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红丽，陈恩虎

（巢湖学院历史旅游文化系，安徽巢湖238000）

巢南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政策

王红丽，陈恩虎

（巢湖学院历史旅游文化系，安徽巢湖238000）

抗战时期，巢南革命根据地政治、军事地位突出，是华东敌后抗日的重要根据地之一。为保障正常经济来源，根据地适时颁行了一系列政策，形成一个战时过渡的经济体制，奠定了抗战胜利的物质基础，促进了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但是由于这些政策是在战争刺激下制定出来的，而非来源于社会自身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伴随战争结束它们未能纳入巢湖流域现代经济发展的轨道产生后续性影响。

抗日战争；巢南革命根据地；经济政策

巢南革命根据地是抗战爆发后，由中共领导民众在巢湖流域逐步建立起来的重要敌后战略基地，是连接江淮的重要通道，对坚持和发展皖东抗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巢南革命根据地在创建和发展过程中，颁行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取得了显著成绩。本文着重从财政管理政策入手，试图探究根据地经济政策的意义，以及它何故未能纳入战后巢湖流域经济发展的轨道并产生后续性影响的原因所在。

一、战时经济问题的提出

抗战爆发后，在中共中原局直接领导下，巢湖流域的敌后政权建设工作迅速展开。中共皖中工委委员张恺帆于1938年2月来巢开展活动。同年10月，中共巢南工委建立，隶属舒城中心县委领导，并组建巢南抗日游击队，为后来新四军七师在皖东坚持敌后抗战做了大量工作。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华东正面战场主力转移至津浦路沿线，日军沿津浦路南北对进，加紧了对据皖新四军的扫荡。而国民党也对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进入皖东地区活动有如骨鲠在喉，国民党军令部制定了肃清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地区新四军的“剿办”方案，策划向新四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伴随抗战局面日趋紧张，活跃在巢湖流域的抗日游击队不仅要全力抗击日军，还要分兵对付进犯的伪军和国民党军。然而，由于日伪的经济封锁，巢南革命根据地力量薄弱，物资奇缺，不但军需药品、行政支出不足，就是日常衣食住行都成问题，经济的束缚严重地影响了根据地战斗力的提高。“现代战争起因往往在经济的掠夺，而成败胜负，也往往以经济能否持久为决定因素。”［1］10如何迅速发展经济并对其适当管理，以保证部队给养、军需费用和政府工作开支就成为根据地当时仅次于军事的重大问题。

新四军七师成立前，江北游击纵队在巢湖流域没有固定经费来源，在巢南一带的经济收入主要通过截取日伪军的物资，截获走私船以及借款借粮解决。1941年新四军七师正式成立时，曾在无为、庐江、巢县借了3500担大米（每担180斤），解决了部队吃粮问题。［2］542随着抗战的深入而加强，巢南革命根据地深刻认识到“增加一粒稻子就等于增加一颗子弹，多加一分生产就等于多一分抗战的力量，多一分胜利的把握”［3］，于是以农业为主采取了各种措施积极发展经济。主要有：（一）为解决因战争引起的劳动力、耕畜、农具不足问题，因地制宜地进行了农业互助合作，成效不错。据《大江报》报道：巢县槐林区蒋家冲过去的特点是“一懒二赌”，组织劳动互助后，激发了人们的生产热情，提高了劳动效率，根绝了赌博，家家户户有吃有穿，成为一个模范村。而无南区政府开荒种地40亩，各部队的蔬菜常能做到自给。［4］155（二）为开辟财源，发动群众创办了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如供销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等。合作社千方百计地到敌占区购运生产和生活资料，打破了经济封锁，解决了必需品的供给，并给入社成员带来了丰厚的利润。社员每月都可分红一次，每次可得股金的十分之一作为收益，也有的地区每半年分红一次，可得收益为股金的一半。［4］50（三）建立一些小工厂，如织布厂、造纸厂、印刷厂、香烟厂等，所需日常生活物资满足了自给和半自给。其中香烟厂生产的香烟不仅得到根据地人民欢迎，也深受敌伪据点及周围群众喜爱。［5］390

在粉碎敌伪经济封锁，基本自保的同时，1940年9月，各区联合办事处货检处成立，征收包括进口税、出口税、过境税在内的货检税。“货检税收逐步增加，保证了部队供给和装备的补充，对江南我军财力支援很大。”［5］405不过，此时统一的税制尚未形成，也没有专职税收干部。直至1941年6月根据中央“作长期打算……严格建立各级预决算制度，施行统筹统支，实行统一的累进税”［6］346的指示，根据地在无为成立财经委员会，统一管理财经工作，这一状况方得改善。

二、过渡时期的财政管理

巢南革命根据地在财经委员会成立后，相继颁布了一系列财经政策以对当时经济进行有效管理。首先，废除苛捐杂税，制定“合理负担”的税收政策，即“必须按收入多少规定纳税多少。一切有收入的人民，除对最贫苦者应规定免征外，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居民，不论工人、农民，均须负担国家赋税，不应该将负担完全放在地主、资本家身上。”［7］148与此相应，根据地建立了专门的税收单位，简化税则，降低税率，实行预决算制度。当时，根据地税收含田赋、公粮公草、屠宰税、契税、进出口税和过境税等，由于基础在农村，根据地财政收入的支柱在田赋、公粮公草。就税率而言，根据地整体上比国统区低30%以上。合理的税种税率，使巢南革命根据地的经济空前繁荣。据统计，1944年，全地区肉铺数量比以前增加一半以上。根据地的南义等集镇，以前很荒芜，尤其在敌伪占领期间，居民四散逃亡，但成为根据地后，街上生意兴隆，人们安居乐业。［4］40

其次，反对垄断统制，主张自由贸易。巢湖流域交通发达，物产丰富，平素贸易较为繁荣。但是由于战争，巢南革命根据地处于被封锁的农村，城乡之间贸易来往极度困难，经济处于崩溃状态。为疏通商品流通渠道，根据地确立了“对内自由，反对垄断，对外管制，反对自由”的方针。反对垄断既指反对商人控制市场，也指反对所有贸易由政府包办，倡导在保持国营商业领导地位和经济优势的前提下，公私合营商业、资本家商业、合作社商业和个体商业互利共存，以保证供给，支持抗战。［4］100政府一方面维护商人合法利润，保护商人在根据地经商时的人身财产安全，另一方面，协调合作社和商人的利益，鼓励商人入股合作社，并在价格上保护商人利益，规定公营商店和合作社价格不能订得过低。重要的是，由于输入危险性大的禁运物资时，可获取200%的利润，故吸引了很多商人前来做生意，根据地几乎每年都通过商人在敌区购买一些急需的西药、布匹和武器等，［4］101-102从而确保了根据地的物资供给，安定了人民生活。

第三，统一币制，稳定金融。抗战以后，巢湖流域货币流通十分混乱，市面上有法币，日伪币和银圆，而国统区和敌占区由于通货膨胀十分严重，疯狂利用纸币掠夺军需生活物资。为收兑法币和伪币，保证敌后根据地利益不受损失，皖东根据地于1942年成立大江银行发行大江币，随后在巢南根据地一带流通。为配合整个皖东地区的货币斗争，巢南根据地的对外贸易遵照中共中原局“一切出口要换回价格相等的必需品”的精神，采取了易货贸易，以物易物的形式，并组织力量严厉打击伪钞，从而保护了大江币的币值和信誉。无为县南苏区曾经逮到四个携带大量假币的汉奸，因证据确凿，皖江行署立即批准判处死刑，就地枪决，给敌顽以极大震慑，之后在根据地再未发现假币。［4］171大江币以粮食、食盐等实物为基金，保证兑现，信誉很高，成为根据地内独占的一元化货币。1953年，巢县人民银行以旧人民币4600元兑换大江币1元的比值，收兑达11万余元。［2］572此外，根据地还充分利用信用手段发行了多种票证解决根据地资金不足的困难，如筹集钱币方面有代价券、公债券，筹集粮草方面有公粮券、公草券等。据1945年9月29日统计，根据地共发行的抗币有10万元［2］543，保证了根据地各项费用支出，促进了经济的稳固发展。

三、喜忧相间的社会效应

由于巢南革命根据地对经济工作的高度重视，制定的经济政策又行之有效，经济状况明显好转，全力支援了前线部队的作战，1942年向新四军军部上交749万多元，占根据地全年财政支出的33%。［4］153即使在根据地最为困难的1942年，七师仍能达到“大约每人每月十元伙食费，另发津贴费每月2元、1.5元、3元三等，技术人员则有较高的技术津贴”［4］150的标准，为战胜日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江北游击纵队在无为沿江一带活动，也牵制了盘踞在南京、芜湖、合肥的日军，使其不敢深入这一地区，因而出现了暂时的平静局面。

诚然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巢南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政策并未能纳入战后巢湖流域经济发展的轨道产生后续性影响。今天若以理性的眼光深究其间缘由，主要是根据地经济政策的制定并非来源于社会自身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而自始至终都与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使其带有很强的战时性、脆弱性与被动性。毕竟战争是一把双刃剑，它以暴力手段解决了当时社会问题，也以非常态形式造成社会物态本体、发展演变内在要素、运行机制及外在环境条件等的恶变，使社会无法获得常态形势下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而只能以个别的畸形发展与绝大多数的停滞和衰落局面出现。这成为被战争严重侵蚀的巢湖流域战后面临的最突出社会问题。

抗战时期，人们注意力被吸引到战场，社会经济很大一部分被消耗在战争中，这“加深大众之贫困化，降低社会购买力，加缩市场之狭小”，最终导致“财政的窘迫，难民的增多，土匪的蜂起，贫困化的普及等等，总之，一种上下骚然、民不聊生的状态”［8］。无论城市、乡村，皆出现“土地荒芜，路断行人，家有饿妇，野无壮丁”［9］193之凄凉景象。而淮南铁路作为沟通江淮经济的大动脉因战争军事需要在巢湖流域动辄被切断，又导致这一区域无法获取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各种要素聚集和外部空间环境条件，区域发展不平衡随之加剧。另外，频繁的战争及军队维系使有限的财政收入被主动或被动地大量用于战争及与之相关的领域，城市建设费用被随意挤占。就国民政府而言，在当时各项支出费用中，军费最为突出，最低占全年支出的50%，最高达到70%以上，而建设费则不到1%。［2］539这样，战后的巢湖流域连起码医治战争创伤的能力和条件都被剥夺殆尽，更谈不上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政治失序，经济发展缺乏良好的生态环境，战后巢湖流域财政收入持续低迷。单田赋一项，自1941年11月巢县于柘皋成立田赋管理结收所，改征实物，连续几年，公粮均未征满。［2］536经济政策的演变与社会经济状况和政治格局密切相关，而经济状况和政治格局的变化又会深刻地制约经济政策。巢南革命根据地的上述经济政策虽然解决了战时经济问题，但由于是在战争因素的刺激和推动下制定出来的，伴随战争结束它也不可能引导巢湖流域经济步入现代经济发展的轨道。

［1］陈福华.蒋介石先生抗战建国名言钞［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2］巢湖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巢湖市志［M］.合肥：黄山书社，1992.

［3］江苏省财政厅，江苏省档案馆财政经济史编写组.华中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史料选编［G］.北京：档案出版社，1987.

［4］应兆麟.皖江抗日根据地财经史稿［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5.

［5］皖江抗日根据地编委会.皖江抗日根据地［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6］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委会.新四军文献Ⅰ［G］.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8.

［7］毛泽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8］傅筑夫.中国经济衰落的历史原因［J］.东方杂志，1934（14）：31.

［9］沈元翰.简明中国近代农业经济史［M］.成都：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7.

［责任编辑：才璎珠］

Economic Policy in Chao-nan Revolutionary Base

WANG Hong-li CHEN En-hu
（Chaohu College，Chaohu，Anhui 238000 China）

During the Sino-Japanese War，Chao-nan revolutionary base wa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bases in the East China because of its political and m ilitary status.To ensure the source of income，the base issued a series of econom ic policies，which not only formed a wartime econom ic system and ensured the victo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but also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base.However，these policies originated by no means from the intrinsic demand of the social own econom ic development，but formulated under war’s stimulation，as the war ended，they didn’t cooperate with the Lake Chaohu basin modern econom ic development track and resulted in follow-up effects.

Sino-Japanese War；Chao-nan Revolutionary base；Econom ic policy

王红丽（1978-），女，河南新蔡人，巢湖学院历史旅游文化系讲师，从事区域史、文化史研究；陈恩虎（1962-），男，安徽无为人，巢湖学院历史旅游文化系教授，从事区域史研究。

巢湖学院2009年科研基金重点资助项目（XWZ-200902）。

K264

：A

：1006-2165（2010）01-0116-03

：2009-06-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