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强

西方近代的学科分类虽早在清末就已被移植过来，但我国具有现代意义的档案专业教育却迟至20世纪30年代才萌生。1934年，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设立特别教席，在图书馆学专科及图书讲习班分别开设中英文档案管理课程，每周各授课两小时，讲授一年，但当时档案管理课程还只是作为图书管理专业的辅助课程。1940年，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向教育部申请设立档案管理专科被获准，档案管理专科进而才独立出来，成为与图书管理专科平行的专业。可以说，我国真正意义上的档案专业教育及至20世纪40年代才出现。而其一旦出现，便根据我国档案保管和整理的需要，力求改变传统的师傅传徒弟的旧式教育，形成了我国特定历史时期的档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一、培养宗旨和人才规格

用科学的方法处理档案最早源于欧洲，其中，法、德两国档案学研究及其档案教育尤为发达。早在1821年，法国就开办了巴黎档案学校。较之于欧洲发达的档案学研究和教育，我国档案管理和教育的水平差距明显。直至20世纪30年代，我国在档案整理领域仍停滞于师傅传徒弟的旧式教育，多凭经验和记忆，墨守成规，无所改进。而文书为推行政令之工具，档案又为处理文书的参考资料，档案管理是否合法，关乎行政效率极大。民国时期文书档案处理手续之繁复，已成为专门技能，必有专门人才为之管理方能达到迅速确实之目的。也就在此时，“国民政府行政界发起的、作为‘行政效率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文书、档案改革’工作，揭开了中国档案学研究的序幕”①。1940年春，在国民政府开展的“行政效率运动”的直接推动下，为适应国内档案管理人才的需要，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开设档案管理训练班，学制一年。1940年9月，该校又向教育部申请设立档案管理专科，学制两年，招收对象为高中毕业生，并要求将当时档案管理训练班学生改入该科肄业。同年10月获教育部批准后，该校随即将档案训练班第一期、第二期改为档案管理专科第一届、第二届。

在“行政效率运动”背景中诞生的民国档案教育，可以说是一种十分贴近政府管理活动实际、带有较强行政学色彩的学科教育，其培养宗旨具有较强的专指性，即为政府管理服务。在1942年的《广东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县管理档案人员训练班训练实施方案》中，就明确规定“训练目的在使受训人员恪遵总理遗教服从领袖，了解抗战建国要旨，明晰本省施政方针，及改善生活行动习惯，增进业务上实际知识与技能，能切实运用科学方法，增强工作效能，实现地方自治，建设新广东，完成抗战建国复兴民族之使命”。在1943年的《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招生简章》中，也明确教育部开办档案管理短期职业训练班，“宗旨在养成管理档案之中级技术人才，以适应各级机关增进行政效率之需要。”很显然，“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是民国档案教育的核心理念和价值之所在。

从民国档案教育的产生来看，其作为整个社会系统的一个构件，依赖于社会的“生态环境”，是不可能孤立存在的。因之，民国时期的社会“生态环境”决定着此时档案教育的人才培养规格。

为满足国内档案人才的急需，民国时期档案教育以培养应用性档案管理人才为主。从教育形式看，大致分为全日制学校档案教育和函授档案教育两种。全日制学校档案教育分为专科班和训练班两个培养层次。专科班投考资格及修业年限是：“凡在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高级中学或其同等学校毕业者或具有同等学历者（师范学校及职业学校肄业生不得以同等学历报考）均可投考，在校修习两年毕业。”②训练班分教育部指办档案管理短期职业训练班和各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县管理档案人员训练班两种类型。教育部指办档案管理短期职业训练班投考资格及修业年限是：初中以上学校毕业或高级中学肄业者（第七期改为高级中学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者），修业时间为三个月③。各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县管理档案人员训练班受训人员，由本省训练委员会商同各省政府，就各县政府现职档案人员中调集，每县以调训一人为原则，如无适当人员可调，则由各省政府秘书处会同训练团招考，受训期限一般为六个星期，或两个月，必要时可再延长一月④。据内政部档案文献记载，按计划数统计，1942年至1944年，各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县档案班受训学员人数共计1538人⑤。

鉴于我国档案管理“向无正式学校，培养专门人才，即近年偶有设校开班训练之举，亦等凤毛麟角，未能普及，遂使有志此项工作者，无所适从，现行从业人员，亦少进修之机会”⑥的现状，民国时期开办了私立崇实档案函授学校。为使档案从业人员普遍得到专业学习的机会，该校以函授方法教授档案管理科学法则，培养专门人才，以适应政府机关的需要。档案函授分初级和高级两个培养层次。凡初中以上学校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的初学者，不拘年龄，不分性别，均可入档案初级班研习，为未来担任档案管理人员做准备。凡高中以上学校及本校初级班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的现档案管理的从业人员或已具备两门专业知识者，均可入档案高级班研习，为未来担任档案管理干部做准备。凡有志档案管理研习者，均可随时报名入学。其中，如有来校面授的要求，每班须有10人以上方可开班，分初级档案函授班和高级档案函授班。学员所习各科成绩合格，均颁发毕业证书。该校自1946年3月开办，1948年12月停办。

二、课程设置、师资配备和教学方式

课程是教育培养宗旨和人才规格的载体，直接关系着人才培养的质量如何。要培养什么样的档案管理人才，就要设置什么样的档案课程。据1943年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与内政部订颁的《县管理档案人员训练班业务训练课程讲授要点及时数分配标准》，业务训练课目中课程讲授计有：公文处理与档案管理、档案管理之意义、档案之点收、档案之分类、档案之登记、档案之立卷、档案之归附与装订、档案之设备与典藏、档案之出纳、县政府档案管理之范围及条件、旧卷之整理和人事与经费问题，共计50小时。业务训练课目中业务讨论和业务演习，计100小时。课程讲授、业务讨论和业务演习共占全部训练时数百分之三十。课程设置侧重于档案管理的实际问题，业务讨论和业务演习时间之配置，占业务训练全部时间的三分之二，课程讲授时遇有疑难问题，应随时作实地的参观，以资参证，并明确规定课程所订之时数分配，于必要时得变更或增加，但原订分类、登记、立卷三项所有时数不得减少。从1943年3月5日的《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关于湖北省县档案人员训练班实施方案致内政部函》和1944年2月的《四川省训练团第十一期档案组（第一次）训练实施工作报告》来看，各省基本遵照内政部所颁的标准并参照本省实际情形订付实施。在民国时期全日制档案教育中，除专业课程教学外，还设置有一般课程、训育课程和军事训练。

有关档案函授教育的课程设置，从学以致用出发，注重学生档案管理实际技能的培养,适当降低理论深度,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初级班开设有：档案管理概论、文书处理概论、公文程式、检字法。高级班开设有：档案管理绪论、档案管理行政、文书档案连锁办法之实施、档案管理程序及方法（内分点收、登记、分类、编目、编卷、装订、排列、典藏、出纳各项处理之理论与实际）、整理旧卷、公文检查、文书处理概论⑦。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数量足、质量高的教师队伍是培养高质量人才的基本保障。在师资配备方面，据1944年的《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专任及兼任教员人数统计表》统计，档案管理科有专任教师2人、兼任教师2人，与图书科学科共同拥有专任教师1人、兼任教师5人。由于档案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管理类学科，在民国时期早期档案教育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具有档案管理的经历。以在重庆开办的私立崇实档案函授学校为例，其校长殷钟麒主持档案十载，经历九大机关案卷，历任档案讲师、指导员、主任、荐任股长等职，文书档案著述20余种。在其教师中，钟舒余为教育部前档案主持人，何晋琮为中央设置局档案主持人，苗作斌为财政部花纱布管理局档案主持人。在其助教中，刘泽统为四川省永川县政府档案主持人，张星泉为四川省财政厅档案主持人。再如民国时期各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县管理档案人员训练班教员也都聘请档案管理的实务专家任教。1942年12月2日，广东省训练委员会致电内政部，请派内政部专家莅粤讲授。1942年，四川省训练团第十一期档案训练班教员周连宽、何鲁成等，即为当时行政界的知名人士。周连宽早于1935年在总结其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就撰写并发表了《县政府档案处理法》和《县政府文书处理法》两部学术著作，何鲁成也早于1938年就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档案管理与整理》。“他们与档案管理实践紧密结合，从总结政府机关档案改革的实际经验入手，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档案学理论。”⑧可以说，这些教师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有较高的理论修养。

民国时期，档案教育极为重视学生实际档案管理业务能力的培养。以1943年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与内政部订颁的《县管理档案人员训练班业务训练课程讲授要点及时数分配标准》为例，其规定业务讨论举行10次，每次2小时，共20小时，讨论题目以本课程之点收、分类、登记、立卷、归附、装订、典藏、出纳等项，以举示题例讨论之。其规定的业务演习以县政府档案为对象，共80小时，演习项目以本课程之点收、分类、登记、立卷、归附、装订、典藏、出纳等项实习之，但分类、登记、立卷、出纳四项之实习，时间应占全部时间的三分之二，把实践、实习作为理论学习、学术性课程的补充来验证，突出了档案管理基本素质和能力的培养。

此时，私立崇实档案函授学校的档案函授教育采取的方式是：1、每科所发讲义寄到后，按照本校编订之分周学习进度表指示学习，及应作课题，应答问题；2、遇有疑难问题，应详细填入习题用纸寄校请求解答，经批阅改正，评定等级发还，惟须注明姓名、科别、班次、学号，否则概不答复；3、请求解答之问题，以所习科目范围为限。全部讲义修读完毕，由本校以通函方式，举行毕业考试，所出问题交由学员解答后依限寄回⑨。这种运用通讯方式进行的在职教育，发挥学生的主动精神，学员利用业余时间，以自学函授教材为主，由函授学校给予辅导与考核，拆除了学校与社会这堵隔离墙，对于没有时间参加全日制专业教育的人来说，打破了传统教育在时间、空间上的局限，为渴望求学深造的莘莘学子提供了进一步学习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传统教育中死记硬背的教授法有所改变，也改变了脱离社会和实际的封闭式教育，强调以实践活动贯穿整个教学过程。

三、值得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植根于特定历史环境中的民国档案教育，自形成之始，就承担着历史环境所赋予的特定功能。其人才培养模式不仅激发了高校及社会办学的积极性，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高等教育的发展和体系的完善，在民国时期社会新陈代谢的转型过程中充当着特定的角色。但由于民国社会和政治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人才培养模式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反思历史，观照现实，民国时期的档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所提供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对于当今中国档案教育事业的发展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第一，档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在形成和发展中，应确立其主体的独立性。我国档案教育虽是在民国时期从无到有发展起来的，但由于其产生直接源于国民政府巩固政权的迫切需要，被纳入到提高“行政效率运动”中，使得其人才培养模式的形成始终没有取得主体地位，此时确立档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目的，更多地是为提高机关的行政效率服务的，缺乏社会服务的内容。因之，民国档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在社会领域中的价值内涵，实际已被“适应各级机关增进行政效率之需要”湮没不闻。这种档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形成状态的局限性是：档案教育活动不能够在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内，保持其独立性和完整性，因而其人才培养的空间和领域相对狭小，不可能成为社会进步的一个直接促进因素。

第二，培养学生严谨笃实的学习精神，严格考评制度，实行奖优汰劣。档案教育只有建立在科学和严格的管理基础上，培养出高质量的毕业生，赢得社会信任，才能获得自身持续发展的动力。以私立崇实档案函授学校的档案函授教育为例，其明确规定：初级和高级档案函授课程，均定为三个月毕业，不得延长。因病或有特别事故不能依限修毕者，得取具证明，来函声叙理由请求延期，惟不得逾一个半月。延期计算，自函授之日起至四个月为止。如不能依限习完，或中途无故停止在两周以上未交课卷，经函催未复者，作为自行辍学论。毕业考试以七十分为及格，定为丙等；七十一分至七十九分为乙等；八十分至八十九分为甲等；九十分至一百分为优等。其中，成绩优异、品行纯良、有精细耐劳、乐业进取精神者，由私立崇实档案函授学校代为介绍档案管理工作。尽管此时私立学校在办学方面有诸多困难，但由于私立崇实档案函授学校加强了管理，其凭着“学得致用”的原则，讲求质量，提高了自身的声誉，生存并发展起来。

第三，普遍重视教学、研究和应用三者之间的结合，并将之作为档案教育的主要任务。民国时期开展档案教育的办学机构十分注意引进西方先进的成果，注重设置较为齐全的课程，力图使学生受到良好的基础训练，形成较为合理的知识结构。在实际档案教学中，通过课程讲授、业务讨论、业务演习、实地考察和社会调查等方式，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分析能力，引导学生养成独立观察和思考的习惯。如在1994年的《四川省训练团第十一期档案组（第一次）训练实施工作报告》中，明确训练内容为：甲、一般课程——共计140小时；乙、专业课程——共计150小时；丙、训育实施——共计158小时；军事训练——共计52小时。其中，档案组第一次讨论题目是“县政府档案室之组织与人事”，第二次题目是“档案文件之点收与登记”。此外，还举办了档案展览。又如私立崇实档案函授学校为教学相长，该校设置有档案学会，所有毕业学员，均得参加为会员，共同研究。在发挥学员学习主动性，培养他们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培养方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第四，充分利用图书馆教育的平台，克服自身办学条件的不足，提高教育水准。从时间上看，图书馆教育在我国的产生早于档案教育。当图书馆教育完成了“西学东渐”，在我国处于较快发展阶段时，也正是我国档案教育初步形成时期。由于图书与档案之间的“同宗”关系，加之我国图书馆教育早于档案教育，在我国档案教育的初创阶段，一定程度上借用了图书馆教育的资源，最早的档案教育就是由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开设的。可以说，民国档案教育之所以能够得以较快地发展，与当时我国相对成熟的图书馆教育这种可资借鉴的模式不无关系。以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为例，其图书科学科和档案管理科共有专任和兼任教员17人，其中，有6人是各科共同拥有，约占总数的1/3。

第五，多渠道、多层次的办学形式，有助于短期内造就较多的档案管理人才。民国政府对档案教育基本上是持鼓励的政策，并在实践中采取了多层次的办学方式。从民国时期档案教育办学的主体上看，既有官办，又有民办，官办和民办并举，办学形式既有全日制，又有函授，办学层次既有专科教育，又有短期培训班。虽然民国档案教育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免幼稚，并存在着急功近利的弊端，但从满足当时社会急需档案人才的角度考察，应该说还是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档案教育的向前发展。

注释：

①⑧胡鸿杰：《中国档案学理念与模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 114、120页。

②③④⑤⑥⑦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时期文书工作和档案工作资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87年版：第 661、662、674-681、684、666、667、66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