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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与《资本论》——重新发现资本主义的秘密

2010-04-05邓春玲

当代财经 2010年5期
关键词:资本论资本主义危机

邓春玲

(东北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5)

一、引言

140多年前,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的产生、发展及其灭亡规律的研究,宣判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死刑,认为这个制度已经患了不治之症,死期已迫在眼前,而更高一级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将取而代之。然而,在马克思之后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国家政府纠偏匡缺,使资本主义矛盾比过去有所缓和,延缓了它的死亡。因此,资本主义在危机和萧条之后又死里逃生,接着又迎来了复苏和繁荣,周而复始。从1825年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一次经济危机到2008年由美国的金融风暴引发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这一百多年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明证了资本主义经济就是在危机、萧条、复苏、繁荣中周期性运行的,这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方式。需要指出的是,资本主义制度虽然在地球上存在的寿命比以前预期的更长,但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最终使资本主义摆脱不了其注定的命运。那么,《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和阐述能否成为解开金融风暴症结的启关钥匙?危机是否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基因病?泡沫经济和虚假繁荣背后隐藏着哪些真相?要想破解这些难题,我们必须循着《资本论》的分析思路,探究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逻辑推演,从中获得有益的启迪。

二、《资本论》中经济危机理论的逻辑推演

一直以来,马克思非常重视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问题,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成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马克思的其他理论一样,马克思在经济危机理论的建立过程中,始终将其辩证分析方法贯彻于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逻辑推演之中。

(一)普遍的相对生产过剩既是经济危机的实质,又是经济危机的特点

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与简单商品生产进行比较分析的基础上,并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大量历史事实的考察,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基本现象是生产过剩,但这种生产过剩是普遍的相对的生产过剩,这既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又是它的特点。在资本主义以前没有生产过剩危机,简单商品生产只是为危机提供了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只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才为危机提供了充分条件,在这种条件下危机才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简单商品生产条件下蕴涵着经济危机可能性的两种形式:一是商品形态变化本身,即货币作为流通手段时所产生的买和卖的分离;二是由货币作为支付手段而产生的支付链条关系的破坏。但这只是“危机的一般的、抽象的可能性,无非就是危机的最抽象的形式,没有内容,没有危机的内容丰富的起因”。[1]581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才使危机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

马克思从理论逻辑上分析了经济危机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基础。他发现在资本主义幼年时期没有生产过剩危机,在工业发展的初期,停滞现象只限于个别的工业部门或个别的市场。工业周期阶段的变换“我们在人类过去的任何时代都是看不到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也不可能出现”。[2]694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大工业时期产生的特有现象。“现代工业才会经常地出现生产过剩和生产不足的现象——由于比例失调而带来的经常的动荡和痉挛”。[3]359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追求价值增殖而不是使用价值,使生产具有了无限扩大的趋势,在现代工业的发展中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以及生产社会化程度普遍发展。与此同时,伴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在不断扩大,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赶不上生产能力的增长。而生产的社会化要求在生产资料的生产和消费资料的生产之间以及各个生产部门之间保持一定的合理比例,这样才能保证社会再生产的顺利进行。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社会生产自发进行的条件下,各个部门之间的这种合理比例经常受到破坏,必然导致生产普遍过剩的经济危机。因此,“在立足于资本主义基础的有限的消费范围和不断地力图突破自己固有的这种限制的生产之间,必然会不断发生冲突”。[4]286这就是经济危机从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基础。可见,马克思充分强调了生产过剩是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内含因素。

马克思进一步对资本主义生产过剩是相对生产过剩的判断做了更深层次的诠释。马克思说:“生产过剩只同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有关。这里涉及的不是绝对的生产过剩,不是同绝对需要或者占有商品愿望有关系的生产过剩本身”,[1]157所以,“如果说生产过剩只是相对的,这是完全正确的”。[4]286事实上,“生活资料和现有的人口相比不是生产得太多了。正好相反。要使大量人口能够体面地、像人一样地生活,生活资料还是生产得太少了”,同样,“对于人口中有劳动能力的那部分人的就业来说,生产资料生产得不是太多了。正好相反”。但是,“要使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按一定的利润率剥削工人的手段起作用,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就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因此,“不是财富生产得太多了。而是资本主义的、对抗的形式上的财富,周期地生产得太多了”。[4]287

马克思还把普遍的相对生产过剩置于供求框架下来进行分析,指出生产过剩出现在供求失衡的时候。“供给发生了变化,尽管需求仍旧不变,这样一来,就会产生相对的生产过剩或生产不足的现象”,[4]207在资本主义社会,“市场比生产扩大得慢;换句话说,在资本主义再生产时所经历的周期中……会出现市场对于生产显得过于狭窄的时刻。这会发生在周期的末尾。但这也仅仅是说:市场商品充斥了。生产过剩现在变得明显了”。[1]599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商品的出售,商品资本的实现,从而剩余价值的实现,不是受一般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而是受大多数人总是处于贫困状态、而且必然总是处于贫困状态的那种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5]352这必然会出现这种情况:“在发生生产过剩的时候尤其令人奇怪的是,正是充斥市场的那些商品的真正生产者——工人——缺乏这些商品。这里不能说,他们要得到这些东西,就得去生产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他们已经生产出来了,但他们还是没有。也不能说,某一种商品之所以充斥市场,是因为对这种商品没有需要”。[1]578如果“新商品从生产领域出来时,市场还是被旧商品占据着,那么就会产生停滞,阻塞;出现市场商品充斥,商品贬值;出现生产过剩”。[6]311所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和特点就是普遍的相对生产过剩。

(二)经济危机的爆发既是资本主义矛盾使然,又是资本主义矛盾暂时的暴力解决

马克思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出发探寻了经济危机的根源。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表现为生产的社会性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一方面,生产具有无限扩大的趋势,表现为把分散的、小的生产资本加以集中和扩大,把小作坊变为工厂,把个人的生产行动变为一系列集体协作的行动,从而极大地、不断地增强了生产力。另一方面,在雇佣劳动制度下,资本家占有了生产资料和产品,而那些真正使用生产资料和生产这些产品的雇佣工人却一无所有,只能靠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为生,成为无产者。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正好在于它的这种趋势:使生产力绝对发展,而这种发展和资本在其中运动、并且只能在其中运动的特有的生产条件不断发生冲突”,[4]286-287“这种情况是危机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是资产阶级生产中种种尖锐矛盾的最深刻、最隐秘的原因,资产阶级的生产就是在这些矛盾中运动,这些矛盾,即使粗略地看,也表明资产阶级生产只是历史的过渡形式”。[6]86-87马克思又提出“当一方面分配关系,因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一定的历史形式,和另一方面生产力,生产能力及其要素的发展,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扩大和加深时,就表明这样的危机时刻已经到来。这时,在生产的物质发展和它的社会形式之间就发生冲突”。[4]999这些“各种互相对抗的要素之间的冲突周期性地在危机中表现出来”,[4]277-288而危机一旦开始,它就表现为破坏整个再生产过程的爆发形式。

马克思进一步通过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消费的矛盾论证了经济危机的根源。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竭力追求的只是攫取尽可能多的剩余劳动……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中就包含着不顾市场的限制而生产”。[1]596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基础“正是生产力的不可遏止的发展和由此产生的大规模的生产,这种大规模的生产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方面,广大的生产者的消费只限于必需品的范围,另一方面,资本家的利润成为生产的界限”。[1]603-604所以,资本主义无限扩大的生产和有限的消费范围之间必然会不断发生冲突,而且“生产力越发展,它就越和消费关系的狭隘基础发生冲突”。[4]273在这里,马克思着重说明了由于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贪婪和追逐,资本有无限扩大生产力的趋势;与此同时,工人的消费既受工资规律的限制,又受他们只有在能够为资本家带来利润时才能被雇佣的限制。资本积累的增加结果必然引起用于直接消费的收入的减少。马克思指出:“社会消费力既不是取决于绝对的生产力,也不是取决于绝对的消费力,而是取决于以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为基础的消费力;这种分配关系,使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消费缩小到只能在相当狭小的界限以内变动的最低限度。这个消费力还受到追求积累的欲望的限制,受到扩大资本和扩大剩余价值生产规模的欲望的限制”。[4]272-273因此,相对于资本家无限追求发展生产力的趋势,群众的贫困和其有限消费才表现为形成危机的因素。“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的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4]548

总之,马克思强调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这是由资本主义制度基因决定的。危机是资本主义一切矛盾的爆发,而整个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破坏和停滞只不过是其具体表现而已。经济危机造成的后果是使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生产能力遭到巨大的破坏,但经济危机也暂时消除了资本的盲目性生产所造成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使资本主义生产暂时恢复平衡,每一次危机都为克服它本身创造着前提。通过危机的破坏作用,停滞阶段又逐渐变为恢复的力量,资本主义经济又从复苏趋向繁荣,经济周期性地以螺旋上升的形式进入新的循环。因此,经济危机“永远只是现有矛盾的暂时的暴力的解决,永远只是使已经破坏的平衡得到瞬间恢复的暴力的爆发”。[4]278它绝不是资本主义矛盾的彻底解决,它只能暂时地和强制地摆脱资本主义矛盾所造成的绝境。同时,危机成为生产力新发展的重要的加速器,新的生产力要求新的生产关系与其相适应。所以,经济危机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是一种历史的、和物质生产条件的某个有限的发展时期相适应的生产方式”。[4]289可见,马克思依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原理,阐明了危机的暴力爆发与暴力解决的辩证关系。

(三)固定资本大规模更新既是走向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又是摆脱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历史进行了考证,他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自1825年第一次在英国爆发后,每隔若干年就爆发一次。1836年英国又爆发了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还波及到了美国。这两次危机“完全是由工业品的生产过剩引起的”。[7]3891847-1848年的经济危机席卷了许多国家,它是从英国向其他国家蔓延的。这次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市场商品的惊人过剩和东印度贸易上的疯狂投机”,[4]551而且这次危机的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了前两次危机。1856年欧洲金融危机始于德国,是普遍危机的先声,1857年危机开始蔓延。1866年又有一次危机,这次危机是以伦敦一家大银行的破产为信号的,继这家银行后,无数在金融上进行欺诈的公司也接着倒闭了,工业部门也继之倒闭。马克思根据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这种现象,认为资本主义自进入19世纪以来开始了经济危机每隔十年就爆发一次的周期循环运动。马克思指出:“现代工业具有十年一次的周期,每次周期又有各个周期性的阶段,而且这些阶段在积累进程中被越来越频繁地相继发生的不规则的波动所打断”。[2]699这种“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由中等活跃、生产高度繁忙、危机和停滞着几个时期构成的、穿插着较小波动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2]694这样,马克思不仅指出了经济危机的出现呈周期性特点,而且说明了经济周期的各个阶段是由繁荣、危机、萧条、复苏四个阶段所构成的。在这四个环节中危机是其关键环节,经济周期是以危机打破繁荣,导致停滞为转折的。值得强调的是,马克思并没有把经济周期的持续时间看成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变的,并且周期的时间将逐渐缩短。

马克思还根据1847年以后大工业发展的实际情况,发现当时大约十年为一个周期的危机是以当时主要大工业部门固定资本平均十年的寿命周期为基础的。由此马克思得出这样的判断:经济危机的周期性与固定资本的更新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是经济危机周期性的物质基础,而危机又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固定资本的周转周期存在着两种相互对立的趋势。一方面,固定资本的价值量和寿命在增加,周转周期在相应延长;另一方面,生产资料不断变革,无形损耗不断增加,又使周转周期相应缩短。总的来讲,由于固定资本的无形损耗和资本家之间的竞争,迫使资本家实际上总是在固定资本的寿命终结之前,就以更有效的机器设备加以更新。马克思根据当时的情况指出:“可以认为,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这个生命周期现在平均为十年。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确定的数字。无论如何下面一点是很清楚的:这种由若干互相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5]207在这里,马克思强调固定资本的周期更新仅仅是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而已,并非原因。

(四)信用制度既加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又加深了资本主义各种矛盾

经济危机的原因和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表明了经济危机的必然性,而经济危机在特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地点由特定的事件引发,则构成了经济危机偶然性变化的诱因,马克思特别强调了信用在经济危机中的这种诱因作用。

经济危机是在信用已经高度发展的情况下发生的,信用对于危机的进程起着推进和强化的作用。纵观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经济危机都是在信用制度已经渗入资本主义社会各个经济领域,已经达到高度发展的条件下出现的。而在真正的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发生前,单纯的货币信用危机就已经出现了,当周期性普遍生产过剩危机出现后,货币信用危机就成为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方面。马克思反对资产阶级学者把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中的作用归结为危机的原因。他说:“政治经济学的肤浅性也表现在,它把信用的膨胀和收缩,把工业周期各个时期更替这种单纯的征兆,看作是造成这种更替的原因”。[2]694在马克思看来,信用伸缩本身只是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各个阶段更替的征兆,对于危机只起助动作用,而决非原因。由于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全部联系是建立在信用制度基础上的,只要信用突然瘫痪,对支付手段的强烈需求就必然会发生,危机随之爆发,特别是严重的工商业危机往往以金融恐慌为先导。“所以乍看起来,好象整个危机只表现为信用危机和货币危机”。[4]555

由于信用制度具有二重性,为此,马克思着重论述了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特别是在导致生产扩大和生产停滞两方面所起的加速和强化作用。信用对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作用表现为:一方面,信用是资本集中最强有力的杠杆。它集中了在数额上还不足以独立发生作用的小额资本,资本家通过信用制度可以支配别人的资本,以远超于个人资本所规定的界限的规模进行扩大再生产。股份公司的实质就是通过信用制度使资本集中的一种手段,因此,信用促进了股份公司和股份资本的发展。信用制度“随同资本主义的生产而形成起来。起初,它作为积累的小小的助手不声不响地挤了进来,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变成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2]687另一方面,信用促进了投机活动。“信用使少数人越来越具有纯粹冒险家的性质。因为财产在这里是以股票的形式存在的,所以它的运动和转移就纯粹变成了交易所赌博的结果;在这种赌博中,小鱼为鲨鱼所吞掉,羊为交易所的狼所吞掉”。[4]497因此,在发达的信用制度下,进行投机的商人,是拿着社会资本而不是拿自己的资本进行冒险的。在这里,马克思把以有价证劵形式存在并给持有者带来收入的资本,叫虚拟资本。股票、债券和国库券是典型的虚拟资本,它们只不过是所代表的现实资本的纸质复本。这些证劵的作用与信用的作用密切相关,它既是促进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工具、为现实经济发展服务,又是助长资本主义投机和冒险的武器,投机者借助信用工具造成资本主义虚假繁荣,形成泡沫经济,会引发金融危机、商业危机、生产危机。

信用制度在加速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同时,也加深了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发展。事实上,“生产过程的发展促使信用扩大,而信用又引起工商业活动的增长”。[4]544但是,“正是信用制度在繁荣时期的惊人发展,从而,正是对借贷资本的需求在繁荣时期的巨大增加,以及这种需求在繁荣时期的容易得到满足,造成了停滞时期的信用紧迫”。[4]544由于信用是相互的,任何一个环节的资本回流出现了停滞就可能破坏一系列的、有一定期限的偿付义务的连锁关系。如果资本回流的停滞是严重的,连锁反应就会扩大,使信用兑付契约的履行成为一种无力承受的负担。作为信用危机转化形式的货币危机就在这样“一个接一个的连锁和抵消支付的人为制度”[2]158受到破坏时发生了,信用关系遭到破坏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就会产生。随之而来的就是商品跌价,一系列工商业破产,证券暴跌,银行倒闭,企业开工不足,生产下降,工人失业等等,经济危机就进入了全面爆发的阶段。

从上可见,马克思认为信用对于经济危机的进程有着巨大的影响,但信用不是危机的原因,它对于危机的发展只是起了促进和强化的作用。信用制度的发展加速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发展,使危机的爆发不可避免。

三、《资本论》的启迪

综观《资本论》中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及其周期性爆发的原因和解决办法的科学阐述,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迪。

(一)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及其周期性逻辑蕴涵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过去,我们在理解和掌握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时,不顾历史条件的发展变化,机械地照搬照套马克思的理论,长期以来一直把经济危机看成是资本主义制度特有的产物。然而,市场经济运行规律表明,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必然产物,而并不与特定的社会制度相关联。我们必须从对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的教条式理解中解放出来。实际上,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产物,这一结论是与他的整个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密切相关的。因为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完全的计划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所以,必然得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的结论。但是,目前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与马克思当初设想的不完全一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利润最大化成为市场经济活动主体追逐的目标,盲目性生产在所难免,当商品生产大量过剩,供求矛盾尖锐,就会爆发经济危机。特别是在当今发达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信用关系极其发达,且与外汇市场、股票证券市场和商品期货市场相结合,当危机爆发时,其威力更加巨大,蔓延也更加迅猛,以致引发全球性的经济危机。总之,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的内生现象且不可避免,只要有市场经济存在,就必然有经济危机。由于存在诱发经济危机的各种因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同样也可能爆发经济危机,如果不及时化解,经济危机就会由可能性变成现实性。

《资本论》中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还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危机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内在规律。经济周期性波动是市场经济的运行方式,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同样具有周期性波动的必然性。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逐步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伴随着几次周期性的波动。防止和克服经济的剧烈波动,探索熨平经济周期的对策始终是学者及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在全球经济经历了金融危机的重创之后,对经济周期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更是当务之急。因此,我们更有必要从历史和现实的视角重新思考《资本论》中马克思的经济危机周期性理论的逻辑蕴涵,避免经济的剧烈波动,以保持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二)信用是一把双刃剑,必须加强信用监督管理以防范金融风险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在充分肯定了信用及其所创造的虚拟资本在对现实经济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了信用制度会助长投机交易行为,使虚拟经济的运动与实体经济相异化。当虚拟资本价值大大偏离现实资本价值时,虚拟资本价值过度膨胀误导了现实资本流向,就会加剧生产与需求的矛盾,一旦这种矛盾使再生产过程遭到破坏,现实资本回流出现停滞,信用就会收缩,于是虚拟资本的泡沫就开始破灭,引发金融危机。金融危机就是挤压虚拟资本过度膨胀的价值,强制地使它回到它所代表的现实资本价值的过程。此次源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就是虚拟资本过度膨胀的结果。马克思关于信用具有二重性的论述警示我们要加强信用监督管理,防止信用活动失控而出现信用膨胀,防范金融风险。当今世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经济全球一体化趋势的加强,市场交易范围空前扩大,促使信用制度越来越发达,金融创新层出不穷,这更加凸显现代金融市场中监管体制的重要性。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资本市场还不够成熟和完善,如果不加强对其规范化和法制化的管理和监督,必然会增加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风险。为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虚拟经济的本质及其特征,合理有效地利用虚拟经济为实体经济发展服务,避免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而导致金融危机乃至经济危机。

[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581.

[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94.

[3]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3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359.

[4]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86.

[5]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352.

[6]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311.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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