表里关系,又与天皇的身份”相联系㉜,所以在最终报告中,避开了正面否定《教育敕语》,而强调“过去,在仪式中奉读教育敕语向御真影礼拜是统制学生思想和感情的强有力的手段。……必须予以废止。”㉝要求废除各种节日中的学校仪式,学生放假,但并未直接否定《教育敕语》、“御真影”。

在美国方面的压力之下,1946年 10月 8日,文部省次官通牒 “关于敕语与诏书的处理”提出,排除以往《教育敕语》中以天皇为日本唯一的渊源的提法,禁止在仪式中奉读《教育敕语》,停止对《教育敕语》的神格化处理㉞。

日本战败后,战前制度化的检查“御真影”状况的“奉捡”报告制度依然在进行㉟。而占领军一方,尽管 1945年 12月发布“关于禁止政府对国家神道的保证、支援、保全、监督及弘扬的文件”(所谓 “神道指令”),要求废除学校中以神道形式的供奉 “御真影”、《教育敕语》的奉安殿。但因为认识到对 “御真影”、《教育敕语》本身采取措施,就意味着对天皇的直接攻击,占领军方面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

鉴于占领军的态度,宫内省于 1945年 11月发出通知,认为战前军服姿态的 “御真影”与和平建设时期“不适当”,而以 “谨制新御服”为由,要求各方面 “奉还”现有 “御真影”㊱。文部省紧接着向各地方长官发出命令,要求紧急奉还“御真影”,并且规定“即将来临的一月一日的仪式不得悬挂应该奉还的御真影”㊲。1946年初,御真影回收基本完成。部分学校回收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但大多数学校是以举行“奉还”仪式的方式进行的㊳,而“奉还”仪式与战前学校仪式的程序几乎一样㊴。这些回收的御真影,在极其严密的保卫措施下被送至都道府县,根据宫内省的指令“奉烧”销毁㊵。1946年4月,占领军当局开始与文部省讨论撤除学校中供奉“御真影”与《教育敕语》的奉安殿的问题。6月,文部省发出通知,学校内奉安殿不论是否神道样式,全面撤除,撤除困难的转为他用㊶。

从占领军最初对日本学校仪式的各种要素处理看,明治中期以来日本的学校仪式已经基本崩溃。但美国占领军“不支持,但利用天皇制”的基本政策,正好被日本政府用于“国体护持”。1946年 11月,新宪法颁布,天皇从帝国的统治者变成了 “日本国的象征,日本国民统合的象征”,而“其地位基于具有主权的日本国民的总意”㊷。尽管天皇从国家元首变为了国家象征,但天皇制本身残存了下来。

正因为天皇制的存在,早在美国占领时期日本就出现了复活天皇制教育征兆,而此后东西冷战的开始,特别是新中国的诞生及朝鲜战争的爆发,是这种征兆越来越鲜明。

与当年明治天皇全国巡幸极其相似,1946年 1月,昭和天皇发表否认自己是 “现世神”的“人间宣言”之后,便开始了全国巡幸。目的很明显,为了形成战后版天皇崇拜的国民意识。只是改变了军服形象,而以西服礼帽庶民的打扮接近民众。天皇这一“现世神”突然以和蔼亲切形象出现在国民中间,使得国民感激涕零。1947年关西巡幸时,更是得到民众狂热的欢迎,更有人挂起了当时尚被禁止的日章旗,以至于引发了外国观察员为主的舆论的批判。GHQ担心天皇政治权力复活而使天皇巡幸停止了一年,但到 1954年 8月,天皇还是走遍了除冲绳(当时还在美军占领之下)之外的 46个府县。

1948年日本《关于国民祝日的法律》颁布,战前的纪元节变成了建国纪念日;春季皇灵祭改回春分;明治时代天皇生日的天长节,成了“文化日”(名义上为纪念宪法颁布,但与宪法颁布日期相差半年),昭和时代天皇生日的天长节,先改为天皇生日,再改为绿之日,昭和天皇死后又改名为昭和日;秋季皇灵祭改回秋分。新尝祭成了“勤劳感谢日”,现在平成天皇的生日,也成了重要的节日。战前日本“祝日”“祭日”换了一个包装,延续了下来,直到今天。

根据美国占领军反对强制礼拜,但不否定 “御真影”的态度,1946年 5月,宫内省提出颁发新的御真影,但禁止强制礼拜,禁止供奉于“奉安殿”,但要求国民以对待 “日本国元首,国民大家族的慈父”的“深深的敬爱之念”对待㊸。不过,在整个美国占领期间,文部省并没有重新颁发“御真影”。1952年 4月旧金山条约签订,日本重新独立后不久,根据秋田県内私立敬愛学園高中请求,宫内省向其颁发了新的天皇照片。但这一举动引发轩然大波,遭到了社会舆论的强烈批判,结果使敬愛学園高中成为战后唯一得到天皇照片的学校。

至于《教育敕语》,战后初期的前田多门、安倍能成、田中耕太郎等历任文部大臣从维护天皇制的立场出发,均未否定教育敕语的内容㊹,只是认为教育敕语被不当解释,被恶用了,并认为在日本式民主主义中,以《教育敕语》为代表的 “国体”与民主主义 “完全可以两立”㊺。还有,非常值得深思的是当时日本的社会舆论不仅没有激烈反对,反而大多支持文部大臣们的观点。与六·三·三学制得到舆论强烈呼应相对照,《教育敕语》被宣布失效时,除了日本共产党的“赤旗”以及“朝日新闻”等少数媒体外,也没有出现大规模批判浪潮。

早在美军占领下的 1949年 5月,吉田茂首相的咨询机构文教审议会就开始讨论可以替代《教育敕语》的教育纲领,但遭到舆论的强烈反对而未能实现。1952年 10月,文部大臣天野贞祐发出所谓“天野通知”,要求在节日的学校活动中升国旗、唱国歌。吉田出台教育纲领设想未果,文部省又开始讨论“国民实践要领”。1951年 11月 7日读卖新闻公开了文部大臣的草案,其中有“我们具有作为独自国体象征的天皇,长期历史中有天皇是我国的特征,天皇的地位具有作为国家象征的道德中心的性质”㊻。草案遭到了猛烈的批判,文部省只能不了了之,但其中的许多内容,却出现在了 1966年中央教育审议会报告书《期待的人间像》之中。2007年,作为日本战后教育改革最大成果的《教育基本法》被改正,“传统”“公共精神”“爱国心”等等使人联想起天皇制“国体”的字眼出现在了新《教育基本法》之中。

直到 1949年 1月,占领军对日章旗、“君之代”的限制才撤销。占领军对日章旗、“君之代”态度变化的背后,是美国对日政策的变化。如果说为顺利实现占领目的而不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是美国既定政策,那么,从彻底摧毁日本国家机器转为扶植日本成为反共堡垒则是因为是东西方冷战的开始,特别是新中国成立,朝鲜战争爆发。

日本与同为战败国的德国不同,战后并没有政权交替,甲级战犯嫌疑人岸信介当选首相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作为战前政治体制延长的战后日本政府,始终以维护再建天皇制“国体”作为最大目标。朝鲜战争开始后的 1950年 10月,文部省下发通知,要求学校升国旗、唱国歌。“日章旗”“君之代”作为政治的象征开始复活。1951年 9月旧金山条约签订,日本从美国主导的联合国军占领下独立。像 NHK每天广播结束时播放 “君之代”那样,“日章旗”“君之代”开始广泛出现在日本各种活动中。

1958年,战后第一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中小学《学校指导要领》规定:“在国民祝日等举行仪式的场合,再使儿童理解这些祝日等的意义的同时,希望升国旗、齐唱君之代”。

东京奥运会后的 1974年,时任首相田中角荣提出将 “日章旗”、“君之代”定为国歌,文部大臣奥野诚亮也提出用《学习指导要领》使中小学升国旗、唱国歌成为义务。但发现日本国民尚无法接受还未褪尽血腥味的“日章旗”、“君之代”,只能作罢。

1985年,昭和天皇即位 60年纪念日,自民党向都道府县发出通知 “彻底实施升国旗、唱国歌”。紧接着 1989年版中小学《学习指导要领》中,原来的“希望升国旗、齐唱君之代”的“希望”改成了“指导”。升国旗、唱国歌事实上成为公立学校的义务,并不惜对抵制的教师进行行政处分㊼。但强制升国旗、唱国歌在部分地区的中小学遭到了强烈的抵制,甚至出现校长因为夹在教育行政当局的命令与抵制命令的教职员中无所适从而自杀的事例。以此为契机,1999年日本国会通过了“关于国旗及国歌的法律”,首次明确规定 “日章旗”为国旗,“君之代”为国歌。“日章旗”、“君之代”完全复活。但是,教育现场的抵制国旗、国歌的活动并没有停止㊽。

冷战时代,在美国控制下的日本,要重建日本战前国民国家的象征体系比较困难。但天皇本身作为“国民统合”的象征悄悄地存续了下来。并被植入战后“民主主义”的国民空间之中。战前的象征装置中,“御真影”“教育敕语”被迫放弃,支撑战前政治的符号体系被打碎,但并没有消失,只是退到了后台不显眼的地方,等待着恢复其象征意义。冷战终结后,在世界体系再编的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日本政府试图重新建立国民国家的新秩序,竭尽全力要成为 “正常国家”,“与 21世纪相称的国民国家”,于是,战后被 “国民主权”抑制的“君之代”“日章旗”之类浸透侵略血腥味的象征符号,又被复活,被法制化,其象征意义开始被恢复㊾,并以强制的形式进入到中小学学校仪式中。战后,关于国旗、国歌的争论的根源就在于战后持续至今的民主主义与天皇制“国体”之间的对立。

战后日本政坛长期被保守的自民党占据。在今天经济社会高度成熟,价值观日益多元化的日本,自民党所代表的保守政治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2009年主张以 “横向联系”型社会取代“纵向利权”型社会,以 “地方主权”取代“中央集权”的民主党取代自民党成为执政党。但是,日本社会根深蒂固的“战前思维”是否就此被终结,还需拭目以待。

注 释:

①②文部省 『日本教育史資料』、1920年,7卷 266页、1卷 182页。

③有比较小型的藩学被称为乡校的、但是一般是士庶共学的学校。

④⑰佐藤秀夫「わが国小学校における祝日大祭日儀式の形成過程」、『教育学研究』第30巻第3号、1963年9月。

⑤森有禮 「学政要領修正本」、大久保利謙編 『森有禮』、文教書院、1944年,187页。

⑥2月 11日,《日本书纪》记载的神武天皇即位日。

⑦在位天皇生日。

⑧海門山人 『森有禮』、民友社、1897年、81页。

⑨ 『大日本帝国憲法』、http://www.houko.com/00/01/M 22/000.HTM.2010年 4月 15日。

⑩1月 3日,纪念皇位元始,天皇亲祭天神地祇及历代皇灵。

⑪ 10月17日,天皇主持的将当年收获新谷奉献天照大神的仪式。

⑫ 11月23日,天皇亲尝五谷并以五谷祭天神地祇,感谢收获的仪式。

⑬⑭⑯川瀬八州夫『近代教育思想史』垣内出版、1971年,163-164、165、164页。

⑮文部省『学制百年史』(資料編)、http://www.mext.go.jp/b_m enu/hakusho/htm l/hpbz198102/hpbz198102_2_006.htm l.2010年 4月 15日。

⑱佐々木克「「御真影」をめぐる物語」、『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のフロンテイア』、2001年,58页。

⑲参阅多木浩二『天皇の肖像』岩波新書、1988年;李孝徳『表象空間の近代』[新曜社、1996年;以及タカシ·フジタニ『天皇のベージエント一近代日本四历史民族志ガウ』、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94。而 “巡幸”,参阅佐々木克「明治天皇の巡幸と 「臣民」の形成」、『思想』、845号、岩波書店、1994年 11月。

⑳佐藤秀夫編『続·現代史資料8、教育、御真影と教育勅語I』、みすず書房、1994年,272页。

㉑小野雅章「学校学校下付「御真影」の普及過程とその初期「奉護」の形態」、『教育学雑誌』、第24号,1990年 3月。

㉒函館市史市史編さん委員会『函館市史』通説編、第3巻、1997年,192-193页。

㉓中村紀久二「「教育勅語」下の子供たち」、『法学·ミナー増刊、総合特集シリーズ12、教育と法と子供たち』、日本評論社、1980年,123页。

㉔直立不动,上半身前倾,手及膝盖。被视为对天皇与神灵的礼式。

㉕牧原憲夫「万歳の誕生」、『思想』、845号、岩波書店、1994年年11月。酒井直樹『死産される日本語·日本人』、新曜社、1996年,24页。

㉖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国家、民族“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6页。

㉗植村正久『植村正久著作集』、第一巻、新教出版社、1966年,28页。

㉘㉙㊼田中伸尚『日の丸·君が代の戦後史』、岩波新書、2000年,141、4-7页。

㉚“Reportof Comm ittee IIIofUSEM J-Adm inistration of Education in Japan at Elem entary and Secondary Levels”,W anam aker Papers,ReelNo.1

㉛吉田祐『昭和天皇の終戦史』、岩波書店、1992年,42页。

㉜久保義三『対日占領政策と戦後教育改革』、三省堂、1984年,281页。

㉝“Reportof the United States EducationM ission to Japan”,M arch.1946.参照日本文部省的翻译。

㉞逐条解説教育基本法、http://www.daiichihoki.co.jp/dh/up load/cata/cata023531.pdf

㉟愛媛県宇和町開明学校所蔵文書。转引自小野雅章「戦後教育改革下の天皇制公教育の「解体」過程」、日本大学文理学部 『研究紀要』、第 41号、1991年。

㊱『朝日新聞』、1945年11月24日。

㊲㊵㊶文部省『通知文書写綴』,同注㉟。

㊳青森県教育史編集委員会『青森県教育史』資料編3、1974年,52页。

㊴長野県教育史編集委員会『長野県教育史』第15巻,資料編9,1980年,313页。

㊷『日本国憲法』、h ttp://www.houko.com/00/01/S21/000.HTM.2010年4月15日。

㊸岩手具學事文書課文書,同注㉟。

㊹「アメリカ民主主義」、『朝日新聞』、1945年10月4日。

㊺枢密院『委員会録』(昭和22年3月9日)。此外关于前田的教育理念,参照黒沢英典『戦後教育の源流』[M]、学文社、1993年。

㊻殻新聞、1951年11月17日。

㊽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的统计,因抵制、反对升国旗、唱国歌而遭到处分的教师,2000年人265人,2001年164人,2002年 44人,2003年 200人,2004年 135人,2005年为 67人,教育職員に係る懲戒処分等の状況について,h ttp://www.mext.go.jp/b_menu/houdou/18/12/06121205.htm.2010年 4月 15日。

㊾石田英敬「スベクタクル社会の『日の丸』『君が代』」、『世界』、第665号、1999年9月,34-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