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可持续发展评价的家庭牧场生产经营分异研究

2010-03-31牛建明侯向阳尹燕亭

草业科学 2010年11期

丁勇,牛建明,侯向阳,张庆,王海,尹燕亭,3

（1.中国农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10；2.内蒙古大学生态与环境科学系,内蒙古呼和浩特 010021；3.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甘肃兰州 730020）

内蒙古草原是我国重要的畜牧业生产基地,也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绿色生态屏障,其生态环境的优劣关系到子孙后代和周边地区的发展[1]。20世纪50年代以来,牧区的经济体制改革使牧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嬗变,气候变化及人口和家畜数量不断增长的持续压力,兼以草地畜牧业极其粗放的管理方式,使草原生态系统功能严重受损,造成草原全面退化的严酷局面,平均产草量下降30%～50%[2]。目前,草原牧区“三化”（草地退化、牧民分化和文明淡化）[3]问题日趋突显,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学者们从不同维度剖析问题的症结,力图寻找草原牧区科学发展之路[4-11]。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双权一制”土地制度下形成了以家庭牧场为基本生产和生态保护单元的经济格局。家庭牧场一般以户为单位,通过土地承包和土地流转,获得草地使用权,主要用于饲养牲畜,具有经营决策、调控权。因此,我国草原牧区的家庭牧场是高度人为调控的复合系统,是各种国家和地方政策、对策的具体实践者,是草原经营利用和保护建设中最活跃的成分。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背景下,家庭牧场生产经营决策不仅影响到牧民的收入水平,而且作为气候变化的直接承受者,对应对这一变化、减缓草原退化速度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草原的恢复治理与保护建设能否实现预期,家庭牧场的关键效用必须得到重视。近年来,学界开展了一些有关家庭牧场的探索性工作[12-16],但是,仍然亟需更加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可持续发展评价是研究复合系统可持续性的重要理论与方法,不但可以获取研究样本对象的“健康”与“分异”状况,更重要的是可以剥离出阻碍其发展的因素,并通过施以生态系统调控和管理来影响系统组成、结构和生态学过程[17],进而推进系统走向良性、优化发展的道路。本研究利用家庭牧场尺度能够充分体现“人”的行为决策与生产经营过程的特点,通过构建家庭牧场生产经营分异的“条件-决策-目的”可持续利用发展力评价框架模型及指标体系,并以内蒙古白音锡勒牧场为例,评价了家庭牧场可持续利用发展力,旨在揭示家庭牧场小尺度复合系统的分异动因,为草原牧区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法

1.1 家庭牧场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构建与指标量化方法

1.1.1指标体系构建不同机构针对不同评价对象,基于不同理论,提出了各种评价指标体系。如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UNCSD）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联合国统计局的可持续发展评价框架（FISD）,世界银行（WB）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加拿大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环境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EESD）,中国国家统计局提出的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等。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评价指标体系[18]。研究对象的多样性和评价目标的复杂性,致使测定可持续发展的各种指标和方法还都处于探索之中,没有一套公认的标准方法[19]。目前,诸多研究大都基于大尺度时空水平,其理论框架和指标体系多体现高层次等级对象特征。家庭牧场作为小尺度复合系统,具有独特的层次等级结构、行为特征及自我调节和调控机制,这是从大尺度、高等级水平层次上难以描述和表达的。因此,欲科学地评价、比较家庭牧场的可持续利用发展力,需要在基本原则框架指导下[20],在充分考虑并体现家庭牧场调控机制与运行过程的基础上,建立全面、科学、合理且可操作的指标体系。

本研究提出“条件—决策—目的”框架模型（图1）。该框架模型认为,家庭牧场作为畜牧业生产基本单元,其运转过程和目标实现可由3部分表达:（1）条件,反映家庭牧场进行畜牧业生产经营拥有的先决客观禀赋,主要包括生产资料和家庭劳动力状况等；（2）决策,表征“人”在畜牧业生产经营过程和家庭生活维持方面所采取的对策、措施,主要体现在资金支持下的物质和能量分配；（3）目的,家庭牧场进行畜牧业生产经营的终极目标,主要反映在经济收入的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等方面。该模型以家庭牧场基础条件、生产经营运转过程和目的为着眼点,将“条件—决策—目的”有机联系起来,强调表达人为调控下小尺度畜牧业生产经营复合系统的特征,符合现实状况。根据构建的框架模型,选择具有代表性和可操作性的准则和指标,建立起基于目标决策层、准则层和指标层在内的评价指标体系（图2）。

图1 家庭牧场“条件-决策-目的”框架模型

1.1.2评价指标量化方法本研究选用的指标及其内涵,指标量化、无量纲化和同向化处理方法,详见表1。

图2 家庭牧场可持续利用发展力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表1 评价内容及量化方法

1.2 熵权法权重用来表示各指标变量或要素对于上一层次等级要素的相对重要程度的信息,通常权重确定方法有主观赋权和客观赋权。主观赋权法如综合指数法、德尔菲法等,是依据研究者的实践经验和主观判断来确定,客观赋权法如主成分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熵权法等,是依据指标反映的客观信息来反映其相对重要程度[23]。

熵权法是一种在综合考虑各因素提供信息量的基础上计算一个综合指标的数学方法。作为客观综合定权法,其主要根据各指标传递给决策者的信息量大小来确定权重[24],信息熵越小,系统无序度越小,信息的效用值越大,信息熵越大,系统无序度越高,其信息的效用值越小[25],也就是说,对于某项指标,指标值间的差距越大,表明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所起的作用越大,如果差异为零,表明该指标在综合评价中不起作用[19]。如今,熵权法被很多学者用来作为多元综合评价中权重的确定方法[26-27]。

熵权确定步骤如下[28]:

（1）设有n个评价对象,m个评价指标,aij表示第i个样本第j个指标的数据。对评价指标量化、无量纲化和同向化后,建立数据矩阵:

（2）对指标aij作归一化处理:

（3）根据熵定义可得指标aj的信息熵,并进行归一化处理:

（4）用条件熵最大值Emax=lnn对上式进行归一化处理,得到指标aj的重要性的熵:

5）确定指标的熵权。根据定义,指标aj的熵权定义为:

1.3 综合评价方法综合评价法是在确定研究对象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一定方法确定各指标在研究领域内的重要程度即其权重,并根据所选择的评价模型,利用综合指数的计算形式,定量地对某现象进行综合评价。本研究选用的指标综合模型如下[24]:

式中,ESI为综合评价指数；Wi为第i个指标的权重；Ci为指标无量纲量化值；m为评价指标个数。

1.4 数据来源2006年9月,选择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白音锡勒牧场黄花树特分场（属于典型草原类型,以家庭为基本单元,以传统的畜牧业生产为主,饲养畜种主要为绵羊,其次为牛,少数家庭兼有绒山羊和骆驼）为研究区域,设计调查问卷,采用访问式调研方式,对该地区32个家庭进行调查（剔除2个离群样本,可利用样本30个,占分场比例约8.50%）,并利用调查中获取的直接和间接信息,校正各指标值,以尽可能减少误差。另外,草场状况指标系根据草场承包合同及其草场流转信息,确定调查家庭牧场边界,并参考和利用刘朋涛[29]、冯秀等[21]的研究结果,进行综合计算所得。

2 研究结果

2.1 指标集合根据研究采用的数据处理方法,对各指标数据无量纲化处理（表2）。

分析表2数据,可以看出不同家庭牧场间各个指标存在差异,其中“目的”准则指标（p、n、o、m）样本间极差较大,为0.95～0.99,“条件”准则指标（a、b、c、d）样本间极差较小,为 0.50～0.75,“决策”准则指标极差居中,为0.73～0.96。

2.2 指标熵权利用熵权法对16个评价指标赋权的计算结果表明,各指标权重存在一定差异（表3）。其中,权重明显较大的前4个指标（p＞n＞o＞m）隶属“目的”准则,这说明,不同家庭牧场经营目的的实现差距最大；其次的 8个指标（e＞f＞g＞k＞l＞i＞h＞j）隶属“决策”准则,说明不同家庭牧场在生产、生活决策过程中存在着一定差异；权重最小的4个指标（a＞b＞c＞d）隶属“条件”准则,说明不同家庭牧场现实客观生产条件差距较小。上述结果进一步验证了指标数据集合所反映的情形,这说明作为高度人为调控的家庭牧场系统,其生产收益和生活水平发生了明显分异,而逻辑推断,导致上述分异的动因应该归属生产经营决策差异。

2.3 综合评价结果利用综合评价模型进行家庭牧场可持续利用发展力综合评价并获得30个样本的综合评价指数（图3）。结果表明,不同家庭牧场可持续利用发展力存在分异,从综合评价指数在雷达图中的分布来看,呈现出连续性与间断性规律。其中,14个家庭牧场（5,1,2,3,8,6,11,19,10,9,4,17,24,28）综合指数分布在0.10～0.30,系可持续利用发展力相对较差的群体,其中2个家庭牧场（24和28）表现出过渡特征；13个家庭牧场（13,21,29,18,26,27,25,16,22,23,14,7,20）综合指数分布在0.30～0.50,系可持续利用发展力中等群体,1个家庭牧场（20）表现出过渡特征；3个家庭牧场（15,30,12）可持续利用发展力明显较好,其综合指数分别达到0.70以上。

将综合指数与16个评价指标作Spearman相关性分析（图4）,以揭示家庭牧场可持续利用发展力分异的原因。图4表明,各指标对家庭牧场可持续利用发展力综合评价指数的相关程度不同。从指标层的16个指标来看,2个指标（d可利用水源和j牲畜多样性）与综合评价指数呈显著正相关；7个指标（e食品消费结构、f生活性资产、g聚累草地、m投资回报、n人均纯收入、o生活消费及p资本积累）与综合评价指数呈极显著正相关；其他指标与综合评价指数的相关性无统计意义。从准则层分析,“条件”准则对家庭牧场可持续利用发展力综合指数的支撑作用不明显,“决策”准则对综合评价结果的支撑作用明显大于前者,而“目的”准则的支撑作用最为强烈,这说明家庭牧场可持续利用发展力的分异受“目的”准则影响最大,其次是“决策”准则,“条件”准则的作用不明显。若从家庭牧场调控机制与运行过程来分析,可以进一步说明,生产经营决策差异是造成家庭生产收益和生活水平分化的主要原因,进而导致家庭牧场可持续利用发展力明显分异。

表2 评价指标数据集合

表3 指标权重

3 讨论

图3 家庭牧场可持续利用发展力评价结果

丁勇等[30]曾借鉴Bossel[31]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的属性细分理论”和大尺度复合系统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了包括4个层次（指标层包括21个指标）的评价体系,并结合熵权和灰色关联综合评价方法,对本研究中的30个样本进行了分析。将其研究结果与本研究结果（综合评价值）进行比对（相关分析）。结果显示,2种方法研究结果基本一致,呈极显著相关（P=0.968**,Sig.=0,N=30）。这可以说明,本研究提出的“条件—决策—目的”框架模型,强调系统—家庭牧场的调控机制和生产过程,充分体现了研究对象的独特性,较已有的复杂模型简便、易懂；在指标选择和数据处理过程中,能够避免由于目标、指标层繁琐造成的指标内容重复,对评价囊括资源、经济行为决策的,高度人为调控的小尺度复合系统具有一定启示意义和参考价值。

图4 家庭牧场可持续利用发展力综合指数与评价指标的相关性

研究从3个方面探讨了家庭牧场生产经营分异的原因。基于指标数据集合分析样本间同一指标的极差,结果表现为“目的”准则指标＞“决策”准则指标＞“条件”准则指标；从指标权重来看,权重明显较大的4个指标（p＞n＞o＞m）隶属“目的”准则（指标权重和为0.540 4）,其次的8个指标隶属“决策”准则（指标权重和为0.421 0）,权重最小的4个指标隶属“条件”准则（指标权重和为0.038 6）。从熵权的含义上来讲,上述结果说明,准则层中3个准则下各指标在样本间的差异不同,其规律亦表现为“目的”准则指标＞“决策”准则指标＞“条件”准则指标；家庭牧场可持续利用发展力综合评价结果说明,不同家庭牧场可持续利用发展力存在明显差异,综合评价指数与评价指标的Spearman相关性分析显示,可利用水源和牲畜多样性与综合指数呈显著正相关,食品消费结构、生活性资产、聚累草地、投资回报、人均纯收入、生活消费和资本积累与综合评价指数呈极显著正相关。综合以上3个方面的结果,研究说明家庭牧场生产经营决策差异导致生产收益和生活水平分化,进而成为家庭牧场可持续利用发展力明显分异的主要动因。

研究认为,家庭牧场是一个以草地资源为基础,高度人为调节的、活跃的生产单元,在缓解草原退化、加快草原保护建设、增强草原气候变化适应能力等方面,都将成为重要的和最有效的实践主体。因此,牢固抓住家庭牧场在草原复合系统中呈现出小尺度、低等级层次但又高度人为调控的独特性开展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价值。建议学术界和草原管理部门重视和强调家庭牧场的地位和作用,从畜牧业生产管理入手,构建优化家庭牧场生产模式,提高生产效率,挖掘生产潜能[32],进一步遏制草原退化、推进我国草原牧区社会、经济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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