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方厚枢

1976年11月，华国锋、汪东兴、吴德等在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向中共中央写的关于停止发行《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等三本小册子的请示报告上的批示。

“文革”时期，我先后在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国务院出版口、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出版局）出版部工作。现将“四人帮”策划、出版《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等三本小册子的经过作为一篇史料文章写出来，以飨读者。

一

1975年，周恩来的病势日趋沉重，国务院工作急需加强。在周恩来的推荐下，经毛泽东批准，邓小平复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对“文革”以来受到严重破坏的经济工作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

邓小平抓整顿，是在“三项指示为纲”的旗子下展开的。他于1975年5月29日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第一次提出了这个说法。他说：毛主席最近有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还有一条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是互相联系的，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

“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根据毛泽东几次讲话精神归纳出来的。它的着重点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

邓小平对各条战线实行整顿的深入，势必要触及“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许多“左”倾错误和政策，并逐渐发展到对这些错误的系统纠正。这种发展趋势，既遭到“四人帮”的强烈反对，也为毛泽东所不能容忍，最终导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发动。

1976年1月，毛泽东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确定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3月3日，中共中央印发毛泽东关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谈话和华国锋2月5日在“第二次打招呼会议”上“关于当前就是要搞好批邓”的讲话。此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全国大规模展开。在这前后，“四人帮”通过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极力诽谤、攻击邓小平和一批老干部。他们把国务院政治研究室邓力群按邓小平多次讲话精神主持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草稿，胡耀邦、胡乔木主持起草的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草稿《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和国家计委根据国务院指示起草的 《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草稿，诬为“邓小平授意炮制的三株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大毒草”，是所谓“邓小平修正主义纲领的产物”，横加罪名，发动批判。

二

1976年8月，张春桥、姚文元直接向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和副书记谢静宜布置，通知国家出版局，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评〈关于科技工作的几个问题〉》和《评〈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三本小册子。这三本小册子，按照迟群传达的“四人帮”的意见，只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和上海、辽宁两地的文章，并以“两校大批判组”的名义写了编者前言。

8月12日晚，迟群、谢静宜在“两校大批判组”对国家出版局和人民出版社负责人布置三本小册子出版任务时，拿出两份批件：一份是张春桥当天写给迟、谢两人的信，上面说“中央同志已批准交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让他们“持原批件同人民出版社商量出版事宜”，“如果北京各印厂因防震排印有困难，可以请出版社安排到外地（如上海）排版，打纸型”，“事情办完后将原批件退我存档”。另一份就是张春桥信上说的那个“原批件”，是以他和姚文元两人的名义在7月21日写的，说“三本小册子，已由清华、北大编出”，“建议批准由人民出版社内部发行”。迟群对国家出版局和人民出版社接受任务的负责人说：“这是批邓以来中央第一次正式批准的材料，是不以中央名义出版的文件，这样做是为了容易发到群众手里。要同批林批孔四本书一样印发。”迟、谢还提出要出大开本，经说明大开本不易印制，才同意出小开本。

迟群所说的 “批林批孔四本书”指的是1974年1月 《人民日报》编的《批孔文章汇编》和 《五四以来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辑录》（以下简称《五四以来》）等四本书，国家出版局在向周恩来写的请示报告中原提出《五四以来》一书拟作内部发行，军队发至营以上，农村发至公社以上的意见。周恩来阅后批示“拟同意”。但这份报告在其他中央领导间传阅时，江青批了一段文字，提出将《批孔文章汇编》的书名改为《批林批孔文章汇编》，将《五四以来》一书改为公开发行，此书的发行范围改为军队发至连以上，农村发至大队以上。

迟群所说的《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等三本小册子是“批邓以来中央第一次正式批准的材料”，既是“中央正式批准”，为什么不通过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批给国家出版局，而直接由 “四人帮”控制的“两校大批判组”来办？张春桥特别交代迟、谢“事情办完后将原批件退我存档”。难道中央正式批件能作为个人档案保存？在给国家出版局看的这份 “中央原批件”上面，也看不见其他中央批件上盖有的中央办公厅或国务院办公厅在文件传递审批中登记的印记，这些不平常的做法是历来少见的。

迟群、谢静宜在布置任务时特别交代，三本小册子完全照原稿印，一个字也不能改动。但人民出版社编辑部拿到原稿后还是组织人力做了核对工作，主要是核对原稿中引用的马、恩、列、斯和毛泽东语录有无错误。结果发现在三本小册子的批判文章中，毛泽东语录错了一个字，标点错误有三处，有一条语录是过去没有公开发表过的。在附录中引用的语录，同样也有错字、漏字、用错的标点和没有公开发表过的语录。当人民出版社将这些情况告诉“两校大批判组”后，他们向迟群作了详细汇报。迟群决定要在书中加按语对附录中的上述问题狠狠加以批判。经过研究后写成 “编者按”：“邓小平之流根本不懂马列，引用革命导师语录时多有错漏，态度极不严肃。附录系按原件排印，未予改正，特此说明。”但对于他们自己文章中存在的同样问题，却连半句自我批评的话也没有讲。

三

人民出版社将《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等三本小册子的纸型于8月14日、15日寄发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出版社。上海市在全国最早印刷，到8月22日前不到9天全市就印刷发行了600万册，北京市克服了因唐山大地震造成的困难，也于15日开始出书发行。

当国家出版局作了出版安排后，迟群、谢静宜就迫不及待地打电话要国家出版局直接向张春桥、姚文元写出三本小册子出版落实情况的报告，由他们转交。国家出版局向张、姚写的报告送出三天后，迟群于8月20日又来电话说：张春桥要出版局把情况直接向中央报告。

9月中旬，“两校大批判组”给国家出版局打来电话说，江青近日到小靳庄和天津附近时，看到那里支援灾区的军队连队中还没有三本小册子，要出版局调500套由她们分送。

在这三本小册子印制、发行过程中，迟群曾几次通过“两校大批判组”向国家出版局有关负责人了解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印数和发行情况，以借此“摸”各地党委对“批邓”的态度。

这三本小册子采取“内部发行”的方式。据国家出版局统计，全国以汉文和蒙、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5种少数民族文字及盲文共印制9100余万册，实际发行8000余万册。

四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尽管表面上沸沸扬扬，喧嚣一时，但它违背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愿望，严重破坏了各条战线经过整顿刚刚出现的比较稳定的局势，使全国再度陷入混乱之中。这场运动使广大干部群众更加厌恶“文化大革命”，进一步认清了“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真面目，因而对运动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抵制。《评 〈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等三本小册子虽然发行8000余万册，但并没有达到“四人帮”希望“彻底批倒、批臭邓小平”的目的。

“文革”前担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的李庄曾回忆说：“林彪、江青等反革命野心家惯用 ‘摘编’别人‘错误言行’和‘罪恶历史’的手法丑化对手，在后者完全不能还口的情况下颠倒是非，置人于死地。……这些材料违反事实，站不住理，总会露出马脚，造成害人者预想不到的结果。‘文化大革命’后期，‘四人帮’批判‘三株大毒草’，气势汹汹。当时我想：信口雌黄不算本事，有胆量把你批判的 ‘大毒草’亮出来让大家看看！可能是被报纸上‘一言堂’的声势冲昏了头脑，他们竟然把‘毒草’亮出来了——印成小册子，‘控制发行’。好了，我很快听许多人说：‘这是什么毒草！明明是香花！’当时我真想大喊几声：‘事实万岁！’”

“四人帮”覆灭后，国家出版局根据1976年发出的中央16号、18号文件的精神，于11月6日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停止发行《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等三本小册子的请示报告。汪东兴于11月11日批：“请华主席、吴德同志阅示。”华国锋批示：“拟同意。请政治局同志阅批。”

至此，“四人帮”在覆灭前所作的最后一次反扑，在“文革”十年出版史上作为最后一件罪证而记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