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艳玲

(许昌学院魏晋文化研究所,河南许昌 461000)

唐代岁时节庆中的公共宗教活动

陈艳玲

(许昌学院魏晋文化研究所,河南许昌 461000)

随着佛道二教在唐代的盛行,在一些传统节日中唐人欢庆活动的宗教色彩更加浓厚,而宗教节日的活动也在向世俗化发展。唐人在传统的和宗教的节日习俗中的公共宗教活动展现了唐代城市居民宗教生活的丰富多彩。

唐代;节日;宗教活动

除国家和宗教团体举办的大型庆典、法会等活动可全面展现唐代各个阶层共同参与的宗教活动场面外,在传统的和宗教的节日习俗中,唐代城市居民的公共宗教生活同样丰富多彩。

一、传统节日的宗教色彩

受时代特征影响,唐人在欢庆许多传统节日时都掺入了浓厚的宗教色彩,节日庆祝的过程同时也是他们宗教生活的体验过程。

俗以阴历十二月末日为除日,其夜称除夕,言旧岁至此日而除,明日即另换新岁。除日之后是元日,元日为一岁之始,“一元肇始,万象更新”,因此唐人通常将除日与元日连在一起庆祝。唐末赵州人李绰在《秦中岁时记》中记载了长安地区在除岁迎新时举行的驱傩情况:“岁除日进傩,皆作鬼神状,内二老儿傩公、傩母。”即由乐人涂抹脸上装扮成鬼神形状,有二老人称为傩翁傩母,并作些趋鬼的舞蹈动作,表示驱逐疫鬼、祓除灾邪。驱傩风俗甚为远古,春秋时就已经很普遍。①杨伯峻《论语译注·乡党第十》(中华书局 1980年版第105页):“乡人傩,朝服而立于阼阶。”据今人研究,唐人在举行送神活动中,还增加了新内容,即邀请和尚、道士念经保平安,并摆列新鲜果脯酒肴之类食物供祭神灵。[1]驱傩习俗受佛教或道教因素影响的情况在唐之前就已出现。据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载:“十二月八日为腊日……村人并击细腰鼓,戴胡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2]其中所载驱疫仪式中为首的“方相氏”到梁代却由佛教中的金刚力士所取代,反映了佛教对传统风俗的渗透,论者称之为“是佛教对传统风俗‘和平演变’式的渗透”。[3]另一例证是远在西陲的敦煌地区,在除日也有这种夹杂佛教因素的驱傩节俗。敦煌文书中有一篇驱傩词《儿郎伟·驱傩》②录文参见周绍良《敦煌文学“儿郎伟”并跋》,载文化部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编《出土文献研究》(文物出版社 1985年版)。即出自于佛寺。故张弓先生指出:“敦煌的新年与内地一样,僧俗同庆。”[4]节日庆典中宗教因素的加入,如僧人道士的念经作法,对于一般俗众来说,注意力并不在经文奥义上,而在于祈祥祛灾、种福来生,在于心灵的慰藉和生命的平安,还在于这些宗教节目本身带来的节日气氛,增加了过节者的喜庆感和愉悦感。这样一种情感可以说至今犹然。僧俗两界往往共祝新春,日僧圆仁记载了开成六年至会昌二年(公元 841-842年)长安资圣寺僧俗同庆新年的情景:“开成六年辛酉正月一日,僧俗拜年寺中。”[5]364“会昌二年岁次壬戌正月一日,家家立竹杆,悬幡子。新岁祈长命。诸寺开俗讲。”[5]395传统上,世俗人于新年之际拜家中尊长及到亲友处祝贺,而文宗时期的长安就有俗人到寺中与僧人相互致拜。为庆祝节日,长安诸寺还开寺举行俗讲活动。俗讲是用转读、梵呗和唱导来作佛经的通俗讲演,目的是为了因时制宜随类化俗。③参见向达《唐代俗讲考》,载于《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僧善伏就是于贞观三年(公元 629年)在常州听俗讲后皈依佛门的。(《续高僧传》卷 20《善伏传》)僧文溆在文宗朝以俗讲而名闻于时,并受皇帝优宠,“有文淑僧者,公为聚众谭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不逞之徒,转相鼓扇扶树。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奉,呼为和尚”。(唐李肇《因话录》卷 4,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94页)此文作者虽以不屑的口气诋毁文淑,但从其描述中不难看出文淑的俗讲确实受到士庶民众的欢迎。俗讲既是僧人化导民众的传教方式,也成为民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活动,为节日增添了欢乐的气氛。这既吸引了众多民众的参与,也为僧俗共同欢庆节日提供了平台。

元宵节最具特色的是放灯、观灯,也是上至王公贵族、下至普通城市居民各以不同心境共以巨大热情参与的娱乐节日。关于元宵节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传统观点认为元宵节起源于西汉汉武帝于正月十五日祭祀太一神活动。近有学者经过缜密考证认为:“元宵节是我国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国固有节日习俗和西域佛教社会宗教习俗相结合的过程中产生的。这个过程,又表现为两条发展线索:一条为我国南北朝至隋唐时期正月十五日节庆活动的发展;一条表现为西域佛教社会正月十五日燃灯礼佛习俗的发展和持续传播。可以说,这两条线索在中国和西域是各自独立发展的,直到唐朝,随着西域佛教文化和习俗的传入,两种节日活动才合二为一,最终形成中国古代的元宵节和元宵观灯的习俗。”[6]这说明,这一节俗的形成和发展被蒙上了宗教的色彩,虽然到隋唐成为定俗,但它仍然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息。如隋炀帝为热闹的灯事活动而自作的诗《元夕于通衢建灯夜升南楼》:“法轮天上转,梵声天上来。灯树千光照,花焰七枝开。”玄宗为宣扬其太平盛世,于天宝三载(公元 744年)十一月下敕:“每载依旧正月十四、十五、十六日开坊市燃灯,永为常式。”[7]灯节特改为从正月十四夜起,一连三个晚上。《雍洛灵异小录》载雍洛地区街巷、寺观灯明若昼,“士女无不夜游,车马塞路,有不蹑地浮行数十步者”。节日时间延长了,相应地城市民众的活动范围也随之扩大,他们不局限于街头巷尾,而是结伴成群到市里城郊的寺院里观灯行乐。如圆仁亲历开成四年(公元 839年)扬州僧寺与世俗民众共度灯节的盛况:“(正月)十五日夜,东西街中,人宅燃灯,与本国年尽晦夜不殊矣。寺里燃灯,供养佛,兼祭奠祖师影。俗人亦尔。当寺佛殿前建灯楼,砌下、庭中及行廊侧皆燃油。其灯盏数不遑计知。街里男女不惮深夜入寺看事,供灯之前随分舍钱,巡看已讫,更到余寺看礼舍钱。诸寺堂里并诸院皆竞燃灯,有来赴者,必舍钱去。无量义寺设匙灯、竹灯,计此千灯。其匙竹之灯树,构作之貌如塔也,结络之样极是精妙,其高七八尺许。并从此夜至十七日夜,三夜为期。”[5]97扬州“三日燃灯”自十五日至十七日,与天宝制略不同,但是节日里五彩缤纷的灯盏和节日的气氛及民众欢乐高涨的情绪是相似的。另外,扬州街坊里巷男女士庶深夜入寺,除了观灯欢庆外,还不忘施舍钱财,为家人和自己祈祷长寿平安、来年好运。这种融合了庆节作乐、施财向善的观灯活动,正体现了城市民众在公共性的节庆活动中的宗教情怀。

此外,在中秋节即将来临的几天里,也是唐人通过宗教活动表达内心企盼和愿望的好时机,如“大和末岁……钟陵有西山,山有游帷观,即许仙君逊上升地也。每岁至中秋上升日,吴、越、楚、蜀人,不远千里而携挈名香、珍果、绘绣、金钱,设斋醮,求福祐。时钟陵人万数,车马喧阗,士女栉比,数十里若阛阓”。[8]吴越楚蜀四地民众在中秋节前几天不远千里到钟陵(今江西南昌一带)西山游帷观施舍财物,设斋打醮,目的是为了求仙降福祉,满足自己心中愿望。人数上万、车水马龙,“数十里若阛阓”,可见场面之壮观。

二、宗教节日的世俗化

唐人的传统节日不仅渗透着佛教和道教因素,而且还有一系列民众参与面极广的宗教节日,如佛诞节、盂兰盆节(中元节)等。

四月八日为佛教的宗教节日。此日相传为释迦牟尼生日,故亦称“佛诞日”。此日寺庙均有盛大场面的浴佛活动。关于佛生日有两种说法:一说是在二月八日,一说是在四月八日。据今人学者研究认为,这两说并不矛盾,这是由于岁首建子还是岁首建寅的不同而形成的。①陈元靓《岁时广记》云:“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周代以十一月为正月,四月八日即今之二月八也。”《荆楚岁时记》:“二月八日释氏下生,良有自也。近代以四月八日为佛生日,故徇俗耳。”周代的四月八日,自汉代行建寅历法后,实际上是在二月八日。但流俗仍沿旧说而定为四月八日,因此遂有此两种记述的不同。参见徐连达《唐朝文化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489页)。实际上两说都同时存在,因地区不同而各被选择沿习。至于佛诞日成为士庶民众欢乐的盛节,并非在唐代才出现,其实早在北魏时就已形成规模。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记载了 6世纪洛阳城僧俗民众在不同寺院祝诞活动的盛况:

卷一洛阳城内长秋寺

“像停之处,观者如堵,迭相践跃,常有死人。”

卷二洛阳城东宗圣寺

“有像一躯,举高三丈八尺,端严殊特,相好毕备,士庶瞻仰,目不暂瞬。此像一出,市井皆空,炎光腾辉,赫赫独绝世表。妙伎杂乐,亚于刘腾,城东士女多来此寺观看也。”卷三洛阳城南景明寺

“于时金花映日,宝盖浮云,旛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名僧德众,负锡为群;信徒法侣,持花成薮。车骑填咽,繁衍相倾。”

卷四洛阳城西河间寺

“四月初八日,京师士女多至河间寺,观其廊庑绮丽,无不叹息,以为蓬莱仙室亦不是过。”

佛像巡行,招徕城居士庶民众驻足细观,这既增加了节日欢快愉悦的气氛,也令民众为佛像的盛大庄严场景所叹服。到唐代,佛诞节已发展成为寺院隆重的典礼。如中唐百丈怀海禅师《百丈清规》卷二载:“四月八日,遇本师释迦如来大和尚降诞令辰,率比丘中,严备鲜花灯烛茶果珍羞,以申供养。”在举行的庆典活动中,僧众们诵经讲法,世俗的善男信女们则于此日拜佛祭祖,或向寺庙施舍财物,或盛服前往瞻仰观礼。而在皇室,则有帝王在内道场②内道场是皇帝在宫中设置的专门事佛场所,是皇室举行译经、受戒、诵经、斋会及接待高僧等活动的场所。关于唐代内道场及内道场僧团的探讨,请参阅张弓《唐代的内道场与内道场僧团》(《世界宗教研究》1993年第3期)。礼佛和选择在此日前后举行盛大的迎佛骨活动,如“上(代宗)崇释氏教,乃舂百品香和银粉以涂佛室。遇新罗国献五色氍毹,及万佛山,可高一丈。上置于佛室……四月八日,召两街僧徒入内道场,礼万佛山,是时观者叹非人工”。[10]卷404懿宗皇帝选择在佛诞日这天将佛骨迎至京师,已见前文。玄宗时期还有佛诞节休假的规定。《唐会要》卷五十《杂记》载:“(天宝)五载(公元 746年)二月十三日太清宫使、门下侍郎陈希烈奏:‘大圣祖玄元皇帝以二月十五日降生,既是吉辰,请四月八日佛生日,准令休假一日。’从之。”这从制度上保证了官民休闲娱乐、进行宗教活动的时间。

此外,在市民阶层则有举行戏场表演以示庆祝的节俗,如“濮阳郡有续生者,莫知其来……每四月八日,市场戏处,皆有续生。郡人张孝恭不信,自在戏场,对一续生,又遣奴子往诸处看验。奴子来报,场场悉有”。[10]卷83剥离故事中夸张离奇的成分,我们似可窥见该郡庆佛诞节的习俗。“每”表明该郡年年都在此日举行,意味着此节俗流传已久,久盛不衰。“市场”是商品交换流通的主要场所,这里不仅是各种商品的聚集地,还是各色人等的辐辏之地。戏场设在市场,正是为了吸引市场上川流不息的人群驻足观看。“场场”暗示了在市场中不只设置一处戏场,而是在数处戏场同时上演。由濮阳郡佛诞节戏场举办的时间、地点、频率可见,佛诞节是该郡流传已久的、以喜闻乐见的演戏为主要庆祝方式、被广大市民所认同和接受的节日。

夏历七月十五这一天通常称为鬼节,早在佛道二教流行前民间社会就已有之,在佛教里称为盂兰盆节,道教中则称为中元节。鬼节是以中国传统思想的孝道为主旨,并在本土礼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传统节日。道教初起时有三官崇拜,即天官、地官、水官,以后称之为三官大帝。他们各有责司,天官为上元赐福,地官为中元赦罪,水官则为下元解厄。道书中说,凡是这三天,三官都要检校人间功罪以定赏罚。其中地官所管为地府,所检的重点是诸路鬼众。所以,这一天众鬼都要出离冥界,接受考校。道门中于这一天例行设醮为地官庆贺诞辰,同时信众也出资设斋为祖先求冥福,请地官赦免罪过,早升天堂。中元节由此而形成。至于源于印度的盂兰盆节如何同中国传统节俗结合起来,美国学者太史文认为:“七月把即将来临的衰微及死亡与献祭先人、始祖及给予生命者的庆典结合起来,天上地下男女混杂,如同居家者与放弃家庭生活及生儿育女的人混杂起来一样。”[11]他认为死亡与再生、变化与更新是中国传统鬼节与盂兰盆节的结合点。此论极具启发意义。简单说,盂兰盆节源自汉译《佛说盂兰盆经》,大约在东晋初年由南渡僧传至建康及三吴地区。最早的盂兰盆斋会亦始于两晋之际,流行在西北地区和东南地区的一些寺院中。约到南北朝时期出现了盂兰盆节与道教的中元节同日并行的现象,在南朝梁武帝时期,道门中元节向佛门盆节趋同,到唐代发展成盂兰盆节和中元两节并行并重,[12]并成为上自皇帝朝臣、下至城市民众所热衷的节日庆典活动。先看唐朝宫廷的盆斋法会庆祝活动:唐高宗时,“国家大寺,如似长安西明、慈恩等寺……(皇室)每年送盆献供种种杂物,及举盆音乐人等,并有送盆官人,来者非一”,[13]卷62礼仪非常隆重。武则天时期,宫廷盆斋法会已形成一套完整的礼仪,演化为符合儒家传统礼仪的皇室颂孝节仪。常被史家征引的典型例子是杨炯《盂兰盆赋》[14]中描写的如意元年(公元 692年)武则天在洛阳南门举行盆斋的全部过程,真实再现了皇家盆斋的盛大规模和恢宏景象。之后的玄宗、代宗两帝也曾举行过数次斋节,到唐末皇权衰落,皇室停罢盆节供养。但盂兰盆节在宫廷之外的僧俗士庶中则久盛不衰。唐玄宗时期的太守卢元裕“未仕时,尝以中元设幡幢像,置盂兰盆于其间 ”。[10]卷422天宝后 ,剑南节度使张某“中元日 ,令郭下诸寺 ,盛其陈列 ,以纵士女游观 ”。[10]卷122唐德宗贞元年间,“中元日,番禺人多陈设珍异于佛庙,集百戏于开元寺”。[10]卷34圆仁记载了会昌四年(公元 844年)在长安亲见的诸寺盆节盛况:“城中诸寺七月十五日供养,诸寺作花:腊花鉼(瓶)、假花果树等,各竞奇妙。常例皆于佛殿前铺设供养,倾城巡寺随喜,甚是盛会。”[5]卷4诸寺竞相置办盆斋,民众“倾城巡寺随喜”,上自官府提供物品充供,皇帝、朝廷官员频频外出观礼,下至平民百姓自己出物供养,陈列百戏,恣情寻欢。可见,这时期的盆节,已成为各阶层民众共同参与的节日活动,节庆将更为庄严、带有宗教色彩的主题与节日娱乐气氛统一了起来。

相比佛门盆节,唐代道门的中元节无论规模还是在民间的影响都逊色多了,史书记载较少就反证了这一点。此外,在武宗会昌四年(公元 844年),长安“诸寺铺设供养,胜于常年”,朝廷却“敕令诸寺佛殿供养花药等尽般到兴唐观,祭天尊。十五日,天子驾幸观里,召百姓令看。百姓骂云:‘夺佛供养祭鬼神,谁肯观看!’天子怪百姓不来。诸寺被夺供养物,恓惶甚也”。[5]卷4史料虽反映了武宗毁佛的前奏,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道门中元节的节日规模和在民众中间的影响远不能与佛门盂兰盆节相比。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在唐代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也无论是朝廷还是民间、权贵还是贱民,都在每岁这一天以传统习俗和宗教形式相结合的方式,表达着节日里各阶层的精神依托和宗教情感。

综上所述,在唐代节庆中,无论是传统的如除日、元日、元宵等节,还是宗教的如佛诞日、盂兰盆节(中元节),无论是中华节俗还是外域衍变而来的节日,唐代的官民、贵贱、僧俗都以极大的热情,积极投入到欢快的节日氛围中。在既定成俗的节日里,各阶层人们以不同的心态融入到共同庆祝的欢乐节日中,他们从中享受着节日轻松愉悦的情趣。

[1]徐连达.唐朝文化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465.

[2]宗懔.荆楚岁时记[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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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941.

[5][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M].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

[6]李传军.论元宵观灯起源于西域佛教社会[J].西域研究,2007(4):108-114.

[7]王溥.唐会要(卷 49)[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8]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1151.

[9]杨衒之.洛阳伽蓝记[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

[10]李昉.太平广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11][美]太史文.幽灵的节日——中国中世纪的信仰与生活[M].侯旭东,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28.

[12]张弓.中古盂兰盆节的民族化衍变[J].历史研究,1991(1):20-25.

[13]道宣.法苑珠林校注(卷 62)[M].北京:中华书局,2003.

[14]李昉.文苑英华(卷 125)[M].北京:中华书局,1966.

Public Religious ActivitiesDuring Festivals in the Tang Dynasty

CHEN Yan-ling
(School of Wei-jin Culture Institute,Xuchang University,Xuchang461000,China)

With porpularity and secularization of Buddhism and Taoism in TangDynasty,People’s celebrations showed strong religious tendency in some traditional festivals,meanwhile,the activities of religious festivals developed to secularization.The public religious activities indicated that the urban population enjoyed a rich and varied religious life.

TangDynasty;festivals;religious activities

K242

A

1672-3910(2010)02-0019-05

2009-10-22

陈艳玲(1975-),女,山东蓬莱人,博士。

目前学术界对唐代节日习俗的研究已取得了丰富的成果,①目前学术界对唐代节日的研究已取得丰富的成果,研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1)对某一个或某一种类型节日的研究。如张泽咸《唐代的诞节》(《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11),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重点研究了唐五代皇帝的诞节,并对唐政府为佛、道二教创始人所创建的佛诞、道诞日进行了探讨。郭绍林《论隋唐时期庆生辰》(《陕西师大学报》1988年第3期)认为,“隋文帝首创庆生辰”,“这是最早的庆生辰活动,和后世内容不同,其宗旨不在于自己的健康长寿或回顾经历,而在纪念父母”;“这种庆生辰活动的制度渊源是佛教的浴佛节(佛诞节)”,“隋文帝庆生辰还未制度化,到玄宗时才定为程序”,即“皇帝生日从此成为全国性的节日”。张弓《中古盂兰盆节的民族化衍变》(《历史研究》1991年第1期)认为,古天竺没有盂兰盆斋节,它是在《盂兰盆经》译为汉文后,由译经派生的汉地斋节。在中国古老文化和民俗传统的不断浸润熏陶下,盂兰盆斋节原有的外域宗教色彩渐趋淡化,中土民俗气息愈见浓郁。他的另一篇论文《敦煌春月节俗探论》(《中国史研究》1989年第3期)主要根据出土文物对敦煌春季的四节,即传统三节(元日、燃灯节、寒食节)与外域节俗(佛诞节)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李传军《论元宵观灯起源于西域佛教社会》(《西域研究》2007年第4期)认为,元宵节是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是受西域佛教社会燃灯供佛宗教习俗的影响,而在唐代最终确立的一个民俗节日。佛教涅盘的经典及其思想,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2)对唐代节日的整体研究,旨在探讨唐代节日的继承、发展及演变过程。如张泽咸《唐代的节日》(《文史》(37),1993年)以诗文为证系统地探讨了唐代诞节、佛日、道日、元日、中和、端午、中秋、除夕等 17个节日的活动情况,力图从一个侧面反映唐代社会生活和民情风俗。张勃《唐代节日研究》(山东大学 2007届博士论文,未刊稿)主要根据《全唐文》和《全唐诗》及一些笔记小说资料,对节日发展到唐代所呈现的特点、唐代新兴节日的兴起发展,以及若干传统节日在唐代的新变进行了具体研究,体现了唐代节日“在传承中变迁,在变迁中传承”的总特征。(3)从文学角度利用唐代节日探讨唐代的民俗与精神、文化生活。如朱红《唐代节日民俗与文学研究》(复旦大学 2003届博士论文,未刊稿)从节日民俗与文学相互关系的角度,将唐代节日分为传统节日民俗与新变节日民俗两类,重点考察了寒食清明、中和节、中秋节、腊日赐物和诞节;论文还逐一考察了岁时类书,最后还附有节日民俗编年资料,为研究唐代节日习俗提供了纵向的线索。此外,还有散见于论著篇章中有关唐代文化、习俗等社会生活方面涉及的唐代节日习俗。如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年版)、徐连达《唐朝文化史》(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赵文润《隋唐文化史》(陕西师大出版社1992年版)、阴法鲁等《中国古代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年版)、李斌城等《隋唐社会生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年版)、高国藩《中国民俗探微》(河海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等论著的相关章节中,都对唐代节日习俗均有不同程度的涉及和论述。主要是研究唐代节日的渊源、类型和发展演变过程等,并以此来反映唐代的习俗和社会生活的风貌。随着佛道二教在唐代的盛行,唐人在一些传统节日的欢庆中,宗教色彩更加浓厚,而宗教节日也在向世俗化发展。一些论文论著中对此有所涉及,但仍有待继续研究。本文不在于探讨唐代节日习俗的流变过程,而是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以唐代节日为依托和视点,通过对传统节日的宗教色彩和宗教节日的世俗化倾向的考察,展现唐代城市社会在节日活动中所呈现的宗教热情和精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