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中村聪 著 马 燕 译

（ 东京玉川大学，日本 东京 194-8610 ）

中国近代的纪年问题

[日]中村聪 著 马 燕 译

（ 东京玉川大学，日本 东京 194-8610 ）

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的历史纪年问题，是一个关系近代中国的政治、民族和文化的重要学术命题。清末民初出现的孔子纪年、黄帝纪年、民国纪年，记录着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民族感情、政治走向和文化情怀。所以，近代中国的纪年不仅仅是时间的标志，也是生活在那片土地上的人们的文化象征，还包括国家民族的一体性和历史纪年的一体性。从汉武帝的“建元”开始，中国人对时间的意识和认识以及对近代化的探索，无不蕴藏于历史纪年的时间标记之中。

新中国史；孔子纪年；黄帝纪年；民国纪年

一、新中国史的创造

1902年，梁启超在著名的《新中国未来记》一文中，对中国未来社会有很精彩的空想设计，他写道[1]：

到1962年时，纪念戊戌维新的庆祝大典在当时的首都南京举行,各国为表示庆贺特地派出兵舰前往，列席庆典的有英国国王夫妇、日本天皇和皇后、俄国总统及夫人、菲律宾总统及夫人、匈牙利总统及夫人，以及其他各国派出的最高使节。配合首都的庆典，还在上海举办了博览会, 许多有识之士进行了纪念讲演。其中，京师大学校文学部史学科在博览会的中心广场特设演讲台，至少有三十名以上的博士生分别就中国的政治史、哲学史、宗教史、经济史等领域进行了演讲。这是为了“激励我国人民的爱国心，并让外国人了解我炎黄子孙的变迁、发展过程”。

虽说这是一篇梁启超撰写的空想未来的小说，但是在那里表达了他对史学的批判和构想。在写小说的同时，他还在学术上大力提倡“新史学”,对传统的中国历史学进行了批判，并呼吁创设新的历史学。梁氏《新史学》全文共六节，其次第是：中国之旧史，史学之界说，历史与人种之关系，论正统，论书法，论纪年[2]。对于史学，梁启超思考如下：

“于今日泰西通行诸学科中，为中国所固有者，惟史学。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3]

可见，梁启超把中国的史学看成是唯一可以和西欧诸学并驾齐驱的学问，它被作为国民之明镜、爱国心之源泉，带来民族主义的发达和文明进步之学问。但是，在中国尽管史学鼎盛，却为什么国民无团结之心、文明进步得不到承认呢？这是因为国民只知道朝廷的存在，却没有认识到国家的存在。也就是说，符合王朝的君主中心历史叙述被当做了正统论。同时，国民只知道个人的存在，却没有认识到社会的存在。总之，本纪、列传等只不过是零散的个人传记，并不是作为集体的国民的历史，这就是问题的原因。因此，为了四亿同胞在优胜劣败的世界中筑起磐石般的立脚点，梁启超宣扬“新史学”是必不可缺少的。这个敏锐的问题意识，让梁启超当之无愧地成为了“史学革命”的旗手。

梁启超对旧史学中王朝正统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这不仅仅是因为该讨论基于君主的政治观念的问题，还因为他认识到了史学是从道德观点出发，以当时的实权政治为背景，去辨别每一个政权、君主的“正”“伪”的问题。他以陈胜、吴广直至近代建立的太平天国的洪秀全为例，指出这些叛乱的领导者因为离建立起永久的王朝还差一步，所以被历史学家作为逆贼来对待。试想，如果万一他们成为了王朝的始祖的话，必定会给予歌功颂德的称号，并为此去追究过去的学者的责任[4]。和前面言及的对清朝举起反旗的洪秀全一样，对于清朝政府梁启超未必是竭尽忠诚的，因此，他才会提出希求超越王朝体系的中国的“新史学” 吧。

在言及历史哲学的《史学之界说》中，梁启超论述了两个必须注意的区别。其一是自然科学和历史的区别，其二是客观和主观的区别，这两点至今依然在历史哲学界引起议论。关于自然科学和历史学的区别，首先从历史学的角度，分①叙述进化现象、②叙述人类社会的进化现象、③求证叙述人类社会的进化现象的公理公例，三项进行论述，并指出宇宙和现象有两种，一种表示循环状态，一种表示进化状态，前者属于自然科学，后者属于历史学。即使对于人类的每一个人来说并没有什么古今之差，但是在作为团体构成了社会以后进化才开始得以承认，因此，历史学将注意力转向那里，去寻求人类进化的公理公例。梁启超强调，在这里出现了所谓的历史哲学，若是历史学没有哲学思想，那就不能成为“良史”。

另外，关于客观和主观,梁启超做了如下的论述：

“客观者，谓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观者，谓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也。(中略)和合二观，然后学问出焉。史学之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5]

也就是说，主客观合一的历史记述需要历史哲学，没有哲学思想的记述不可能成为“良史”。其结果，梁启超虽然将客观和主观分开却将它们和客体主体相混同，并在改称为历史哲学的哲理的基础上，认为是“寻求叙述进化的公理公例”，对历史哲学的本来意思并没能够真正的理解。因为过度地注重了“进化”、“开化”而产生这样的误解，这一点可能是启蒙历史家的局限吧？对于“新史学”中的历史哲学，也许可以认为它虽然反映了世界史的动向，其实质却只不过是在启蒙的范围里接触到的东西吧？

同一时期，章太炎也撰写了《中国通史》[6]。章太炎的构思是继续沿袭以往的正史结构，但不将《汉书》以来的正史作为各王朝的断代史，是一部通观从古至今历史的中国通史。章太炎认为修撰中国通史有两个重要方面，一是以发明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一是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和梁启超的“新史学”相比，他在尽可能地活用以前的史学方式的前提下，摸索了新的历史叙述方式，留下了很强烈的印象。虽然大量地继续沿袭了《史记》以来的纪传体，但是他也和梁启超一样，意识到历史不能成为人物传记的集聚。

“中国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群体？到哪里为止是中国人？从哪里开始不是中国人呢？用形态人类学来讨论“中国人”的同一性比较困难，生活文化方面的历时性、空间性的同一性也不能肯定。“中国”这个国家并不是自古以来连绵不断地延续存在着的，即使考虑清朝统治下的人们，自己也既不同于夷狄，又被区别于朝鲜人、日本人，也许可以想象曾经有过一种解决的意识。但是，正因为如此，更不能将其和现代的“中国人”意识同样看待。“中国人”这个汉语最初被开始频繁使用是在清末，那也是进入了二十世纪以后的事了。这样考虑的话,那么在叙述中国特别是近代中国的历史的背后不是不再需要以中国的实际情况为前提了吗？在近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章太炎计划撰写新的“中国史”的背景中，难道就没有追求中国的一体性这一认识吗? 他们肯定考虑到中国是作为“国家”参加到全球性规模中，这不仅要在地图上即在空间上得以确立，同时还要在历史上即从时间上来认识自己的国家。可以这样认为，作为拯救濒临瓜分危机的中国的手段，作为促使人们的一体性的方法，而大书特书自己国家的历史。

二、孔子纪年

接下来让我们从头来看一下关于纪年的论争。最初王朝的正统论和历史叙述结下很深的关系是在新王受命于天之时，“必徙居处，更称号，改正朔，易服色”。[7]这一历法，即是王朝的正当性和纪年、年号连接点的起因。即便停止使用“宣统几年”这个表示方法，在叙述历史时明示是在哪年发生的事件的指定方法是不可缺少的。对于在2000年间竟然使用过316个年号这一中国繁琐的历史年号叙述方式，梁启超主张提倡使用中国史通用的纪年方法。他说：

“古代之巴比伦人，以拿玻呐莎王为纪元(在今西历纪元前七百四十七年)。希腊人初时,以执政官或大司祭在位之时按年纪之，其后改以和灵比亚之大祭为纪元(当纪元前七百六十七年)。罗马人以罗马府初建之年为纪元(当纪元前七百五十三年)。回教国民以教祖摩哈默德避难之年为纪元(当纪元前六百二十二年)。犹太人以创世纪所言世界开辟为纪元(当纪元前三千七百六十一年)。自耶稣立教以后，教会以耶稣流血之年为纪元。至第六世纪，罗马一教士乃改用耶稣降生为纪元，至今世界各国用之者过半。此泰西纪年之符号逐渐改良，由繁杂而至简便之大略也。吾中国向以帝王称号为纪，一帝王死,辙易其符号，此为最野蛮之法(秦汉以前各国各以其君主分纪之，最为野蛮之野蛮)，于考史者最不便。”[8]

暨然中国也需要通用于整个历史的纪年法，那么将起点放在哪里最好呢? 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注视到了孔子。

康有为在上呈光绪帝要求将孔教国教化的奏折中这样写道：

“抑臣更有请者，大地各国，皆以教主纪年，一以省人记忆之力，便于考据。一以起人信仰之心，宜于尊行。日本无教主，亦以开国二千五百年纪元，与其时王明治年号并行。一以贵当王，一以便考古。若吾国历朝数十，阅帝数百，年号几千，记述既难，考据不便，苟非通博专门，令人不知何世。既为前代，无关尊王。不若以教主纪年，更于敬教育辅。”[9]康有为主张中国“以教主纪年”。

此后，各行省按照皇帝的诏书设立教部，在各省设置孔教会、讲生，还在民间建造孔庙、将孔子与天合祀，并实施孔子纪年以崇孔教。可以认为，孔子纪年是把孔教国家化的最后的总加工。

关于康有为的孔子纪年，可以从《自编年谱》[10]中看到，早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业已举行了“孔子生诞二千四百四十三年”的纪年祭。另外，在《延香老屋诗集》[11]中也提到过此事，有人认为这就是康有为自己首次使用孔子纪年。但是，应该认为这时还只是单纯的纪年祭的意思吧。因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在上海由他的弟子梁启超主办的宣传变法的《强学报》的封面上印有“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三年”的文字[12]，可以认为这大概是初次使用以孔子卒年为基准的年数计算方法。当时的康有为派的纪年方法好像并不一致，比如在第二年的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其弟子孔昭焱给康有为的信中的日期，表记为“春秋二千三百七十六年”[13]。另外，当时康有为要求弟子们使用孔子纪年之事，可以从梁启超给他的书信中看到。同年5月前后,在上海为普及变法思想，梁启超再次出版发行了《时务报》,曾在准备阶段写信给康有为，表示了自己不想使用孔子纪年的复杂心境。他写到：

“孔子纪年，黄(遵宪)、汪(康年)不能用。后吴小村文子来，又力助张目，仍不能用。盖二君皆非言教之人，且有去年之事，尤为伤禽惊弦也。去年南局之封，实亦此事最受力，盖见者以为自改正朔，必有异志也。四月二十七书云：改朔为合群之道。诚然！然合群以此，招忌亦以此。天下事一美一恶，一利一害，其极点必同比例也。”[14]

正如康有为所说，使用孔子纪年能起到合群的作用，同时也正如梁启超所虑，会成为当局的嫌疑。康有为企图通过利用孔子纪年来达到“合群”，即强化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结合之目的, 换言之，能被作为国民国家形成意志结合的象征的就是这个孔子纪年了吧。但是，康有为并未如愿以偿，这种改正朔的意图被社会舆论当做否定现王朝——光绪皇帝盖世功绩的革命行动，被视为犯罪行为，结果，孔子纪年的普及受到了阻止。实际上也正如梁启超书信中担心的那样,刊载了孔子卒后纪年的《强学报》即刻被禁止出版。戊戌政变之后，朝廷宣布康党之罪状，其中有一条赫然正是：使用“孔子纪年”“ 欲人不知本朝也”[15]。

康有为将孔子纪年由卒后纪年改换成生诞纪年，开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10月1日写下的《春秋董氏学自叙》①据日本学者竹内弘行所说，由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中江文库所收上海书局刊本《春秋董氏学序文》的刊记上刊有“孔子二千四百四十八年为有清光绪二十三年十月朔日南海康有为广厦记”字样，但是，在后刊的万木草堂丛书本中被更改为“孔子二千四百四十四年光绪十九年癸巳七月南海康有为自序”。另外，在《康有为遗著汇刊》第四卷所收的同书影印本的自序中没有该年号部分。，此后，孔子生诞纪年被作为孔子纪年一贯使用。改换的理由与《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何休所注“法其生，不法其死”[16]有关。

如果是这样的话，在戊戌年孔子生诞纪年的普及应该已被策划，但是，在前面提到的要求将孔教国教化的奏文中仅仅只说到了孔子纪年，并没有具体言及孔子生诞纪年。学者黄彰健氏将使用孔子纪年作为康党在戊戌旧历4月以前从事的“保中国不保大清”的革命活动的证据之一，并特别对康有为所说的“改朔为合群之道”作了解释，认为孔子纪年是革命性秘密结社的“共同信念”[17]，但是，这个评价是不是过高了呢？

三、黄帝纪年

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变法派提倡孔子纪年，毫无疑问是本着要将以孔子为教主的孔教国教化的改革理念。正如日本学者村田雄二郎所指出的那样[18]，康有为不仅将提倡孔子纪年作为自己思想的一个环节，并为推广孔子纪年做出了努力。如果从和变法派对立的政治立场来看这些，就不会看错康有为所提倡的孔教和孔子纪年的关联性。因此，对于革命派来说，无论如何都无法采用孔子纪年，并且，对于以打倒清朝为目标的革命派来说，清朝的年历当然应该是废除物。就在这种情况下，黄帝纪元脱颖而出，黄帝作为“汉种”的祖先，在这一时期很快受到了称扬。

明确主张黄帝纪年者为刘师培，他从“攘夷”的立场出发，展开了排挤满洲的议论，后又转向了无政府主义。在他进行革命宣传活动的《黄帝魂》的卷头《黄帝纪年说》中做有如下的论述：

“民族者，国民特立之性质也。凡一民族，不得不溯其起源。为吾四百兆汉种之鼻祖者谁乎。是为黄帝轩辕氏。是则黄帝者乃制造文明之第一人，而开四千年之化者也。故欲继黄帝之业当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吾观泰西各国，莫不用耶苏降世纪年。回教各国，亦以摩哈麦特纪年。而吾中国之纪年，则全用君主之年号。近世以降，若康梁辈，渐知中国纪年之非，思以孔子纪年代之。吾谓不然。盖彼等借保教为口实，故用孔子降生为纪年。吾辈以保种为宗旨，故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夫用黄帝纪年，其善有三。黄帝以前，历史之事实少，孔子以前，历史之事实多。故以黄帝纪年，则纪事一归于简便而无由后溯前之难。其善一。日本立国，以神武天皇纪年，所以溯立国之始也。中国帝王虽屡易姓，与日本万世不易之君统不同。然由古迄今，凡汉族之主中国者孰非黄帝苗裔乎！故中国之有黄帝犹日本之有神武天皇也。取法日本，择善而从。其善二。中国政体，达于专制极点，皆由于以天下为君主私有也。今纪年用黄帝，则君主年号徒属空文，当王者贵之说将不击而自破矣。其善三。呜呼，北敌蹈隙入主中华，谓非古今来一大变迁耶？故当汉族不绝如线之秋，欲保汉族之生存必以尊黄帝为急。黄帝者汉族之黄帝也。以之纪年可以发汉族民族之感觉。伟哉，黄帝之功。美哉，汉族之民。黄帝降生四千六百一十四年闰五月十七日书。”[19]

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黄帝纪年是为了对抗康有为等变法派的孔子纪年而设计，是有意识地效仿耶稣纪元、伊斯兰教历以及神武纪元而构思，也是意图颂扬作为“汉族”始祖的黄帝而提出的。如果将其和孔子纪年相比较的话，就可看见以孔子为象征的“保教”和以黄帝为象征的“保种”这一构架，并可以从中看到重叠着的保皇和革命这一政治对立。但是，必须注意到在超越各君主、王朝，期待将中国历史作为贯通的一个整体加以认识的效果这一点上，刘师培的黄帝纪年和前面提到的康有为、梁启超的目的是共同的。

提倡黄帝纪年的不仅仅有刘师培，宋教仁也对各种各样的纪年论很有兴趣，计划撰写《中国新纪年》，并主张黄帝纪年。但是，具体将黄帝元年设定在多少年前呢？因为有传说时代的部分，所以并不自明。实际上，有好几种说法，宋教仁在《国粹学报》上就所提倡的黄帝纪年及该纪年的开始计算的意义进行了宣扬[20]。

但是，一旦否定了以往的纪年，就会想到纪年的设定标准只不过是相对方便而已吗？为此，倡导黄帝纪年的宋教仁进一步就纪年这一事物本身的本来性格是什么进行了议论，认为在纪年最终只不过是人们按照主观意识来决定的东西这一点上具有相对的意义而已。宋教仁说：

“余思纪年原为时间的记号，其与空间的关系则随人事而变，或一国用一纪年，或数国用一纪年，或一国用二纪年(如日本、韩国等是)，皆因其空间范围之大小而定，即皆因事之便利与否，而由其人之自定之者也。假如余愿为回教国民，则自然用回教之纪年。余愿为欧美国民，则自然用耶稣之纪年。余愿为中国国民，则自然用黄帝开国之纪年。又假如余愿为日本国民时，则自然用日本武神之纪年，并用其明治之纪年。余愿为越南国民时，则自然用法国耶稣之纪年，并用其成泰之纪年，又假如余今欲与外国人结一条约，则自然用本国之纪年，并用彼国之纪年。余今欲辑述一战史，则自然用甲国之纪年，并用乙国之纪年。余今欲编辑一日本历史，则自然用日本之皇纪，并用其历代天皇年号之纪年。余今欲编辑一朝鲜独立时代史，则自然用其建国之纪年，并用其现皇帝建阳光武之年号。余今欲编辑一中国通鉴(编年体)，则自然用中国黄帝开国之纪年，并用历代帝王之甲子数字年号之纪年。凡以上所举者，皆由我之主观性而自由定之者也(亦自然之理法当如是)。不过此等之纪年法，皆先有人定之，而为人所用焉耳。然其人之所以定之者，其始亦由于其主观性而定之，而为人所用之范围之大小，则仍由于用之主观性而定之者也。”[21]

这样考虑的话，一般来讲就不可能有妥当的纪年。所有的纪年都是根据方便性、主观性来规定的，那么按照个人的主观意识设立纪年之事也是自由的。

“余思余以后写日记，纪事作文，以及一切只关于余之个人，而于其他无关系者，皆以余之个人的纪年法纪之，所谓君主教主之纪年法，皆不足以污余个人之自由者也。余之个人的纪年法为何？即以余出现于世界而始有此身之年为元年也。余久欲作中国纪年说而未果，今日偶思得此一层，遂书之以为将来之旁证。”[22]

这应该从宋教仁的个人意思的确立这一思想性文章的前后逻辑中去求解吧。这确实非常有趣，但是也存在疑问。其实所谓的“只关于余之个人，而于其他无关系者”的说法，对于一个生活于社会之中的个人来说可能吗？本来时间秩序的共有不就是人际关系中不可缺少的吗？总之，在围绕着纪年的思考中，不仅有将中国史作为具有独自的一贯性实体来设定的目标，而且显示出了具有了解这样的历史的主观性的独特意识。

四、结论

1911年，中国革命运动取得现实的军事性成功的过程中，革命政权相继在各地发出了按照黄帝纪年的布告。但是，1912年却被定为中华民国元年，与此同时太阳历被采用，由此表记逐渐得以普及。当然，表示时间点只要写“民国几年”即可，但是，辛亥革命以前的历史事件的表记却不能使用民国纪年。对有关打倒清朝的革命运动能说“民国前几年”吗？但是关于过去的全部的历史如果也用这种倒数年代的纪元前方法来表示的话，可能就没有比它更繁杂的方法了。而且，民国这一年号本身就是按中华民国政治上的正统性的含义而设定的，所以有并不适用于中华民国建国以前的纪年的想法吧。民国成立以后，最终中国历史的纪年表记方法是以使用西历表记的方式固定了下来。

在清末的政治、社会理想中提到过 “中国”的团结、一体性这一问题。其中不仅包括国土的一体性和国民的一体性，还包括历时性历史的一体性。在身处瓜分危机的情况下，中国的国土是不可分割的一体这一思想愈来愈强烈，并在从作为“同胞”的共感中表现出了作为国民的一体性后，开始寻求新的历史认识和新的纪年法。可以这样说，正因为中国已经意识到了计量时间的“标准”就是本国的文化，正因为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所以在知识分子之间就应该将这个“标准”怎么办这一问题进行广泛的讨论，并在近代化中明确地被大写特写。

[1] 梁启超. 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J].《新小说》(第一号),1902.

[2] 竹内弘行在《中国的儒教式近代化论》[M].中有详细的分析.

[3] 梁启超.新史学•中国之旧史[A].饮冰室文集校点(第三集)[M].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4] 梁启超.新史学•史学之界说[A].饮冰室文集校点(第三集)[M].

[5] 梁启超.新史学•论正统[A].饮冰室文集校点(第三集)[M].

[6] 章太炎给梁启超去信，表达了他希望能执笔《中国通史》的意愿.章太炎来简[J].《新民丛报》13号,1902.

[7] 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林[M].

[8]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第六节 纪年[A].饮冰室文集校点(第三集)[M].

[9] 康有为.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A].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一二卷) [M].台北：宏业书局．

[10] 康有为.自编年谱[A].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二二卷) [M].

[11] 康有为.延香老屋诗集[A].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第二○卷)[M].

[12] 《强学报》影印本[Z].北京：中华书局,1992.

[13] 苏舆编.翼教丛编影印本[C]. 台北：台联国风出版社.1970.

[14] 梁启超.与康有为书[A].翼教丛编[C]. 台北：台联国风出版社,1970. [15] 苏舆编.翼教丛编序[C].

[16] 何休注.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M].

[17] 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M].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70.

[18] 村田雄二郎.康有为和孔子纪年[J].学人,二辑,1992.

[19] 刘师培.黄帝魂[A].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8.( 中华民国史料丛编所收)

[20] 宋教仁我之历史[M]．开国纪元四千六百零三年一月十六日条、四月二十六日条、六月九日条.

[21] 宋教仁.我之历史[M]．开国纪元四千六百零四年十月十一日条.

责任编辑：侯德彤

The Way of Counting the Years in Modern China

SATOSHI Nakamura

(Dept of Liberal Arts, Tamagawa University, Tokyo 194-8610, Japan)

How the years are counted in modern China is an important proposition pertaining to modern China’s politics, nationalities and culture. The counting of the years in modern China is not only a mark of time, but also a cultural symbol for the people living there. Since the “Jianyuan” of Emperor Wu Di of the Han Dynasty, the Chinese people’s notion of time and quest for modernization have all been expressed in the marks of time through the long years.

a history of new China; counting the years based on Confucius’ year of birth; counting the years based on Yellow Emperor’ year of birth; counting the years based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K04

A

1005-7110（2010）03-0086-05

2010-03-09

中村聪，男，日本东京玉川大学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哲学史、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