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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要素流动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协同机制研究

2010-04-03黄国华

关键词:流出地落后地区流入地

黄国华

(上海海事大学 文理学院,上海 201306)

一、引言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大量劳动力开始从中西部地区向东部地区流动[注]根据流动方向不同,可以把劳动力流动分为两类,一种是为提高经济收入而进行的由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的流动;另一种则是为了寻找更适宜的生活环境而进行的由经济发达地区向环境更为宜人的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流动。在发展中国家,第一种类型的劳动力流动一般强于第二种类型的劳动力流动,本文的劳动力流动指的是第一类。,迁移者具有较强的生产性和活动性,其流动过程也是符合经济理性的(蔡昉,1995)。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技术进步飞速发展,我国的劳动力流动性无论在微观、城乡、产业,还是所有制层面上,都有了显著提升(“中国城市劳动力流动”课题组,2002)。劳动力是重要的生产要素,引导生产要素合理流动,跨区域进行生产要素配置,是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在新形势下的运用和升华。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势必改变地区间生产要素禀赋结构,从而对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针对劳动力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国内外学者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例如,劳动力的流动和再配置对流入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具有积极作用(Steven Davis,1997);Auer等(2005)以1992—2002年13个欧洲国家的行业数据为对象,检验了代表流动频率的就业期限对就业地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得出一条倒“U”型曲线。

国内也进行了相关研究。例如,大量实证分析证实,劳动力流动性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城乡及地区差距的扩大(李实,1999;王德等,2003),对缩小地区差距具有决定性作用(姚枝仲、周素芳,2003),会加速城乡二元结构转型(盛来运,2007)等。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劳动力流动对缩小区域差距的作用甚微,甚至反而扩大了区域差距。孙自铎(2004)认为虽然农村劳动力输出对提高欠发达地区的农民收入有积极作用,但是,这种只有就业转移而无人口迁移的制度安排,结果反而是扩大了地区间差距。肖六亿(2007)认为劳动力流动使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形成一个伴随人才“渗漏”的“劳动换工业品”的物质能量循环,这个循环使得东部地区演化为工业品的生产中心和经济中心,中西部地区转变为人才输出地、生产要素提供地和工业品的消费地,这种分工格局扩大了地区经济差距。严浩坤、徐朝晖(2008)把劳动力流动的制度约束模型化,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认为受现有制度约束的劳动力流动扩大了我国地区差距。董立彬(2008)认为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劳动力跨区域流动不但有利于推动东部地区制造业的发展,还为当地的消费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为东部创造了巨大的消费市场,于是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越来越大,最终出现地理上的二元结构。夏德孝、张道宏(2008)认为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强化了东部沿海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弱化了中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从而出现一个以劳动力流动为纽带的经济中心和经济外围,劳动力流动不仅没有熨平中心和外围的经济差距,反而使其扩大。以上国内外研究都是从不同角度分析劳动力流动对区域经济及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但没有形成劳动力流动对劳动力流入地区及流出地区经济发展发生作用的整体理论分析框架。

本文结合中国劳动力流动的事实,构建一个劳动力流动对劳动力流入地区及流出地区经济发展发生作用的整体分析框架,分析劳动力跨地区流动产生的流入地效应和流出地效应,并把该效应深化为对流入地的“乘数效应”和对流出地的“扩散效应”,进而论证“乘数效应”及“扩散效应”产生的效率差异正是导致区域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逐渐扩大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二、劳动力要素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劳动力流动会引致两种不同的效应——流入地效应和流出地效应,这两种效应产生的效率差异拉大了流入地和流出地之间的差距。

(一)劳动力流动的流入地效应

一般而言,劳动力流动对劳动力流入地区产生的影响主要有劳动力流动的企业区位选择及产业聚集效应、劳动力流动的产出效应、劳动力流动的人力资本“补进”效应、劳动力流动的技术和资本生产要素效应、劳动力流动的消费带动效应。

1.劳动力流动的区位选择及产业聚集效应。劳动力的流动往往能够产生两种不同的外部性,非技能劳动力的流动能够产生需求外部性,技能劳动力的流动能够引起需求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由于外部经济的存在,使得劳动力流动条件下的产业聚集成为正常现象,即使是传统产业,基于较高的非技能型劳动力需求及非技能型劳动力的流动也会导致产业聚集,并促使存在较多技能型劳动力的区域同样产生聚集现象。劳动力流动,特别是技能型劳动力的流动所引起的技术外部性和需求外部性,正是生产外部性及聚集效应产生的理论基础,而生产外部性及聚集效应是企业选择相同区位并导致产业聚集的最主要因素。因此,劳动力的流动也就成为促使产业聚集及形成中心——外围结构布局的主要因素。

2.劳动力流动的产出效应。劳动力作为经济增长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其投入量及投入结构的变化必然影响到经济增长的速度与质量,而劳动力流动势必影响到流入与流出地区的劳动力供给状态,进而影响到流入与流出地区的经济增长。流入地区劳动力供给的增加导致工资水平下降,由此带来劳动力成本的降低;成本降低意味着资本的边际收益率提高,城市中投资于该类职业(行业)的资本所有者会直接受益,于是流入地区的投资和产出逐渐增加。在增加的经济产出中,政府可以通过征税获得资金,用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这就是劳动力流动对流入地带来的正外部性。此外,外来流入人口在城市的生活消费刺激了消费需求,带动了城市商业的发展,也推动了投资增长,强化了产出效应。

3.劳动力流动的人力资本“补进”效应。劳动力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要素,在开放条件下,一个地区的劳动力供给变化决定于劳动力的自然增长和劳动力流动。劳动力流动对劳动力的自然增长产生叠加影响,改变地区间的劳动力自然增长的结果,从而改变地区之间经济增长能力的对比。地区经济差距引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并且劳动力流动存在显著的规模性和单一的方向性,劳动力流动使东部地区获得大量廉价劳动力。东部地区经济发展需要拥有一定规模的劳动力队伍和产业大军,而当地的劳动力在数量和质量上难以满足需要,因而中西部转移来的劳动力不仅可以解决当地劳动力不足问题。而且过剩供给使东部地区在劳动力市场上处于买方地位,厂商掌控着选择劳动力的主动权,于是东部地区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和城市里的非正规部门从“民工潮”中挑选出“优质”劳动力充实到各个行业和部门,利用这些廉价的劳动力生产出廉价产品畅销于国内外市场,从而完成了早期的工业积累和市场扩张。

4.劳动力流动的技术、资本生产要素效应。东部城镇的发展需要大量专业技术人才、管理人才和创新型人才,但当地的人才培养难以满足需要;而在高收入的吸引下,中西部地区的“智力外流”非常严重。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中西部地区的高学历人员、经验丰富的管理人员和具有中高级职称的工程技术人员纷纷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由于劳动力是技术和知识这类无形资本依附的载体,伴随劳动力的流动,必然会产生技术或知识外溢效应。同时,伴随劳动力流动的还有资本流动。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发展孕育着大量的商机,由此吸引着中西部地区的民营企业家、个体工商户、白领、蓝领和政府官员等,他们是不同类型的直接和间接投资者,他们的流入为沿海地区注入了大量的资本。劳动力的流动对资本、技术要素的流动也会产生效应,劳动力的流动会作用于资本与技术要素,体现在劳动力身上的人力资本流动会成为生产要素流动的核心,带动其他生产要素的流动。外溢效应引发外部性,促进了劳动力流入地区经济的发展,导致区域经济增长差距的扩大。

5.劳动力流动的消费带动效应。在流向东部地区就业的劳动者的劳动收入中,其中一部分是作为“城市挣钱城市花”来消费,用于基本生活的需求,如家庭住房、家具购买、日常生活支出及交通、娱乐、教育等各方面的支出,必将增加劳动力流入地区对相应产品及服务的需求,可以直接为流入地带来现实的购买力。同时,劳动力流向东部地区增加了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居民收入的提高诱发中西部地区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和消费支出的增加,尤其是工业消费品拥有量快速增加;而工业消费品绝大多数产自于东部地区,因此,中西部地区输出劳动力所获得的劳动收入最终转化为东部地区工业消费品的购买力。中西部地区居民收入的提高表明东部地区工业产品的潜在市场需求的扩大,这又能为流入地带来潜在的购买力。通过劳动力流入地需求效应的增强,产业链条在区域内得以延伸,进而为流入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更多机遇。

(二)劳动力流动的流出地效应

劳动力流动对劳动力流出地区产生的影响主要有劳动力流动的收入回流效应和劳动力流动的价格区域传递效应。

1.劳动力流动对流出地的收入回流效应。劳动力流动的收入回流效应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外出务工的收入作为投资资本回流到劳动力流出地区,从而使原来的流出劳动力以资本型或投资型劳动力的方式流回,成为劳动力流出地区资本原始积累的一个途径。另一方面,一般情况下,落后地区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消费能力较低,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人均收入水平较高,消费能力较强。劳动力的流动不仅本身能够在流入地区产生需求效应,而且更重要的是由于劳动力转移就业收入的邮回或带回,使得流出地的消费需求也相应提高,消费需求增加有利于资本投资收益的提高,从而有利于资本的进入和劳动力流出地区生产能力的扩大。有资料显示,我国转移就业人口的收入很大一部分流回了中西部地区,成为中西部地区重要的收入来源。2009年,河南省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总量为2 258万人,流回的劳务收入达到1 695亿元[注]数据来源于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2008年,四川省农村劳动力输出规模达2 023.4万人,通过邮寄或现金的方式流回的劳务收入1 228亿元[注]数据来源于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这些流回到原地的劳动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中西部地区的居民收入。外出就业使外出户的收入水平显著提高,外出收入已成为外出户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外出户的总体收入水平明显高于非外出户,在经济相对更不发达的劳动力输出地区,这种差距更为明显。因此,随着外出劳动力的增加,外出劳动收入对中西部居民收入的贡献越来越大,从而推动中西部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快速上升。

2.劳动力流动对流出地的价格区域传递效应。劳动力流动是为提高经济收入而进行的由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的流动,由于其流动的目的是追求经济收入的最大化,劳动力流动必然使其收入水平增加,相应地整个家庭的需求水平增加,进而导致市场需求增加,流入地的产品价格必然上升;对于劳动力流出地区来讲,劳动力流动意味着原有收入水平的区域转移,原有积累及总收入转移到流入地区,而流出地区的消费总需求降低,从而降低了流出地区的价格水平。与此同时,进城务工劳动力在某些条件下也会选择重新返乡,其在发达地区的高收入转移到相对落后的地区,相应的市场需求会增加,继而导致落后地区价格水平的提升。前类情况扩大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价格差距,后类情况则缩小流入地和流出地的价格差距,劳动力流动对劳动力流入地区与流出地区商品价格水平的总体影响,要看两种力量的对比状况。在经济利益驱使下,前类情况一般多于后类情况,所以,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与相对落后地区的价格差距便呈现扩大的趋势。可见,劳动力流动会引起地区收入发散,进而导致区域增长趋异。

(三)劳动力流动的流入地效应与流出地效应的差异拉大了区域差距

劳动力流动能使地区间要素收入趋于相等,这是在地区间其他资源禀赋趋同的条件下成立的。然而,我国地区间的资源禀赋仍存在很大差异,东部地区资本相对丰富,中西部地区资本相对贫乏;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劳动力丰富,发达地区劳动力缺乏。资本相对丰富的地区比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地区人均收入要高,落后地区如果不加速资本积累,不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即便是劳动力自由流动,其人均收入也难以赶上发达地区,便会出现落后地区收入提高与地区差距扩大同时存在的局面。

如果我们把经济改革分为微观环节改革和宏观环节改革,前者的改革越深入,可能产生的区域间差距越大,后者的改革越深入,越倾向于将区域间差距缩小。而我国过去改革的现实恰恰是微观环节的改革超前于宏观环节的改革,这使区域差距呈现出扩大的趋势。同时,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所产生的两种效应机制,深入分析可以认为是对流入地的“乘数效应”和对流出地的“扩散效应”。因为产业聚集效应、产出效应、人力资本“补进”效应、技术和资本生产要素效应、消费带动效应实质上正是发挥消费和投资的乘数作用,会较大地影响地区经济的增长绩效;而收入回流效应、价格区域传递效应实质上是一种流入地对流出地的扩散作用。在市场力量的作用下,乘数效应具有累加性和明显性,扩散效应具有不确定性和隐弱性;同时,当劳动力流动的溢出效应为正时,乘数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唐松,2008)。因此劳动力流入地效应的作用往往大于劳动力流出地效应的作用,由此产生的效率差异正是导致区域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逐渐扩大的深层次原因之一。

三、劳动力要素流动与区域协调发展的协同机制

从上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劳动力流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内生变量,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拉大了东西部区域经济及收入水平的差异。因此,要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使劳动力流动的流入地效应与流出地效应趋于收敛。目前,促使劳动力流入地效应与流出地效应收敛的机制在于“以城市群发展,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城市群发展来统筹城乡、区域发展”。

目前,在推动我国城市化的发展战略中存在“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小城镇”、“发展小城镇推动城市化”、“控制大城市、发展中小城市”与“发展大型城市”的战略选择。其实,通过发展乡镇企业促进小城镇发展、发展小城镇推动城市化的模式已经受到质疑,这不仅因为乡镇企业的发展缓慢难以推动乡镇工业化,同时也以及小城镇人均占用面积比大中城市大很多,以及通过农村工业化发展带动农民非农产业转移的城市化模式抑制了居民消费率的提高等。我国城市化滞后,抑制大型城市发展的战略使得我国城市化水平更加滞后。而大力发展大型城市,会使得位数较少的大城市得以迅速发展,而周边地区却因为得不到后继资金而衰落,处于低速徘徊状态,影响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最终也会影响到大城市自身的发展。因此,根据我国的现实,我们提出以城市群发展,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城市群发展来统筹城乡、区域发展的战略模式,强调由于落后地区区域性中心城市蔓延而自发形成的周边中小城市的劳动力吸纳作用,使之成为有效的劳动力吸纳“漏斗”,通过劳动力流动效应缩小其与地区中心城市、与先进地区大中城市的经济差距,熨平地区经济发展的鸿沟。

目前在我国,由于东部与中西部地区之间存在的区域差距,劳动力一般是从落后地区流向发达的东部地区;由于城市与农村之间存在的城乡差距,劳动力一般是从农村流向城市。通过城市群,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城市群发展,可以尽可能地实现东西部地区的劳动力互流,促进城市与农村劳动力的互流,通过劳动力流动的流入地效应和流出地效应,弱化地区和城乡差距。

促使落后地区区域性城市群的发展,可以通过劳动力流动的流入地效应带动周边地区的快速发展,形成一定区域内的经济隆起带,实现局部地区的经济崛起。落后地区区域性城市群能够吸引附近农村居民流入,农民们既可以寻找到城市生活的真实感,实现多年的城市梦,又符合农民的经济实力和心理感觉,不像进入大中城市所费成本那样高,也不会因对大城市生活生疏而造成心理恐惧感。同时,落后地区区域性城市群还可以吸纳发达地区劳动力的流入。近年来由于东部地区高昂的房价及较高的生活成本,劳动人口开始呈现出向中西部迁移的潮流。无论是前类劳动力的流入还是后类劳动力的流入,都可以通过劳动力流动的企业区位选择及产业聚集效应、产出效应、人力资本“补进”效应、技术和资本生产要素效应、消费带动效应促进周边城市的快速发展,推动区域经济的崛起。

落后地区的区域性城市群的快速发展,可以强化流出地的收入回流效应,通过税收优惠、土地出让、提供便利等措施,鼓励原来流到东部沿海大中城市的劳动力以资本型或投资型劳动力的方式流回,扩大原劳动力流出地区的资本原始积累,缩小东部与中西部的区域差距;同时,可以通过提高落后地区区域性城市的农民工工资,减少农民工转移就业的成本,增加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的收入流回量,扩充农村地区的家庭收入,带动当地农村发展;可以强化价格区域传递效应,促使外出务工农村劳动力的收入回流,提高劳动力流出的农村地区的整体收入,带动农村市场的需求增加,继而带动当地要素和商品价格水平的上升,反过来进一步提升农村地区的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距。

综上所述,只有重点发展落后地区的城市群,才能构建起“和谐”的经济均衡点,促进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经济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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