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华松

(济南市社会科学院,山东济南 250102)

章丘考

张华松

(济南市社会科学院,山东济南 250102)

汉代阳丘故城在今章丘绣惠回村,阳丘为“章丘”的音讹。《齐记》和《三齐记》有关章亥妾溺死并葬于女郎山的传说有一定的历史依据。“商”、“章”通假,“章亥”即“商亥”,也就是商族人的高祖王亥。王亥妾溺水而死,可能与治水有关。章丘实即商丘,本称“商”,是商人重要的都邑,殷末征夷方往返途经的商邑皆在此地。

阳丘;章丘;商丘;女郎山;王亥妾;商族

康熙三十五年 (1696),蒲松龄途经章丘女郎山下,吊古抒怀,赋有七律《女郎山》一首:“当年曾此葬双鬟,骚客凭临泪色斑。远翠飘摇青郭外,小坟杂沓乱云间。秋郊罗袜迷榛梗,月夜霜风冷珮环。旧迹不知何处是?于今空说女郎山。”①女郎究竟何许人,女郎传说是否有其历史的依据?笔者不揣谫陋,初作考释,钩沉发微,试将湮没三千余年的一段史影显现出来。

一、阳丘与章丘故址

据《汉书·王子侯表上》,汉文帝四年(前 176)封齐悼惠王之子刘安为杨丘侯。景帝四年 (前 153),第二代杨丘侯刘偃犯法,国除为县,属济南郡。《汉书·地理志上》:济南郡辖县十四,第七为阳丘。阳丘即杨丘。东汉以降,不设阳丘县,然而阳丘故城存在了数个世纪之久。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济水》云:

右纳百脉水,水出土鼓县故城西,水源方百步,百泉俱出,故谓之百脉水。其水西北流,迳阳丘县故城中。汉孝文帝四年,以封齐悼惠王子刘安为阳丘侯。世谓之章丘城,非也。城南有女郎山,山上有神祠,俗谓之女郎祠,左右民祀焉。其水西北出城,北迳黄巾固,盖贼所屯,故固得名焉。

按百脉水即今绣江河,水经阳丘故城中,而阳丘故城南有女郎山。从《水经注》所述方位和形势看,阳丘城故址应在今章丘绣惠镇回村,而事实上,在回村村东的绣江河西岸,的确曾出土过汉代砖瓦遗物,证明这里有汉代的文化遗存。

《水经注》所谓的黄巾固,确址在今章丘水寨城子庄,中古时期曾先后是侨置高唐县及章丘县的县治所在地。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云:

章丘县,本汉阳丘县也,属济南郡。高齐文宣帝天保七年,自高唐故城移高唐县理于此。隋开皇十八年,以博州亦有高唐县,改为章丘县,属齐州,取县南章丘山为名也。……县理城,即黄巾城也,在济水之南岸。汉献帝建安中,黄巾贼张角之所守也。

又,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十九云:

章丘县,本汉阳丘县地,属济南郡。按古高唐,即春秋时齐邑,在废禹城西四十里高唐故城……高齐天保七年移高唐于此,即古黄巾城也。隋开皇十八年以博州亦有高唐县,改此为章丘县,因县东南章丘为名也。

又,元人于钦《齐乘》卷一云:

女郎山,章丘东南七里,又号小田山。

综合考察,北齐天保七年(556)在古黄巾城侨置高唐县;隋开皇十八年 (598),改县为章丘县,因县城东南七里章丘山(女郎山)而得名。可见,北齐侨置高唐县以及隋唐宋金章丘县的县城都在黄巾固,也就是今水寨城子庄。道光《章丘县志》卷一云:“北齐天保七年移高唐县治于女郎山之南,即今治也。”将侨置高唐县以及隋唐宋金章丘县治说成是近古以来章丘县城的所在地——绣惠镇,显然是错误的。

二、阳丘即章丘

《汉书》中,阳丘或写作“杨丘”,证明汉代的阳丘并无固定的写法。如果深入研究,还会发现阳丘其实是“章丘”的音讹,理由如下:

第一,阳与章,二字音近,则章丘讹为阳丘实有可能。

第二,上引《水经注》,北魏时的阳丘城,“世谓之章丘城”,尽管郦道元不认同民间的说法,但是世人直呼阳丘为章丘,显然事出有因,不宜轻易否定。

第三,《水经注·济水》:“济水又东,有杨渚沟水,出逢陵故城西南二十里,西北经土鼓城东,又西北经章丘城东,又北经宁戚城西,而北流,注于济水也。”按杨渚沟水即今章丘东境之獭河,宁戚城故址在今章丘刁镇东南王官村南。从方位道里上看,这里所说的章丘城正是阳丘城。

第四,《魏书·地形志(中)》齐州济南郡领县六,第三为平陵(东平陵),平陵“有章丘城、洛盘城、平陵城、女郎山祠”。北魏没有设置章丘县,作为平陵县属邑的章丘城,显然就是阳丘城。

第五,《太平寰宇记》卷十九“章丘县”引《齐记》:“县有乐盘城,即平陵王与章丘侯饯送处,因名。”《齐记》所记乃西汉轶事,平陵王实指济南王,而章丘侯显然是指阳丘侯了。

第六,《太平寰宇记》卷十九:“阳丘城,在县东南十里。按前汉《地理志》齐有阳丘县,文帝封齐悼惠王子安为阳丘侯,今城南有阳丘,故以名。”阳丘城南的阳丘,即女郎山,也称“章丘”。作为山名,阳丘与章丘实为一山,作为城名,阳丘与章丘实属一城。

以上六个方面的举证充分说明阳丘原是章丘的音讹,易言之,《史记》、《汉书》中的阳丘 (或杨丘)原本是应该写作“章丘”的。正因为如此,后世仍将阳丘故城称作章丘城。隋开皇十八年 (598),以黄巾固故城为县治的高唐县需要改换一个新的名称,有鉴于“世谓之章丘城”的阳丘故城已经衰落,就直接将“章丘”一名拿来作了县名。

三、“章丘”一名缘起的几种成说

上引《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都说章丘城因章丘山而得名。至于何以山名章丘,道光《章丘县志》卷三云:

女郎山,在县北一里,山顶有三阳洞,相传葆光子学道于此。《三齐记》云,章亥有三女,溺死葬此,故名,高冢见在。或曰子张之墓。或又曰齐匡章子。其说不经,明人陈德安力辨之。

可见古代章丘得名就有几种说法,一说因章亥三女葬此而得名;一说因春秋末年孔子弟子鲁人子张葬此而得名;一说因战国中期齐将匡章葬此而得名。以上三说中,子张说、匡章说都比较晚出(明清),属于毫无历史依据的臆说,不足采信Ⅰ。至于章亥三女说,由于与女郎山一名颇相吻合,原本是值得重视的,可是竟也遭到人们的怀疑和否定,如道光《章丘县志》卷十三收录明代章丘人陈德安《章丘名义辩》一文就说:

夫章亥者岂终于无可考哉?愚尝考之《淮南子》矣,其《地形训》有云,禹使大章竖亥者,乃二人,非

Ⅰ1990年在女郎山西麓发掘的一号战国大墓,据推测墓主为战国齐将匡章,其实也缺少直接的有力的证据。详见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济青高级公路章丘工段考古发掘报告集·章丘绣惠女郎山一号战国大墓发掘报告》,齐鲁书社,1993年版。一人也,而今乃通作一人焉,可乎?不可乎?愚又考《淮南子》载章亥之事,不别见之经典,似难于遽信而轻用矣,彼记三齐者不惟用之而乱其名,且又有三女葬此之说,是何如其谬妄哉!

在陈氏看来,章丘得名,不是因为城外之山,而是因为城内之丘。他说:

《尔雅》云:“上正章丘。”注云:“顶平也。”是知章丘之名盖取诸此矣。况城之中央有土高大,其上平正,得非章丘之所以名焉者乎?

《尔雅》以“正”释“章”,将章丘说成是顶平的土丘,不足为训;而陈氏以明代章丘城“中央有土高大,其上平正”作实《尔雅》之说,尤显荒唐,因为诚如上文所述,两汉魏晋,章丘(阳丘)城址在绣惠回村;隋唐宋金,章丘县治在水寨城子庄,明代章丘城(今绣惠镇)中有土丘,与章丘得名有何干系!

陈氏以《尔雅》否定《三齐记》,同此观点者,还有清初的顾炎武。顾氏购地于章丘大桑庄,章丘乃其经常往来或寓居之地。他在《山东考古录》中有一《辨章丘》的短文这样写道:

《三齐记》曰:“章亥有三女溺死,葬此。”考《淮南子》,大章、竖亥是两人。今云三女,章女乎?亥女乎?盖因北山名女郎而附会其说。今按《尔雅》释丘曰:“上正章平。”注曰:“顶平。”然则章丘之名已见于古经矣。

顾氏乃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大师,在学术界可谓一言九鼎,《辨章丘》一文既出,《三齐记》之说遂寝。然而只要我们敢于实事求是而不迷信权威,那么《三齐记》有关女郎山的故事的确可以为我们破解“章丘”一名之底蕴提供重要的线索。

四、章亥即商亥

顾炎武《辨章丘》所引《三齐记》作“章亥有三女溺死,葬此”。其实明末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一“女郎山”下引《三齐记》原文为:“章亥妾溺死,葬此,谓之章丘。”又《太平寰宇记》卷十九“女郎山”条下引《齐记》:“章侯有三女溺死,葬于此。”如此,有关女郎山的传说,就有《三齐记》和《齐记》的两个不同版本。

然而两相比较,其实只是一个版本。因为两个版本的唯一差别在于《三齐记》的“章亥妾”,在《齐记》中写作“章侯三女”。那么“章侯三女”必是“章亥妾”的传抄之误了,因为细察之下就不难发现,“亥”、“侯”二字形近,而“妾”字误作“立女”,“立”误作“三”,遂有“章侯有三女”的鱼鲁豕亥之讹。

《三齐记》(全称《三齐略记》)和《齐记》(全称《齐地记》)是古代两部著名的地志书,作者伏琛 (安丘人)和晏谟(临淄人)又都是晋朝及十六国时期的饱学之士和有名的史学家,他们将女郎山的传说笔之于书,便意味着女郎山得名的传说在当时颇为流行,且应有一定的历史依据。

依照陈德安、顾炎武的说法,“章亥”其人在古代文献中是无所稽考的。事实果真如此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王玉哲先生在《商族的来源地望试探》一文中说:“葛毅卿有《说滳》,以‘滳’读为‘漳’。杨树达《释滳》,也是以‘滳’为漳水。‘滳’与‘漳’从声类上看是可以通转的。古书上往往‘商’与‘章’通用。”又于注文中,以《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夷吾不如弦商”和《吕氏春秋·勿躬》“弦商”作“弦章”为例,说明“商”、“章”在先秦是通假字②。杨树达先生《释滳》一文载在《积微居甲文说》(卷下),原文为:

“商”、“章”可以通假,那么女郎山传说中的“章亥”明白无误就是“商亥”,也就是商族人的高祖王亥了。

据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九《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王亥为王季(冥)之子,上甲微之父,是殷商先公先王中声名十分显赫的人物,故卜辞中的王亥有时也被尊为“高祖亥”、“高祖王亥”,“观其祭日用辛亥,其牲用五牛、三十牛、四十牛、乃至三百牛,乃祭礼之最隆重者”。王亥的伟大功绩在于驯化野牛,是以牛驾车的发明者。《世本》记载,“相土作乘马”,“胲作服牛”。胲同亥。王亥作服牛,与其祖先相土作乘马一样,都是有大功德于天下的发明。《管子·轻重戊》云:“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易系辞》云:“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都对服牛乘马在人类文明进化史中的意义给予高度的评价。

上引顾炎武《辨章丘》质疑说:“考《淮南子》,大章、竖亥是两人。今云三女,章女乎?亥女乎?”按《淮南子·地形训》:“禹乃使太章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东汉高诱注云:“太章、竖亥,善行人,皆禹臣也。”按《地形训》为《淮南子》第四篇。瑞典高本汉氏《左传真伪考》曾根据文法和用语,论证“《淮南子》前五篇文法与《国语》同”,都是春秋战国遗文。所以《地形训》的这段文字也应该是渊源有自的。既然章亥即商亥即王亥,那么在最初的传说中,测量东西极的“太章”与测量南北极的“竖亥”原本是一个人——太章竖亥,也就是大商竖亥。《楚辞·天问》曰:“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牧乎牛羊。”该即亥,有扈即有易。《山海经·大荒东经》“王亥托于有易”,为有易之牧竖(放牧牛羊者),故称竖亥。《山海经·海外东经》云:“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竖亥,一曰五亿十万九千八百步。”可见《淮南子》有关“太章竖亥”的传言并非空穴来风的无根之谈。太章竖亥就是大商王亥。

五、先商商族进入章丘一带的可能性

王玉哲先生根据商汤以前商族最重要居留地“商”地望的考察,认为商族的发祥地最初可能与滳水有关,虞舜封契于商、契子昭明所迁之商以及昭明之子相土“因之”的商丘,皆大致不出古滳水流域③。古滳水,在后世便是位于冀豫两省之间的漳水。漳水上游有清漳、浊漳之分,俱发源于太行山区,在华北平原汇合后,原本是向东经今山东商河县而入海的。《水经注·河水》:“又东北,过杨虚县东,商河出焉。……城在高唐城之西南。……商河首受河水……亦曰小漳河,商、漳声相近,故字与读移耳。”然后向东北经平原县东、乐陵县故城南、勒乡县故城南、富平县故城北,分为南北二流入海。

唐人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十七云:“滳河,县北一十五里。汉成帝鸿嘉四年,河水泛溢为害,河堤都尉许商凿此河通海,故以‘商’字为名,后人加‘水’焉。”是说商河因许商开河而得名。然而《汉书·沟洫志》但言鸿嘉四年孙禁建议分黄河水入故笃马河,许商以为不可,并没有关于许商凿河之事。因此,《元和郡县图志》中商河得名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瞽说,对此,杨守敬《水经注疏》以及《民国商河县志》卷一《沿革》已辨其非。更有丁山先生论证说:

此河(商河),俗称小漳河,世又谓之清水,显然是由清漳一名分衍出来的。……盖河水屡次改道,穿没清漳的中流,随地而名张甲河、屯氏河,将清漳与小漳河,割成两段,于是后人但知浊漳入滹沱,而不知清漳古代本由商河入海了。卜辞所见滳字,从水,商声,正是商河的本名。……商之为商,得名于滳”。④商河在历史早期是滳水的下游,后来黄河改道,将滳水拦腰截断,下游滳水变成从黄河分流出来的支津而改名小漳河、清水、商河。商河自黄河分流处的杨虚,其实也可以写作“商墟”,说明那里曾是商人的一处都邑。

以上关于商河的考证似乎有些离题太远,不过却可以说明包括济南北部商河县地在内的古滳水流域是先商时代商族的重要活动地,那么商族于先商时代进入滳水之南不远的济水流域也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一推想,也能得到田野考古资料的有力支持。

迄今为止,有关先商较早时期的考古文化,学术界固然还有争论,但是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是河北 (磁县)的下七垣文化。这种文化曾给予包括整个章丘王推官庄类型的岳石文化区(济南地区为其核心区)以很大影响。方辉在《岳石文化区域类型新论》中指出:

王推官庄类型同本地的龙山文化有着十分显著的差距。这一方面可能与它的时代较晚有关,另一方面则可能与异族的入迁所带来的文化变异不无关系。我们发现,王推官庄类型与下七垣文化有诸多相似之处,如纹饰均以绳文为主,共有附加堆纹、楔形点纹和卷云纹等纹样;炊器以甗、鼎、鬲为主,盛器中细泥深腹盆和中口罐最为常见,并都有敛口瓮等形器,食器中都有碗形豆和浅盘豆。不但器类相似,而且上述器物在具体的形制上也十分相似。……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岳石文化王推官庄类型也是先商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⑤

作者的结论是:“以王推官庄类型与下七垣文化二者之间的密切程度论,……其间必有更深层的历史背景。我认为,这一历史背景是与商族在这一地区的活动分不开的。”这为先商时代商族进入章丘一带的推断提供了坚实有力的支持。

六、王亥妾溺死事件发微

早期商族主要活动于太行山以东、渤海以西的华北平原,由于平原地区地势低洼,河道交错,水患频仍,故而商族有着悠久的治水历史。商族的始祖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⑥,就不必说了。契的六世孙王季(冥),更是一位因为治理河患而献身的大英雄。今本《竹书纪年》记载,夏帝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礼记·祭法》、《国语·鲁语上》都说,“冥勤其官而水死”。冥作为夏朝的水官,是在治理河患的过程中殉职的。他的儿子便是王亥。上引《淮南子》文,王亥曾丈量大地的幅员,似乎他是子继父业,继续负责平治水土的工作。另外根据上引《山海经》王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的记载,还可以推测,王亥治水已经由河水流域扩展到济水流域。《淮南子·本经训》:“尧乃使羿……缴大风于青邱之泽。”高诱注:“青邱,东方之泽名也。”《山海经·海外东经》:“青丘国在其北,其狐四足九尾。”《大荒东经》:“有青丘之国,有狐九尾。”《南山经》:“青丘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狐而九尾……。”袁珂先生认为“此青丘山其地望亦当在东,与青丘国、青邱泽通,经乃误记于此。”⑦青丘虽然不见得与青州同一概念,但地望不出青州的范围还是可以肯定的,如此,王亥左手所指的“青丘北”大致就相当于青州北部的济水下游地区了。

这就使我们有理由推测,王亥妾的溺水而死,也可能同治水有关。按,殷墟甲骨卜辞中,妻字从女,上象发加笄形,妾字从女,上加头饰,其意相同,均指配偶,初无嫡庶贵贱之别。如此,王亥之妾也就是王亥之妻了。她或许陪伴王亥治水,或许如后来的武丁之妻妇好,本身就是一位女中豪杰,担当治水的方面之任。无论怎样,大概她是在章丘附近因治水而殉职的,并就地葬在女郎山上。卜辞有“于王亥妾”的记载(《铁》206· 2),又有“贞,燎于王亥女,豕”的记载(《合集》685正)。在此,女字之义与妾字无别,也都是配偶的意思。这两条卜辞,前者是说祭祀王亥的配偶,后者是说燎豕以祭祀王亥的配偶。由此可见,后世人于女郎山上设祠祭祀“章亥妾”,是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和背景的。

张光直先生曾经指出:“简单地说,商代历史的先公先王时期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史前文化至少有一部分是重合的。”⑧通过以上对王亥丈量大地幅员,“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以及王亥妾溺死葬于女郎山等古史传说的探讨,我们看历史的事实可能正像张先生所说的那样。

七、商丘释义

我们可以确信章丘就是商丘,章亥就是商亥,也可以确信王亥之妾死后葬于章丘女郎山的传说有一定的历史依据。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商亥妾的传说虽然能为我们探讨商丘的历史提供重要的线索,却不能作为地名“商丘”缘起的依据。易言之,地名“商丘”不大可能缘起于商亥妾的坟丘ⅠⅠ古汉语中,丘为坟丘的义项比较晚出,更何况“殷礼墓而不坟”,墓地上原本是没有坟丘建筑的。,也不大可能缘起于商亥妾葬身的章丘山(女郎山)。合乎逻辑的推断应该是,地名商丘在先,山名商丘在后,也就是说山因地而得名商丘。

其实,“商丘”作为地名也是后起的,最初只称作“商”。丁山先生在《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一文中说:

……殷人都邑,自契至帝辛亡国凡十六迁,其辗转迁移之地名可考者,则为蕃、亳、商丘、砥石、相土东都、嚣、庇、奄、殷九地。殷亳地望,既如前论,商与商丘为一地……。是殷人国号,所以又称商者,以其曾居商丘。王国维《说商》云:“丘者虚也,宋之称商丘,犹洹水南之称殷虚。”(《集林》卷一二)是商丘本名商,丘字为后人所附,杜预《春秋释例》云:“宋、商、商丘,三名一地。”其说得之。⑨

准此,章丘回村原本名“商”,废弃后始称“商丘”。当然,这里所说的商,大概只是商人的一个重要的城邑,然而也不能排除在某一时期曾一度作为商人有宗庙先君之主的都城或陪都的可能。

《诗经·商颂·长发》称:“相土烈烈,海外有截。”相土早于王亥数代,声威已经远播于海外。又,《左传·定公四年》“取于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蒐”,相土之时已有东西二都,自郑玄以下至王国维,皆主张相土的东都就在泰山脚下,那么在泰山北麓的章丘也未可知。也就是说在夏朝前期,女郎山北侧的商邑就有可能已经建立了。如此,王亥妾治水并溺死于济水,埋在女郎山上就更不值得惊奇了。

以上推论倘若成立,女郎山北的商作为先商早期的都邑(陪都)也不可能持续很长时间,因为夏代的济南地区正如整个山东半岛其他地区一样,其居民主要是东夷土著,考古文化是东夷土著创造的岳石文化,虽然济南地区的岳石文化更多一些先商文化的因素在其中。

商朝前期的前半段,也就是二里岗一期,属于王朝的奠基期,当时包括济南在内的整个山东地区仍然是考古学上的岳石文化分布区。到了商朝前期的后半段,二里岗二期,济南东北郊大辛庄中心聚落始才出现。到了武丁时期,商朝东征灭掉立国于今章丘西部的东夷嬴姓谭国,改封为子姓谭国,今章丘一带完全被纳入殷商版图,在这一背景下,殷商王朝便在原来商邑的基础上重建商邑。虽然这还属于推测,但是无论如何,武丁以后,女郎山北的商邑是赫然存在着的。因为这有武丁时期的卜辞为证:“壬午卜,贞:乎御方商”(《叕存》39);“壬午卜,贞:王令多御方于[商]”(《后》下 41·16加《后》下 42·9)。“方”,就是《后汉书·东夷传》和《竹书纪年》中的“方夷”,为东夷之一部。方夷攻商,商王命多(即众)前往商地抵御。为邦国名,其都城所在,据拙文《商末十年征夷方取道济水考》(待刊)的研究,就在大辛庄。夷方进犯,应是自东而西;多御敌于商,应是自西而东。两地间距又不是很远。从方位和距离看,商必在大辛庄以东。同样,也正是在拙文《商末十年征夷方取道济水考》中,通过对商末十年征夷方往返路线和地点的考察,我们知道,帝辛东征,往程曾两度驻足于商(即十祀十一月的辛丑、壬寅日,以及同月的癸卯日),返程也曾一度田猎于商(十一祀三月乙巳、丙午、丁未日),此商正是女郎山北的商邑。

总之,女郎山北之商,在殷商时代必非一般的城邑,理应有可观的考古文化遗存,可惜如今整个商邑故城遗址俱被村庄民舍占压,无从发现。但是在商邑故址回村周围的广大区域内,殷商文化遗址或者含有殷商文化的早期遗址星罗棋布,密度之大着实令人吃惊⑨。张学海先生在《济青高级公路章丘工段考古发掘报告集前言》中指出:“……上述宁家埠、女郎山遗址和墓葬的资料,加上在配合发掘期间发现的宁家埠乡王推官庄大规模的商周遗址,显示出这一带至少自晚商以降,就是个人口密集之处,可能有一个行政、军事中心。”我们认为这个中心不在王推官庄,而应在女郎山北的商邑,也就是今日绣惠镇的回村。

①蒲松龄:《聊斋诗集》(第三卷)。

②③王玉哲:《古史集林》,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④丁山:《商周史料考证》,上海:龙门联合书局,1960年版,第 14页。

⑤方辉:《海岱地区青铜时代考古》,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 159-160页。

⑥《史记·殷本纪》。

⑦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版,第 231页。

⑧张光直:《商文明》,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 335页。

⑨《山东大学百年学术集粹》(史学卷上),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 13-14页。

⑩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山东分册》(下),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7年版,第 39-45页。

张华松(1962-),男,济南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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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8353(2010)04-0141-06

[责任编辑:王 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