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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麟、府、丰三州归治河东路原因探讨

2010-04-07张海君

关键词:河东

张海君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兰州730070)

北宋麟、府、丰三州归治河东路原因探讨

张海君①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兰州730070)

北宋至道三年(997年),朝廷为加强对敌方的控制,将麟、府、丰三州归治河东路。这一措施的旅行,主要是由于此地区特殊的军事战略地位、丰富的战马资源以及朝廷采取犬牙交错的治理原则的结果。

麟府地区;河东路;北宋

北宋时期,对地方的行政区划曾经经历过几次大的调整,淳化年间(993~994年)依唐制分天下郡县为十道,但仅推行一年就“以非便罢”。[1]3807不过此时的十道已与唐代的十道迥然不同,而更近似于至道十五路之制。尽管多有变化,但河东路却从确立至北宋灭亡,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过。此路地跨黄河两岸,在行政区划的过程中,将黄河西岸的麟府地区从关西道划出归治河东路,而不是地理位置上一体相连的陕西路,有着特殊的原因。

一 、麟府地区的地理优势

北宋疆域北部有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西北部则有拓跋氏建立的西夏政权,与宋三方鼎立。介于三方之间的宋河东路,其军事地位非常重要,特别是处于黄河西岸的麟府地区处于抗辽御夏的前沿,在宋对夏辽的战争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一)河东路在北宋边防上的重要作用

河东路自古以来就是战略要地,“河东东际常山,西控党项,南尽晋绛,北控云朔,当太行之险地……屯精兵以控边部。”[1]2138至北宋,由于宋辽夏的鼎足而立,宋都又位于无险可守的汴京,河东的地理位置就更加重要了。宋代的河东路较之前代其战略地位更加重要,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反方面:

首先,五代后晋之时,幽云十六州割于契丹,塞北关隘俱失,契丹随时可由此举兵南下。在宋前期,契丹多次侵扰河东地区,由于关隘的丧失,使宋失去了防御契丹的天然地理优势,从而河东路的战略地位凸显。

其次,北宋初年,李继迁叛宋,扰及麟府地区。后来宋夏交兵,扩大到河东地区,其地位愈显重要。若北宋失去此地区,则西夏就可由此俯冲而下,直捣京师。故此,北宋一直注意加强河东路的边防,以免腹背受敌。

再次,河东路屏障着宋王朝的心脏地区,它同陕西路、河北路一起组成一道抗夏御辽的漫长防线。作为这道防线的中间地段,河东路不仅以它本身优越的地理位置发挥作用,还作为一种“左击右控”的机动力量,有效地支援着陕西对夏和河北御辽的军事活动。韩琦在宣抚陕西时就曾令刘闻“自河东为犄角”。[1]11084三路的互相支援,基本上可以扭转各自为战的弊病。在这一点上,麟、府、丰三州作用尤为突出。

(二)麟府地区对河东路的屏障作用

北宋由于丧失幽云十六州,关隘尽失,河东路又与契丹接壤,契丹随时可由此举兵南下,于是河东路成了北宋的边防重地。作为边防重镇,它在黄河西岸仅有麟、府、丰三州和晋宁军。宋代河东路的麟府地区即麟(今陕西神木县)、府(今陕西府谷县)、丰三州位于陕西黄河之西,与河东其他州隔河相望,在地理上自成一区域,故此,宋将麟府地区置于河东路的管辖之下。这里与辽、西夏接壤,是控扼西北,防御西夏,屏蔽河东的战略要地。同时,这里又是藩汉杂居的多民族地区,居民以党项族为主。北宋初年,朝廷采取传统的羁縻政策,利用各少数民族首领统帅各自部众。如“建隆元年(960年),正月加徳扆检校太师”;“乾德三年(965年),加御勳府州防御使”;“开宝三年(971年),以御勳为永安节度”。[2]7661他们分布在黄河西岸,可用来牵制西夏的东进和辽的南下,作用极大。史称“自晋汉以来,独居府州,控扼西北,中朝赖之”。[2]7661麟、府州均倚山而建,负山面河,颇利战守。庆历元年(1041年),元昊进攻麟府地区,麟、府二州未被攻下,丰州则因城池狭小,不得外援,最后城陷。当时宋朝臣僚鉴于西夏攻势紧迫,大多数主张放弃麟州。但如果退以黄河为界,就会招来非常不利的后果。

正是由于麟、府的存在,才使宋朝在西北边防的军事重镇,如晋宁军、清涧城、今明寨、延州城等能连接一气,给西夏造成很大威胁,故专设左厢军司以防范宋军。因此,麟、府、丰州的存在不只是河东路的前沿阵地和坚固屏障,而且也是插进夏辽临界地区的一把利刃,尤其对西夏的进侵陕西起着侧击和牵制的巨大威慑作用。

二 、麟府地区是河东路战马的供应基地

北宋一代,为了防御契丹和西夏骑兵的侵扰,除采取挖掘池塘和种植树木等措施外,最根本的办法,是建立起能与之抗衡的骑兵部队,而这就需要大量的战马。当时战马来源主要有二:一是由国家自行养马或括集民间马匹,二是向塞外及边境少数民族地区购买。前者实行的效果并不理想,所谓“马之孽息,不足以待国用,常市边州。”因此,买马就成了宋朝长期紧迫的任务。史称“宋初市马唯河东陕西川陕三路。至雍熙、端拱间,河东则麟、府、丰、岚州”。[1]4932又“天圣中:诏府州岢岚军自今省马三岁、四岁者不以等第,五岁以上十二岁以下,骨骼良善行者,悉许纲运估马司,余并上京省马,并送并州拦马司”,[1]4933“嘉祐元年(1056年),诏三司出绢三万,市马于府州已给河东军。”[1]4935由此可知,在宋代麟府地区是重要的战马来源基地。

(一)麟府地区在北宋初期是重要的产马区

五代至北宋初,府州是马贸易的要地。麟、府二州紧靠黄河,境内有屈野河、清水川、木瓜口河、横阳河、浊轮川、兔毛川等水贯流其间,从而构成许多河谷,有许多可供农耕之地,农业生产比较发达,也宜于畜牧。北宋时期,府州的党项马颇负盛名。至宋代元丰年间,既有从事农业的人口(主要是汉人),又有许多从事蓄牧的党项人户。由于这些蕃户居住在边境上,洞悉地方情况,并因种族风俗接近,经常出入辽、夏边境,进行贸易活动。如果抚驭得宜,是有助边防的。

(二)北宋在麟府地区的市马贸易

北宋买马的方式有二:(1)招马法,使蕃部进贡马匹而给予回赐。(2)市马法。文献记载在麟府地区“招马之处:秦、渭、阶、文州则有吐蕃、回纥;麟、府则有党项;丰州则有藏才族;环州则有白马、鼻家、保安;唐龙镇、制胜关则有蕃部每岁皆予空名敕书,委沿边长吏差牙校入蕃招买,给路券送至京师,至则估马司定其价。”[3]921可见,党项马主要是由麟、府招纳的。

据《长编)记裁,天圣中的买马数是34 900余匹。而《宋会要辑稿》记载的景祐三年(1036年)四月所定诸州军的买马额,则为34 515匹多。其中,府州的总买马额为1 560匹,河东的马以府州和火山军为多。

除了政府大肆购马之外,沿边私市也是一个重要的来源。沿边私市情况可从宋代屡次颁发禁令得知,如太宗太平兴国六年“闻富人皆私市之,致战骑多阙,自今一切禁之,违者许令告发,每匹赏钱十万。私市者,论其罪犯所在以闻。”[2]7144宋代买马实行的是“取良弃驽”的办法。私市未禁之前,这些驽马可以卖给边民,禁约一行,驽马便无人问津,使得“往来死于路道者众,戎人少利,国马无以充旧贯”。[2]7144这样,宋官吏又建议令边吏视“马之良驽,驽者刻毛以记,许民市,庶羌戎获利而岁驱马通阙市,有补战骑之阙焉!”[2]7144此议得到采纳。真宗时,宋将王德用在府州买马,“上其券,乃市于商人者。”[1]9467孙沔官并州时,亦曾“私役使吏卒,往来青州、麟州市买纱、绢、绵、纸、药物。”[1]9690

自唐末、五代以来,折氏家族世袭府州,在当地蕃族中影响甚大,在边境市马贸易则充当中间人。他们把蕃部自己牧养的马匹和通过各种方式得到的辽、夏的马输往朝廷。宋王朝对此则加以保护,如天圣八年(1030年),针对“麟府岁以缯绵市蕃部马,前守辄罢之”的情况,[4]162知州张若谷便奏请“复市如故”,从而使“马入岁增。”[4]162再者,府州折氏和当地蕃部与其北面的唐龙镇亦有马的贸易往来。所谓“镇(唐龙镇)有贸易于府州者,为州人邀杀,尽夺货畜,乃诏府州自今许令互市,切加存抚。”[4]162这说明两地之间蕃人在行私人贸易,由于有利可图,因此发生抢劫现象。而通过各种方式得来的马匹大部分通过折氏之手输入宋朝。

此外,府州的省马主要是押送朝廷,但是,具体情况时有变化。如;“天圣中,诏府州、岢岚军自今省马三岁、四岁者不以等第,五岁以上十二岁以下,骨格良善行者,悉许纲送估马司,余非上京省马并送并州拣马司。”[1]4933

北宋时期,市马成了战马重要的来源。正是由于府州马被大量运送到到河东路别的州县及河北沿边禁军,从而保证了北宋王朝的战马供应,并加强了北方地区特别是河东路的边防。

三 、宋代对河东路行政区划的政治措施

行政区划就是在一个国家的领土上,根据国家政权和执行国家任务的需要,并兼顾地理条件、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经济联系、民族分布等人文地理情况,实行行政管理区域的划分和调整。这种国家为进行行政管理而划分的各级区域或地方,称为行政区。

(一)宋代行政区划的原则与加强中央集权

行政区域划分涉及政治结构、经济发展、民族状况、人口分布、历史文化传统等诸多要素。行政区划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央政权在政治上能否有效驾驭、控制地方;同时也决定了地方政府能否充分地发挥其积极性。统之过紧,则地方政府松散无力,政令无法有效实施;统之过松,则地方政府逐渐坐大,易成尾大不掉之式。

完全以山川作为边界的政区,必然成为一个完善的形胜之区、四塞之国,如果这个政区的幅员足够大,而政区长官又有相当权力的话,就可能出现凭险割据的现象。因此,政区完全以山川形便的原则来划界,不利于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局面。宋初鉴于唐末五代时期全国的混乱局面,在划分行政区域时,就有意消除割据因素。

宋代的行政区划有两大特点:其一、过分强调中央对地方的严格控制,导致地方积极性的丧失;其二、采取“犬牙交错”的原则,人为打破地方经济区,牺牲地方经济发展的区域性整合优势。宋代在地域划分的形式上逐渐离弃早期确立的“山川形便”原则而青睐“犬牙交错”原则。所谓犬牙交错,是基于统治者的需要,人为打破自然地理的区域,使得政区的界线如同犬牙一般互相交错,达到弱化地方政府实力,强干弱枝、内重外轻的目的。

(二)宋代河东路的特殊情况

古代战争水平较低,崇山峻岭、长河大川都是天然的防守工事。宋代的河东路即山西高原,就是地理条件极佳的割据区域。山西高原是凸地形,其西面和西南为滔滔大河所萦绕,东面和东南被巍巍太行山所包围,整个高原雄踞于华北大平原之上,形成了一个易守难攻的封闭的地理单元。史称“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于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汾、浍萦流于右,漳、沁包络于左,则原隰可以灌注,漕粟可以转输矣。且夫越临晋,溯龙门,则泾、渭之间,可折西而下也。出天井,下壶关、邯郸、井陉而东,不可以惟吾所向乎?”[5]山西方舆纪要续《宋史·地理志》说:河东“东际常山,西控党项,南尽晋绛,北控云朔,当太行之险地,有盐铁之绕,其俗刚悍而朴直,勤农织之事业。寡桑柘而富麻苧,善治生,多藏蓄,其靳啬尤甚。朔、楼烦,马之所出,岁曾贸市以虫监牧之用,太宗平太原,虑其侍险,徙州治焉。然犹为重镇,屯精兵以控边部。”[1]2138顾祖宇认为“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是故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也。”[5]山西方舆纪要续正因为如此,宋朝文武臣僚都一致认识到:“河东地界,国之要也”。

(三)宋代统治河东路的方式

宋初统治者有计划地使河东路既缺西南一角(河中府归治陕西路),却又在西北方面越过黄河,领有河西之地,把一河之隔的麟、府、丰地区划归河东路,使其支离破碎,任何区域既不能统一反抗,也很难单独反抗。为加强“犬牙交错”的作用,北宋在麟府地区的的统治方式为:

1.在麟府地区大量驻军。宋朝在真、仁之世设置了麟府路军马司,治所在府州。在麟府路部署的大量禁军,只接受宋朝委派的都监、监押、将官、军马司统辖与监护,只有河东第十二将例外,它受府州折氏统辖,因为这支部队是由“府州折氏下藩部组成的”。至于其他的禁军部队,府州折氏与丰州王氏概不得染指其间。

2.麟府地区的后勤供应依靠河东。宋朝在麟府地区驻军两万余人,而麟、府、丰州地处边陲,不时遭辽夏侵入劫掠,人烟稀少。另外,麟府沿边土瘠民贫、赋役沉重,以至“内属藩部,数逃徙外界”。[2]7259所以,麟府地区的后勤供应主要依靠河东路。

3.使河东路的驻军互相牵制。河东路的驻军只有十多万人,[6]其中两万驻扎麟府地区。神宗时河东禁军改组“河东兵七万人……惠卿团为十二将……八将番戍河外”[3]8264麟府地区的禁军达总兵力的三成。还有乡兵“共七千四百人”,[2]7257麟府地区的兵力接近河东总兵力的一半。黄河两岸的军队相互牵制,彼此支援为中央集权提供了一个重要条件。

宋代,为消除新的封建割据,在全国行政区划过程中坚持了犬牙交错的原则。象在河东路这一容易形成割据的地区,则加入了战乱频繁的麟府路;同时又把河东路的西南地区划进了陕西路,从而比较彻底地消除了河东路的割据因素,有效地维护了王朝的统一。但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弊端显现了出来。如在运作过程中,相互扯皮,推诿责任,效率低下,直接影响了宋代战争的进程以及战争的结果,成为宋代“积弱”局面形成的原因之一。

[1]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57.

[2]徐松.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4]吴廷燮.北宋经抚年表[M].北京:中华书局,1984.

[5]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

[6]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224.

Reasons behind the Government of L in,Fu,and Feng by He Dong Lu in North Song Dynasty

ZHANG Haijun
(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NorthwestNor malUniversity,Lanzhou Gansu 730070,China)

The third year of Chi Dao of North Song Dynasty(997 AD),in order to strengthen its control over enemy,the Central States let the three states Lin,Fu,and Feng be governed by He Dong Lu.The measure was taken because of He Dong Lu’s special strategic military position,its rich resources of fighting horses and the Central States’interlocking controlling principle.

Lin Fu area;He Dong Lu;North SongDynasty

K245.05

A

1674-117X(2010)01-0056-04

2009-09-28

张海君(1982-),男,山东东平人,西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西部边疆史研究。

责任编辑:骆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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