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泽庆

（安徽大学 中文系，安徽 合肥 230039）

文化诗学理论批评

王泽庆

（安徽大学 中文系，安徽 合肥 230039）

中国学者提出文化诗学将近二十年，文化诗学的建设取得一定的成果，但也有许多待完善的地方。文化诗学的理论建构，缺少“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结合的中间环节：社会心理与审美理想。文化诗学的理论分歧，主要是新学科与方法论之争。如果文化诗学具备了历史的积淀、现实的召唤和权威的论定等方面因素，成为一门学科是早晚的事情，但也不能忽视成为一门学科的弊端。

文化诗学；理论；批评

文化诗学的提出，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件大事情。中国学者提出的文化诗学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理论内涵，在理论建设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但也有不足的地方。近二十年的时间即将过去，从理论建构、理论分歧两方面方面对文化诗学进行理论批评，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一、理论建构：中介环节的缺失

“文化诗学”概念的首次提出，并非是我国学者，而是美国“新历史主义之父”斯蒂芬•格林布拉特。但国内学者童庆炳教授认为，文化诗学是他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论，[1]（P201）他特别指出：“‘文化诗学’这个词最早是美国的‘新历史主义’提出来的，但是我在读‘新历史主义’的著作时并没有很注意他们的‘文化诗学’这个提法，我说的‘文化诗学’更多是和‘文化研究’有关。”[2]很显然，童教授并非是掠人之美，而是强调中国学者提出的文化诗学有着不同于西方的理论内涵和学术旨趣。

对于文化诗学，童教授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他认为：“‘文化诗学’的构思把文学理解为文学是语言、审美和文化三个维度的结合。‘文化诗学’就是要全面关注这三个维度，从文本的语言切入，揭示文本的诗情画意，挖掘出某种积极的文化精神，用以回应现实文化的挑战或弥补现实文化精神的缺失或纠正现实文化的失范。”[3]童先生还进一步指出，文化诗学除了三个维度之外，还有三种品格一种追求：现实品格、跨学科品格和诗意品格，人性的完善与复归。[4]如何实现文化诗学这些理念，关键在于把“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结合起来, “一方面继续向微观的方面拓展,文学文体学、文学语言学、文学心理学、文学技巧学、文学修辞学、小说叙事学, 等等,………一方面,又可以向宏观的方面展开, 文学与哲学、文学与政治学、文学与伦理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社会学、文学与教育学、文学与科学、文学与宗教学的交叉研究等, ……”[5]

童教授不赞同反诗意的西方文化批评，如英国伯明翰文化研究中心，他们直接议论社会政治问题，而忽视文学艺术的诗情画意，变成了一种纯粹的社会学批评。还有美国的文化诗学论者，他们研究的主要兴趣不在文化系统中的“诗学”，在于人类文化学的研究。如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其文学和文学史研究成为论证意识形态、社会心理、权力斗争、民族传统、文化差异的标本。在国内，文化研究方兴未艾，但它的研究对象已经脱离了文学文本，热衷于环境污染、广告和模特表演等方面，成为了一种无诗意或反诗意的社会学批评, 将导致文学文本在文化批评的视野中消失，失去了文学理论起码的学科品格。

通过以上文化诗学的理论建构来看，文化诗学的认识论基础在于一种文化的整体观。文化各部分之间既自成体系，又以直接间接的方式进行联结和发生作用。其中的文学就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一个与历史、宗教、社会、道德等文化范畴相互联系的本文。[6]但是，基于整体论基础上的文化诗学理论建构，还是有一定的缺陷的和不够完善的地方。这种缺陷不仅中国文化诗学学者有，而且西方也不例外。一般来说，在新历史主义最初的研究中，历时性研究方法占有主导地位，而在文化诗学中，其焦点明显向共时性的结构转变。蒙酬士就指出：“文化诗学倾向于强调结构关系，而以牺牲连续性进程为代价；实际上，它以共时的文本间性轴线为取向，将文本视为文化系统的文本；而不是以历时性为取向，将文本视为自足的文学史的文本。”[7](P401)实际上，这只是针对西方文化诗学研究来看的，中国学者对历时性和共时性都比较关注，李春青教授指出：“这种诗学研究方法论是由三大阐释视角支撑的, 它们是主体之维、文化语境、历史语境。”[8]就是说，在读解文本时，不仅利用文学、哲学、历史、宗教、政治等不同门类的文化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关系, 而且还研究其产生的历史语境和文化语境的基本特征。所以，蒙酬士所说的缺陷只是西方文化诗学研究存在的问题，而且他所揭示的问题还没有触及到其中的实质。

实际上，在文化诗学的理论建构中，“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是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内部研究”和“外部研究”的结合，它们结合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还有一个问题与此相关的，是文化诗学注重对文学艺术现实的反思，紧紧地扣住了中国文化市场化、产业化、全球化折射在文学艺术中出现的问题，并加以深刻揭示。如现实中的一些文本，热衷于“原生态”的性描写，迎合人的低级趣味，把人的感觉动物化，等等。那么，文学作品怎样影响文化，文化研究如何文学理论相结合，文化与诗意是如何结合的？这些问题，是当前文化诗学理论建构还没有解决的核心问题。

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我们还必须回到普列汉诺夫的中介理论。普列汉诺夫在前人理论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结构论作了如下描述：

如果我们想简要说明一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现在很有名的“基础”和同样有名的“上层建筑”的关系的见解，那么我们可以得到下面一些东西：

(一)生产力的状况；

(二)被生产力所制约的经济关系；

(三)在一定的经挤“基础”上生长起来的社会政治制度；

(四)一部分由经济直接决定的．一部分由生长在经济上的全部社会政治制度所决定的社会中的人的心理；

(五)反映这种心理特征的各种思想体系。①参阅《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二卷，第195页，第272-273页，三联书店，1974年版。

这就告诉我们，在经济基础和思想体系中间，还有一个层次即“社会中的人的心理”（简称为“社会心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是经过中间环节转化的。同时，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往往不是直接联系的，作为思想体系的意识形态，往往是社会“心理特征”的反映。也就是说，与思想体系发生直接联系的主要是社会心理，而不全是经济状况。而中国文化诗学倡导将文学与哲学、文学与政治学、文学与伦理学、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社会学和文学与教育学等方面进行交叉研究，葛林布莱特等人提倡将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艺术学、文学等学科的理论方法融会贯通，这些大文化（包括政治、经济和其他思想体系）研究更多是处在同一层面上，没有体现其中的层次性，没有指出文化与文学之间的中介环节。

而普列汉诺夫“五项因素公式”突出了社会心理这一中介环节，这使人们能够从社会心理的视角来考察文学艺术发展的问题。他说：“在一定时期的艺术作品中和文学趣味中表现着社会心理。”[9]（P487）又说：“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它的心理所决定的。”[10]（P30）“要了解某一个国家的科学思想史或艺术史，只知道它的经济是不够的。必须知道如何从经济进而研究社会心理；对于社会心理若没有精细的了解，思想体系的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根本就不可能。”[11]（P272-273）普列汉诺夫就把社会心理看作是文学艺术发展变化的决定因素和直接动因，是非常有道理的。国内学者顾祖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他指出：“如果说社会心理是文学发展变化的外因的话，那么，审美理想及其模式的变化才是文学艺术发展变化的内因，是文艺发展变化首要的自律性因素。”[12](P348)因为每一类艺术范型都有它的审美理想模式，审美理想涉及从内容到形式的广泛的领域，制约着文学作品从意蕴到形式的具体构成。如果说文学艺术的发展是在人类创造的基本艺术范型中发展变化的，那么它实质上应当说是由审美理想变化引起的。

所以文化诗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结合，加强文化的诗学的联姻，但要更多关注社会心理、审美理想与诗学之间的联系，这样从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二、理论分歧：新学科与方法论之争

在文化诗学理论建构方面，有两种不同对立的意见，一是把文化诗学作为一门新的学科来建构，一是在承认它在方法论上的意义。

国内有些学者认为，文化诗学在当前的应用应限定于方法论层面上。这样较容易得到广泛的认同，而建设成一门新学科，面临的问题就更大。但是，“如果把文化诗学限定在方法论上，一方面，可以很好地解决文化诗学尚未形成特定知识论域和研究对象与文化学已被实践证明对于文学研究是有效的这二者之间的悖论。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只有真正坚持了方法论的立场，才能建立起丰富多彩的多元批评景象，才会使我们的批评更辩证，更加逼近对象本身。而多元的、充满了多种可能性的批评才是最健康的状态。”[13]对他们来说，“文化诗学”与其说是一个“诗学”毋宁说是“文化批评”。它具有方法论上适应性比较强的优势,更多体现为一种批评与研究的文化语境，适用于比经典诗学更宽泛的社会文化问题的研究，而没有严格、明确的学科属性。

而童庆炳和刘庆璋等学者大多主张文化诗学的文学理论学科属性，童庆炳之所以提出文化诗学，其目的就是在文化研究的文本扩展之后，重新赋予文化研究以学科属性，把它规范到文学理论的学科框架内来。用文化诗学丰富文学理论，同时也用文学理论改造文化诗学。刘庆璋反对将其仅仅作为是一种从文化视角研究文学史和文学作品的方法，而对它的学科建设信心十足：“ 它是‘诗学’，就不是泛文化研究它是‘ 诗学’，就不仅仅指向某一个局部的文学实践活动。它作为‘ 诗学’，自然是对创作、文学批评、文学史研究等等文学实践活动起导向作用的一种文学理论。同时，在‘诗学’前又有‘文化’二字，表明它既是一种诗学，一种文学理论，同时又是不同于已有理论的一种新论。”[14]

在西方，葛林布莱特明确认为文化诗学是一种“实践”,而非一种“教义”。葛林布莱特、海登•怀特等人对文化诗学作了不少的阐释和理论假设,但文化诗学在理论内涵、理论体系诸方面都尚在不断的“稳定和明晰”之中。这是西方文化诗学的特点，它不在于学科特性。而中国学者一直朝学科方向发展，文化诗学要建立成为一门学科，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它的跨学科性。文化诗学借鉴了文化研究的特点，而文化研究从根本上说带有某种“反学科性”，它不拘学科界限之一格，超越了种种学科研究对象和边界的限制，进入了广阔的社会理论层面。[15]但是，这并不能说，在学界的努力下，文化研究和文化诗学就不能成为一门学科。对于文化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通过几代学人的努力，“文化”和“文化学”的知识域及其疆界有可能逐渐显露或清晰起来。届时“文化学”也有可能作为—门科学学科而被学界所接受。[16]（P42）而文化诗学也有可能成为一门学科。而成为一门学科，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18世纪之前的美学、19世纪之前的社会学和心理学等，都只是作为一种思想而存在，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它们作为独立学科的出现并被学界所承认，都有其历史的积淀、现实的召唤和权威的论定，这三者当是一个新兴学科之所以成立的基本条件。[16]（P40）所以说，如果文化诗学具备了历史的积淀、现实的召唤和权威的论定等方面因素，成为一门学科是早晚的事情。

在历史积累方面，文化诗学显然时间不是太长，但是也毕竟有将近二十年的理论建构和实践的探索。在现实召唤方面，文化诗学的确是现实的需要。文化诗学是现代中国学术发展的必然结果。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一种命题和口号的出现都有一定的针对性，例如1980 年代初形象思维的讨论是针对“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等口号，审美理论是反思“文学为政治服务”，文学主体论是对文学反映论的纠正，“语言论转向”是对人道主义启蒙精神的纠偏，文化研究的勃兴是应对审美“转向”、语言“转向”。而目前文化研究的对象已经远离了文学文本，文化研究越来越成为一种无诗意或反诗意的社会学批评。如何吸取文化研究的长处、避免其不足，是文化诗学担负的紧迫任务。另外，前面也说过文化诗学的出现还与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密切相关。而在权威论定方面，童庆炳先生作了不懈而卓有成效的努力。他指出,“文化诗学的学术空间十分辽阔”，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文学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文化语境的研究”，“文学的文化意义载体的研究”，“文学与别的文化形态的互动研究”。[4]经过这样的界定，文化诗学的研究对象是越来越明晰。实际上，特定的研究对象则是任何一个独立的科学学科的前提条件。如果文化诗学未形成特定的知识域和研究对象，在学理上它显然又不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学科。我们可以举文化研究的成功例子，如唐代方镇使府与文学的地域性研究、民族融合与文学样式问题研究，等等。文化研究在这些领域之所以成功，是在于对象的确定性。而特定对象所使用的独特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则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童庆炳教授还从反面说明了文化诗学的内涵，他认为文化诗学研究与原来的文艺社会学已经有很大的不同。[2]在中国五六十年代，传统文艺社会学形成了一套操作模式：由社会时代背景的研究出发，考察作家的生平和思想，重视阶级关系的分析；由作家的生平和思想，分析作品所反映的内容；再由作品内容的表达方式，分析其艺术特色。它的不足，是在于以反映论为基础而带有决定论的色彩。如祥林嫂的悲剧命运，从社会学的角度加以分析，祥林嫂悲剧的产生是由社会因素所致，她是封建政权、族权、夫权和神权“四权”的受害者。如果文化诗学角度看，祥林嫂的悲剧是不仅表现在她受到政治上、经济上的压迫，更遭致封建礼教与神权迷信的残酷精神虐杀。封建礼教要求妇女“从一而终”，但封建族权又允许出卖守寡的媳妇。还如《水浒传》 传统的社会学分析，逼上梁山是在于官逼民反。但是他们在挣脱政治经济关系之后，却没有当上皇帝，这是什么原因所在。这是传统社会学没有办法分析的，而按照文化诗学的分析方法可知，这是因为在挣脱了政治经济枷锁之后还没有挣脱精神的枷锁，即宋明理学的忠孝节义。可以说文艺社会学重视阶级关系，文化诗学重视思想关系，包括非主流思想。

当然，文化诗学如果成为一门学科，表明了它走向成熟、趋向完善。但是，成为一门学科，也不是没有缺陷。比如文化研究的“非学科”或“反学科”，是对体制化和学院化的权力/知识共谋构架的颠覆与反叛，意在恣肆纵横不受拘束地切入社会文化现实问题。但是当今高度体制化的学术研究，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文化研究原有的反叛性和颠覆性，使它归顺为某种符合现行学术体制和规范的“驯顺的知识”，有可能沦为只有少数专家学者进行交流的密语，失去了与现实社会和文化的密切关联，蜕变为它曾几何时所痛恨的玄奥学理。周宪教授对文化研究成为一门学科的担心，[15]在正向学科方向迈进的文化诗学身上也同样存在。

[1] 童庆炳.美学与当代文化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2] 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J].文学评论,2001,(6).

[3] 童庆炳.文化诗学——文学理论的新格局[J].东方丛刊,2006,(1).

[4] 童庆炳.“文化诗学”作为文学理论的新构想[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1).

[5] 童庆炳.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J].文学评论,2001,(6).

[6] 刘洪一.文化诗学的思想指向[N].中华读书报,2002-11-27.

[7] Stephen Greenblatt and Gile Gunned.Redrawing the Boundaries, New York,1992.

[8] 李青春.走向一种主体论的文化诗学[J].文艺争鸣,1996,(4).

[9]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5卷[M].北京：三联书店,1974.

[11] 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M].北京：三联书店,1974.

[12] 顾祖钊.文学原理新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13] 王林,姚朝文.文化诗学批判与批评生长[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5,(5).

[14] 刘庆璋.文化诗学富于创造的理论工程[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2).

[15] 周宪.文化研究：为何并如何[J].文艺研究,2007,(6).

[16] 赵宪章.文化学的疆界与文化批评的方法[A].文学前沿：第1辑[C].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冯济平

The Criticism of the Theory of Cultural Poetics

WANG Ze-qing

(Department of Chinese,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039, China)

Chinese scholars put forward cultural poetics nearly two decades ago,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poetics achieved some results, but there are also many places to be perfected.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of cultural poetics lacks the middle link combining "internal research" and "external research"： social psychology and aesthetic ideals. The theoretical differences of cultural poetics are mainly the struggle of a new discipline and methodology. If cultural poetics is equipped with historical factors, calls of reality and authoritative judgment, its status of a discipline is a matter of time, but its disadvantages as a discipline cannot be ignored.

cultural poetics; theory; criticism

I207

A

1005-7110（2010）03-0055-04

2009-12-18

安徽大学人才队伍建设经费资助项目。

王泽庆（1972－），男，安徽枞阳人，安徽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文学基础理论、中国近现代文艺思潮和文艺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