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清芳

(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福州350002)

从《金瓶梅》看商品经济崛起之初士商地位的演变
——兼及《儒林外史》

陈清芳①

(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福州350002)

《金瓶梅》中出现了不同层次的士人,但他们在以西门庆为代表的商人面前,都以不同的形式败下阵来。这种现象表明,明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崛起,士商地位已悄然发生变化,“尊士抑商”的传统观念正被颠覆。

金瓶梅;儒林外史;商品经济;士商地位

中国自古以来崇尚知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人人耳熟能详。隋唐科举制实行以后,有幸得以登榜者,更是全社会艳羡的对象,因为他们中的一部分,从此平步青云,进入官僚阶层;即使未入仕者,也享有诸如免除赋税和兵役,领取廪膳等许多特权。封建社会所谓“士农工商”的排列,正显示了读书人傲视其他群体的社会地位。然而,随着明代商品经济的兴起,位居四民之末的商人日益崛起,与之相伴随的则是士阶层的渐趋黯然。这种现象在明代长篇小说《金瓶梅》中得到深刻揭示,小说不但表现了新兴商人阶层的巧取豪夺,穷奢极欲,而且揭示了金钱是如何睥睨士人的清高,嘲弄他们的穷酸,从而悄悄改变着“尊士抑商”的传统观念。

一

《金瓶梅》中出现的士人并不多,但涉及了上、中、下三个层次,而作者笔触所及,上至状元进士,下至穷酸秀才,无不在商人面前败下阵来。他们的失败,既表现在经济方面,也表现在精神层面甚至人格方面。

《金瓶梅》第36回写新科状元蔡蕴和同榜进士安忱,省亲途中因囊中羞涩只好到商人西门庆家中打秋风,西门庆热情接待了他们,并给予厚赠,使这两人感激涕零,一再表示“此情此德,何日忘之!”“倘得寸进,自当图报。”金榜题名,正是封建士子人生最为得意之时,但这二位士中骄子却不得不有求于区区一商人,金钱在这里已然显示其居高临下的得意。至小说第49回,已点了两淮巡盐的蔡蕴,上任途中也到西门家拜访。这一次,他不但接受了西门庆的美酒佳肴厚礼,还承蒙西门庆“厚爱”而宿妓。至此,士子的清高与矜持已匍匐在金钱和女色面前。而一夜风流之后,小说中更有这么一段耐人寻味的描写:

次日早晨,蔡御史与了董娇儿一两银子,用红纸大包封着。到于后边,拿与西门庆瞧。西门庆笑说道:“文职的营生,他那里有大钱与你!这个就是上上签了。”因交月娘每人又与了他五钱银子,从后门打发去了。[1]649

细细品味这段文字,三人心态如现眼前:就蔡状元而言,他自认为出手已极为大方,一两银子呵!所以他用了很夸张的“红纸大包”。就妓女董娇儿而言,显然早已历经西门庆之流富商巨贾的一掷千金,所以对这一两银子甚为不满,她甚至不屑一说,只拿与西门庆瞧。而西门庆呢,表面打着哈哈为蔡御史开解,并替他找补五钱银子,心里的鄙夷却不言自明。

在商人面前丢份的上层士人并不止是蔡、安这两个刚出科场的人物,小说中出现的其他已跻身于官僚阶层的士人,在西门庆面前也纷纷败下阵来。山东监察御史曾孝序曾上本参劾贪肆不职武官,其中也罗列了山东理刑副千户西门庆的种种劣迹。西门庆得知后派人星夜赶往东京送礼。经太师蔡京一番拨弄,曾孝序被黜往陕西。接着蔡京又借陕西巡按御史宋盘之手劾其私事,锻炼成狱,最终将曾孝序废官流放。而“立下战功”的宋盘后调山东,也收受了西门庆大量的钱财。在这个事件中出现的几个士大夫,或在政治较量中败下阵,或为黄金白银所俘虏。尽管失败的形式不同,但是,他们同样都输在商人西门庆手下。

如果说上层文人凭着自己的官职地位还可在西门庆面前摆点谱,那么中下层文人在他面前则已根本不敌。《金瓶梅》第7回写富孀孟玉楼意欲再嫁,前来提亲的一是商人西门庆,一是士子尚举人。嫁给西门庆只能做妾,嫁给尚举人则可为继室。且这尚举人“他又是斯文诗礼人家,又有庄田地土,颇得过日子”,按理说条件明显优越,但孟玉楼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西门庆,她有自己的主见:“常言道:世上钱财淌来物,那是常贫久富家?……休说买卖的人家,谁肯把钱财放在家里!”[1]84一个足不出户的女人,也认识到了商人是可以让银子流动起来、“以钱生钱”的人,这应该是代表着当时许多人的共识。反过来推论,那些只懂得死守祖上庄田,死背“之乎者也”的士人,最终必然穷困潦倒。果然,到小说62回,尚举人再次出场,这次是因进京赶考缺乏盘缠,只好把家里一副为母亲准备的好棺木卖给西门庆装敛李瓶儿;而到77回,尚举人临上路时,又到西门庆家借皮箱。按理说,举人在士子中也算中等人物了,但这个人物出场三次,其生活水平却显示出日见窘迫,而这恰恰又反衬出西门庆的日渐财大气粗。孟玉楼在择嫁时宁当商人妾不做文人妻,似乎令人不得不佩服其远见卓识。

中等文人尚且如此,处于末流的士子们更是不堪。小说第56回通过应伯爵充满戏谑的介绍,展示了一个下层文人“自由落体”式的人生轨迹:曾经家道殷实、清高自傲的水秀才,在应举中被人挤掉了名次,随之而来的是家业变卖掉了,老婆跟人家跑了,孩子死掉了,最后连他自己深引为傲的节操都被人剥夺了。这个“才学果然班马之上,人品则是孔孟之流”的秀才,此时除了被应伯爵用来逗西门庆开心,别无其他价值。而另一个被西门庆雇佣的温秀才,号称“大才盛德”,其实无德无才,后来因为鸡奸书童而被西门庆扫地出门。这种描写进一步揭示了士人阶层不但在经济地位上已不敌于商人,而且精神的衰颓和道德的沦落也已日现,无怪乎成为西门庆们鄙夷凌辱的对象。

二

《金瓶梅》出现的16世纪,中国正发生着一种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封建社会已渐入晚年,积弊重重,各种矛盾加剧。为维持专制统治,统治者以程朱理学、八股科举等钳制士人的思想;由于朝政黑暗,世风日下,仕进无望,导致大量士人精神委顿,理想幻灭,甚至自甘堕落;另一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的入侵,城市商品经济迅速发展,以商人、手工业者为主体的市民阶层逐渐壮大,表现出新兴阶层的勃勃生机。尤其是商人,凭借积极的创业精神、精明的经营谋略、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奢华的生活方式而引人注目,其重利趋财的价值观有力地冲击着传统价值观。

政治经济的急剧变化,很快波及到意识形态领域,思想界出现了与之相呼应的进步潮流。明嘉靖四年,哲学大师王阳明在为弃儒经商的方麟所写的墓志铭中就明确指出:“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士以修治,农以具养,工以利器,商以通货,各就其资之所近,力之所及者而业焉,以求尽其心。其归要在于有益于生人之道,则一而已。”[2]940肯定了商人在有益于民生方面发挥着与士、农、工一样的作用。他反对“歆士而卑农,荣宦游而耻工贾”的价值取向,[2]940认为“治生”与“治学”并不矛盾:“果能从此处调停得心体无累,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治生何妨于学?治学何妨于治生?”[3]1171作为儒学宗师,王阳明对商人的社会价值给予明确的肯定,代表了当时士阶层对工商业态度的变化,这在当时具有重大影响力。另一个思想家李贽则直接质疑“商贾亦何可鄙之有?”认为他们“挟数万之资,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于卿大夫们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4]47对商人艰辛谋生和官吏挟权谋利明确表示了自己的褒贬,这种是非取向显然是对“尊士抑商”传统观念的公开挑战。另一方面,进步思想家们对“存天理灭人欲”的封建说教也大张挞伐,充分肯定私利人欲的合理性,如李贽就指出“如好货,如好色,如勤学,如进取,如多积金宝,如多买田宅为子孙谋,博求风水为儿孙福荫,凡世间一切治生、产业等事”,[5]36都是人的正常欲望,是无可非议的。这种言论在当时不啻石破天惊,为被程朱理学桎梏的国人凿开了正视世俗人生、世俗人心的大门,拜金趋利由此不再羞羞答答,而成为社会公开的追求。“凡是商人归家,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看你归来所得的利息多少为轻重。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6]而官僚阶层或出于有求,或出于艳羡,也自觉不自觉地向商人靠拢。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商人的地位得到迅速提高。

反之,中国传统士人,因长期接受“无恒产而有恒心”之类的儒家信条熏陶,向来耻言治生,不追求经济上的自立,在当时的背景下则难免腰杆不硬。在明代话本小说“三言”中,士子李甲之所以向商人孙富出让杜十娘,其软肋就在于他经济上无法脱离父辈而独立;而卖油郎秦重之所以能“独占花魁”,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能够自食其力。《金瓶梅》描写西门庆以经济实力使士人仰其鼻息,就是这种时代背景的写照。身为文人的兰陵笑笑生,带着赞赏的态度表现西门庆强烈的金钱欲和多样化的聚财手段,对同一阶层的士人之描写则明显睥睨甚或不恭,表现出的就是当时“好货”倾向畸形膨胀下社会价值观的紊乱。

三

当然,尽管雄踞四民之首的“士”之地位在《金瓶梅》时代已出现动摇,但士与商的搏弈此时毕竟还处在初级阶段,商人虽有了被认可的一面,但在政治上仍无权无势,因此他们的优越感也还是有限的。西门庆之所以不惜重金地交结衙门,攀附权贵,甚至心甘情愿地接受宋御史们的敲诈勒索,就是为了夤缘一份官职,跻身权势之列,谋求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发展。另外,在很多时候,西门庆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做些附庸风雅的事,比如学点文人腔,说些文绉绉的话,比如把手下的小厮命名为书童、琴童、棋童、画童,实际上都是传统的“以士为尊”思维的无意识体现。他希望儿子官哥儿将来长大要挣个文官,“不要学你家老子,做个西班出身,虽有心头,却没十分尊重。”[1]771这也是商人阶层内心自卑感的表现。又如当地缙绅乔大户主动提出与西门家结娃娃亲,西门庆还嫌弃乔家是平民出身,认为不般配。可见潜意识里他认可的仍是官宦之家。这种现象体现的是处于萌芽阶段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古老的封建经济相冲突又相融合的一种特殊关系。

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的日渐浸润,金钱的魔力日益扩大,士商地位的沉浮日见分晓。到了清代,穷愁潦倒的士子已数不胜数,象《儒林外史》中中举之前的范进,在他卖猪肉的丈人面前,唯有低头挨骂,接受施舍的份。另一迂腐士人周进,则是靠一拨商人的同情赞助才得以圆了中举之梦。这二人的潦倒无能以及得志后的种种丑态,揭示出士阶层在经济上和人格上的彻底沦落。固然,皇祚旁移带来的民族压迫是清代汉族士人失志的主要原因,但长期以来耻言治生,肩不能挑手不能拎,也是导致这些人落魄的重要因素。如《儒林外史》中的另一个老秀才倪霜锋,“拿不得轻,负不得重”,毫无谋生能力,6个儿子死的死,卖的卖,到晚年老秀才终究醒悟,靠修补乐器糊口,也算弃文从商给自己找到了一条活路。经济上的节节败退无情地侵蚀着士阶层的自尊,《儒林外史》中已出现世家子弟竞相巴结盐商,争着与之做亲的情节,更有不少秀才干脆沦为盐商手下的伙计。而在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上,士人也表现出了向商人靠拢和模仿,小说中严贡生的唯利是图和严监生的悭吝守财,就是这方面的明证。凡此种种,不啻是当年西门庆欲与官宦攀亲、模仿士人斯文的反面观!而那些坚持士阶层的清高与自尊,撑着架子不肯向所谓“暴发户”们俯首的士子,则显得迂执而无奈,他们或作着苍白无力的抵抗,如余有达弟兄;或愤世嫉俗而被视为变态,如虞华轩、金寓刘;至于小说中作为正面士人出现的杜少卿,尽管品行高尚,具有传统士人风范,然而,生活在一个已完全商业化了的市井社会之中,他要保持传统士阶层诗酒度日的生活方式,结果是很快就从家底殷实的世家公子沦落到依靠典当衣物为生的境况。可以想象,他日后的生活也难免与当初的范进、周进一样穷酸潦倒。可以说,至此,士在与商的较量中可谓威风扫地,传统的士阶层在经济地位与精神世界方面走向了式微。

从《金瓶梅》到《儒林外史》的一个多世纪里,士与商之间地位的互变昭示了经济对文化的制约,中国几千年将“劳心者”与“劳力者”对立的价值观已不再具有说服力。《儒林外史》结尾将四个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的小工商者作为““述往思来”的人物加以赞美,而更晚几十年的《红楼梦》中出现的豪门世族,从经济生活到精神世界,都已基本商业化,这一切似乎都表明,士与商的融合是时代的必然选择。

[1]兰陵笑笑生.金瓶梅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2]王阳明.节庵方公墓表[M]//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3]王阳明.传习录拾遗[M]//王阳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4]李贽.又与焦弱侯[M]//焚书.北京:中华书局,1961.

[5]李贽.答邓明府[M]//焚书.北京:中华书局,1961.

[6]凌濛初.二刻拍案惊奇[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8:380.

The Change of Status of Intellectuals andM erchants with the Rise of Commodity Economy Seen fromJin PingM eiand The Scholars

CHEN Qingfang
(Fujian Institute of EconomicsManagement,Fuzhou Fujian 350002,China)

In Jin PingMeithere appear various intellectuals.But competing with merchants represented by Ximen Qing,they fail in different ways.It shows that with the rise of commodity economy the status of intellectuals and merchants under went some subtle changes.The traditional idea of"respecting intellectuals and depreciating merchants"was being subverted.

Jin PingMei;The Scholars;commodity economy;the status of intellectuals and merchants

K248

A

1674-117X(2010)01-0067-04

2009-11-12

陈清芳(1955-),女,福建泉州人,福建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明清小说研究。

责任编辑:骆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