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子华

（菏泽学院中文系，山东菏泽 274015）

《水浒》：构建和谐文化的一面镜子

邵子华

（菏泽学院中文系，山东菏泽 274015）

在《水浒》中，人、制度和价值观相互之间乃至它们自身都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从而又滋生、加剧了文化系统诸因素的冲突，一步步把社会引向分裂和战争，致使血腥蔓延，生灵涂炭。《水浒》留给当代社会的教训是沉痛的，给我们建设和谐文化的启示也是分明的。

水浒；和谐文化；人；制度；价值观

对于一种社会生活来说，文化是最深层次也是最主要的决定力量，它就像本能对于动物一样成为人类行为的指南。因而，建设和谐文化，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也是实现社会和谐的精神动力。《水浒》不仅生动地描写了各阶层人物的性格及其命运，准确地再现了世道人心，而且真实地反映了宋代乃至更长历史时期的社会结构及其运行状态。可以说，《水浒》人物的内心向往、行为方式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体制，在一定意义上可以作为我国文化的标本。因此，深入地剖析它，反思它，可以帮助我们看清传统文化的深层结构，也能够从中获得启示，了解我们今天建设和谐文化的目标和途径。

一、和谐文化的内涵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总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类社会里所得的一切能力与习惯。”[1](6)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又总是把文化看作是由许许多多简单的事物或现象构成的有机整体，如语言、习俗、服装、文学、饮食、仪式、生产方式、生产技术、制度等繁多的因素，这些繁多的因素共同构成庞大的文化系统。不同的文化因素在性质和功能上并不处于同一个层面，而是多层级交叉构成的。任何一个功能性的系统总是包括组成材料、结构关系及其追求目标三大要素，由此，我们可以从庞杂的文化系统中分析出三大构成要素，这就是人、制度和价值观。

人是文化系统组织材料中最重要的因素，“文化”就是“人化”，人是文化的中心。在本质上，文化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和对象化，是人性在自觉的境界上对自身力量的体认和确证。从文学的角度出发，我们重点考察的就是人的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并由此追溯到人性的根源，努力促进人性的升华。制度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关系、对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复杂关系的反映。规范的制度把各个孤立的组成部分结合成一个功能性的机体，使之能够保持秩序、平稳地有效运行。制度是文化系统结构关系中最关键的因素。文学作品中的制度问题集中表现为个体与群体、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价值观是文化系统追求目标中最核心的因素。价值是客体对主体生存和发展的意义与效应。价值观渗透于文化系统的各个因素并具有制约、整合其他要素的功能。人的理想、生活习惯、行为方式以及制度的目标莫不是一个群体或社会所共同具有的价值观的具体化，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心理特征尤其如此，它总是深刻地反映出一个民族隐秘的价值尺度。

如果人、制度和价值观自身及其相互之间和谐，就能够有效地协调多元异质文化因素之间的差异与冲突，维护各个要素之间的平衡与张力，使整个文化系统保持蓬勃的生机，从而促进社会安定发展，人民文明进步。

人的和谐包括人内心的和谐及人与人的和谐。人内心的和谐要靠生命结构的完善和充实，一个完善的生命结构在内容上应该包括自我的需要、族群的需要和终极的需要。自我的需要主要是个人化的主体性需要，当然也包括自然属性的需要；族群的需要是族群的命运所引起的主体反应，包括对大地、对社会的关心，对民族、对人类的担忧；终极的需要是对存在价值的追问，如生命的意义、精神的归宿等。这些需要都应该成为人的存在的生命渴望。人与人的和谐是建立在仁爱基础上的人际关系。和谐不是没有矛盾，而是矛盾双方的协和或和解，协和或和解的基础是人人胸怀仁义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制度应当建立在公正的基础上并保证社会公正的实现，要能够有效地保障每个人的合法权益。“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2](3)

文化系统三大要素的功能还必须内化为人的心理需要，成为人们普遍的思维特征，最后凝结为一种精神力量，才能发挥它的建设作用。说到底，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和谐文化的精神实质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解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它的终极目标是帮助人们解决“那些从生存困境中产生的、人人都无法回避的所谓‘不可理喻性问题’”。[3](30)对付生存的困境是人类永恒的任务——尽管困境的内涵不断变化——跨越沼泽、抗拒威胁的最后的路途也许就是人类的充满诗情想象的精神实践。

二、水浒文化的冲突

在《水浒》中，人、制度和价值观相互之间乃至它们自身都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从而又滋生、加剧了文化系统诸因素的矛盾冲突，一步步把社会引向分裂和战争，致使血腥蔓延，生灵涂炭。

梁山人的生命需求仅仅停留在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的低层次，他们的生命不可能向更高的层次发展，所谓反抗也仅能解释为解决个人的生存问题而已，落草为寇也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得到招安。而统治集团中的人在低层次的需要得到充分满足之后却不肯向更高的需要发展，反而逆向倒行，肆意扩张低层次的需要直至人性的沦丧。这样两种生命状态的性质虽然不同，但他们都活在生存的层次，都属于物质意义上的生存。他们的一切行动只是为了达到眼前的目的，没有思想信仰，也很少有固定的是非观念，不能或不肯在是非与价值方面作出自己正确的分析和判断。他们成为可恶又可怜的心理上的残废者。这种畸形的生命状态决定了他们行为方式的冷漠和残酷，具体表现为活命哲学、利己主义和板斧法则。许多各个不同阶层的人上梁山是为了活命而不是一种主动的价值选择。尽管他们的人生各具特色，但本质上都是为了“活着”。那些随风保命的朝廷军官、势利吮血的行政司法者、钻营求利的蔡京集团，直至任性纵欲的皇帝，莫不以生存为原则，以活命为哲学。仅仅为了“活着”，利己就走到了残暴无良、嗜血斗狠的极端。他们谋小利而非谋大义，私情战胜公道，欲望压倒原则。他们是物质的享乐者而不是精神的追求者，他们是破坏者而不是建设者。[4](100)《水浒》中各色人物的生命状态大都处于本能性物欲的畸形膨胀和高层次信仰需要的严重缺失状态，本能的需要常常导致为所欲为的冲动。这就使得他们的行为绝少有从理性出发的对社会理想的自觉执着的追求，更缺少对“兄弟”以外人群的慈悲情怀——梁山的“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就是建立在劫掠别人财富基础上的冷酷无道。

更为糟糕的是，水浒的制度又引发和助长了这种本能性物欲的肆虐。在《水浒》中，作为社会制度根基的皇权乃至梁山的结义都是建立在“天意”基础上的。帝王就是至高无上的真龙天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成为皇帝个人的家天下，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依照个人的偏好决定国家大事。不可否认，赵佶不乏灵气，感性色彩极为浓厚，颇具艺术天才，这种人只服从自己内心感受的召唤，为人处事冲动而情绪化，但恰恰皇权帝制赋予了他无上的权力，结果，在他二十五年的统治下，一座锦绣江山变成名副其实的破屋漏船。高俅是市井之徒，没有文化，不讲信义，更别说治国方略，而他却可以官至太尉。当这个社会全以最高统治者的好恶来任用官员而不去考虑诸如品行、才干等因素时，也就代表着整个社会价值观的颠覆。上梁既已不正，下梁岂有不歪之理？“那时朝廷奸臣当道，馋佞专权，非亲不用，非财不取”，（第二十一回）燕雀巢堂，百恶丛生。本应主持正义，保护百姓的天子与朝臣已然昏昧奸邪，体制的运作与维持如何能够带给人民应有的保障？社会的正义如何还能够实现？正是在这种制度下，才会有权势者在天堂作恶，弱势群体在地狱挣扎。梁中书每年以十万贯金银珠宝送给蔡京——宋朝正五品外官的月俸是30～35贯，显然，他送的这么多钱财并不属于他的合法财产，而是贪污的国家钱财搜刮的民脂民膏。阮氏生活屈辱悲苦——“如今那官府一处处动掸便害百姓；但一声下乡村来，倒先把好百姓家养的猪羊鸡鹅尽都吃了，又要盘缠打发他！”（第十四回）再看梁山的“结义”，宋江说：“上天显应，合当聚义。今已数足，上苍分定位数为大小一等天罡地煞星辰，都已分定次序，众头领各守其位，各休争执，不可逆了天言。”（第七十一回）既然是“天地之意，物理数定，谁敢违拗？”梁山上的权威乃归宋江一人独占专有。正是这种“天意”实现了宋江不可违拗执意招安的领袖意志，彻底背离了梁山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水浒的悲剧充分证明，所谓“天意”运行的功能和结果都是盲目和低劣的，它的合法性更是虚拟的。

那么，水浒人物内心憧憬的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在《水浒》中，朝廷内人物信仰缺失、道德沦丧是显豁的。他们肆意根据自己的私利来驱使国家力量，将国家权利转换为满足自己私欲的溺器。他们为维护自己的私利而铲除异己，敲骨吸髓，心狠手辣。在他们的眼里，哪里还有什么正义、制度、法律？他们心里只有私情私利私欲。他们的想望只能在低劣人性的泥水中扑腾，他们的生命力只能在人性与兽性的临界面上奔突，他们的行径只能在人形和鬼魅之间摇摆不定。而梁山人所热切向往的也只是满足口舌之欲的“快活”生活。当阮小七们听说上梁山入伙可以“论秤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喝酒，大块吃肉”时，不禁心驰神往：“人生一世，草生一秋，我们只管打渔营生，学得他们过一日也好。”“若是有识我们的，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若能够见用一日，便死了开眉展眼！”。（第十四回)至于梁山人所标旁的忠义，也不是什么生命中高层次的价值追求。其“忠”是缺乏理性思考、囿于感性生存意识的盲目顺从，到后来以“忠”追名逐利，更是退化成了一种纯粹的生存手段。其“义”又只局限于以自己为中心的小圈子，这就成了一种利益相关者的处事策略而不是一种普世价值。[5](46)就是这种“义”又被宋江必须服从“忠”而扭曲，就更加黯然失色了。《水浒》中“忠义”反映的不过是梁山人为了求生存的自觉意识。总起来看，水浒人物常常表现出强烈的享乐欲，尤其是对财富权利的占有欲和维我为尊的霸王欲，梁山中的人是这样，朝廷中的人更是这样。他们的价值追求只是吃好喝好玩好让人怕我的生理满足。但在价值观的具体表现形式上，又因为他们经历、地位的不同以及制度的种种不公正而具有多样性——在江湖杀人越货，为官者鼠窃狗偷，司法人贪赃枉法，反抗者则不得不杀戮嗜血。《水浒》中甚至在同一个人身上也存在着价值选择的矛盾冲突，许多人黑白两道通吃就说明了人们价值观的分离与悖反。人们价值观的低级、分裂、混乱滋生并加剧了社会的冲突和动荡。

综上所述，水浒人物生命结构的残缺导致他们生命力指向的倾斜和混乱，而制度的荒唐又不断刺激人们的生物性因素并使它恶性泛滥，于是，每个人就以自己为中心来组织力量进攻，这样，整个社会就成了人人都被卷进去的战场。而这些因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并不是单向的，而是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的。

三、和谐文化的建设

《水浒》留给当代社会的教训是沉痛的，给我们建设和谐文化的启示也是分明的。首先，文化系统的和谐靠人的生物性维持无异于缘木求鱼，是十分不牢靠的。社会是在人的生物性基础上发展延伸而来的一种高级的、群体生命的系统形态。

人性的结构可以归纳为三个基本的层面，即自然性、主体性和反主体性。自然性指生理的需要和本能。主体性是在历史和社会文化的土壤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它表现为创造和建设。文化就是人的主体性实现的过程和结果。反主体性是对人的主体性的对抗和背叛，它表现为懒惰、消极、发泄、破坏，使人走向庸俗和堕落。“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就是说主体性使人上升为天使，反主体性使人堕落成魔鬼。人身上的自然属性是中性的，升华则促使主体性的实现，堕落就加剧反主体性的恶性膨胀。由此看来，人是尚未定型的动物。

人要经过理性的觉醒才能成为具有主体性的社会人。理性的觉醒是指人的自我超越和社会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比动物层次的吃喝玩乐跃升了一个层级，使人不仅关注自我生命个体，而且开始关注整个生命群体，在对群体命运的关注和奉献中，实现更大程度上的生命力延伸。“人必须有意义才能生存，他也果然就发现了意义。人的未定性和寻求意义的执拗性正是人的伟大之处。”[6](431)每个人无不是在追求幸福与美好，但是，低级一些的只知道追求属于自身的幸福与美好，只是盲目地疯狂地紧紧抓住生命，却没有任何别的更高目的；更高一层的才会追求属于整体的幸福与美好，他要肯定自己的生命在宇宙中的价值。

人类社会通过文化的作用，把它成果中的理性精神积淀到个体身上来唤醒和振奋人的主体性，使人超越了当下唯一的、有限的物质世界而进入无限丰富的精神世界。《周易》强调：“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论语 季氏》）顾炎武认为：“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无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日知录》）。文化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也具有一个民族的恒定性。仁义礼乐随时代的不同而注入新的内涵，但无一不是以人类自觉的理性力量矫正人类自发的无序的生命行为，实现人类群体内部的和谐，使之满足最大限度延伸生命力的需要。今天，我们追求的价值理念应当是感性生命和理性精神的统一，从健康完满的生命出发向普世道义的进取。

道义的真正实现还要依靠制度的保证，制度是一个文化系统中要求所有社会成员都必须遵守的规章和准则。一种优良的制度不仅支撑着社会关系结构的稳定，而且还能够促进它的不断发展。水浒体制的崩溃导致社会的黑暗，点燃了人们心中的愤怒，最终形成畸形的反抗。

皇帝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不仅在皇帝自己的意识中视为当然，而且在社会各阶层的观念中也认为理所当然，“替天行道”的梁山“英雄”只反贪官不反皇上就是一个证明；统治集团内的官僚在执行法律时根据个人恩怨和利益得失随意裁决更是一种效法。于是，制度就成了个人舞弄操控的有名无实的形式，就沦为压迫残害善良百姓的逞恶的工具。在这种制度下，行善的得不到保护，作恶的受不到惩治，人们背善向恶，心黑手狠。贪官污吏且不说，梁山许多好汉对他人的生命也缺乏最起码的尊重。孙二娘夫妻在十字坡开黑店卖人肉馒头，周通与李忠在桃花山杀人越货，又有多少无辜的人成为李逵板斧下的冤魂？在水浒时代的天空，具有健全人格与高尚品德、闪灼人性光辉的人物不仅寥若晨星，而且容易被封建专制的黑洞吞没。所以，制度的建立首要的是还“天命”于“民意”，把制度建立在民心之上。制度要确保多数人的利益和政治权利，把多数人的意志确认为最高意志，使每个人的基本权益都有办法得到稳定的保障。一种制度应该关爱人的生命、维护人的尊严、唤起人的良知，促使人们不屈不挠地追求人性自由和心灵完善。民主和法治精神、人文和科学精神应当成为现代文化制度的核心。同时，制度还必须具有相当的强制性，“某种类型的思想或行为，不仅存在于个人身外施于个人，而且它们有一种强大的力量，不问个人是否服从，而用一种强迫及压制使个人服从。”[7](136)每个公民都必须服从自己所认同的制度，否则，当法令的执行缺乏客观性时，正义的伸张就变得可遇不可求了。

制度是物化了的社会共享价值观，是文化长期积淀的结果。每个行动者对手段和目标的抉择具有一定的选择自由，这种选择特别要受到人们共有的规范性标准和价值观念的调节。这是因为，每一类、每一个价值主体都力求自身价值尺度的至上性，追求自身价值最大化。在相互之间价值目标不一致的情况下，价值冲突就不可避免地发生。整个人类社会到处都充满了这种复杂的价值冲突。冲突的结果是每个主体都必须调整自己的价值观、价值目标和价值行动，众多个体在复杂的价值互动过程中凝结、升华形成结构关系总体。因此，个体结合为群体进而组合成社会，依赖的是共同的价值观。美国社会学家David popenoe甚至认为：“文化就是一个群体或社会共同具有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8](63)社会作为一种特殊的集合价值主体形式，如果没有社会共享价值观的存在，众多个体就会变成一个个“孤独的鲁滨逊”，社会就会沦为萨特所说的一盘散沙状的“群集”。共同价值观是精神的胶水，能够把整个社会粘合在一起。个体、群体、社会的价值必须具有相当程度的共享性，而且这个价值目标的功能还应当是高效向上的，能够尊重和提升人的主体精神。

我们共享价值观的基本内涵应当是公平正义。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公正即和谐”（Republic）。亚里士多德指出:“公正不是德性的一部分，而是整个德性；相反，不公正也不是邪恶的一部分，而是整个邪恶。”毕达哥拉斯学派强调：“一定要公正，不公正，就破坏了秩序，破坏了和谐，这是最大的恶。”孔子也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公平正义既是建立和谐人际关系的坚实基础，也是涵养人性的基本保证。

公平正义包括惩恶扬善、是非分明、处事公道、利益平衡等等。公平正义不能只是用来维护个人或小圈子利益的行为之名，而应当成为人人自觉追求的价值标准，“正义原则必须是这样的原则：它们具有一般的形式，普遍适用于一切场合，能够公开地作为排列各种冲突要求之次序的最后结论来接受。”[2](4)在人类社会这一更高级的生命层面，人类应当遵循更高级的理性平衡法则，保持社会系统的有序性，而不再是适用于动物界的自然平衡法则。这样公平正义的价值观才能够把全体人民的意志和力量凝聚起来，汇成一股巨大无比的精神合力，以维系民族的稳定生存和繁衍发展。

四、结 语

毫无疑问，《水浒》寄托着民众的内心憧憬，表现出弱势群体对社会公道、对社会正义的朴素向往。梁山人物在民间传衍成英雄形象，实在是因为无奈的大众目睹了贪官污吏横行受够了社会压迫才只得将希望寄托在常规社会制度之外的“梁山好汉”一类人物身上。但是这种盼望能过上没有权势凌辱欺压的快乐生活的理想并不是当时的文化所孕育催生的，而是源于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人都具有的生存本能，不但如此，那种专制、暴力、分裂的文化并不能给广大民众指出一条实现到达理想世界的正确道路，“倘有这样的英雄豪杰”、“倘有这样的除暴安良之处”不过是给人心理安慰、精神按摩的成人童话而已。

美国社会学家英格尔斯说：“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缺乏一种能赋予这些制度以真实生命力的广泛的现代心理基础，如果执行和运用这些现代制度的人，自身还没有从心理、思想、态度和行为方式上都经历一个向现代化的转变，失败的畸形发展的悲剧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再完美的现代制度和管理方法，再先进的技术工艺，也会在一群传统人的手中变成废纸一堆。”当然，我们不能苛求水浒人物具有现代性的人格和心理，但是，我们现代人决不能再有水浒人的心理。“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9](603)但是，我们必须拥有足够的力量冲破梦魇，才能走出水浒式的悲剧轮回。

[1]泰勒.原始文化[M]//李宗桂.中国文化概论.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

[2]约翰·罗尔斯.正义论[M].何怀宏，何包钢，廖申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3]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北京：三联书店，1989.

[4]邵子华.水浒：构建和谐人生的一面镜子[J].明清小说研究，2008（3）.

[5]邵子华.水浒：构建和谐社会的一面镜子[J].明清小说研究，2007（2）.

[6]尼采.论道德的谱系[M]//尼采全集.谢地坤，宋祖良，程志民译.桂林：漓江出版社版，2007.

[7]E·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8]戴维·波普诺.社会学[M].李强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prentice hall出版公司,1999.

[9]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The Water Margin: Structure a mirror of harmonious culture

SHAO Zi-hua
（Chinese Department , Heze University ,Heze 274015, Shandong )

In theWater Margin, there exist irreconcilable contradictions among people, institutions and values and even themselves, which in turn breeds and exacerbates conflicts of cultural system elements, step by step pushing the society into division and war, plunging the people into misery and suffering and the loss of life.Water Marginprovides painful lessons for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clearly gives us inspiration to build a harmonious culture.

The Water Margin; harmonious culture; person; system; values

I207.412

A

1009-8135（2010）02-0076-05

2010-01-10

邵子华（1959-），男，山东单县人，菏泽学院教授，主要研究对话诗学。

（责任编辑：张新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