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路径与原则分析

2010-04-05侯竹青

大庆师范学院学报 2010年1期

关键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

侯竹青

（徐州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路径与原则分析

侯竹青

（徐州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大体是沿着五条不同的路径展开的，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面向人民群众，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规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路径；研究原则

一

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是紧密相关的。从历史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也就是说，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时就开始了，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却没有对此形成理论上的自觉，长期受本本主义、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影响。这种状况直到1938年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才有所改变，而且以后的发展还时时受到干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也是曲折发展的，只是到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最近一段时期才真正繁荣起来。就研究成果而言，目前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大体上是沿着以下五条路径展开的。

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周前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若干前沿问题述评》［1］一文中把它归结为五个方面。由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和前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方面。由此他认为，目前国内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存在的根本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文本尤其是对马克思的文本的研究不足。这种情况的存在使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失去了马克思的文本的支持，从而随意地解释马克思主义，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甚至歪曲；在实践中则容易把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说成是马克思主义而加以接受，或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从而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此，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界虽然观点纷呈，但都是昙花一现，其中到底有多少是马克思主义的，值得怀疑。他们研究的成果最终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影响甚微，也就不难理解了。就此而言，2009年5月13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暨专题研讨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指出，领导干部要学点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可谓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和根本。不仅对领导干部是如此，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而言更应该如此。没有对文本的研究，脱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来谈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人云亦云，最后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可能与真实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相差万里。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必须坚决予以摒弃的。

其次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研究。从概念上说，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已没有异议，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因而是一个开放的而非封闭的系统。然而，概念问题只是研究的第一步，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要结合？什么和什么结合？怎样结合？这些都需要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深入探讨。当前学界对马克思中国化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基本取得了一致，即解决了“为什么要结合”的问题。但是，无论是在“化什么”，还是在“怎么化”方面，学界仍然存在分歧。问题的焦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点是放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方面还是放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化方面？这两条不同的路径，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如果把重点放在前一方面，则问题的关键在于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取得中国的民族形式，而忽视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内容与中国实践的契合，而是让中国的实践去契合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这种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正是教条主义的内在方法论根源。如果把重点放在中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化，那么，不仅要求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的民族形式以便为中国的民众所接受，还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改造中国的现实，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然而，遗憾的是，中国学界目前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重点大多放在前一方面。当前中国学界对“以马解马”、“以西解马”还是“以中解马”、“以马解马”的争论就体现了这一点。这种研究方法的本质是以文本来解释文本，与中国的实践是脱节的，因而很难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发生影响。如果把研究的焦点定在第二方面，又有可能导致对马克思主义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容易导致机会主义。因此，毛泽东认为，只有把两个方面统一起来，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完整内涵。他说：“所谓马列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跟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统一，一个普遍一个具体，两个东西的统一就叫中国化。”［2］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点是在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只是工具，它提供的是立场、观点和方法，因此，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显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点。毛泽东指出，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反对主观主义，就是“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3］。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能满足于马克思主义取得中国的民族形式，根本的目的在于让中国革命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化，要通过实践把二者统一起来。

再次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研究。以历史的视角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颜晓峰主编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研究》［4］、雍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5］、何一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题研究》［6］是这一观点的代表。持这种研究路径的理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的过程。因而这一研究往往侧重于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角度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机制、过程和规律。当然，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与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解决中国面临的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这种研究路径往往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了过于简单化的处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等同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取得的几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研究，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丰富内容和复杂的历史过程简单地化约掉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取得的几大阶段性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但是，这些理论成果本身是从实践中得来的，也只能把它们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历史环境中才能得到正确的理论，才能从中找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规律和内在机制。因此，这种研究路径是有其片面性的。

第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离不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是中国的具体的实际问题之一，中国的现代化也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而且，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个性特性、民族性格都有重大影响，中国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认可程度及他们的思想、生活状况与马克思主义的契合程度，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败。因此，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这方面，不少学者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杨谦的《中国哲学的现代追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与机制》［7］就是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互作用的视角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刘惠恕的《从儒学到马克思主义》［8］则堪称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之一。这方面的研究存在的问题是，他们大都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同之点。如共产主义思想与中国儒家的大同社会的相似性、邓小平指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小康社会思想与儒家小康的关联。这些相同点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文化条件和土壤，并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作出了合理解释。但是，从根本上说，马克思的理想社会是以世界交往为前提条件的，而非地域性的；而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则是以家庭伦理或者说是以地域性为中心和根基的。这是两种本质不同的文明形式，尽管儒家文化可以通过“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无限扩展而达到世界历史的状态。实际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是在改革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中获得的。因此，过于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点，容易导致一种误解：以为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不过是用外文写就的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忽视二者的本质区别，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仅仅理解为一项简单的翻译工作，以致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必然会忽视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消极影响，低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困难和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的曲折发展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遇到的挫折都证明了这一点，当前不少人主张用儒学取代马克思主义也说明了这一点。

最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当前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是学界的重点领域之一，这当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因为西方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或实践以及他们以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西方社会问题的批评、研究无论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还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都是具有借鉴意义的。因此不少学者提倡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甚至西方哲学的东西来解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安启念等人编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9］就是这一观点的代表之一。在这些专家学者的提倡并身体力行之下，加之西方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强势话语权，极大地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方向和内容。由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翻译和介绍、直至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概念、观点、视角来解读中国现实成了学者们的时尚。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翻译的著作不可胜数，所谓“言必称‘西马’”，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滥觞。许多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不仅以此代替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以此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理论基础或前提。可见，在这轰轰烈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背后，暴露出了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学界自觉不自觉地西方马克思主义等同于马克思主义，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等同于马克思主义。这就造成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假象：——对政治家也好，对普通百姓也好，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也好——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是马克思的理论，从而把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忽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存在的这一问题，韩立新在《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10］一书的序言中也曾提到，并对此作了严厉批评。这种研究造成的后果是，我们刚从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中解脱出来，却又陷入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片面理解之中，刚走出一种洋崇拜，却又陷入一种新的洋崇拜。这不可避免地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和研究产生消极影响。事实证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介绍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可少的，但如果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取代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研究，那就走入歧途了。

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现状和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当前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但仍然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建设实践总体而言处于相互分离的状态，这一现状使学界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规律仍然缺乏应有的研究和重视，仍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理论研究与建设实践的脱离使国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流于空谈，不能有效解决中国建设实践中面临的具体问题，由此导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与实践中的实用主义倾向。这一方面导致我们在现实的研究与建设中的崇洋媚外的倾向，认为西方的都是好，另一方面也使不少人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途表示担忧，对中国能否长期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没有信心。这些情况的存在都是不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的。因此，切实解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关系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否健康发展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人民为实现自己的发展而做出的历史选择，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及理论研究与建设实践脱节这一现状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加快理论创新的步伐，以适应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需要。这是关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为此，必须坚持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则，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发展。

首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是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指导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是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要求。同时，实践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也只有随着实践不断发展才能不断适应指导中国实践这一要求，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的不断结合。但是，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用西方思想或儒家思想来改造马克思主义，而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中国的具体实践，不断与之相结合，形成新的理论，用以指导新的实践。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翻译成中国的语言那样简单，也不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是“抛弃马克思主义”，而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中把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地统一起来。这就要求学界对何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何谓中国的实践进行具体的历史的研究，以实现二者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坚持大众化的发展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容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样结合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是通过主体的实践来进行的。人民群众作为中国社会的主体，作为中国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主体，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是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前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另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实质上也是与其他思潮争夺群众的过程，只有人民群众由自发到自觉地坚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活力才有根本保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长期坚持下去。没有群众的理论是死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置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动实践中才是可能的。因此，毛泽东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采取“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1］中国社会的主体（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人民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化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和成功的关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与民众相结合，即坚持大众化的方向。因此，必须大力开展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实践的研究，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内容、途径和方法，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发展。

第三，以实践问题为核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发展。“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和目标都是为了解决当代中国在建设和发展中所面临的实践问题的。只有成功地解决中国社会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不断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化，也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有的放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有其生存和发展的现实土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取得成功。“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1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解决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的科学的方法、途径和手段，只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中才能得到发展、巩固，否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只能是一句空话，不可能取得实际成果。

第四，努力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规律。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早期就已经提出了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问题，他在解释“实事求是”时就提出要探索中国革命发展规律，“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践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13］任何事物都有其产生、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样是有规律可循的。只有形成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性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由自发进入自觉。况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今天，也不能总是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应该探索属于它的规律性的东西了。对此，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的讲话中也提出，必须“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这实际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方面。只有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规律，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因此，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规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但也存在着重大的亟须解决的问题。为此，必须加强理论创新，加强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的沟通与互动，努力解决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面临的重大问题，面向群众开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避免纯学术化的倾向。只有这样，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沿着健康的轨道向前发展。

［1］周前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若干前沿问题述评［J］.理论建设，2009（1）.

［2］红旗大参考编写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大参考［M］.北京：红旗出版社，2007：336.

［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374.

［4］颜晓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5］雍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进程［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

［6］何一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专题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5.

［7］杨谦.中国哲学的现代追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过程与机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8］刘惠恕.中国政治哲学发展史［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

［9］安启念.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10］韩立新.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1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