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茂庆

(山东大学法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人权研究的两次高潮及其意义

王茂庆

(山东大学法学院,山东济南 250100)

一个国家的人权研究构成了其人权运动和实践的重要内容。1991年 11月 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形成了人权研究的第一次高潮;2004年 3月 14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载入宪法,带来人权研究的第二次高潮。两次人权研究高潮存在诸多差异。在人权研究的背景上,从人权斗争逐步转向人权建设;在研究内容上,从政治性逐步转向学术性;在研究成果的形式上,从单一化走向多样化;在研究方法上,从一元化过渡到了多元化;在研究主体上,从官方化开始转向民间化。当代中国形成了四种人权理论和观念相互竞争的格局。

人权研究;高潮;人权斗争;人权建设

一、两次高潮:一个初步的结论

透过检索结果我们能够发现,“文史哲”、“政治军事与法律”两个目录和“政治军事与法律”目录下的两个子目录——“法理、法史”、“宪法”下检索的成果数量变化趋势是基本一致的。从研究成果的数量上看,人权研究的第一个顶点是在 1992年,“文史哲”、“政治军事与法律”两个目录的检索结果为 301篇,“法理、法史”、“宪法”两个子目录的检索结果为 75篇;第二个顶点发生在 2004年左右,前者的检索结果为 589篇,后者的检索结果为 148篇。根据人权研究成果数量的变化,我们能够初步得出这样的判断:在改革开放以来的 30多年间,人权研究经历了两次高潮。

二、人权研究的第一次高潮:上个世纪 90年代初

根据检索结果,人权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出现于上世纪 90年代初期,1992年达到了顶点。原因何在?我们认为,首先应该从时代背景去理解。“八九事件”后,我国政府面临的国际形势是复杂而严峻的。西方国家积极推行“人权外交”,发起了咄咄逼人的“人权”攻势,中国政府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困难。一个亟需做出抉择的问题是,如何面对“人权”?是继续把“人权”看成是资产阶级的“专利”予以排斥,还是挖掘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权理论,高举“人权”旗帜,进而在与西方国家的人权斗争中获得主动?1991年 11月 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事件。中国政府第一次以政府文件的形式确立了人权概念在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中的地位,把实现充分的人权作为中国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崇高目标。对人权研究而言,《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的发表,标志着我国在政治上突破了“左”的思想禁区。从此,人权研究迅速发展起来,并形成了第一次高潮。

通过考察上个世纪 90年代初人权研究的相关成果,特别是查阅那个时期召开的各种层次、规模不同的人权理论研讨会会议综述,我发现,第一次人权研究的高潮主要围绕着人权的阶级性、人权的实质、人权外交、社会主义与人权等问题而展开,核心在于如何认识和对待资产阶级人权观,阐释马克思主义人权观等问题。当然,也有学者论及到人权与公民权、人权与基本权、人权的普遍性、人权与文化、人权的制度保障等问题,但相对于前者而言,不占主流、影响有限。因此,人权研究的第一次高潮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体现了阶级范式的人权观。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与西方对话过程中,开始提炼出发展中国家普遍支持和赞同的第三世界国家人权观。例如,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人权,承认集体人权,主张主权高于人权等等。

总之,人权研究第一次高潮的时代背景是人权外交和人权斗争。中国政府改变策略,突破“左”的思想禁区,高举人权旗帜,积极阐释人权,确立自己的人权观,争取人权斗争领域的话语权,变被动为主动。尽管如此,但是人权作为全球化时代的意识形态,它内涵极其丰富、极具包容性,一旦中国政府接纳了“人权”概念,人权的逻辑和历史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扩散开来。人权的“万花筒”一旦被打开,基于各种立场、方法的人权观便开始纷纷登场。人权研究的政治性开始退化,学术性开始增强。经过 10年左右人权研究的积淀,人权制度化实践的大幕徐徐开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人权研究形成了第二次高潮。

三、人权研究的第二次高潮: 2000年代中期至今

2004年 3月 14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被载入宪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首次将‘人权’由一个政治概念提升为法律概念,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主体由党和政府提升为‘国家’,由党和政府执政行政的政治理念和价值上升为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政治理念和价值,由党和政府文件的政策性规定上升为国家根本大法的一项原则。”①“人权”入宪标志着中国人权制度化新时代的开启。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也带来了人权研究的第二次高潮。从检索的结果来看,不论是在“文史哲”、“政治军事与法律”两个目录中,还是在“法理、法史”、“宪法”两个子目录中,2004年度的人权研究成果数量急剧增加,并达到了顶点。

2004年以来所形成的第二次高潮,主要有以下几个热点问题展开:一,对“人权”入宪的意义和价值;二,与“人权”入宪紧密相关的人权制度性研究;三,对人权做跨学科的研究,例如,运用哲学、伦理学、社会学等方法研究人权问题;四,特定主体的人权以及特定人权的保障问题,前者包括弱势群体、妇女、残障人、犯罪人等主体的人权保障问题,后者包括财产权、自由权、生存权、发展权等等的保障问题;五,人权理论的创新研究,诸如人权与“以人为本”、“和谐社会”、以及“科学发展观”等关系问题的研究。此外,国家人权保障机构建设问题、人权教育问题等等也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

人权研究两次高潮的形成,与改革开放的时代发展息息相关,与民主法制建设取得的成就紧密相连。但是,从总体上看,人权研究的两次高潮在诸多方面存在差异。主要包括:

1、在人权研究的背景上,从人权斗争逐步转向人权建设。人权研究的第一次高潮是在对外人权斗争的背景下形成的;而人权研究的第二次高潮是在人权建设的背景下形成的。这决定了人权研究的目的发生了变化。人权研究主要不再服务于对外的人权斗争,而是人权建设。尽管人权研究第二次高潮中也存在服务于人权斗争的需要,但是,人权建设开始真正成为了当代中国自主、自愿的选择,人权斗争的功利需要开始“褪色”12004年 3月 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兆国,在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宪法修正案草案说明时明确:“在宪法中作出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宣示,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有利于推进中国社会主义人权事业的发展,有利于中国在国际人权事业中进行交流和合作。”由此可见,人权建设已经优越于人权斗争。。当然,现实的世界格局决定了人权斗争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而是一种长期的存在。中国政府要在对外人权斗争中真正取得主动,获得胜利,最终还是要取决于人权建设和人权保障水平的提高。

2、在人权研究的内容上,从政治性逐步转向学术性。与人权研究的背景相关,在第一次高潮阶段,研究成果大多服务于人权斗争需要,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性2当然,在这个时期,人权的普遍性也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承认。但是,相对于人权的特殊性,显然人权的普遍性居于无足轻重的位置。而且,承认人权的普遍性,首先也是服务于对外人权交流、合作与斗争的需要。;在第二次高潮阶段,研究成果大多服务于人权建设需要,人权制度化问题成为研究的主流。人权研究的学术性大大增强,人权与文化、社会、道德等问题的跨学科研究,为人权制度化研究和实践开始提供了智识支持。徐显明教授认为,在人权理论上,我们已完全可以与西方国家进行对话,在一些本原性的问题上,我们有重大的贡献②。

被誉为“菲律宾的老麦老肯”的西式快餐Jollibee遍布全国，虽然价格在当地人眼里还是中档偏高，但在中国人眼里却是价格便宜到飞起而且分量超巨大、味道也不错。位于马尼拉的 小食馆，基本上是中国人尤其是广东人必选的餐厅，因为这是一家粤港风味茶餐厅。至于其他餐厅，大多是菲律宾风味或者是连锁餐厅，各有其特色。

3、在研究成果的形式上,从单一化走向多样化。在第一次高潮阶段,人权研究的成果形式比较单一,主要是论文、笔谈、会议综述3笔者发现,在 90年代初期,学界人权问题的研究大量采取了学术研讨会、期刊笔谈的形式,各种研讨会的主办者多为法学院系、科研院所、研究会等等。之所以如此,有其特殊的历史必然性。因为当时人权属于比较敏感的字眼,但又是亟需解决、达成共识的问题。为此,各种形式的研讨会、笔谈,有利于发挥团体、多数人的力量,有利于形成更大的“声音”,有利于减少分歧、迅速达成共识。,相关专著、特别是人权法教材很少。而在第二次高潮阶段,人权研究的成果数量急剧增加,成果形式丰富多样。特别是,人权问题不再敏感,而是人人皆可研究的学术主题。因此,在这个阶段,代表个人观念和理解的人权论文和学术专著大量涌现,而代表着多数人共识和“力量”的研讨会、笔谈开始减少。各种版本的人权法教材、人权研究文库开始涌现。比较有影响的包括《中国人权文库》、《中国人权年刊》、《人权研究》、《人权法评论》等。

4、在人权研究的方法上,从一元化过渡到了多元化。在第一次高潮阶段,人权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是阶级分析方法,主要目的在于揭露资产阶级人权观念和制度的虚伪性、欺骗性,明确两种不同的人权观和人权制度。在第二次高潮阶段,人权研究方法开始逐步向多元化过渡。首先,规范分析的方法成为人权研究的主要方法。用人权解释法律,从法律解释人权,成为学界的通行做法。这从另一个角度引证了当代中国人权制度化时代的来临。其次,“从社会解释权利,以权利促进社会”1最早倡导用社会学的方法研究权利、人权问题的是夏勇教授 (参见夏勇:《从社会研究权利,以权利促进社会》,载《法学研究》1994年第 3期)。后来其主编的《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延续了这种方法,在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标志着社会学方法的运用。此外,哲学、伦理学、人类学等方法在人权研究中被采用。研究方法的多元化,标志着人权研究的日渐成熟。

5、在人权研究的主体上,从官方化开始转向民间化。在第一次高潮阶段,研究主体的“官方”色彩很浓。成立于1993年 3月的中国人权研究会作为中国人权领域最大的全国性学术团体,挂靠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规格”非常高2根据中国人权研究会主办的“中国人权”网站介绍,中国人权研究会成立于 1993年 3月,是中国人权领域最大的全国性学术团体,是在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享有特别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研究会于 1996年 12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人权研究和培训机构名录”。,会长、副会长、秘书长、以及常务理事、理事,大多为政界要员、学界名流。但在第二个高潮阶段,人权研究主体的“民间化”色彩渐浓。全国各著名大学,如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央党校、山东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等,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纷纷成立了人权研究机构,截至目前大约有 43所③。许多高校开设了人权法课程,中国政法大学还设立了第一个人权法学二级学科。《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更是明确规定:“继续鼓励高等院校开展人权理论研究与教育。选取若干高等院校进行人权教育的调研,鼓励高校学者开展人权研究,推动制定高等院校人权教育规划。鼓励高等院校面向本科生开设人权公共选修课,面向法学专业本科生开设人权法课程。推进人权法教材的编写以及教学课件的开发。选取若干开展人权教育较早的高等院校作为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

四、人权研究两次高潮的意义

当代中国的人权研究历经 30余年,与人权实践相互促进、密切相关,形成了两次高潮,并逐渐趋向成熟。第一次高潮的形成得益于人权斗争契机的机缘推动,人权“入宪”与人权建设的快速发展则促成了人权研究的第二次高潮。人权研究反过来也有力地推进了当代中国人权建设实践,不论是人权制度建设,还是人权精神建设,其背后都活跃着学者的“身影”。

首先,人权研究经过两次高潮。第一次人权研究高潮取得的最大成果是,开启了当代中国人权研究和人权事业的“大门”,拉开了真正融入国际社会的“大幕”。如果说人权研究第一次高潮的形成及其实践支持主要基于“外因”的话,那么,第二次人权研究高潮及其实践推动则主要基于“内因”的自觉自愿。正是中国在人权制度和人权实践上取得的巨大进步,以及对人权研究的有效推动,形成了人权研究的第二次高潮。由于人权实践和理论的快速发展,当代中国在人权问题上开始与国际社会积极开展对话、交流,并展现出高度的自信和成熟。

其次,当代中国 30年来的人权研究,经过两次高潮,形成了四种人权理论和观念交织、并存的格局。一是,通过研究和挖掘马克思主义思想和学说,提炼出社会主义人权理论和观念。其主要观点有:“否定了先于国家人生来即具有的权利这一人权观念;权利主体不是抽象的人,而是限于工农兵;不是抽象地规定权利和自由,注重保障其实现的手段。权利的行使受全体劳动人民的利益和加强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目的的制约,以及享受权利和自由的同时,须尽公民的义务,以权利、义务不可分离为特征。”④二是,为第三世界国家所赞同和支持的人权理论和观念。主要观点有:人权普遍性的原则必须同各国国情相结合;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人权;主权高于人权,人权在本质上是一国内部管辖的事务;对话与合作是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发展的惟一正确途径⑤。三是,所谓“普适”的西方人权理论和观念。其主要观点包括:人权以人的自然属性为基础,具有普遍性;人权高于主权,重视人权的国际保护;反对人权研究和实践中的历史相对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人权是政治合法性的判断标准等等。四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并沟通人权的人权理论和观念。主要观点包括:新民本说、儒家人权观、和谐权等。四种人权观各有自己的方法论和实践观,立场鲜明、观点明确,相互竞争,极大地推进了当代中国人权研究的繁荣和发展。

[注释 ]

①董云虎:《“人权”入宪:中国人权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中国人权在行动》,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②云翔:《全国人大代表徐显明谈人权发展的五大变化》,《人权》,2005年第 2期。

③《全国人权研究机构首度聚首,罗豪才称我国人权研究事业取得重大进展》,《南方日报》2009年 5月 12日,A14版。

④董璠舆:《中国宪法学四十年》,《政法论坛》,1989年第5期。

⑤张晓玲:《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观》,《北京日报》,2009年 5月 5日。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招标项目“当代中国的法制转型”(08JJD820173)。

王茂庆,男,山东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法学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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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8353(2010)04-0178-03

[责任编辑:毕可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