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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王世贞的词学辨体理论

2010-04-04蒋旅佳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 2010年11期
关键词:词体王世贞乐府

蒋旅佳

(安庆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安庆 246052)

王世贞不仅创作了大量的词,而且在词学辨体理论上有一定的建树。王世贞通过文体辨析发掘词不同于诗也有别于曲的微妙之处,从词体表现内容、词体语言、词体言情本质、词体雅俗之辨等角度把握词之本色以及词体美学品格,并推崇一种词作典范。

一、诗、词、曲不同——文体学辨析

“词之辨体批评,是要辨析词与其他文体(主要是诗与曲)的不同,确认词体自身所固有而非其他文体所共有的根本特性。”[1]131

首先,词、诗、曲的区别在于音乐性之不同。王世贞强调诗词有别,“之诗而词,非词也。之词而诗,非诗也。”[2]4319他从辨体角度提出了词承“乐府”而来,“词者,乐府之变也”。众所周知,词不同于近体诗的最大特点即为句式长短不齐且宜于歌唱,而这一点在古体诗尤其是乐府诗里很普遍。正是基于这一点,王世贞把词体起源追溯到乐府诗,他认为词和乐府诗合乐的共通性是论述“词为乐府之变”的基础;但二者毕竟是分属不同的文体,词既起源于乐府又为其之“变”,“词兴而乐府亡矣,曲兴而词亡矣,非乐府与词之亡,其调亡也。”[2]4319

王世贞把“词兴”而致“乐府亡”的根本原因归结在“调”上;那么,词之“调”与乐府之“调”有什么异同才能导致“词兴而乐府亡矣”呢?王世贞显然已经察觉到了“胡乐”这一非本土性音乐因素在词的产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昔昔盐》、《阿鹊盐》、《阿滥堆》、《突厥盐》、《疏勒盐》、《阿那朋》之类,调名之所由起也。其名不类中国者,歌曲变态,起自羌胡故耳。”[2]4319通过分析,王世贞得出词中羌胡音乐这一类“调”是乐府诗中多没有的,而正是这一类“调”的兴起导致了乐府诗之“亡”。回顾词的发展历史,我们知道词是隋唐燕乐在中唐以后流行的直接产物。后来由于文人参与创作,词变得日益典雅精致,逐渐成为脱离音乐束缚的单纯的书面文学。同样的,“曲者词之变”,词、曲的音乐性也不同:“自金元入中国,所用胡乐,嘈杂凄紧,缓急之间,词不能按,乃更为新声以媚之。”[2]4325宋元之际,北方契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相继入据中原,他们带来的胡曲番乐与汉族地区原有的音乐相结合,孕育出一种新的乐曲。词在新的乐曲面前显得很不合拍,这种情况下,散曲这种新的体式应运而生。由此可见,由乐府诗及词,再由词变而为曲,音乐在其间起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所以诗词曲的区别最主要还是音乐性的不同。

其次,词的表现题材和主要内容不同于诗。“盖六朝诸君臣,颂酒赓色,务裁艳语,默启词端,实为滥觞之始。”“挟春月烟花于闺幨内奏之”[2]4319。又“宣政间,戚里子邢俊臣性滑稽,喜嘲咏,常出入禁中,喜作《临江仙》词,末章必用唐律两句为谑,以寓调笑。……上大喜,置艮岳万岁山,命俊臣为《临江仙》词,以高字为韵。”[2]4324显然,王世贞认为,词不同于诗歌的言志扬道,它的主要内容无非是宴饮享乐、携伎花前月下、下臣取悦国君的文字游戏;要么是男女之间缠绵悱恻的爱情,又或是女子体貌的描摹,等等。

再次,对词体的语言表达,王世贞又表现出高度的重视。“《花间》以小语致巧……《草堂》以丽字取妍”,“一语之艳,令人魂绝,一字之工,令人色飞,乃为贵耳”。[2]4319“美成(周邦彦——笔者注)能作景语,不能作情语,能入丽字,不能入雅字,以故价微劣于柳。”“丽”可以看作是王世贞用来衡量词作的一个重要标准。他说:“永叔极不能作丽语,乃亦有之。曰‘隔花暗鸟唤行人’,又‘海棠经雨胭脂透’。”[2]4322又云:“王元泽‘恨被榆钱,买断两眉长柳’,……鲁直‘莺嘴啄花红溜,燕尾点波绿皱’,俱为险丽。”[2]4322检索温庭筠词作,《花间集》录词六十六首,大部分内容和女性有关;且用语雕饰华丽,温词由此获得“绮艳”之评。以丽语写艳情,这是和词的表现对象、题材内容息息相关的。“丽”、“妍”、“巧”、“艳”、“工”等,都是王世贞对词体语言特色的体认。

综上所述,王世贞认为词是宴会歌舞场合用于演唱的助兴之具,创作和欣赏者不外乎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香艳软语宴饮享乐、花前月下,这些都是从文体辨析的角度发掘词不同于诗也有别于曲的独特之处。

二、“艳丽婉转”——词体本色论

在苏轼之前,虽然也有范仲俺《渔家傲》、苏舜钦《水调歌头》等少量风格邻于豪放的词作,及至苏轼登上词坛之后,词方“一洗绮罗香泽之态”①王又华《古今词论》,转引自唐圭璋《词话丛编》第1册,(台北)广文书局1970年版,第602页。。围绕如何看待苏轼词作,引发了关于词体本色之争。关于婉约与豪放的本色之争,首先是由明代中期的张綎提出的,他在《诗余图谱》“凡例”后“附识”中写道:

按词体大略有二,一体婉约,一体豪放。……大约词体以婉约为正。故东坡称少游为今之词手,后山评东坡如教坊雷大使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②转引自游国恩、王起、萧涤非等《中国文学史》第三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67页。

王世贞也把“婉约柔靡”作为词体本色,并从以下几点论述:

(一)婉约柔靡——词体美学风范

王世贞把“婉约柔靡”看作是词体本色,趋向浅俗和香弱的词体审美观。他说:“故词须宛转绵丽,浅至儇俏”,还说:“其婉娈而近情也,足以移情而夺嗜。其柔靡而近俗也”[2]4319,又言:“温飞卿所作词曰《金荃集》,唐人词有集曰《兰畹》,盖皆取其香而弱也。然则雄壮者,固次之矣。”[2]4320以《花间集》为始,词从一开始就奠定了纤柔娇媚的姿态。到了宋代,经过欧阳修、柳永、周邦彦、李清照、姜夔、吴文英等的文学创作以及文学理论的发展完善,形成了对于词不同于诗的“别是一家”的美学品格共识。南宋时,词又出现了诗化倾向,作为文学复古阵营的主将,王世贞出于对南宋词学诗化倾向的反拨,从美学风范上再次提出“婉约柔靡”是词体本色。

(二)言情——词体本质论

王世贞以“婉娈而近情”、“移情而夺嗜”为词与诗的本质区别,把“情”视为词体的内在特质。“除此之外,王世贞将近‘情’作为衡量词作优劣的重要标淮,并以‘情语’评价词。”[3]14“‘问君能有几多愁,却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情语也。后主直是词手。‘平芜尽处是青山,行人更在青山外’……此淡语之有情者也。‘拚则而今已拚了,忘则怎生便忘得’……此恒语之有情者也。咏雨‘点点不离杨柳外,声声只在芭蕉里’,此浅语之有情者也。”[2]4321王世贞称后主为“词手”,是因为词中“情语”,至于“淡语中有情”、“情语中有情”、“浅语中有情”,都是为了一个“情”,可见王很看重情在词中的作用。王世贞认为词是最适合表现“情”特别是男女之情的文体。

词以言情是明人对词的共识,与言志典雅的诗歌取向完全不同。“词号称诗余”[2]4319,性质属休闲,用于抒发私人情感。王世贞在词中所提出的“情”是对个人私情的重视,带有个性解放的时代色彩。[3]15

(三)“近俗”——词体雅俗之辨

雅俗之辩一直是词学史上始终存在的问题。王世贞强调词体“柔靡而近俗”、“浅至儇俏”,又说“至于慷慨磊落,纵横豪夹,抑亦其次,不作可耳。作则宁为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也。”[2]4319“宁为大雅罪人”,此语掷地有声,明确词体强调艳俗,宁俗勿雅。俗,也是词体本色的规定性之一。以词而言,明人受理学思想的束缚,词以言情成为个人情感宣泄的重要渠道。王世贞提出“宁为大雅罪人”是对于浅俗香艳之词的肯定,在明代中后期思想文学的转型以及俗文学飞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中,使词回归唐五代《花间》词风;“勿儒冠而胡服也”,更加突出了王世贞论词的可贵之处,他认为,文人应不须避讳理学和儒教的限制,而要在词中抒发真情实感,强调“真”,这也是王世贞推崇李煜词作为典范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后主直是词手”——词体典范论

明中叶后,《花间集》盛行一时,王世贞一方面肯定其“小语致巧”;而在另一方面又对温、韦词提出了“艳而促”的批判。王世贞的“艳而促”,更多的是从声律角度来论断的,在当时的词学语境下,确实有自己的独特思考的空间。晚唐温、韦时期,词体的声律运用的还不够成熟,难免会言“艳”而调“促”,两者不能兼得;王世贞认为,这也是变体,是渐入正体的变体。所以又云:“至南唐李王父子而妙矣。”王世贞对于南唐李王父子的欣赏,也正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他的词体范式追求。“‘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关卿何事。’与‘未若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此语不可闻邻国,然是词林本色佳话。”“‘归来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致语也。‘问君能有几多愁,却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情语也。后主直是词手。”[2]4321

王世贞对李煜词的认同,称其为“词手”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无论是表现题材还是语言风格,李煜的词完全符合王世贞对于词体观念的认同,是“本色”、“正”、“俗”。除此之外,王世贞对于词的“天然之美”最为推崇。他说:“吾爱司马才仲‘燕子街将春色去,纱窗几阵黄梅雨’,有天然之美,令斗字者退舍。”[2]4323李煜的词作,天然曼妙,毫无矫揉造作之感;重要的是“真”,是那种“宁为大雅罪人,勿儒冠而胡服”的真性真情,这和李煜的人生境遇是分不开的。王世贞将后主词中的真性情、词中本色推上了词体范式正宗的高度。

综上所述,王世贞从文体学角度通过音乐、表现题材和主要内容、语言表达等方面比较辨析词与诗、曲的异同;认为“艳丽婉转”为词体本色,词应“言情”、“近俗”;在此之上,王世贞综合考量,在中晚明时期推崇《花间集》作为词学经典,且在将花间词风合法化的词学语境中,拈出李煜词作,推为词体范式并以此来构建其词学辨体理论。王世贞的词学辨体理论一方面受明代文学复古、崇古思潮的影响,同时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论价值。

[1]陈水云.康熙年间词学尊体与辨体[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6).

[2]王世贞.王世贞诗话(艺苑卮言附录)[M]//吴文治.明诗话全编.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3]欧明俊,陈堃.论王世贞的词学观[J].中文自学指导,20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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