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 铃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谈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整体性

任 铃

（中国人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2）

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必须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整体性的认识、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整体性是指马克思及其后继者在进行科学研究时使用的各种方法所构成的一个方法体系，其中任何单独的一个方法或几个方法都无法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只有从整体上掌握和运用这一方法体系才是真正掌握和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缺少对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整体性研究和运用，只能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僵化，丧失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方法；马克思主义方法的整体性

一、具体—抽象—具体的方法

马克思认为，研究应该从具体的感性现实入手，这是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黑格尔的“超验性”的思辨方法进行批判的主要武器。在这篇著作中，马克思在对异化劳动进行分析的时候提出：“我们且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1］267尽管马克思在分析异化劳动时还带有思辨的色彩，但他分析问题的起点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是马克思在方法论上转向唯物主义的重要开始。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的这种从具体的感性现实入手的研究方法已经非常完善了，形成了具体—抽象—具体的方法，这一方法在后来的《资本论》中完美地发挥出来。

在《导言》中，马克思是从经济学考察的逻辑起点入手来论述这一方法的。“从实在和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并且通过更切近的规定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3］17-18在这里，马克思清楚地论述了从感性具体的混沌的表象，通过思维的抽象而形成简单的概念，最后形成具有很多规定和关系的思维具体的研究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实际上是把分析、综合等许多思维方法融入其中，是多种思维方法在这里的汇集和统一。

马克思接下来区分了现实具体和思维具体。现实具体是思维的起点，而思维具体是抽象后的现实具体的综合规定，是思维的结果。“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3］18

最后，马克思论及了思维具体同感性的外部世界之间的关系。思维具体是通过抽象力形成的关于感性具体的综合规定，但绝不是外在于或凌驾于感性具体的。但这个思维具体形成之后，会以其特有的方式即作为感性具体的前提而存在。这个感性具体的前提甚至会对主体获得感性认识的五官产生影响。“五官感觉的形成是迄今为止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忧心忡忡的、贫穷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1］305-306

这样，马克思完整地表述了具体—抽象—具体的方法。在这里，如果我们的感性具体只是关于某一历史时期的，那么，这种研究还只能是平面的、片面的和静止的，研究的结果也是不完整的甚至错误的。因此，我们必须将历史从现实的点上延伸，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立体的、全面的和动态的感性具体，才能使研究的结果更加科学和正确。这就需要我们在具体—抽象—具体方法的基础上引入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

二、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方法

逻辑与历史相一致是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上的一大特色。这一方法论一方面要求研究的材料不局限在某一历史时期，而要进行延伸；另一方面要求正确处理逻辑和历史之间的关系。

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在对蒲鲁东进行批判时指出：“经济学家的材料是人的生动活泼的生活；蒲鲁东现实的材料则是经济学家的教条。”［2］138蒲鲁东从观念和教条出发而不是从现实的经济生活出发，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从固定的、永恒的、不变的范畴出发。蒲鲁东之所以从理性的运动中去寻找解决现实经济矛盾的答案，除了缺少对现实的分析外，还因为缺少对历史运动的考察。资产阶级经常采用使历史凝固在一个点上的研究方法，来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和永恒。

在马克思看来，历史是现实的原因，现实是历史的结果，历史的运动创造了社会关系。所以，对于历史和现实的理论分析绝不是简单地以历史时间为序的，而应该把它们放在具体的社会关系当中去考察。“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是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恰相反。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在关于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的表象中）的顺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3］25对于社会关系的考察需要我们运用逻辑思维来把握，把历史和逻辑在思维和现实的运动中统一起来。

从具体—抽象—具体的方法以及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来看，如果缺少辩证的思维只能是呆板的分析和论证。辩证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三、辩证的方法

辩证法在整个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中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但这里谈辩证的方法是在前面我们谈到的两个方法的基础上来谈的。没有从具体—抽象—具体的方法及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作为基础的辩证法，就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而是变戏法。

海尔布隆纳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具有共同特征的因素中，“第一个就是对待认识本身的辩证态度。……这个辨证的核心主要表现为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事物最内在的本性是能动的和斗争的，而不是呆滞的和静止的，因此要在事物内部寻找其‘矛盾的’属性”［5］5。海尔布隆纳将矛盾看作马克思主义辩证的核心，这种认识是正确的，但将辩证的态度和方法看作马克思主义共同特征中的首要因素是不恰当的，这会使人忽视马克思的辩证法同黑格尔的辩证法之间的重要差别。众所周知，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种头脚倒置的方法。马克思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正在于将黑格尔的辩证法正立过来，这种正立从方法论上讲，正是因为马克思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的对黑格尔的批判中确立了从感性具体出发的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同费尔巴哈的单纯的实证主义的方法也是不同的，马克思保留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思想和黑格尔辩证思维中的合理因素。

辩证法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的哲学史上都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西方，黑格尔将这种辩证的方法发展到辉煌，甚至通过脱离主体的概念的自身演绎建立起庞大的思想体系。马克思将这种天国的辩证法拉回尘世。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马克思将这种天国的辩证法打造成尘世的辩证法，成为认识世界的重要方法。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还对蒲鲁东粗劣地模仿黑格尔的辩证法，把现实的经济矛盾说成是观念和逻辑的矛盾的做法进行了深入的批判。正是在批判的过程中，使我们对马克思的辩证法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实现伟大的变革，除了对费尔巴哈和黑格尔思想的正确改造外，还在于实践方法的确立。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响亮地向世界昭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法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2］57

四、实践的方法

海尔布隆纳提出，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的特点“就是它把理论和实践、设想和干预、观察和行动融为一体。……马克思主义不仅是要提供一种历史观，它还要作为创造历史的行动指南。”［5］51海尔布隆纳对此的认识是深刻的，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的变革之处。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指出：“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2］55

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在我国古代，这个问题是以知和行的关系形式提出的。张岱年先生曾提出，中国哲学在根本态度上不同于西方哲学的首要之处就在于“合知行”。中国哲学在本质上是知行合一的，思想与生活融为一体，这也是黑格尔批判中国没有哲学，只有道德学说的根据。但到了马克思这里，正是由于实践方法的确立才实现了哲学上的伟大变革。“马克思的辩证法坚持认为，知识不是赠与的而是取得的；它认为在希腊人所说的实践（或行动）与理论（或思想）之间，在‘做’和‘想’之间有一种深刻的并且真正是不可分解的联系。于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我们业已附带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信念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其根源就在于辩证法坚持，‘哲理’只能由某种活动来认可和实现；现实并非仅仅‘是’什么，而是我们使它成为什么。”［5］14

马克思这里提出的实践的方法不单单是一个理论和实践的统一问题，更主要的是这种方法是同他对无产阶级的深刻同情和对无产阶级历史命运的理性把握分不开的。因此，实践的方法本质上是一种革命的方法，这种方法同马克思的阶级分析法连成一体。

五、阶级分析法

列宁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他们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4］11从阶级的立场和观点出发来看待社会现象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这种方法是由马克思首先创立并丰富起来的，是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来进行分析的一种方法。

马克思大学毕业后回到波恩，并于1842年开始为《莱茵报》撰稿，不久就担任了该报的主编。在工作期间，马克思接触到贫苦农民在森林中拾捡枯树枝而遭到控告的事件。这件事一方面触动了马克思对贫苦人民的深刻同情，另一方面使他开始跨出精神领域，对物质利益问题进行探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明确宣布了自己的理论立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2］61这里，“社会化的人类”指的就是无产阶级。后来，马克思开始亲身参加共产主义运动，《共产党宣言》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同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起草的纲领性文件。在这里，马克思通过对人类历史的分析指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2］272在马克思生活的资本主义时代，同以往的时代相比有一个重要特点：“它使阶级对立简单化了。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2］273这两大阶级的对立的根据就在于深刻的经济原因。

《资本论》是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鸿篇巨著。在这里，马克思通过对剩余价值的分析，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揭示了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秘密。通过对剩余价值的发现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矛盾的挖掘，马克思科学预见了历史的发展趋势，并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总之，马克思在其研究过程中所采用的不是单一的方法，而是一个方法体系。构成这个方法体系的各种方法之间，不是互不相干的关系，也不是单独的哪一种方法或哪几种方法就能完全代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这些方法体系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共同构成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方法。只有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方法才能真正从总体上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并在现实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列宁.列宁选集：第4卷［M］.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R·L·海尔布隆纳.马克思主义：赞成和反对［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情报研究所，1982.

［7］张云飞.马克思总体性方法及其学科建设意义［J］.教学与研究，2008（7）.

任铃（1977-），女，黑龙江佳木斯人，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生态问题研究。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唯物史观视野中的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04BZX011）；中国人民大学211工程项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整体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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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6-2165（2010）01-0001-03

2009-09-10

［责任编辑：李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