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木

一位具有全国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范若愚(1912～1985)，原名纯智，山西五寨县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共五寨县区委书记、晋绥边区二专署秘书主任(后称为副专员)、晋绥边区第二中学校长、八路军一二○师独立第二旅参议、中共雁北区党委宣传部秘书等职。

1948年，范若愚进入中共中央马列学院第一班学习，师从杨献珍、艾思奇等人，从此确定了他一生宣传马列主义理论的方向。范若愚学习期间十分刻苦，这也为他后来长期从事理论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49年春，中央马列学院随中共中央机关迁入北平，这就是后来中共中央党校的雏形。当时，学院先成立了政治研究室，随后又成立了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基础、中共党史、党建等教研室。范若愚历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以及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政治研究室秘书、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副主任及主任、校教学委员会委员、校党委委员、校委委员、副校长等职。其间，范若愚以讲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而著称。

范若愚

在中央党校任职期间，范若愚曾兼任周恩来的理论秘书(1956年至1959年)、刘少奇的学习秘书(1958年初)。他还是中共八大代表、第四至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兼职研究员，之后又兼任《红旗》杂志常务副总编辑。

1966年“文革”爆发之前，范若愚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红旗》杂志常务副总编辑，主要工作是在红旗杂志社。他还是当时以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为首的中央文革五人 (即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小组领导下的成员之一，参与起草了《二月提纲》。

“文革”开始后，范若愚陷入苦难之境。其间，他曾以死抗争，后身陷囹圄，失去自由。

“文革”结束后，1977年，中央党校复校，范若愚任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顾问、校副教育长、校顾问。此外，他还是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

范若愚是一位具有全国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85年6月，范若愚因病逝世，他的追悼会在中共中央党校举行。追悼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校校长王震主持。悼词称其“长期致力于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研究和教育事业，成为全国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宣传和捍卫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宣传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党的理论教育事业，为高级党校的教学和科研工作，特别是理论队伍的培养和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显著特点之一是将之作为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文革”前，范若愚已先后撰写和发表了百余篇理论文章，结集的有 《和青年朋友谈谈学习中的几个问题》、《为什么要学习和怎样学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列宁论中国革命》、《〈共产党宣言〉解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解释》等。其中颇有影响的文章有：1951年为配合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建任务日益重要而撰写的《肃清封建等级的思想残余》、《共产党员必须克服农民思想》等；1954年为配合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而撰写的 《学习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为实现我国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奋斗》、《列宁论国家资本主义》等；1955年为纪念俄国1905年革命50周年而撰写的 《俄国1905年革命和中国》（先后发表于《人民日报》和《真理报》，影响极大，并得到周恩来的表扬)等；1957年为纪念俄国十月革命而撰写的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是政治经济和思想的根本变革》等；1960年为纪念列宁90周年诞辰在《红旗》杂志上发表的《列宁论中国革命》以及《我们为什么废除了封建家长制》等；1961年为纪念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发表20周年而撰写的 《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要求》等。

“文革”结束和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后，范若愚在新形势下又撰写和发表了大量理论文章，并先后结集出版了 《列宁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里》等。此外，他还主持编写了《科学社会主义概论》一书。

这一时期，范若愚撰写的一些文章，主要是批判“左”倾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混淆和扭曲（如《试论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对修正主义有准确的理解》、《以历史的进步补偿历史的灾难》等），以及在思想理论领域肃清“文革”的流毒，特别是中央党校发生的旧案 （如 《康生与“十六字”方针》、《决不容许篡改马克思主义——评唐晓文反党的三篇文章》、《唐晓文吹捧柳下跖居心何在》等）。

见证周恩来一段苦闷的政治生涯

范若愚最重要的经历之一，是于1956年至1959年奉命调至总理办公室，兼任周恩来的理论秘书。其间的1958年初，他又兼任了刘少奇的学习秘书。

1956年，范若愚担任周恩来理论秘书赴任前，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叮嘱他，在总理需要时一定要全力以赴地工作，平时则仍在学校工作。后来，有人因此称他是“总理府行走”。当时，周恩来的秘书达20多位。后来，范若愚回忆说：“从这个意义上说，那时是周总理办公室最兴旺的时期。事有巧合，那个时期也正是我们党的路线正确、全党全国最兴旺的时期。”但是到了1959年，周恩来因犯了“错误”，相应地，他的职权也受到了削减，秘书班子的人数大减，范若愚也结束了他在中南海的兼职。

关于范若愚曾为两位共和国领袖兼任秘书的经历，很少有记载。在有关的档案公开之前，主要还须通过他自己的回忆文字来记述。遗憾的是，他关于兼任刘少奇学习秘书一事，几乎没有记录。范若愚后来结集有 《在周恩来身边的日子里》一书，其中收入7篇回忆文章，主要记述了他当年在周恩来身边所感受到的领袖风范。如周恩来的优秀 “学风”，是“实践”、“调研”、“从实际出发”、“认真”、“言必有据”、“揭露矛盾， 解决矛盾”、“推陈出新”、“阶级分析”、“言行一致”、“谦虚”、“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周恩来的学习方法则是 “习作合一”、“抓住中心”、“与不正确的思想作斗争”等。范若愚还回忆了周恩来1957年在民族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的有关情况。这一讲话原拟在《红旗》杂志发表，后被康生、陈伯达扣压。范的回忆文章揭示了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范若愚对周恩来最重要的一篇回忆文章是 《历史最终会把一切纳入正轨》一文。此文记述了周恩来当年因“反冒进”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而被迫检讨的一些情节。其中的具体描写为其他文献资料所不载，因而弥足珍贵，成为国史中的实录式的记载。

范若愚回忆说：“1956年，我调到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工作。当时给我分配的工作任务是，由周恩来同志口授，让我记录或长或短的文件及其他书面材料，有时也查查文献。就在我初到总理办公室工作的那个时候，我们经济建设工作中发生了冒进的苗头，在某些建设中开始出现了紧张的局面。当时由于钢产量赶不上其他有关生产的需要，周恩来同志为此曾亲自到过鞍钢和太原。具体情况我不大了解，只是有一次周恩来同志要我查找马克思的一段话的出处。这段话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的：‘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由于周恩来同志要找这段话，我联系到他的鞍钢、太原之行，以及我听到办公室其他同志谈到的一些简单的情况，我意识到，周恩来同志和陈云同志是反对经济建设中开始出现的冒进现象的。”

不久，“反冒进”即遭到毛泽东的反对和严厉批评。毛泽东认为“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是“右倾”，是“促退”，是“向群众泼冷水，打击积极性”，是“方针性的错误”。“反冒进”经过南宁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成都会议后，提法也越来越厉害，几乎等同于政治路线问题。当时，在毛泽东的威严之下，已经没有了争论，党内“一言堂”的格局基本形成。此后，周恩来遇事发表意见也比较少了，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主动、求实和创造性的作用了。对此，周恩来的内心显然是非常苦闷的。

在范若愚的笔下，当年周恩来的苦闷和痛苦，十分真切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1958年，在成都会议期间，周恩来同志对我说，回到北京以后，要起草一个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要我到总理办公室的宿舍住几天。回到北京后，我就到总理办公室宿舍去住，听候周恩来同志给我布置工作。有一天，周恩来同志对我说，他这次发言，主要是作 ‘检讨’，因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在南宁会议上已经被提出来了。由于我没有随他去过南宁，也不了解那次会议的内容，只是在这次谈话中，我才知道。周恩来同志指示我：过去起草文件，是由他先谈内容，由我记录下来整理成书面材料。这次发言，不能像过去那样，因为这是自己的检讨发言，不能由别人起草，只能他讲一句我记一句，只是在文字的连接上做一点工作。周恩来同志还说，关于他这次‘犯错误’的问题，他已经和毛泽东同志当面谈过了，主要原因在于他的思想跟不上毛泽东同志。这说明必须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周恩来同志在讲了这些情况后，就开始起草发言稿的开头部分，他说一句，我记一句。就在这个时候，陈云同志给他打来电话。陈云同志讲的什么，我只听到一两句(他们使用的电话机有增音装置)，周恩来同志讲的话，我当然听清了。打完电话之后，他就说得很慢了，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来。这时，我意识到，在反冒进这个问题上，他的内心有矛盾，因而他找不到恰当的词句表达他想说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我暂时离开他的办公室，让他安静地构思，等他想好一段再叫我来记录一段。我觉得，这时我如果守候在他的办公桌旁，对他是一种精神上的负担，会妨碍他构思和措辞。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当时已经深夜12点了，我回到宿舍和衣躺在床上，等候随叫随去。在第二天凌晨2时许，邓大姐把我叫去，她说：‘恩来独自坐在办公室发呆，怎么你却睡觉去了?’我把周恩来同志同意了我的建议的情况讲了以后，邓大姐说：‘走!我带你去和他谈。还是由他口授内容，你整理成文字材料。’这样，我随邓大姐到了周恩来同志办公室。她和周恩来同志争论了很久。最后，周恩来同志勉强地同意，还是由他口授内容，我回到宿舍去整理记录。在整理到学习毛泽东思想问题时，我引了一句成语说：我和毛主席‘风雨同舟，朝夕与共’，但是在思想上还跟不上毛主席。后来，我把整理后的记录请周恩来同志审阅时，他看到‘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这句成语时，严厉地批评了我。他说，在关于他和毛泽东同志的关系上，在整风以前还可以引用这句成语，但是在整风以后不能引用。‘这也说明你对党史知识知道得太少！’周恩来同志讲这些话时，几乎流出了眼泪。最后，他逐字逐句地自己动笔修改一遍，又亲自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交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后来稿子退回，周恩来同志看过以后，又要我把批在稿子上的话誊写清楚，再打印一次。我看到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提的意见，把‘检讨’部分中的一些话删掉了，有些话改得分量较轻了。我看了之后，心里的紧张情绪才缓和下来。但是，我发现周恩来同志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10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又增添了不少。”

这一段回忆，把周恩来当时苦闷、难过的心情，以及他顾全大局的伟大人格，真实地记述下来。同时，也把邓颖超心疼丈夫受到委屈的感情披露出来，并把作者自己对党内生活和党史的无知间接地表现了出来，实属难能可贵。由范若愚起草、周恩来亲自修订的长达8000多字的检讨发言稿，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作为大会材料印发给了与会代表。周恩来十分内疚，感到自己作为总理“犯了错误”，考虑自己不便继续担任总理了。于是，在随后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这一问题，但会议表示挽留他继续担任总理。会后，邓小平草拟了一份会议记录，即：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参与了著名的中苏论战

范若愚作为周恩来的理论秘书，还有一个文献可以说明：1958年7月13日，周恩来致信吕正操，说：“昨晚被你考住。今晨与范若愚同志谈，将‘赤悬天’勉强解释为‘赤日当空’、‘赤日悬空’的意思，并托(赵)尔陆同志转告。现取阅主席诗词原本，方知为‘长夜难明赤县天’，并非‘赤悬天’。赤县神州，大家懂得，自不费解。想以电话告，适你午睡，便以书代话，并望转告尔陆。”周恩来与吕正操谈及毛泽东的《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词，就其中的首句“长夜难明赤县天”有所猜测，周恩来询问理论秘书范若愚，结果也没说对。此外，作为刘少奇的学习秘书，范若愚在1961年还参加了《刘少奇选集》的编辑工作，当时在康生主持下，曾组织了熊复、姚溱、王力、范若愚、李鑫等几个工作人员，收集和查阅了刘少奇的档案和文章，约有300万字，为编选作准备。当时的编辑方针，是按照《毛泽东选集》的模式，所选文章的下限，只选到1949年，并搞出了一个选目。后来因为“文革”发动，自然也就泡汤了。

范若愚作为党内的一位 “笔杆子”，主要是在《红旗》杂志担任常务副总编辑的时期。

1958年6月1日，毛泽东亲自提议创办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 《红旗》。《红旗》杂志最初的编委有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王稼祥、张闻天、胡乔木、陈伯达、康生、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舒同、李达、周扬、胡绳、邓力群、王力、范若愚、许立群。范若愚排名倒数第二，但却是编辑部的常务副总编辑之一(总编辑为陈伯达，四个副总编辑分别是胡绳、邓力群、王力、范若愚)。

据说《红旗》编委的名单是毛泽东“一个一个拟定的”，基本上囊括了当时党内几个著名的 “笔杆子”。像负责 《红旗》具体编辑工作的胡绳、邓力群、王力、许立群一样，范若愚也是长期从事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的，当时还担任周恩来的理论秘书和刘少奇的学习秘书，并且因为他对列宁主义较有成就的研究，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等的赞扬，被称为是中国研究列宁主义问题的专家。所以，作为党内几位著名的“笔杆子”之一的范若愚，理所当然地就被毛泽东选入《红旗》编委名单之中。

所谓“笔杆子”，当年还主要体现于“中苏论战”之中。

据吴冷西的回忆，1963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苏共中央3月30日的来信。这以后，毛泽东离开北京到杭州，要陈伯达起草一个有关“总路线”的提纲。在北京，则由邓小平主持起草另外一个稿子。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吴冷西、乔冠华、姚溱、范若愚、王力、熊复等几位“笔杆子”，“还加上戏称 ‘后排议员’的一些直接参加起草的年轻同志(他们来自中央宣传部、人民日报社、新华社、联络部、外交部等单位)”，开了两三天会，“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对陈伯达起草的稿子中间好的加以肯定，对不足的地方提出补充和修改意见”。五一劳动节过后，作为“笔杆子”的范若愚等随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等飞赴杭州，与各大区书记和政治局委员谭震林、李富春等出席或列席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的内容是讨论“反修防修”的问题。当时，毛泽东已经注意和警惕在反对苏联赫鲁晓夫的 “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也存在一个在国内如何防止“修正主义”的问题。于是，会议在通过 《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开展“四清”的同时，也就国际上“反修”的问题讨论了在北京和杭州平行起草的关于“总路线”的两篇稿子。

后来，范若愚对当年的“反修”有一个反思，撰写和发表了《必须对修正主义有准确的理解》等文章。范若愚在大量引证列宁、斯大林对“修正主义”的解释之后指出：“‘修正主义’一词绝不容许滥用。只有对那种用‘修改’马克思主义的形式，有意识地用资产阶级观点修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并且自成一种‘严整的’思想体系的机会主义，才是修正主义者；对那些不是有意‘修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而在理论上实践上有个别错误的人，都不能把他们叫‘修正主义者’。”

当年，范若愚还参加过撰写批判“苏共公开信”文章的工作。后来他在文章中回顾中共从1956年提出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以后的斗争过程，指出：这其中，中共发表的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文章，“有正确的地方，也有错误的地方”。如评“苏共公开信”的“九评”，虽然有许多错误观点，但不能认为把赫鲁晓夫集团作为“修正主义者”来批判根本上是错误的。即“九评”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有三种情况：“第一种，基本上是正确的；第二种，有片面性，批判过了头；第三种，根本上错了。”“九评”中的若干错误观点，“主要错在对苏联的国内制度，特别是经济制度，没有进行调查研究，没有占有真实可靠的大量材料，没有进行科学分析，却按照我们的观点，轻率地下了许多空洞的断语”。更为严重的是，“九评”中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的若干“左”的观点，后来被林彪、“四人帮”利用，发展成一条极左路线，或者说，成了他们搞极左路线的“理论”。这一反思，以过来人的口吻，当然是体会得更加深刻了。

参与了“文革”导火线《二月提纲》的起草和拟定

范若愚作为党内的一位 “笔杆子”，还参与了“文革”导火线——《二月提纲》的起草和拟定。

1966年2月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组长彭真在北京召集文化革命小组会议。参加者除了五人小组的成员外，还有许立群、胡绳、姚溱、王力、范若愚、郑天翔等。最后，会议起草和拟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 《二月提纲》)，其内容是：

“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的大辩论，是我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并且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后，在学术领域中清除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动或错误思想的斗争，是兴无灭资的斗争，即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至于开展这场斗争的方针，应采取“放”的方针，即“让各种不同意见都放出来，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对反动的或错误的思想加以分析批判”，“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在报刊上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同时，“要依靠坚定的左派，团结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孤立极少数顽固不化、坚持不改的人。要边打边建，由少到多，逐步形成一支不但在政治上而且在学术上超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革命的、战斗的、又红又专的队伍”，但要“反对自以为是”、“要警惕左派学术工作者走上资产阶级专家、学阀的道路”。

《二月提纲》还决定设立“学术批判办公室”，由胡绳、吴冷西、姚溱、王力、范若愚、许立群组成。

《二月提纲》虽然不免有历史条件下“左”的痕迹和错误，但出发点是试图对已经开展的“大批判”加以适当限制，并将之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和学术讨论的范围之内，反对把它变成集中的、严重的政治批判。

当然，这完全不符合当时毛泽东的意愿。2月7日，五人小组向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了《二月提纲》。8日，彭真、康生、陆定一专程赴武汉，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后不置可否。12日，中共中央将《二月提纲》批发全党。但不久之后，就被毛泽东否定。16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根据毛泽东的态度，中共中央决定立即停止《二月提纲》的执行。随即，对《二月提纲》展开了严厉的批判，范若愚等人的命运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文革”发动之后，范若愚受到审查，被诬陷为“特务”，他的专案组由陈伯达的老婆刘叔晏负责。据称，江青曾称刘叔晏“办案有能力”，也就是想让“范若愚案”越搞越大，让许多无辜者也受到牵连。

不久，中央文革小组还决定让刘叔晏负责陆定一的专案组，而刘叔晏感到陆定一非范若愚所能类比，就有推托的意思。后来，陆定一专案组就由陈伯达接了过去。此时，范若愚已经身陷大狱了。

关于批判“合二而一”论

在意识形态的批判运动中，范若愚曾参与和写过一些带有“左”倾色彩的政治运动和批判文章。比如在他任职的中央党校，1964年批判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时，范若愚就参与写过批判的文章，说过一些错话。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杨献珍的冤案得到平反，那场 “哲学 ‘罪案’”，也被说明是一场“政治冤案”。范若愚在《红旗》杂志撰写和发表了《“合二而一”批判由来》的文章，揭示了整个过程，并着重揭发了那个“理论权威(即康生，系当时的提法)”。

据说，杨献珍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范若愚是一个有一定学识和写作能力的人，参加革命也比较早。像他这样的人，在党的正确路线指引和正派首长的领导下，是很可以为党为革命做很多事情的。但如果碰上如康生、陈伯达这样的领导，其对党对革命的伤害性也很大。三中全会后，他有认识，承认自己有错，这很好。认错总比那些犯了错误死不认错的人好。”

不过，对当年那场喧嚣一时的批判“合二而一”的论战，杨献珍后来出版的《我的哲学“罪案”》，当事人之一的穆欣出版的《办〈光明日报〉十年自述》、《述学谭往——追忆在光明日报十年》两部回忆录，以及杨献珍的秘书萧岛泉后来撰写的《一代哲人杨献珍》、《共和国三次哲学大论战》等，都与范若愚的《“合二而一”批判由来》和吴江的 《哲学上两条战线的斗争》等有不同的看法和一定的分歧。

范若愚的 《“合二而一”批判由来》一文，是以当事人(副校长等)的身份和口吻来记述的，即“我曾亲自看到一些情况”、“因为工作关系，我和那个‘理论权威’住在一起”，因而这篇文章给人以“权威性”的感觉。

穆欣却认为“该文（《“合二而一”批判由来》）所记述的一些情节不符合事实，但却被某些作者（包括《康生评传》的作者林青山等）辗转引用”，因此他才不得不出来商榷和反驳。

在穆欣的回忆中，当年所谓“合二而一”问题的“论战”，大致是这样一个过程，即：“论战”开始时是以学术争论的形式出现的，后来才转为政治批判。

1964年5月29日，《光明日报》哲学专刊发表了中央党校教师艾恒武、林青山合写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学习毛主席唯物辩证法思想的体会》一文。这篇文章是他们在新疆班听了杨献珍的讲课后得到了启发，从而写成的。

当时，哲学教研室讲师黎明看到了这篇文章，而黎明又是《光明日报》哲学专刊的社外编委，遂把文章推荐给《光明日报》学术部的编辑王愚。王愚审稿后认为可用，由代学术部主任的徐亦安签发，并将小样分别送给了哲学专刊主编、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张世英审阅。张世英在小样上批了“可用”二字。

不过，光明日报社内部也有人认为既然已经有了“一分为二”论，现在再提一个“合二而一”论，虽然表达的是对立统一规律，却不啻标新立异。于是征求杨献珍的意见，杨认为“中国哲学史上早就有人用‘合二而一’表达对立统一规律了”，并不是“标新立异”。

后来，《光明日报》的总编辑穆欣就将文章签字付印了。显然，这篇文章当时只是作为一般的学术文章发表的。

岂料文章发表后，穆欣听说民族文化宫的“哲学反修资料编写组”(当时由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理论组组长康生领导的一个秀才班子）的关锋等人说文章有“原则性错误”，即“合二而一”论的概念是在强调矛盾的统一，同时又把认识论和方法论割裂开来，是违反辩证法的。

随即，“哲学反修资料编写组”的项晴写了一篇《“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的文章，送到《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认为：“‘一分为二’同‘合二而一’是对立的，‘合二而一’必然调和矛盾。”当时这也未超出学术争论的范围，所以穆欣签发了文章，并连同艾、林的文章一起，交康生审阅。

随后，康生在出席“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时，将《光明日报》上的文章请江青转送毛泽东。6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论的吧。”康生随即开始布置相应的批判任务，但表面上仍是作为学术讨论来开展“论战”的。

后来，艾恒武、林青山两人被认为是杨献珍的“代言人”。“论战”也演变成为一场政治风暴。

此后，在康生的指使下，范若愚在党校主持会议，对艾恒武、林青山进行批判，并追究文章是否是杨献珍的“授意”。

7月10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刘兴隆的文章《为什么要说“一分为二”讲多了？》，公开点了高级党校讲师黎明的名字。

同一天，毛泽东在接见康生、艾思奇等人时说：“《双十条》的第一个十条的前一段(即《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段)，是我写的。这些话触及到了有些人的痛处，杨献珍就是一个，他们出来搞‘合二而一’反对我。”

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高级党校两名学员署名的文章《就“合二而一”问题与杨献珍同志商榷》(《光明日报》于18日转载)，公开点了杨献珍的名字。其实，这篇文章是康生指示人民日报社起草、由“中央反修哲学写作小组”经过反复修改后炮制出来的。

据说这篇文章准备发表时，对用谁的名义发表，有所争议。康生开始想用范若愚的名义发表，范不同意；又要用艾思奇的名义发表，艾也不同意。最后只好找到在党校听过杨献珍课的新疆班的两个人，以他们的名义发表了。

至此，关于“合二而一”的“论战”，也就上升到政治批判的阶段，而不再是一场学术讨论了。

1965年6月4日，中央高级党校向中共中央上报了《关于杨献珍问题的报告》，认为杨献珍有 “十大罪状”：“反对毛泽东思想”、“制造反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攻击‘三面红旗’”、“鼓吹资本主义”、“大闹 ‘翻案风’”、“同彭德怀一道反党”等。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撤销了杨献珍的中央高级党校副校长（注：1955年8月至1961年2月，杨献珍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党委书记，1961年2月至1965年9月任副校长、党委副书记）和校委委员等职务。

随之，一批无辜的干部受到株连，仅中央高级党校就有包括副校长、校党委第二书记侯维煜等在内的154人受到错误批判和围攻，其中哲学教研室副主任孙定国、讲师黎明被迫害致死。

穆欣认为范若愚将批判“合二而一”的一些过程搞得更加不清楚了，即“事情本来不是那个样子，偏要说成那样，就难看清它的本来面貌。范若愚的《‘合二而一’批判由来》一文掐头去尾摘引康生说过的话，有些已不同于康生的原意，显然违背实事求是的原则”。

这主要是说范若愚的文章会给人以这样的错觉：“论战”的初期，艾恒武、林青山的文章《“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学习毛主席唯物辩证法思想的体会》，以及项晴的《“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都是先将文章的清样呈送给了康生、关锋(当时是“哲学反修资料编写组”负责人)，康生又故意“钓大鱼”而下令发表的。于是，刚开始这就成了一桩事前部署好的阴谋了。

穆欣认为，这样一来，范若愚的文章使许多人信以为真，结果以讹传讹。如记述共和国历史的一部长卷——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影响很大的“1949—1989年的中国”系列丛书之一的《曲折发展的岁月》(丛进、林蕴晖等编著)，也完全重复了范若愚的说法。穆欣还认为，在反思的同时，范若愚的文章又有一些“缺乏根据”的“推断”，“岂非又会构成新的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