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省环境保护设计院 林秀红



必须控制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

福建省环境保护设计院 林秀红

经济增长资源环境的代价过大，是构建“两型”社会的突出问题。理性控制发展速度、调整发展方向，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经济增长 环境成本 发展方向

社会发展对自然资源的无限需求与自然资源的供给有限之间的矛盾，将是21世纪大多数国家所需面对的主要矛盾之一。自然资源的日渐萎缩与状况恶化，既危及国家的发展安全，也殃及国家的社会安全。

自然资源是人类生存发展的根基。但在工业化进程中，人口数量极大膨胀、消费能力的不断提高、资源利用的恶性循环和社会机制的不完善等原因，已使地球环境中可再生能源的再生能力濒临崩溃。不仅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急剧减少，就连大气、土壤、水等相对恒定的自然资源也因长期无度的开发、无序的利用和污染而遭受严重侵蚀。

资源型城市是以依托资源开发而兴建或发展起来的城市。我国有400座左右的资源型城市，其中的20％即80多座已经进入资源枯竭期。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与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目前，我国资源型城市发展面临的普遍问题是：产业结构单一；资源依赖性高；资源利用效率低；环境污染严重；转型发展成本高。

现代工业技术的发展成果使得人们的生活变得比过去几千年更舒服。但是，高速增长、过度发展、物质追求、浪费性消费所带来的后果，伴随着人的精神异化与资源环境的恶化暴露无遗。100年来，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远远超过过去1000年的总和。

如果增长意味着不断增加对自然资源的消耗（自250年前工业革命开始以来便如此），那么它就不可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因为地球及其资源是有限的。

气候变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目前全世界90%以上的科学家都持有这个观点。随着人类社会进入工业文明时代，地球温度和二氧化碳的浓度开始同步上升，上个世纪是近千年来最暖的100年，而最近20年又是其中最暖的20年。

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预测，因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继续增加，在未来100年内，全球温度将升高1.4~5.8℃。而美国全国大气研究中心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全球海平面将以每世纪4~6米的速度上升，比科学家们早先预测的要快得多。

人类已经到达或超越了经济增长产生反作用、环境和社会成本超过抵消收益的临界点。所谓“经济的”增长已经变得不经济了，增长型经济正在衰退。

经济学家们指出，问题在于我们太沉迷于经济增长。而持续高增长的代价是人类近100年消耗的地球上的资源超过以往历史的总和，而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的程度则步步加重。对于中国来说，现在我们缺乏的不是速度，而是增长的质量。

如果我们不能从科学思想、生产方式、经济规则、社会机制和民众意识等方面对自然资源做出全新的认识和变革，如果我们不对自然施以“人文”关怀，如果我们不善待自然，仅仅依靠修修补补，那么，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将不能实现，国家社会安全保障也无法实现。

中科院的一份报告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了许多第一：经济增长第一，外汇储备第一，直接投资第一等等，同时带来很多令人担忧的问题，就是建材消费第一，能源消费第一，空气污染排放第一和水污染排放第一。可我们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否则历史要倒退。

发展与富强，是每一个国家应有的选择，没有丝毫可以被指责的，但有限的资源和恢复缓慢的生态环境却无力承受如此高强度、大规模、长时间的无度索取。当前整个世界仍然建立在自然资源的单项消耗上——规模消费，没有回收、没有循环。而在我国，我们已没有足够的资源总量来支撑高消耗的生产方式；没有足够的环境容量来承载高污染的生产方式。许多过度开采耗用的重要资源已濒临枯竭，并开始直接危及世界众多人民的生存状态。

自20世纪70年代，传统的掠夺式资源利用与经济增长模式已引起人类深刻的反思。大量开采资源，大规模生产，大量消费，大量产生废弃物，在出现资源危机的同时，引发环境问题，这必然导致生产和消费的不可持续发展。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首先要降低资源的消耗，根据“物质不灭定律”，资源消耗降低，污染物则会减少，环境压力将自然缓解。与其大规模治理污染，不如少产生废弃物。关键是提高资源循环利用效率。为此需要改变传统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建立资源循环利用的思想。资源利用模式由资源－产品－废弃物单向运行转变为资源－产品－资源循环运行，即实施可持续的生产模式。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但由于长期处于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粗放型运行，使单位产值所消耗的资源比发达国家甚至其他发展中国家高得多。据1990年统计表明，1吨标准燃料所生产的GDP，中国是395.8美元，美国是2172.8美元，日本是5747.8美元，德国是4351.5美元，印度是1430美元，全世界平均是2167美元。

传统经济增长方式是以生产需求扩张和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支撑的经济增长结构模式。这首先导致了经济结构的失衡，形成了缺乏竞争力和开拓市场能力的生产体系；由于这一过程对社会资金和资源的大量消耗和浪费，导致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的双重危机。

虽然中国环境保护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我们也清醒地看到，长期以来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使全国环境形势依然严峻，污染物排放总量远远超过环境承载能力，一些地区的环境污染还很严重，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人们的可持续发展意识还不高，投入不足、执法不严、环境管理能力不强等问题依然严重。

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不仅是我国传统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的结果，而且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阻力。我国推行循环经济，发展清洁生产和低碳经济，不仅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然选择，而且也为解决资源短缺与生态环境恶化问题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模式，是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的首选途径。

改变粗放型增长方式看起来主要是提高环境门槛，制定严格的环境经济政策，加强综合执法力度等等，本质上是调整经济结构，是改变经济结构性质，实现经济与环境高度融合，使环境保护不再是经济发展的排斥因素。如果仅仅只注意到了提高环境门槛这些现象，认识不到调整经济结构才是本质，就没有很好地掌握现象和本质的辩证关系，最终也抓不住关键。

西方发达国家走过了先污染后治理，以牺牲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老路，对这条老路造成的环境危害，甚至无法弥补的损失，曾进行过批判和反思，对它们的环境问题也实践出了比较有效的做法：一是采取严厉的环境保护措施；二是建设完善的环境基础设施；三是加快调整产业结构；四是实行符合国家经济大局的政策法规标准体系。发达国家的这些有益尝试为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外部条件。因为这些做法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为我所用，可以少走弯路，少付代价。

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它不是要求通过放慢发展速度、减轻污染，而是谋求通过能源的充分利用、资源的循环使用，通过减少污染物排放来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在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条件下的科学发展，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和基本要求。这一理念不仅追求资源能源使用和污染排放的最小化，以生态型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去代替传统型生产和消费模式，而且强调“以环境优化经济发展”，追求经济与环境的协调，人与自然的和谐。

控制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要大力推进节能减排，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环节。尽快将节能减排纳入企业发展战略规划，要严格执行环境准入制度，严格落实目标责任制，严格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严格节能减排科学管理；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严禁高耗能、高耗水、高排放和产能过剩行业发展，不断降低能耗和减少排放；加强节能减排新技术、新装备的研发；建立长期有效的制度保障，建立健全有利于节能减排的决策体系；继续推进污水垃圾处理产业化和建筑节能；努力优化能源结构，大力推行清洁生产。

控制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这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要鼓励建设生态工业园区和污染集中控制区，促进资源综合利用、污染集中治理、产业集约发展。把工业小区、开发区建成具有自净能力的“生态组团”。要积极探索循环经济产业链和共生产业群模式，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废弃物排放或“零”排放。要积极倡导形成全社会绿色消费、绿色经营的理念，形成低碳生活方式。

控制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要促进自然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土地资源、水资源、森林资源、海域和岸线资源以及矿产等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与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要以提高资源保障能力为目标，实行有限开发、有序开发、有偿利用，构建供需平衡、结构优化、集约高效的资源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新格局。要加强资源开发的生态环境监管，逐步建立资源开发建设项目的生态监察体系。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抓好资源整合，加快推动实施资源成本核算制度，做到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并重。

控制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变发展方式。要抓住转变发展方式、发展低碳经济的机遇，从更高层次和新的起点谋划发展。要把低碳经济理念引入煤、焦、冶、电等传统产业，淘汰落后产能，提高资源利用率，强力推进节能减排，发展低碳、清洁能源，建设低碳能源工业基地，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控制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必须发展创新型经济为环境减负。要从国情、省情出发，把发展创新型经济作为主攻方向，把调结构抓创新促转型作为工作主线，在重点领域求突破。坚持环保优先、节约优先方针，大力发展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以生态文明建设促进可持续发展，着力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坚定不移地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控制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必须建立并实施以绿色信贷、绿色保险、绿色贸易、绿色证劵为主体的环境经济政策。当前，我国的环境经济政策已进入环保部门与多个经济主管部门联手设计、配套实施的实质性操作阶段。要真正形成完善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并使之转化为一种长效、常态化管理机制，急需充实和完善具体内容，加快研究制定相关标准、规范和政策实施对象等建设体系的内部制度。

中国特色环境保护新道路就是要在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加快环保历史性转变，在转变中改革，在改革中继承，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实践，在实践中协调，在协调中发展，有所作为，努力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

当然，我们坚信人类会通过科技的力量去寻找更为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的新方法，会通过智慧的协商改造社会机制和所从事的环境行为，来改变与缓解需求无限与供给有限之间的尖锐矛盾。但遗憾的是，事情的发展远没有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美好，已有的改变也永远赶不上资源付出的速度。

环境问题首先是一种环境变化，但并非所有的环境变化都是环境问题，只有当这种变化威胁到部分人群乃至整个人类的生存方式时才成为环境问题。所谓生存方式，是指以某种形式相对固定下来的激励和制约行动者行动的结构化特征，可以用三个层面来概括，即社会的生产方式、人群的生活方式和组织方式。因此，环境问题实际上是一个社会问题，单纯在自然科学、工程科学范畴中依靠自然规律和资源开发规律寻求环境问题的解决手段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这样做仅仅考虑了环境变化的因素，而忽略了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受到威胁是环境问题形成的根本原因。

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正在走向后期，而一场全球性的气候会议又让世人瞩目。世界都开始更多地把思考投向危机后的经济和生活。

最近半年，在亚洲、美国、欧洲的一些经济学界，一个声音在逐渐提升：如果说人类曾经经历了顺应型社会（农业社会）、扩张型社会（工业经济）的两个阶段，现在我们应该主动地走向“第三季”，也就是控制型社会。即以全球的理性去控制发展速度、调整发展方向。我们将来的经济发展方向，对于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来说，都面临着结构调整的问题。这种调整和选择，需要符合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和道德伦理。

环境问题的深化源于人类既有的生存方式，是它导致了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不和谐。反过来，环境问题又在不断威胁着人类的生存方式，迫使人们为解决生活和生产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环境问题而作出不懈的努力。与人类这种生存方式的这种互动表现了环境问题的社会性。

环境问题的社会性揭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手段不会是一劳永逸的。这是因为，一个社会中人类的生存方式在于它所根植的历史现实，即是与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人群相联系的，它的社会功能也只适用于这一现实。随着时代的变迁，它的历史合理性和社会功能将逐渐丧失，被新的人类生存方式所代替。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环境问题的社会性还在于其出现和发展本身就是社会发展的阶段，解决环境问题的努力应该是不断发展的，在解决过程中还会出现新的环境问题。但是，人类终究会在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有效解决好环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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