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攸欣

(中南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朱光潜并不是一个完全沉浸于书斋审美的学者，他总是积极地介入时代思潮，他的学术选择较大的受到每个时代的主导学术话语甚至是主流意识形态影响，他也总是在调整自己与学术、文化环境的关系。当他1933年回国，在北平学术界和京派文学圈站稳脚跟后，仅仅在1936-1937年期间，就与京派文学圈内外的多位作家、学者发生了多次论争。这些论争有时还相当激烈，包括与曹禺、巴金、梁宗岱、梁实秋等人的论争，当然不包括鲁迅对他的批评——因为他没有公开反驳，但实际上并不接受。朱光潜作为学院派文论家，有着相对比较纯粹的审美趣味，也有着专业的审美品位，关注着当代文学的发展。他对当时创作所作评论的风格，虽然倾向于他欣赏的地道的文人派风格，实际上却对作家带有一点俯视的意味。对与他观念不同，在他看来学养不深的作家，他也不无讽刺。他在1936年以前，一般只在他自己的京派文学圈子内口头发表见解，很少以文章的方式来表达。

但到了1936年，他的态度有所变化。这一年，曹禺出版了他的第二个剧本《日出》，引起文坛轰动，《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萧乾专门组织一批文论家和作家对《日出》进行讨论，以便文学界更深入地理解这部剧作。朱光潜作为对戏剧深有研究的学者，也是萧乾早已熟悉了的京派理论家，自然地成为邀请的对象。于是，朱光潜写了《“舍不得分手”》，对《日出》作了评论，其中颇有批评性的意见，引发了曹禺的分辨——这是一场不算激烈的论争——因为双方的态度都比较温和、客气，但实质上双方的文学观念、审美倾向和创作原则却是针锋相对的，从中可以显示出朱光潜与曹禺这样的倾向左翼的青年作家之间基本观念的区别。

朱光潜《“舍不得分手”》针对《日出》所作的批评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整个剧本的结构布局的问题。他认为《日出》作为一个四幕剧，去掉第三幕，就会变成独幕剧，而第三幕主要以“小东西”的命运为线索，与戏剧的主要动作并没有必然的关联，是可以去掉的，结果导致全剧平直板滞：

在布局方面，《日出》有三条线索：第一是主角陈白露抛弃方达生而沦落到城市淫奢恶毒的生活的漩涡里，终于因负债失望而自杀；第二是一位乡下姑娘“小东西”因反抗卖身于土豪金八而求庇于陈白露，终于被地痞黑三架去，卖到一个三等妓院里，后来因不堪凌虐而自杀；第三是陈白露所依靠的财神大丰银行经理潘月亭因投机而打好了自杀的计算。其余一切都是这三个线索的附带的穿插。这三个线索之中，第二个关于小东西的一段故事和主要动作实在没有必然的关联，它是一部可以完全独立的戏。它在《日出》里最大的功用只在帮助方达生——也许和陈白露——多了解一层城市生活的罪恶。但是曹禺先生并没有把这节外枝叶和本干打成一片，它在《日出》里只能使人起骈拇枝指之感。如果把有关这段故事的部分——第一幕后部及第三幕全部——完全割去，全剧不但没有损失，而且布局更较紧凑。第三幕毛病很多，它的四方八面的烘托比较宜于电影而不宜表演于剧台，并且我很怀疑曹禺先生对于他所写的北方三等妓院有正确深刻的认识。

曹禺先生对于第三幕不肯割爱的苦衷，我们也不难想象到。割去第三幕，全剧就要变成一篇独幕剧，他在附注里虽然声明“第三四幕发生的时间是在第一二幕一星期后”，其实割去第三幕之后，把附带的穿插略加更动——如银行小书记黄省三失业而毒杀家人之类——《日出》是很容易改成独幕剧的。……曹禺先生便把一篇独幕剧的材料做成一篇多幕剧，于是插进本非必要的第三幕来改换一下场面，又把第四幕的时间不必要地移后一星期。这虽是一种救济，可是也暴露出这部戏的基本的弱点。《日出》的主要阵容根本没有生展，陈白露失望自杀的阵容从第一幕就布好，——作者不是常提起那瓶安眠药？《日出》的性格根本没有生展，陈白露始终是一位堕落的摩登少女，方达生始终是一位老实呆板令人起戏剧之感的书呆子。《日出》所用的全是横断面的描写法，一切都在同时间之内摆在眼前，各部分都很生动痛快，而全局却不免平直板滞。①

朱光潜对《日出》第三幕的批评确实具有专业眼光，因为从结构的角度来说，第三幕是相对独立的，与其他三幕的关系并不紧密，朱光潜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点，并且坦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这显示出他作为批评家的专业水准和磊落风度。事实上，与他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同时发表评论文章的燕京大学美籍教授谢迪克，一方面真诚欣赏并高度评价了《日出》，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同样的问题。当时正在上海排演《日出》的著名导演欧阳予倩，在排演过程中，因为技术性的原因，也删去了第三幕，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不过，对于表达《日出》的主题——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来说，曹禺认为第三幕是必不可少的，他在一个月多后，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我怎样写〈日出〉》，针对朱光潜的批评作了答辩——从用词和引述看主要是针对朱光潜：

但我也要喊声冤枉，如果承认我所试用的写法(自然，不深刻，不成熟，我应该告罪)，我就有权利要求《日出》的第三幕还须保留在戏里。若认为小东西的一段故事和主要的动作没有关联而应割去，那么所谓的“主要的动作”在这齣戏一直也并没有。这里我想起一种用色点点成光影明亮的后期印象派图画，《日出》便是这类多少点子集成的一幅画面，果若《日出》有些微的生动，有一点社会的真实感，那应做为色点的小东西、翠喜、小顺子以及在那地狱里各色各样的人，同样地是构成这一点真实的因子。说是删去第三幕，全戏就变成一个独幕戏，说我为了把一个独幕戏的材料凑成一个多幕戏，于是不得不插进一个本非必要的第三幕，这罪状加在我身上似乎也有点冤枉。我猜不出第一、二、四幕里哪一段是绝对必要的，如若不是为了烘托《日出》里面一个主要的观念。为着“剧景始终是在××旅馆的一间华丽的休息室内”“删去第三幕就成一个独幕剧。”独幕剧如果作如是观，则《群鬼》、《娜拉》都应该称为独幕剧了，因为它们的剧景始终在一个地方，这样看法，它们也都是独幕剧的材料，而被易卜生苦苦地硬将它们写成两篇多幕剧。……在《日出》的“剧中时间分配，第二幕必与第一幕隔一当口，因为第一幕的黎明，正是那些“鬼”们要睡的时刻，陈白露、方达生、小东西等可以在破晓介绍出来，但把胡四、李石清和其他那许多“到了晚上才活动起来的”“鬼”们也陆续引出台前，那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再，那些砸夯的人们的歌不应重复在两次天明日出的当口，令观众失了末尾那鲜明的印象，但打夯的歌若不早作介绍，冒失地在第四幕终了出声，观众自会觉得突然，于是为着“日出”这没有露面的主角也不得不把第二幕放在傍晚。第四幕的时间间隔更是必需的，多少事情，如潘月亭公债交易的起落，李石清擢为襄理，小东西久寻不见，胡四混成电影明星，方达生逐渐的转变——以及黄省三毒杀全家，自杀遇救后的疯狂——处处都必需经过适当的时间才显出这些片段故事的开展。这三幕清清楚楚地划成三个时间的段落，我不知道怎样“割去第三幕”后，“全剧就要变成一篇独幕剧”！“剧景始终是在××旅馆的一间华丽的休息室内”是事实，在这种横断面的描写剧本，抽去第三幕似乎也未尝不可，但是将这些需要不同时期才能展开的片段故事硬放入一段需用连续的“剧中时间”的独幕剧里毕竟是很困难的。②

这还是对朱光潜认为《日出》去掉第三幕，就变成一个独幕剧的反驳。朱光潜实际上是用他非常熟悉的希腊悲剧的独幕剧能表现连续的一段长时间的经验，来衡量《日出》，曹禺则拿出现代经典易卜生的戏剧作反证，曹禺的分辨理由确实也是比较充足的，因为第一、二、四幕并不能压缩在一个很短时间段里。然后，曹禺进一步就第三幕对于表达《日出》主题的本身的价值予以论证，他不惜以对其他各幕的否定来强调第三幕的重要性，而且他和盘托出自己为第三幕所受的辛苦，所冒的风险，来反驳朱光潜说他对北方三等妓院不够了解的怀疑：

说老实话，《日出》里面的戏只有第三幕略具形态。在那短短的35页里，我费的力气较多，时间较久。那里面的人我曾经面对面地混在一起，并且各人真是以人与人的关系，流着泪，“掏出心窝子”的话，叙述自己的身世。这里有说不尽的凄惨的故事，只恨没有一支Balzac的笔来记载下来。在这堆“人类的渣滓”里，我怀着无限的惊异，发现一颗金子似的心，那就是叫翠喜的妇人。……

情感上讲，第三幕确已最贴近我的心的。为着写这一段戏，我遭受了多少磨折，伤害，以至于侮辱，……这里我苦痛地杀了我在《文季月刊》上刊登第三幕的附言里那位“供给我材料的大量的朋友”，为着保全第三幕的生命，我只好出来自首了。③

曹禺在写作第三幕时，确实力图真正深入生活，化装成流浪者去亲身体验下层妓院的情态，为此还经受了皮肉之苦和谣诼之痛。朱光潜本人对下等妓院的生活显然不会有太多了解，却轻易地对曹禺所写场景的真实性予以怀疑，这让曹禺自然难以接受，反驳也在情理之中。总的来说，朱光潜对《日出》第三幕的批评既显其专业的眼光，也显其学者的傲慢，曹禺的答辩能够言之成理，尤其是他直接指出这部戏剧的结构中心就是“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这样一个基本观念，对于这样一个结构中心而言，第三幕更是必不可少的，可谓持之有故。但这样一种答辩是否令朱光潜心服，则朱光潜并没有明确地表示。从局外人看来，《日出》作为一个戏剧的文学脚本，尽管作者可能有意让他作为演出脚本，确实还是可以有让第三幕存在的理由。曹禺在第三幕里投入的生存关怀，嵌入了他的文学生存，使他不可能轻易放弃。朱光潜确实不会有这种切身的体会。

朱光潜的第二个批评和曹禺的反驳，则更显示出一位严谨的学者和一位注重演出效果的剧作家之间的分歧，这种分歧几乎是戏剧本身必须时刻面对，也总是很难处理的问题，也是自古以来的难题——如何表达诗的正义问题，是剧作家怎样处理现实题材的态度问题。朱光潜认为这是创作戏剧的根本问题：

最后，我读完《日出》，想到作剧的一个根本问题，就是作者对于人生世相应该持什样的态度，他应该很冷静很酷毒地把人生世相的本来面目揭给人看呢？还是送一点“打鼓骂曹”式的义气，在人生世相中显出一点报应昭彰的道理来，自己心里痛快一场，叫观众也痛快一场呢？对于这两种写法 我不敢武断地说哪一种最好，我自己是一个很冷静的人，比较喜欢第一种，而不喜欢在严重的戏剧中尝甜蜜。在《日出》中我不断尝到义愤发泄后的甜蜜。“小东西”不肯受金八的蹂躏，下劲打他一耳光，我——一个普通的观众——看得痛快；她不受阿根的欺侮，又下劲打他一耳光，那是我亲眼看见的，更觉得痛快。不过，冷静下来一想，这样勇敢的举动和憨痴懦弱的“小东西”性格似不完全相称，我很疑心金八和阿根所受的那几个巴掌，是曹禺先生以作者的资格站出来打的。李石清裁去了黄省三，逼得他失业，毒杀全家，图谋自杀。潘月亭听见债券大涨的消息，不怕李石清漏掉他的底细，当面臭骂他一顿。但是不转瞬电话机一响，债券大落了。李石清马上就回敬潘月亭一顿臭骂，继着就是疯狂的黄省三出场揶揄李石清。古话说得好：“善恶报应，就在眼前”。我——一个普通的观众一看到这里，觉得痛快，觉得要金圣叹来下一句眉批：“读此当浮一大白！”但是这究竟是小说，实际上在这个悲惨世界里，有冤不得伸，有仇不得报，哑口吃黄连，苦在心里，是比较更平常的事。陈白露堕落失望、自杀；小东西不堪妓院的虐待，自杀；潘月亭投机失败，自杀；黄省三失业没有办法养家活口自杀。人反正不过是一条命，到了绝路便能够自杀毕竟还是一件痛快事，但是这究竟也还是小说，是电影。实际上在这个悲惨世界里这条命究竟不是可以这样轻易摆布得去，有许多陈白露在很厌倦地挨他们的罪孽的生命，有许多小东西很忠于他们职守地卖她们的皮肉，有许多潘月亭翻了一个觔头[引者按：似应为筋斗]又成了好汉，大家行尸走肉似地在悲剧生活中翻来复去，而没有意识到自己是演悲剧。这就是我们时代最大的悲剧。第三幕曹禺先生告诉我们他不肯因为“叫‘太太小姐们’看着舒服些”而救小东西的命，他能说这句话，我相信他多少能够接收我这一点拙见。可是实际上，“叫‘太太小姐们’看着舒服些”，对于剧作家是一个很大的引诱，而曹禺先生也恐怕在无意之中受了这种诱惑。④

这种批评涉及到作者的创作态度，处理现实的方式，对《日出》来说，也是相当关键的问题，但曹禺认为，获得观众的同情对剧作家来说，不止是一个很大的引诱，简直是迫切的需要，即使莎士比亚、莫里哀等戏剧大师也不例外，何况是中国这样一个不太成熟的话剧环境，更需要剧场效果：

孟实先生自己是喜欢第一种，而讨厌戏里打鼓骂曹式的义气。本来，老老实实写人生最困难，最味永，而把自己放在里面，歪曲事实，故意叫观众喝彩，使他们尝到“义愤发泄后的甜蜜”较容易，但也很无聊。舞台上有多少皮相的手法，几种滥用的情绪，如果用得巧，单看这些滥调也可以达到一个肤浅的成功。孟实先生举出几个例子，证明《日出》就用了若干“打鼓骂曹”式的义气来博得一些普通的观众的喝彩。他给我指了一条自新之路，他要我以后采取第一种态度。这种诚挚的关心是非常可感的。不过，……写戏的人是否要一点Poetic justices[诗的正义]，来一些善恶报应的玩意？……这种文艺批评的大问题，我一个外行人本无置喙之余地，不过以常识来揣度，想到是非之心人总是有的，因而自有善恶赏罚情感上的甄别，无论智愚贤不肖，进了戏场，着上迷，看见秦桧，便恨得牙痒痒的，恨不立刻一刀将他结果，见了好人就希望他苦尽甘来，终得善报。所以应运而生的大团圆的戏的流行恐怕也有不得已的苦衷。……中国的话剧运动，方兴未艾，在在需要提携，怎样拥有广大的观众而揭示出来的又不失“人生世相的本来面目”，是颇值得内行的先生们严重讨论的问题，无疑地天才的作家，自然一面拥有大众，一面又把真实犀利地显示个清楚，次一等的人便有些捉襟见肘，招架不来，写成经得起演经不得读的东西。不过，万一因才有所限，二者不得兼顾，我希望还是想想中国目前的话剧事业，写一些经得起演的东西，先造出普遍酷爱戏剧的空气，我们虽然愚昧，但我相信我们的子孙回生出天才的。⑤

曹禺的反驳不能说没有道理，不过，他年轻气盛，完全没有接受朱光潜的批评，包括朱光潜对方达生形象塑造，方达生与戏剧主要冲突关联的批评等。这可能是因为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十来个评论者中，朱光潜的文章对《日出》的批评是最严厉的，因而引起了曹禺的反感。其实，公平地说，朱光潜的批评是善意而坦诚的，他并不是完全否定《日出》。不过，因为曹禺的不接受意见的态度，朱光潜也没有再继续讨论曹禺剧作的得失。

就在朱光潜发表《“舍不得分手”》的1937年1月1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同时发表了茅盾、沈从文、谢迪克、巴金等人对《日出》的评论。巴金是曹禺的朋友，也是曹禺第一部剧作《雷雨》慧眼识珠的编辑，自然对《日出》也评价很高，认为“它和《阿Q正传》、《子夜》一样是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的最好的收获”，与朱光潜的观点当然不一致。朱光潜读了这篇文章，倒并没有直接就他对《日出》的评论发表意见，而是不满意巴金评判文学的标准。巴金文章开头写了这么几句：

我喜欢《雷雨》，《雷雨》使我流过四次泪，从没有一本戏会这样地把我感动过。⑥

朱光潜颇不赞同似乎能感动读者到流泪就是好作品这样一种文学价值标准，马上写了一篇文章《眼泪文学》，把巴金的话作为文学价值观不适当的例子，不点名地作了引述。因此，引发了两人多个回合的论战。朱光潜在《眼泪文学》中说：

近来又看到一位批评家谈一部新出的剧本，他说喜欢这剧本，它使他“流过四次眼泪”。同样的自白随时随地可以看到或听到，我每看到或听到这种话时，心里不免有些怅惘。……不过，文学与眼泪是否真有必然的关联？文学的最高恩惠是否就是眼泪？叫人流泪的多寡是否是衡量文学价值的靠得住的标准？对于这些问题，我却很怀疑。

……

在这个世界里，末路英雄，失意情侣和忏悔的堕落者实在是太多了，所以感伤派文学——或者用法国人所取的一个更恰当的名称，“眼泪文学”(littérature larme)——总是到处受欢迎。据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人生来就有一种哀怜癖，爱流泪，爱读叫人流泪的文学。这是一种饥渴，一种馋瘾，读眼泪文学觉得爽快，正犹如吃了酒，发泄了性欲，打了吗啡针，一种很原始的要求得到了满足。因为普遍需要，所以有一派作者应运而起，努力供给以文学为商标的兴奋剂。

“眼泪文学”既有人类根性做基础，所以传播起来非常容易。大家愈称赞流泪，于是流泪成为时髦。我们都知道，文学史上有所谓“浪漫时期”，“浪漫时期”又有所谓“世纪病”，“世纪病”其实可以说就是“流泪病”。在那个时期，不爱流泪，不会叫人流泪，就简直失去诗人的资格。……因此，“眼泪文学”于人类根性之外，又加上风气与虚荣心两重保障。

……

能叫人流泪的文学不一定就是第一等的文学。……用泪表达得出的思致和情感原来不是最深的，文学里原来还有超过叫人流泪的境界。

……

眼泪是容易淌的，创造作品和欣赏作品却是难事，我想，作者们少流一些眼泪，或许可以多写一些真正伟大的作品；读者们少流一些眼泪，也或许可以多欣赏一些伟大的作品。⑦

朱光潜提出自己的文学标准，批评流行的“眼泪文学”是能够理解的，确实是严正地表达他的文学观，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他捎带着暗讽巴金？只是偶然地作为一个例证，还是有其他原因？朱光潜应该不至于没有意识到由此可能导致的巴金的反应。如果意识到了而执意引述，要么是他对巴金该文表达的对《雷雨》、《日出》的推崇极为反感，要么是对巴金当时的整个文学观相当不满，还有可能是在有限的几次交往中对巴金本人没有好感。据朱光潜在《答复巴金先生的忠告》里说：他引述巴金的话“只是借它做一个实例来说明有人欢喜一种文学作品是因为它能叫他们流泪。我那篇文章的要旨是说能叫人流泪的文学不都是好的，我并没有说能叫人流泪的文学都是不好的，尤其没有存心要骂任何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说明朱光潜实在是太书呆子气，太天真以致幼稚了，把别人作为反面事例提出来，然后又加以讽刺，还要别人不失幽默诚意地接受，只能说他似乎完全不懂人情物理了。同时，朱光潜还说：“我对于你的印象虽不深，却素来很好。我一向相信你是一位有热情的诚实人。”就是说他和巴金之间没有个人的恩怨，巴金甚至还向他约过稿，那么他的批评讽刺就更显突兀了。不过，论争中的文字不一定完全可信。如果认可朱光潜本人的陈述，然后作出推断，当然，产生这场纷争的真正根源恐怕就是他们差别很大的文学观和对曹禺的相去甚远的评价。真是这样，朱光潜不失学者的诚实与坦诚。不过紧接而来的不止是巴金的回击，而是与巴金关系密切的整个左翼文学阵营的冲击。

巴金和一些朋友的反击主要以上海杂志公司出版的左翼文学杂志半月刊《中流》为基地。巴金的第一次回应是1937年4月20日出版的《中流》第2卷第三期的《向朱光潜先生进一个忠告》，这篇文章作为该期杂志的头条，以显目黑体字在封面上标出题目，文章相当长，多达5 000余字，表现出巴金遭遇讽刺后的愤激和怨恨的态度。巴金在文章中全面否定朱光潜的学问和人格，把朱光潜作为不学无术而又好为人师的形象进行塑造和丑化。首先，巴金指出他自己并没有把是否引起读者流泪作为评价作品好坏的标准，他只说喜欢《雷雨》，而没有说《雷雨》的好坏；其次，他的流泪并不是失望或者感动，而是因为看见别人的慷慨的牺牲而感激流泪；再次，流泪在他看来并不是可耻的事，是人类情感的自然流露，朱光潜是因为“天性薄”——这是朱光潜在《眼泪文学》的自谦之词——看戏不流泪，但不能以此否定别人的流泪，观众出钱看戏，有权利流泪；最后，叫人流泪的作品不一定是好作品，但伟大的作品也可能叫人流泪。这是从学理的角度，对朱光潜《眼泪文学》的反驳，但巴金辩驳的学理是并不那么充分的，不过，他们的论争已经不是学理的问题了。

接下来，巴金对于朱光潜惯于以青年导师自居的资格进行了质疑和讽刺：

我和许多同时代的青年一样常常会陷在“迷路”中。这时候有人把朱光潜先生的著作介绍给了我。据说朱先生素来以青年的导师自居。他的态度和文章也常为他的同辈的友人所称道。我相信别人的话。我和别的青年朋友一起，怀着求教的心虔诚地一字一字读着那些文章和书册，我们反复地诵读着，我们敬佩朱先生的淹博，我们崇拜朱先生的伟大，我们感激朱先生爱护青年的热诚。我们自以为求得了真知实学，可以帮助我们走出迷路，而且可以进一步跨入学问的宫殿。……

然而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我们所希望的一切都成了一个渺茫的梦。我们不但没有得到真知实学，反而被引入更复杂曲折的迷宫。我们不相信朱先生是一个没有眼睛的人，然而在“一·二八”以后，内忧外患交迫，使我们民族的运命陷在泥沼里的时候，他却教训青年说，“中国社会闹得如此之糟是大半由于人心太坏……人心之坏，由于‘未能免俗’，……‘俗’无非是缺乏美感的修养”；去年华北走私闹得最厉害的时候，他又大发议论和青年谈什么敬与不敬的问题，要中国青年去学日本人经过明治神宫前低头行礼的榜样。我不知道以青年导师自居的朱先生要把中国青年引到什么样的象牙塔里去。

……然而撇开见解来谈学问或者来谈常识，我们对朱先生又不得不失望了。我们绝不敢说朱先生是个不学无术欺世盗名的妄人。我想也许是因为朱先生诲人心切，急不择言，连自己也没有弄清楚，就“信笔纵横”了。无怪乎梁宗岱先生要责备朱先生常“滥用名词”，甚至说这种缺点“他每部书乃至每篇文章里都可以发见”。梁先生是朱先生的好友，当然不会存心诬蔑。⑧

然后，巴金又认为朱光潜在《眼泪文学》中出现了一些常识性的错误，诸如“世纪病”，“浪漫时期”，他的《谈美》一书中的写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分别，《最后的晚餐》是否油画，对《日出》的批评等。最后，他给朱光潜进一个“忠告”：“我希望他把他的全部著作收回，请他的朋友或他的学生仔细修改以后再来问世。”文章还多次借梁宗岱在《从滥用名词说起》一文中对朱光潜的批评——梁宗岱是朱光潜的朋友，但批评起来也毫不客气——以达到彻底否定朱光潜学识的目的。

《中流》半月刊还连续几期刊发了批评朱光潜的系列文章，包括第2卷第5期到第8期的张天翼的《一个青年上某导师书——关于美学的几个问题》，王任叔的《现实主义的路》，巴金《给朱光潜先生》，佳冰《〈最后的晚餐〉与油画》，唐弢《美学家的两面——文苑闲话之六》，张天翼《某教授致青年导师书——谈“应用上的多元论”》等。可能还在其他左翼刊物刊登过批评文章，几乎一致讽刺批评朱光潜引导青年脱离现实，而学识不足。其中，张天翼的《一个青年上某导师书——关于美学的几个问题》虽然以一个佩服追随朱光潜的学生的口吻，实际上却是以幽默反讽的态度，对朱光潜的美学观进行嘲讽，却有着相当的学理探讨，从十个方面反驳朱光潜《谈美》中所谈的美学主要观点，大概是最早比较全面地从相反立场作出学术批评的文章之一。这篇文章和《某教授致青年导师书——谈“应用上的多元论”》都对朱光潜试图以有距离的审美超脱现实的人生观作了讽刺和批评。

朱光潜感觉到相当的压力，不仅遭受了朋友梁宗岱的批评，还招致了几乎一个阵营的攻击，于是朱光潜借周作人的一篇《论骂人文章》，试图反击。在1937年5月11日的《北平晨报·风雨谈》中发表《读〈论骂人文章〉》，他把巴金阵营的批评称为“帮行之骂”，而他是“单身独客”，有“被指定挨官骂”的趋势，认为他们的批评是戴着放大镜找疮疤，断章取义，深文周纳，吹毛求疵，或为官，或为私。朱光潜把这种批评完全当成了对手的个人意气，和品质缺陷，似乎没有意识到他与左翼文坛确实存在着基本人生观、文学观、美学观上的对立，左翼阵营只不过因为有他和巴金的争执这根引线而爆发了。虽然那些批评不一定都很合理，却并不只是意气之争。朱光潜情急之下，有的用语也欠斟酌，堕入谩骂之列。

巴金又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几句多余的话》，因为梁宗岱写了《从滥用名词说起的余波》，就《最后的晚餐》是否油画进行了论辩，支持朱光潜的观点。巴金就朱光潜和梁宗岱认为达芬奇《最后的晚餐》是油画，并因为达芬奇受尝试新颜料之累而使之剥蚀等问题，进行辩驳，引述了法文辞典，但态度已经变得较谦虚和温和。

紧接着，朱光潜又在《大众知识》上发表《答复巴金先生的忠告》，为自己引述巴金的话作为反面例证作出解释，同时，也对巴金的攻击作出回应。总的说来，态度还算比较平和，但也是不卑不亢，既就巴金的知识性指责一一澄清，认为巴金所谓的知识性错误，恰恰是因为巴金自己学识不够，而且即使在自己的著作中有一些错误，也并不是巴金所指责的“冒充内行”，“欺骗”青年学生，更从来没有以青年的导师自居。

朱光潜和巴金的论争看上去是偶然的，实际却有必然性，那就是他们在人生观、文学观等各个方面的一些基本的差别。但这场论争颇多意气性的成分，双方都有出格之处，说明即使真诚的作家和久经中西文化训练的绅士和学者，在关乎一己声名的时候，也容易失去克制和理性，而这场左翼文化阵营介入的争论，事实上对朱光潜1940年代以至更后的人生经历和选择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注释]

①《朱光潜全集》，第8卷，第488-489页。

②《我怎样写〈日出〉》，《大公报·文艺副刊》，1937年2月28日。后收入《日出》1937年2月[民国26年2月]第2版，文化生活出版社，改题为《跋》。上引文见该书《跋》的第16-18页。

③《日出·跋》，第20-22页，文化生活出版社，民国26年2月第2版。

④《朱光潜全集》，第8卷，第490-491页。

⑤《日出·跋》，第27-28页，文化生活出版社，民国26年2月第2版。

⑥巴金《雄壮的景象》，原载1937年1月1日《大公报·文艺副刊》。《巴金全集》，第18卷，第40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⑦朱光潜《眼泪文学》，原载1937年1月《大众知识》，《朱光潜全集》，第8卷，第497-500页。

⑧《中流》，第2卷，第3期，1937年4月20日。《巴金全集》，第18卷，第406-4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