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佳璇 胡范铸

苏州研究

一九七二-一九七五时的社会批判：《管锥编》与撰述语境的互文性分析

陈佳璇 胡范铸

钱锺书是二十世纪一位风格独标的作家，这似乎已经成为社会的常识；

钱锺书是当代一位学识宏富的学者，这似乎也早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

但是，钱锺书不仅仅是一位作家、一位学者，还是一位特立独行的社会批判者，这却似乎是一个无论毁之者或者誉之者都未见得表示同意的认识。①在今天的学术文化界，对钱锺书最大的批评也许就是：一是钱锺书“学问有余理论创见不足”；二是钱锺书“历史考索有余而社会关怀缺乏”。 对此，尤其是对于后一说法，即使是很多热烈崇拜钱锺书的专家，往往也不得不表示同意，如一本曾经得到杨绛首肯的钱锺书评传就这样说道：“《管锥编》多多少少亦可视为避世主义下的作品——甲午战后，马建忠幽居沪滨，撰《马氏文通》。陈独秀于1914年讨袁失败后，逃亡日本著《字义类例》一书。后来陈氏组党，1927年国共分裂，隐居上海，1932年被捕，1937年抗战军兴，南京国民政府释放政治犯，陈独秀出狱，随政府内迁。陈在狱中及后来居四川江津时，潜心研究文字学，撰有《小学识字教本》，是一部学术著作。胡适于1949年后流亡纽约，研究《水经注》。很明显地钱锺书的《管锥编》应该也属于这一类。”（汤晏：《一代才子钱锺书》，第34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这里所谓“避世”，亦即“无力”或者“无心”干预当世社会之意。其实，这都是一种误解，对于钱锺书在思想理论上的创造及其对于中国当代学术界的贡献，胡范铸在近20年前已经详细论证（见胡范铸《钱锺书学术思想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而对于钱锺书的社会关怀问题，正是本文所要讨论的。

一、一九七二-一九七五，“乌云”与“金边”——《管锥编》撰述的社会语境

互文性分析可以说是当代从语用学到文学乃至哲学非常时尚的一种分析方法，其实，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谈艺录》中，钱锺书就已经明确指出：“言不孤立，托境方生。”②钱锺书：《谈艺录》，第266页，上海：中华书局，1984。“言”与“境”是互文见义，互相依存的，而在钱锺书的一系列学术著作中，“互言”、“互文”、“互印”、“文互相足”、“互文合观”等等更是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类术语。“互言”、“互文”尽管是中国语文传统的训诂方法，但这一“旧”术语显然蕴涵着“新”思想。所谓“互文”意味着：任何文本都是一种言语行为，任何言语行为与这一言语行为的语境都是互文性的。总体而言，就是，第一，任何言语行为都有一定的预设，言语行为的预设就是由一个言语行为所激活的有关这个言语行为的全部语境条件；第二，任何言语行为是在一定的语境中产生的，都是对一定的语境的回应；第三，言语行为不但是对一定语境的回应，并且也赋予言语行为以一定的意义；第四，语境是一个言语行为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言语行为一旦发生，自己也就同时改变了语境，成为整个语境的一个部分。

钱锺书最重要的著作无疑应该就是 《管锥编》，根据《管锥编》初版显示：

扉页注明：

1979年·北京

版权页注明：

中华书局出版

1979年8月第1版，

1979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1，000册

其自《序》云：

瞥观疏记，识小积多。学焉未能，老之已至！遂料简其较易理懂者，锥指管窥，先成一辑。假吾岁月，尚欲庚扬……敝帚之享，野芹之献，其资于用也，能如豕苓桔梗乎哉？或者几比木头竹屑尔……

一九七二年八月

初计此辑尚有论《全唐文》等五种，而多病意倦，不能急就。已写定各卷中偶道及“参观”语，存而未削，聊为异日之券。

一九七八年一月又记

而根据杨绛先生的回忆，钱锺书一九六六年八月即被“揪出”，一九六八年被发配“干校”，直到一九七二年三月方得返回北京。而据无锡“钱锺书纪念馆”所载“钱锺书生平”记载“一九七五年完成《管锥编》初稿”。由此而论，《管锥编》出版于一九七九年八月，交付出版当为一九七八年一月，但其酝酿主要当在“文化大革命”开始至一九七二年，真正动手撰述却是在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五年之间。

一九七二-一九七五年的中国社会，与《管锥编》正可构成强烈的互文。

在一九四二年为《谈艺录》所作自序中，钱锺书曾经沉痛地写道：

《谈艺录》一书，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始属稿湘西，甫就其半。养疴返沪，行箧以随。人事丛脞，未遑附益。既而海水群飞，淞滨鱼烂。予侍亲率眷，兵罅偷生。如危幕之燕巢，同枯槐之蚁聚。忧天将压，避地无之，虽欲出门西向笑而不敢也。销愁舒愤，述往思来，托无能之词，遣有涯之日。以匡鼎之说诗解颐，为赵岐之乱思系志。掎摭利病，积累遂多。濡墨已干，杀青鲜计。苟六义之未亡，或六丁所勿取；麓藏阁置，以待贞元。时日曷丧，清河可俟。古人固傅心不死，老我而扪舌犹存。方将继是，复有谈焉。①钱锺书：《谈艺录·序》，《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

其实，《管锥编》何尝不是又一部 “忧患之作”，只是与《谈艺录》相比，此时的“忧患”更多了一份社会批判的意义。

“历史的进程里，过去支配了现在，而历史的写作里，现在支配了过去。”②钱锺书：《模糊的铜镜——香港 〈宋诗选注〉前言》，《钱锺书杨绛散文》，第245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不过同样是某一时段的“现在”，所“支配”的“过去”却可能截然不同。同样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前期的 “现在”，同样是“历史的写作”，有人看到的是儒法斗争史，有人看到的是孔子，那么钱锺书看到的是什么呢？

二、“口戕口”、“自诬”、“大勇与大度”——《管锥编》与社会政治语境的批判

十年“文革”号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今天看来，其实不啻于一场文字狱。其间有一项严重的罪行叫做 “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简称“恶攻罪”。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因此遭难的不计其数，一九七五年，辽宁的张志新便因此而判死刑，甚至直到一九七七年四月，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王申酉还因此被处以极刑。对此，当时无论知识分子还是社会大众，几乎不是呆若木鸡便是噤若寒蝉。

而一九七二年开始撰写的《管锥编》，其第一册论《周易正义》第七则便借讨论“口舌与口腹”问题拈出了“口戕口”之象：

“象曰：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正义》：“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按《朱文公集》卷七《奉答张彦辅戏赠之句》自注：王辅嗣注《颐》卦大《象》云：“祸从口出，病从口入”，盖误忆孔疏为王注也。《正义》语径取之傅玄《口铭》（《太平御览》卷三六七），《困学纪闻》卷一已道之。《大戴礼·武王践阼》篇《机铭》“口戕口”三字涵括此象，则未有言者。①钱锺书：《管锥编》，第23、23-24、855、856、786、972、972、972、972、3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这绝不是简单的材料疏证，而是典型的“迂回隐晦的“伊索式语言”，因为，对于这一意象，钱锺书一再反复致意：

《易》以言语，饮食相提并称，而《鬼谷子·权篇》引“古人有人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焦氏易林·否》之《撰》曰：“杜口结舌，言为祸母”；《南齐书·张融傅》引《问律自序》曰：“人生之口，正可论道说义，唯饮与食，此外如树纲焉”——皆斤斤严口舌之戒而弛口腹之防，亦见人之惧祸过于畏病，而处世难于摄生矣。②钱锺书：《管锥编》，第23、23-24、855、856、786、972、972、972、972、3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武王《机铭》：“皇皇唯敬，口生口后，口戕口。”——“口戕口”可与本卷武王《笔书》所谓“陷文不活”印证：前口乃口舌之口，谓言语，后口则丁口之口，谓生人。以口兴戎，害人杀身，皆“口戕口”。③钱锺书：《管锥编》，第23、23-24、855、856、786、972、972、972、972、3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武王《盥盘铭》：“溺于渊，犹可援也；溺于人，不可活也。”按武王《笔书》亦云“陷水可脱，陷文不活。”④钱锺书：《管锥编》，第23、23-24、855、856、786、972、972、972、972、3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对“文字祸”的愤怒，钱锺书实在是难以压抑，他不但在行文中不断拈出有关的论述，并在笔记的回目中明确标出“文字祸”一节，⑤钱锺书：《管锥编》，“目次·全后汉文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79。还再三举出大量的实例，控诉“夫言语小故，陷致人于族灭，事诚可悼痛焉！”⑥桓潭：《桓子新论》，钱锺书：《管锥编》，第97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如，梁元帝一目失明，深讳之，当博士官为他讲解 《论语》“见冕者及瞽者，虽亵必以貌”一语，因为没有避讳其中的“瞽者”，于是立刻“大怒，乃鸩杀之”。⑦钱锺书：《管锥编》，第23、23-24、855、856、786、972、972、972、972、333页,北京：华书局，1979。

——如，《魏书》记符生“既眇其目，所讳者：‘不足’、‘不具’、‘少’、‘无’、‘缺’、‘伤’、‘残’、‘毁’、‘偏’、‘只’之言，皆不得道，左右忤旨而死者，不可胜纪”。⑧

——如，宋明帝“多忌讳，言语文书有‘祸’、‘败’、‘凶’、‘丧’及疑似之言应回避者，数百十品，有犯必加罪戮”。⑨钱锺书：《管锥编》，第23、23-24、855、856、786、972、972、972、972、3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明太祖“多猜”，大臣上表，其中出现“一人有道，万寿无疆”则疑隐寓“强盗”，“体乾法坤”则疑隐寓“发秃”，“作则”嫌于“作贼”，“生”、“扉”谐音 “僧”、“匪”，“殊”拆字 “歹”、“朱”，“皆科以大逆谤讪”。⑩钱锺书：《管锥编》，第23、23-24、855、856、786、972、972、972、972、3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他甚至一再因此而从文本推断社会的语境。如据桓潭《桓子新论》悼痛“夫言语小故，陷致人于族灭”而推断：“必有为而发，不图东汉之初，文网语阱深密乃尔。”⑪⑪ 钱锺书：《管锥编》，第23、23-24、855、856、786、972、972、972、972、3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文化大革命”时“逼供信”泛滥，《管锥编》讨论《史记·李斯列传》时不但专列“屈打成招”一节，并进一步揭示：

“赵高诬斯，榜掠千余，不胜痛，自诬服。”按屈打成招，严刑逼供，见诸吾国记载始此。⑫⑪ 钱锺书：《管锥编》，第23、23-24、855、856、786、972、972、972、972、3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中 ⑧ 钱锺书：《管锥编》，第23、23-24、855、856、786、972、972、972、972、33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李斯人等在重刑之下对于当政者获得的是什么？是“自诬”，自我诬蔑。武则天重臣狄仁杰曾经在严刑下也曾自认“谋反”，后来武则天“问曰：‘卿承反何也？’仁杰答对：‘向不承已死于枷棒矣！’”于此，钱锺书不仅拈出古罗马的格言“严刑之下，能忍痛者不吐实，不能忍痛者吐不实”和蒙田的名言“刑讯不足考察真实，只可测验堪忍”，并且，还进一步揭示：

“酷吏辈岂尽昧此理哉！蓄成见而预定案耳。”①钱锺书：《管锥编》，第333、1424、973、1132-1134、11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唯一被始终高歌赞颂的现代文人也许只有一位，鲁迅。鲁迅被誉为“中华民族的脊梁”，因为在那“黑暗的旧社会里”，“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但钱锺书论范缜著《神灭论》,梁武帝则组织大批人马围攻一事也许正与此互文:梁武帝以“万乘之势，盈廷之言，虽强词不堪夺理，而虚声殊足夺人，缜乃自反不缩，以一与多，遂使梁君臣如集雀仇鹞、群狐斗虎，《易林无妄》之《明夷》所谓‘虽众无益’”。问题并不限于此：

缜洵大勇，倘亦有恃梁武之大度而无所恐欤？皆难能可贵矣。②钱锺书：《管锥编》，第333、1424、973、1132-1134、11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对于范缜这样的思想者的勇敢当然应当赞颂，但是思想者争鸣的“大勇”与执政者的“大度”又密切相关。没有执政者的“大度”，“大勇”也难以发出有效的声音。当然，执政者的“大度”通常源于对执政的合法性的自信，而一切“文字祸”的背后，则是当权者的恐惧：

恃强挟贵，而苛察雄猜，憬然严周身之防，了焉极十目之视，盖众所畏之人，其所畏亦必众耳。③钱锺书：《管锥编》，第333、1424、973、1132-1134、11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三、“学说杀人”、“耶稣之信仰”、“皮毛关系”——《管锥编》与社会观念语境的批判

一部“文革”史可以说就是一部“理论”宣教史，“六亿人民六亿理论家”曾经成为一种“民族的骄傲”。“认真学习理论”当时不仅是一句流行的口号，更是一种普遍的观念。

对于这种社会观念，钱锺书是如何回应的呢？

义理学说，视若虚远而阔于事情，实足以祸天下后世，为害甚于暴君苛政……《孟子·藤文公》危言悚听，以“邪说淫辞”与“洪水猛兽”并列……唐庚《眉山文集》卷九《易庵记》：“陶隐居曰：‘注《易》误，犹不至杀人：注《本草》误，则有不得其死者矣。’世以隐居为知言。与吾之说大异。夫《六经》者，君本之致治也…… 《本草》所以辨物，《六经》所以辩道……一物之误，犹不及其余；道术一误，则无复孑遗矣。前世儒臣引《经》误国，其祸至于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本草》之误，岂至是哉？注《本草》误，其祸疾而小，注《六经》误，其祸迟而大”：《能改斋漫录》卷一八；“高尚处士刘皋谓；‘士大夫以嗜欲杀身，以财利杀子孙，以政事杀人，以学术杀天下后世”；郝经《陵川文集》卷九《荆公配享小像碑本》诗：“至今宗庙无片瓦，学术终然杀天下”……④钱锺书：《管锥编》，第333、1424、973、1132-1134、11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这里，钱锺书极其勇敢地拈出了一个与时世格格不入的命题：“学说杀人”。

义理学说，表面看是比较虚远的，其实足以祸天下后世，为害甚至强于暴君苛政。这是因为，“声色、货利之耽，游情、凶杀之癖，莫不可究厥道源。纳诸理窟，缘饰之以学说，振振有词”。而“人欲、私欲可以杀身杀人，统纪而弘阐之，以为“天理”、“公理”，准四海而垂百世，则可以杀天下后世矣”。⑤钱锺书：《管锥编》，第333、1424、973、1132-1134、11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这也就是说：无论声色金钱凶杀，任何对私欲的追求，都可以提炼出一种“理论”，归纳为一种学说，同样，日常所见“振振有词”的理论与学说，时常倒可能是追求声色金钱凶杀者“私欲”的变形化装。进而言之，暴君苛政只能得逞于一时，而害人杀人的私欲，一旦套上了“学说的”名义，便可能被用来规范天下、垂范后世，其为害自然甚于暴君苛政。

由“学说杀人”，钱锺书还更一步揭示：“学说杀人”，既杀他人，也“杀”自我的良知。

在早年的散文《谈教训》中，他曾经论及“世界上的大罪恶，大残忍——没有比残忍更大的罪恶了——大多是真有道德理想的人干的。没有道德的人犯罪，自己明白是罪；真有道德的人害了人，他还觉得道德应有的代价”。因此，“上帝要惩罚人类，有时来一个荒年，有时来一次瘟疫或者战争，有时产生一个道德家，抱有高尚得一般人实现不了的理想，伴随着和他的理想成正比例的自信心和煽动力”。①钱锺书：《写在人生边上》，第33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而在近半个世纪后，钱锺书更深刻地指出：“本诸欲，信理之心始坚：依夫理，偿欲之心得放。宋儒严别‘血气’与‘义理’，未为无见，惜不察两者互相利用，反复交关，环回轮转”。②钱锺书：《管锥编》，第1134、1540、123、539、4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换言之，当一种“理论”、“学说”不合乎内心的私欲时，对这种“理论”、“学说”的信仰往往是虚浮的，不坚定的；同样，当没有某种“理论”、“学说”支持时，欲逞其私欲者，不但难以躲避社会的监察，甚至难以躲避其自我意识的谴责，因而常常有所顾忌，有所约束而不能放胆而作，任心而为。正因为这样，一旦有了 “学说”，“理论”，甚至只要语言上有了某种“说法”、“提法”，便常常使其以为事理上也就有了依据，私欲便可躲在这种“说法”、“理论”的盾牌之下，“放心偿欲”而不必顾忌良心的谴责或社会的监察。

“学说杀人”，不啻是钱锺书对于“理论社会学”（或曰“学说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贡献。

在对“学说杀人”的思考基础上，钱锺书更进一步要求警惕那些源自伟大的思想家的学说，严格区别“五千言”之道与“五斗米”之“道”：

僧人为卫元嵩曾经上书 “请废沙门，去兰若”，因此，当时即有人将其视为佛门叛徒，钱锺书对此不仅细细分别：元嵩尽管“请废沙门，去兰若”，却“未请禁绝二乘五部，请人其人，庐其居，而未请火其书”。并且进一步极其深刻地揭示：

良以末派失开宗之本真，徒孙为师祖之罪人，有佛教之名，无佛法之实；故沟而二之，不许僧徒、寺庙托佛自庇，而亦免于佛为僧徒、寺庙所玷累。西人尝言：“耶稣基督而复生，必不信奉流行之基督教，足相发明。”③钱锺书：《管锥编》，第1134、1540、123、539、4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既然“耶稣基督复生，必不信奉今天的基督教”,那么,老子复生，会信奉今天的道教吗?释迦牟尼复生，会信奉今天的佛教吗?马克思复生,又到底信奉今天的哪一种马克思主义呢?更何况,哲理玄思,演变多时,往往蜕变为“富贵本子”、“试场题目”。④钱锺书：《管锥编》，第1134、1540、123、539、4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此外，钱锺书还对当时其他一系列的流行观念作了相当深刻的回应：

如“知识分子是毛，工农大众是皮”，对于任何一位具有 “文化大革命”经验的知识分子来说，都似乎相当深入地接受了这样一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皮毛关系论”。但钱锺书却拈示：

毛本傅皮而存，然虎豹之革郭、狐貉之裘，皮之得完，反赖于毛。⑤钱锺书：《管锥编》，第1134、1540、123、539、4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再如：“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同样是耳熟口滑的观念，但是，钱锺书在拈出举国之人都饮狂泉，结果以“不狂为狂”的故事后指出：

人之较量事物，复每以共言、众言者为真，而独言、寡言者为妄，觉众共之可信恃，优于寡独。⑥钱锺书：《管锥编》，第1134、1540、123、539、4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四、“羞愧”、“作伪”、“文德”——《管锥编》与社会道德语境的批判

《干校六记》是杨绛先生追忆“文化大革命”中“五七干校”生活的散文集，在一九八○年十二月为《干校六记》所作的“小引”序言中，钱锺书着重讨论了“羞愧”的问题：

杨绛写完《干校六记》，把稿子给我看了一遍。我觉得他漏写了一篇，篇名不妨暂定为《运动记愧》。

……

现在事过境迁，也可以说水落石出。在这次运动里，如同在历次运动里，少不了有三类人。假如要写回忆的话，当时在运动里受冤枉、挨批斗的同志们也许会来一篇《记屈》或《记愤》。至于一般群众呢，回忆时大约都得写《记愧》：或者惭愧自己是糊涂虫，没看清“假案”、“错案”，一味随着大伙儿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惭愧自己是懦怯鬼，觉得这里面有冤屈，却没有胆气出头抗议，至多只敢对运动不很积极参加。也有一种人，他们明知道这是一团乱蓬蓬的葛藤帐，但依然充当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芦案”。按道理，这类人最应当“记愧”。①钱锺书：《〈干校六记〉小引》，《钱锺书杨绛散文》，

也就是说，在钱锺书看来，站在个人的立场上，对于那场动乱，我们最缺乏的就是自我的反省，是一个“愧”字。通常人们很容易认为这只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痛定思痛”的“追记”，其实，早在风雨晦暗、人妖颠倒、进退维艰的年代，钱锺书对此就已经作了相当深刻的剖析，钱锺书的反省和“记愧”并非是“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的“时尚”，而是当时对于即时应对语境的“直击”。

在一九七二年开始撰述的《管锥编》中，钱锺书不但拈示《焦氏易林·豫》有所谓：“忍丑少羞，无面有头。”指出《焦氏易林·泰》中也有同样语句，《焦氏易林·剥》还有所谓：“泥面乱头，忍耻少羞。”并分别解析此处“无面”就是“无耻，不识羞”，“不要脸”；“少羞”就是“厚脸皮”。

与此同时，钱锺书更进一步拈示：《易林》中的“泥面”就是《西游记》中的“泥脸子”，而其中的“泥”“亦犹‘泥壁’之‘泥’，‘涂垩增附’”，如同《斩鬼传》中“涎脸鬼”的“铁脸”（“用布镶漆了，又将桦皮贴了几千层”），《对玉梳》中的 “桦皮脸”，《广笑府》中的“二十四层笋壳脸”（“剥了一层又一层”）。②

古罗马 《博物志》言动物中唯人有双颊，颊乃羞惭之所，赧色了然；近世哲学家云：“人者，能双颊发红之动物也，识羞耻故。”不知耻，不害羞，则表达愧情之颜面虚生闲置，虽有若无，是以“少羞”等于“无面”。③钱锺书：《管锥编》，第565、566、566、5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而“‘无面’可解为自觉羞愧，亦可解为不觉羞愧”。④钱锺书：《管锥编》，第565、566、566、5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干校六记〉小引》中对于“最需要羞愧”而“最不羞愧”的那类人的抨击，如果与“文化大革命”中所撰的《管锥编》合观，则其中内蕴之义将更为明白：

不过，他们很可能既不记忆在心，也无愧怍于心。他们的忘记也许正由于他们感到惭愧，也许更由于他们不觉惭愧。惭愧常使人健忘，亏心和丢脸的事总是不愿意记起的事，因此也很容易在记忆的筛眼里走漏得一干二净。惭愧也使人畏缩、迟疑，耽误了急剧的生存竞争；内疚抱愧的人会一时上退却以至于一辈子落伍。所以，惭愧是该淘汰而不是该被培养的感情；古来经典上相传的 “七情”里就没有列上它。在日益紧张的近代社会生活里，这种心理状态看起来不但无用，而且是很不利的，不感觉到它也罢，落得个身心轻松愉快。⑤钱锺书：《〈干校六记〉小引》，《钱锺书杨绛散文》，

十七世纪讽世文描状政客，谓其无上美德为无羞耻，戴韧革面具，刀斫之辄口卷锋摧，正同“铁脸”矣。⑥钱锺书：《管锥编》，第565、566、566、5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而那些“无羞耻”之人，或如《走狗言志图》所讽：

谈士之趋附袁世凯者，或“狗而不走”，

第242-243页。

② 钱锺书：《管锥编》，第565、566、566、56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或“走而非狗”，或“亦走亦狗”……①钱锺书：《管锥编》，第1134、1060、438、436、437、922、851、807、1505-1506、15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或如《蝙蝠赋》所云：

“吁何奸气，生此蝙蝠！形殊性诡，每变常式，行不由足，飞不假翼……不容毛群，斥逐羽族。”按言蝙蝠之两头无着，进退维谷，禽兽均摒弃之为异族非类。然今日常谈，反称依违两可，左右逢源之人曰：“蝙蝠派”……②钱锺书：《管锥编》，第1134、1060、438、436、437、922、851、807、1505-1506、15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在那种特定语境下，一个知识分子常常不得不作违心之论，对此，钱锺书不但揭示一种“说取行不得底，行取说不得底”③钱锺书：《管锥编》，第1134、1060、438、436、437、922、851、807、1505-1506、15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的思想人格：“哲人之高论玄微、大言汗漫，往往可惊四筵而不能践一步。言其行之所不能而行其言之所不许。”④钱锺书：《管锥编》，第1134、1060、438、436、437、922、851、807、1505-1506、15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若夫高睨大言，乃所谓备蓄两副哲学，一为索居之适，一供群居之便”，⑤钱锺书：《管锥编》，第1134、1060、438、436、437、922、851、807、1505-1506、15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而且，他还更进一步揭发：

董仲舒 《士不遇赋》“孰若返身于素业兮，莫随世而轮转”，“巧宦曲学，媚世苟合；事不究是非，从之若流，言无论当否，应之如响；阿之取容，希风承窍”，“权变可以致权势焉”。⑥钱锺书：《管锥编》，第1134、1060、438、436、437、922、851、807、1505-1506、15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权变”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获取“权势”。

值得注意的是，在钱锺书对于社会人格的批判中，他还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诈为善相”，“犹胜真心为恶也”。⑦钱锺书：《管锥编》，第1134、1060、438、436、437、922、851、807、1505-1506、15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管锥编》拈示：《聊斋》会校本卷一一《织成》后附记洞庭龙王逊位于柳毅，因为柳毅“貌文，不能慑服水怪，付以鬼面，昼戴夜除。久之渐习忘除，遂与面合为一”。由此，钱锺书感慨：

面具称“代面”，亦称“假面”；既久假不归，则可取而代。假面长戴，渐夺本相，即习惯成自然，弄假变为真，故曰：“长此作伪者终失其伪”，或曰：“真善每托始于伪善”。⑧钱锺书：《管锥编》，第1134、1060、438、436、437、922、851、807、1505-1506、15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在那种特殊的语境中，很多知识分子在互相“揭发”、“批判”中常常都会以自己只是“奉命行事”、“不得不为”自宽自慰，钱锺书却从人格形成的角度深刻地批判：经常假装做善事，最后很可能成为真善人；而经常勉强做恶事，最终将成为真正的恶人！

因此，在钱锺书看来：

不论“文”之为操行抑为著作，无不与“德”契合贯穿；“大人”，“小人”，具见何德，必露于文，发为何文，即征其德，“文”、“德”虽区别而相表里者也……求道为学，都须有“德”……《荀子·正名》；“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不动乎众人之非誉，不冶观者之耳目，不贿贵人之权势，不利传僻者之辞”……一切义理，考据，发为“文”章，莫不判有“德”无“德”。⑨钱锺书：《管锥编》，第1134、1060、438、436、437、922、851、807、1505-1506、15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黑格尔名言：“治学必先有真理之勇气”，钱锺书“每叹兹言，堪笺‘文德’”。⑩钱锺书：《管锥编》，第1134、1060、438、436、437、922、851、807、1505-1506、15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在我们看来，在一九七二-一九七五年那一特定的语境中，当“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时候，一部《管锥编》正是以“真理之勇气”进行社会批判的杰出代表，只是这一批判部分由于《管锥编》那炫目的博学和“典雅的文言”的遮蔽，而让今天匆忙中的人们竟轻轻地忽略了。

在中国的思想界，人们很容易关注高空的云彩和大海的波涛，却很少有人会注意到奔流在地底的岩浆，那岩浆，比云彩灿烂，比波涛热烈，她在地底奔流，不屑闻达，惟求独立，时或涌出地面，但当人们能够近距离接触它的时候，通常却只是表现为普通甚至灰色的容颜，一九七九年公开出版，但撰述于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五年间的《管锥编》，正是这样一种社会批判的岩浆,显示了一种真正特立独行的思想者的品格。

陈佳璇，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广东韩山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胡范铸，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