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竹良

叶紫与汤咏兰的婚姻是父母包办婚姻，不仅门当户对，而且郎有才，女有貌，难得的是他们碰上了好时代，新思想深入益阳山乡，这对旧式婚姻的主角有了新式婚姻所该具备的一切有利条件，他们互相倾慕，深深相爱。

应该说叶紫、汤咏兰的爱情不仅经受了残酷的政治斗争考验，而且经受了当时时髦的婚姻大变革的现实考验，却没有能战胜人性的丑恶。也正因为如此，叶紫和汤咏兰的婚姻是不和谐的、不幸的。

“马日事变”后的1927年6月16日，叶紫投身农民运动的父亲与二姐被益阳军阀曹明阵砍头，母亲精神失常，大姐与二叔全家出逃外乡，满叔满婶率工农自卫军转战湘西、洪湖各地，后为革命壮烈牺牲，外祖母、二婶及三叔前妻和 5个子女，先后病死、饿死、淹死。叶紫靠岳父汤汉卿掩护，改名汤宠化装出逃，流浪于长江中下游各城镇，学道、当兵、做工、要饭，饱尝艰辛。大约在1929年底，他流浪到上海。1930年春，随卜息园回湖南开展革命活动。卜息园不幸被捕牺牲于长沙，他逃脱至上海。1931年，以“共产党嫌疑犯”在上海被捕，关龙华警备司令部监狱8个月，被党组织营救出狱。此时，他的母亲与未婚妻汤咏兰先后抵达上海。出狱后即与汤咏兰结为夫妻。为了生存，先后当过警察、教员、书店职员、函校雇员，间或写些文章发表。1933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春天，叶紫与陈企霞一道创办《无名文艺》月刊。在创刊号上，他第一次以叶紫为笔名发表的短篇小说《丰收》在文坛引起轰动，并被吸收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从此，他以自己的身世经历、家乡农民运动为题材，源源不断地发表了一系列令人刮目相看的小说和散文，鲁迅在为其小说集《丰收》作的序中，称赞叶紫的创作“也是对于压迫者的答复：文学是战斗的！”在上海的四年当中，叶紫先后发表70多万字的小说散文。1935年在鲁迅支持下，自费出版了短篇小说集《丰收》，收入《奴隶丛书》。同年患严重肺病，并在病中写作和出版了中篇小说《星》及短篇小说集《山村一夜》。1937年上海沦陷，叶紫身患肺病，贫病交加，携全家逃回益阳养病，随后又写了一些散文、小说。1939年不幸于益阳兰溪早逝，年仅29岁。

几乎每个叶紫研究者都把叶紫早亡归咎于叶紫的悲壮家世和沉重的家庭经济负担。这当然不无道理。但笔者认为，叶紫的早亡与他不和谐的婚姻更应该有着密切而直接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叶紫1939年的《病中日记》及其朋友有关叶紫的回忆性文章等都有或多或少的记录。他在 1939年4月10日日记中写道：“过去在上海无数的前期朋友——都感到了我们夫妻间的感情的痛苦，都感到了我们过去家庭生活的马虎、黑暗、混乱，……和一切的不合理。因此，很多朋友都对我们表示失望。除了了解我们最清楚的几位以外，其余的大都和我们疏远了，甚至厌恶我们。”[1]245因为夫妻感情不和、家庭生活混乱无序而遭到朋友的疏远和厌恶，实在叫人难以想象。3月12日日记中他写道：“3月3号，即母亲逝世两周年纪念，那天，和咏兰大闹一夜，后夫妻均开诚布公，作了一次和睦的而又可怕的长期谈判。一下子化除了八年来夫妻中的隔膜、不满、怨苦、嫌恶，甚至仇恨。夫妻中的精神生活，有了大大的转变。订立了夫妻和睦合同八条又八款。并同意了根本改变家庭日常生活。铲除一切混乱，无序，腐败，不整洁不规律的家庭生活坏习惯。改变两人的坏脾气，坏态度。……”[1]232-233夫妻“大闹一夜”的起因是叶紫母亲逝世两周年纪念日，而吵闹最终的结果是订立以改变日常生活为内容的夫妻合同。足见汤咏兰对家庭、对叶紫、对叶紫母亲没有尽到应尽的照顾责任。事实上，汤咏兰和叶紫母亲的关系很差（这一点在叶紫散文、日记中也有记载），这当然与婆媳之间的代沟差距有关，更与汤咏兰的懒散虚荣有关。我们无意苛求汤咏兰一定应该是一个贤妻良母，但丈夫要在那么艰难的条件下靠写作养家，作为一个没有任何社会兼职的妻子，实在应该对家庭多尽一些义务。难怪叶紫在日记中多次提到夫妻不和是他最大病因。

照理说，有亲朋源源不断的接济，有叶紫微薄的稿费收入，过小日子应该不是难事。再加上益阳土地肥沃，他们租住的古渡头边上的小屋前就“有一块广大的草坪”，随便种点小菜，既能有所收获，过上小菜半边粮的小日子，又能锻炼身体，增强体质，还能怡情养性，修复早已被经济和混乱的家庭生活异化了的夫妻感情，改善拮据的生活水平。其实对于单纯的劳动的渴望，叶紫早在1935年创作的散文《插田》中就有流露。“我不应该在那样的骷髅群去寻求生活的，我应该回到这恬静的农村中来。我应该同他们一样，用自家的辛勤劳力，争取自家的应得的生存……”[2]148但这一次，有地、有时间，他却没有“用自家的辛勤劳力，争取自家的应得的生存”，也许是疾病缠身，有心无力，但汤咏兰完全可以开地种菜，她却无心此道。对于他们总是入不敷出、捉襟见肘、混乱糊涂的家庭生活，他们太缺乏积极主动的应对措施。汤咏兰晚年谈到当年在上海时的生活常常是吃了上顿无下顿，常常去鲁迅家借钱。说到叶紫在乡下养病时的情况，她还能背诵叶紫当时写的一首诗：

早晨摸米看空桶，

中午寻柴想借扉。

讨厌老天偏大雨，

不能山后探新梅。

我们来算算叶紫家1939年阴历二月收支帐。1939年阴历二月叶紫收到稿费和朋友捐赠43.75元，四月十九日（阴历二月三十日）日记中写道“阴历二月计支出七十一元五角六分。计日用占二十六元六角三分，还债六元。临时开支占去三十一元八角六分，人情占去七元一角一分。”[1]264收支相抵亏欠27.81元。“临时支出”有哪些呢？1.医药开支。叶紫为了节约开支，自己学会了看病、开方子、采草药，一般情况下不轻易上医院治病买药。从叶紫日记中可以看到阴历二月叶紫没有住院，也很少买药。2.写信所需邮费、纸墨开支。3.也是最大的一项开支，恐怕应该是汤咏兰打牌的消费了。这在叶紫日记中也有记录。4月12日日记写道：“半月天前，我严格地叫咏兰‘不许再打牌’”4月10日到4月15日汤咏兰扔下叶紫到沙头炳舅家吃喜酒，一去就是五六天。丈夫重病，靠朋友支助和借高利贷维持生活的汤咏兰竟然经常外出打牌，实在叫人不能原谅。汤咏兰沉迷玩乐是叶紫“一切混乱，无序，腐败，不整洁不规律的家庭生活”的罪魁祸首。难怪过去的朋友疏远他们，难怪叶紫的身体越养越糟，难怪他们的家庭生活一团糟，难怪整理过父亲日记的余雪驹抑郁早夭。

上面提到的正月十三日的一夜大吵并没能解决任何问题，叶紫“家中还是一团糟”。“她要不是为了我的前途伟大，她真是高兴她的糊涂随便的小姐生活”。[1]242这对叶紫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对“四月一日就要开始的‘铁的新生活规律’”翘首以待，“今天二十四夜了，还有七天，做好一切的零事。生活上轨道吧。”[1]238他是掰着指头在熬那种混乱无序的家庭生活。正常而健康的家庭生活对一个人，尤其对一个病重的人是多么重要啊!

正是汤咏兰的懒散贪玩、虚荣自私等恶习剥夺了叶紫的幸福，当然也剥夺了汤咏兰自己和家人的幸福生活。

汤咏兰出生益阳农村富裕家庭，从小生活富足。到上海后，又与叶紫一起，接触了不少进步的文学青年。那时的文学青年，有共同话题，有年轻人的梦想、希望、热情，有叛逆一切传统道德的勇气。目睹了萧军萧红夫妇、鲁迅许广平夫妇、聂绀弩夫妇等人的家庭生活以及新女性自由独立的风姿，汤咏兰眼界大开，对新生活充满幻想，而贫困的现实、婆媳的不和又使她痛苦无奈。三个孩子嗷嗷待抚、家事繁多、丈夫有病；更重要的是她不能像萧红、许广平等左翼女性一样有着独立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也不可能有她们一样的学识和才华——她只能依靠叶紫活着：这就是汤咏兰的处境。但她却虚荣、懒散甚至自私。1935年，她带着儿子维太回乡探亲，再回上海时却把儿子维太留给父母代养，而带回了堂兄之女玉衣，理由是不带回玉衣，玉衣将会被卖掉；儿子维太寄养在父母家而带回玉衣不会增加叶紫的负担。带回玉衣前，她还借了5元钱给了玉衣的父母。玉衣的两难处境封住了叶紫的嘴巴。叶紫显然养活不了玉衣。汤咏兰不可能不知道。她这么做是有私心的。一是把不到一岁的儿子留给了父母，既免掉了自己的育子辛苦，又堵住了婆婆和丈夫的嘴；二是带回来了一个免费的保姆；三是在家乡为自己挣足了面子。叶紫在他的散文《玉衣》中流露出来的对玉衣处境的无奈和痛苦表明了他不会轻易将玉衣送人。1939年4月12日日记中写道：“昨天糊纸上壁，太劳顿了，夜不安宁，梦扰纷纭，今天的壁，决定让玉儿去糊吧。”[1]250日记里叶紫叫自己的儿子雪驹为牛儿，玉儿会不会是他的女儿呢？应该不是。第一，因为从前一天（4月10日）到4月15日，“咏兰同孩子们到沙头炳舅家吃喜酒去了”，“今天”，也就是 4月12日，叶紫的孩子们都不在家。第二，叶紫的女儿蒂丽当时不到七岁，还做不来糊壁的活。可见这里的玉儿应该就是玉衣。这就说明玉衣一直在叶紫家生活。可惜汤咏兰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在她将儿子维太寄养在父母家的几个月后，维太染上水灾后的瘟疫夭折了！从叶紫《殇儿记》可以看出，这给叶紫一家带来无尽的悔恨，自然也给叶紫的婚姻笼上浓重的阴影。

这么不幸的婚姻生活，叶紫为什么一直选择不离不弃的坚守呢？

首先叶紫是个责任心很强的人。他在 1939年4月11日的日记里记录了当时上海文人的婚恋现状。在婚姻上，“只要略带旧式一点，他们便无条件的抛弃了，连孩子们，甚至连父母。并不经过法律上的离婚手续，甚至通也不通知对方，就秘密地和另一个同居起来了。这种事情，我们亲眼看见不下十余起之多。”[1]247当时不少革命者对旧世界的一切充满叛逆，蔑视和否定所有的旧道德、旧规矩、旧体制、旧思想、旧婚姻。并以实际行动公然反叛旧世界。有了这样的环境，叶紫抛开自己苦难的家庭也无可厚非。但对母亲的孝顺，对家人的责任，使得他没有步当时左翼文人的后尘，抛弃已有的旧式婚姻。这并不说明他不追求浪漫温馨的爱情。他的小说《星》就以自己的姐姐为原型描绘了梅春姐浪漫的爱情故事。她由原来的哀怨、愁苦、空虚变得张扬、热烈、有主见。梅春姐背弃自己腐败的家庭，勇敢地接受革命者黄的追求，革命失败后，梅春姐又迫于生活压力回到前夫身边，为了自己的孩子，也为了对前夫的同情，她忍受了前夫对自己的种种折磨，直到自己与黄的爱情结晶被前夫折磨死去，她毅然离家出走，奔向新生活。一方面叶紫背离了传统意义上女性描写的含蓄与内在精神的映衬，而展示了一种大胆的、革新的、给读者无限遐想的现代爱情，另一方面叶紫明确地表现了婚姻双方对家庭应负起的责任的义不容辞的态度和婚姻观。“在‘血与火’及‘血与泪’的时代氛围下，‘美与爱’的题材还因为自上而下的思想意识控制而不得不受到抑制”[9]的时候，叶紫所赞美的这种激动、昂扬、热烈的情感，既释放了革命者自身的内在能量，也寄托了叶紫自己复杂的情感梦想。他的婚姻现状和情感梦想的矛盾包含了道德与审美、生活与生存、现实与理想的矛盾。

其次叶紫深爱着汤咏兰。他们的爱情不仅经受了残酷的政治斗争考验，而且经受了当时时髦的婚姻大变革的现实考验。当年汤咏兰不畏受到牵连，帮助叶紫逃亡，孤身前往上海探监，可谓有胆有识、有情有义，一般的富家女子是做不到的。而生活在中国最时髦的上海的叶紫也没有像其他时髦青年一样打着“进步”的旗号抛弃旧家庭。叶紫非常珍惜自己的感情。早年就用“汤宠”逃脱军阀的追杀，并用“汤咏兰”作为自己的笔名发表文章《女子经济独立和教育平等》、出版散文集《现代女子书信指导》。从叶紫日记中随处可以看到他对汤咏兰的维护和怜爱。二月二日的日记写道：“每天必命咏兰出去奔走生活，心中痛苦万状。”二月二十五日“咏兰落水而回”，二十六日“担心咏兰大病”，“三月十一日“咏兰上街受凉”。同时，他不断反省自己，总是把夫妻不和的责任揽到自己“病态的暴怒”上，并不断地劝服亲朋好友，向他们宣传汤咏兰的美德和优点。一直担心他的二叔和好友陈企霞就是听了他反复诉说咏兰的优点和长处才对他的婚姻放心的。尽管汤咏兰的“美德”、“伟大”是叶紫传达的而非亲戚朋友们亲见的，毕竟能让看到他们生活混乱的亲朋放心离去。足以说明叶紫对汤咏兰的深情。另外，叶紫日记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只要汤咏兰不在家，叶紫的日记就写得比较多，且有不少对汤咏兰的挂念、对夫妻关系的反省的文字。足见叶紫对汤咏兰的依赖和爱恋至深。

“文字不仅是传达生命体验的工具，而且也是生命体验本身。”[3]叶紫从小所受到的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的教育和影响决定了他对母亲的孝顺、对妻子的忠诚、对家庭的担待，而从封建家庭中走出来的叶紫母亲深受旧思想的影响，对儿媳的严格要求又无法实现，汤咏兰的懒散糊涂造成了婆媳间无法消解的矛盾和混乱糊涂的家庭生活现状，叶紫夹在母亲和妻子中间两头受气不说,在生活上又得不到好的环境和照顾，加上事业的压力，经济的压力，叶紫的身体严重透支，积劳成疾，抑郁成疾，不幸早逝。

面对悲惨的家庭变故和旧世界，叶紫是一个顽强的战士。他的文学创作成就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座独特的丰碑。而在他的爱情婚姻生活中，他留给世人的则是一曲凄美的爱情挽歌。

[1] 林呐, 徐柏容, 郑法清.叶紫散文选集·病中日记[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2] 邓晓成.新诗中身体叙事的演变及其反思[J].学术研究, 2006（1）：135.

[3] 李蓉.论“身体”在沈从文四十年代创作中的审美意义[J].文学评论, 2008（5）：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