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延坡

（中共天水市委党校，甘肃 天水 741018)

几种伏羲研究相关文献资料辨析

郭延坡

（中共天水市委党校，甘肃 天水 741018)

在伏羲研究的相关文献资料中，《易传·系辞》篇产生于秦汉之际；《竹书统笺》中有关伏羲的文字是清代学者在伪书《今本竹书纪年》基础上的续作；而《诗含神雾》等汉代的纬书，属于神话学范畴。

伏羲研究；易传；竹书纪年；纬书

历史学家傅斯年说：史学即史料学。对史料的分析无非是三个方面，即史料产生的年代、史料的真伪和史料内容的性质。对传世的文献史料做恰当的分析和科学的认识，是历史研究的前提和基础。进行伏羲文化研究，首先应当对传世文献中有关伏羲的资料做细致的梳理和科学分析，辨明其年代真伪和性质，才能正本清源、廓清迷雾，使我们从源头上对伏羲形象有一个准确认识。本文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择取几种伏羲研究相关文献，从这三个方面作一个粗浅的考证与辨析，以期对伏羲文化研究有所裨益。

一、《易传·系辞》篇年代略考

《易传》是《周易》的一部分，传世的《周易》分为经、传两部分，《易经》由六十四卦，每卦六爻，以及卦辞和爻辞组成；《易传》包括《彖传》上下篇、《象传》上下篇、《系辞传》上下篇、《文言》、《说卦》、《序卦》和《杂卦》共十篇，又称“十翼”。

在《易传·系辞下》中，有一段关于伏羲的记载，历来为伏羲研究者所称引：“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罔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

自来相传，认为《易传》是孔子所作，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班固《汉书·艺文志》也说：“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又说：“《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由于两千年来人们对孔子及六经的迷信盲从，上述《易传》中伏羲观象制器的这一段话就成了古圣帝王伏羲制八卦的铁证，伏羲画八卦、周文王演为六十四卦，作卦辞和爻辞、孔子作《易传》十篇，这一观念自西汉以来历两千多年而不变。对于现代很多研究伏羲的学者来说，《系辞下》中的这一段话也被当成最早记载伏羲史迹的文字，如著名学者闻一多在《伏羲考》中，就把《易传·系辞下》列在最早记载伏羲资料的首位。当代，天水师范学院刘雁翔教授、浙江工商大学徐日辉教授等众多学者也都认为《易传·系辞下》成书于春秋时期，然而这都是不正确的。《周易》的“经”部分固然成书较早，但也非周文王所作，据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考证，应当作于西周时期。而《易传》部分则成书相当晚，在历史文献和现代考古发掘资料中都可以找到《易传》晚出的证据。

《晋书·束皙传》记载：“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安釐王之二十年。……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

上面提到的《纪年》即《竹书纪年》，《竹书纪年》的记事至魏襄王二十年止，而魏襄王在位共23年，死于公元前296年。由这一则《晋书·束皙传》记载的晋武帝太康二年(公元281年)的考古发掘报告可知，到战国晚期魏襄王时期，《周易》的经部分虽已经形成，但还有《易繇阴阳卦》这样的不同的版本同时流传，而《易传》部分除《卦下易经》一篇与《说卦》略有相似之外，其它各篇包括《系辞》篇还均未出现。

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一批战国楚简，其中也有《周易》，年代大概在公元前300年左右，与汲冢中出土的《周易》年代大致相同，其中同样只有经部分，而没有传文。这说明直到战国晚期公元前300年左右，也就是孔子去世180多年之后，《易传》各篇均未出现，孔子作《易传》十篇之说不攻自破。

那么，《易传》各篇尤其是《系辞》篇究竟成于何时呢？

1973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出土了大量帛书，其中有《易经》和《二三子》、《系辞》、《衷》（又称《易之义》）、《要》、《缪和》、《昭力》六篇传文。帛书本《系辞》与今本相比，不分上下篇，内容包括今本《系辞》上篇的大部分和下篇的一部分；《衷》篇也有一部分内容与今本《系辞》相同，还有一些内容见于今本《说卦》篇；其他各篇内容不见于今本《易传》（李学勤《出土文物与〈周易〉研究》）。这说明当时的帛书本《系辞》以及《衷》、《要》各篇相对与今本《易传》来说，还是一个“草稿”。

马王堆汉墓是西汉长沙相利苍及其妻辛追和儿子的墓葬，出土帛书的三号墓葬形成时间是确定的，在汉文帝前12年(公元前168年)。说明西汉初年汉文帝时期，正是《系辞》篇(还有可能包括其他篇)由草创到最后形成定本的中间期。由此推测，《系辞》篇的主体文字出现的最早时间不会超过秦始皇时代。前辈学者的研究也有相似的结论：20世纪30年代郭沫若在《〈周易〉的制作年代》一文中，通过比较《荀子》一书与《易传》的彖、系辞、文言各篇的异同，揭示了两书在文字、用语和思想上的传承关系，最后得出《易传》的大部分是秦时代荀子的楚国门徒所著的结论，可以说是非常有道理的（郭沫若《青铜时代》）。而顾颉刚、钱穆、冯友兰、李镜池等学者通过各自的研究，也都得出相似的结论，即《易传》绝不是孔子所作，各篇产生年代最早不超过战国末期，其完全成书年代则在西汉中后期武帝至昭宣年间（《古史辨》第三册）。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伏羲研究者们极为推崇的《易传·系辞》篇，不但不是孔子所作，而且其成书年代是相当晚的，它的“草稿”大概成于秦或汉初，上距孔子时代大约300年，而其最后定稿，则应当在西汉中期武帝时代。

关于伏羲观象制器的一段话：在马王堆帛书《系辞》篇中已经出现，现将专家的释读摘录如下：

古者戏是之王天下也，卬则观马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义，近取诸身，远取者物。于是始作八卦，以达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请。作结绳而为古，以田以渔，盖取者罗也。 □牺是没，神戎是作……（廖明春《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释文》）

除个别文字差异外，大体与今本相同。其实，《系辞》篇中说伏羲作八卦、作结绳而为罔罟，这本身就带有鲜明的战国末、秦和汉初的时代特征。最早提到伏羲之名的传世典籍是 《庄子》，在《人间世》、《大宗师》、《胠箧》、《缮性》、《田子方》等篇中，将伏羲与狶韦氏、黄帝、几蘧等古帝王并称。但《庄子》的这几篇写作年代是不同的，《人间世》、《大宗师》属于《庄子·内篇》，一般认为是庄子本人的作品，年代较早，是记载伏羲的最早文献资料，而《胠箧》、《缮性》、《田子方》属于《庄子·外篇》，一般认为是庄子的后学者所作，形成年代在战国末秦汉间。另外在《战国策·赵策二》说到“宓戏、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怒”，《荀子·成相篇》说“文武之道同伏戏”。但上述这些资料都是仅仅提到伏羲的名字而已，而伏羲的功业事迹则置之阙如。直到《楚辞·大招》才提到“伏羲驾辩”，在《世本》中才说“伏羲作琴”、“伏羲制俪皮嫁娶之礼”。《大招》的作者是战国末楚国人景差，而《世本》提到赵幽穆王为“今王”，更说明是秦始皇时代的作品。这说明庄子时代“伏羲”之名初现时，并没有后来所称道的许多功业事迹。直到战国末、秦汉之际，才开始将人类的器物发明制度附会到伏羲等古帝王身上，而《系辞》篇说伏羲观象制八卦，和这一时代特征是相符合的。

二、《竹书纪年》的流传情况

一些学者研究伏羲，喜欢引用《竹书纪年》的记载，称“太皞伏羲氏”云云，所以也有必要对这部书稍加分辨。

《竹书纪年》即上文提到的，晋太康二年（公元281年）盗墓者挖掘战国魏襄王墓，出土的大批竹简书中的一种，因为此书是写在竹简上的编年体史书，所以被后人称为《竹书纪年》。《晋书·束皙传》说：“……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晋］事接之，三家分［晋］，仍述魏事至安厘王（襄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杜预《左传集解·后序》也说：“其《纪年》篇，起自夏、殷、周，皆三代王事，无诸国别也。唯特记晋国，……晋国灭，独记魏事，下至魏哀王（襄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记也。”可见，《竹书纪年》是战国时魏国的一部编年史书，从夏代开始，至魏襄王（《竹书纪年》称今王） 二十年（前299年） 止。

《竹书纪年》出土以后，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勖、中书丞和峤对全部竹简进行编排整理，重新抄写成定本，后来秘书丞卫恒、著作郎束皙又进行了考订。《竹书纪年》是我国第一部地下出土的史书，具有非常珍贵的史料价值，它的很多记载可以校正《史记》等史书之误，对研究先秦史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竹书纪年》的很多记载与儒家经典的记载大相径庭，如“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等，因而不被重视，除少数学者如杜预撰《左传集解》，郦道元撰《水经注》，裴驷、张守节、司马贞注《史记》等等，引征《竹书纪年》的文字以外，该书并没有在社会上流传，而是仅仅保存在历代官方府库之中。最初出土的竹简，在晋永嘉之乱中即已毁于战火，而荀勖等人的抄写本传至唐代历经安史之乱、五代十国的战乱纷争，到了宋代也已亡佚。

到明代，忽然又出现了一部《竹书纪年》，不但有正文，还有署名晋沈约的注文，由天一阁主人范钦刊印。学界以为《竹书纪年》复出，一度广为流传，现在称为《今本竹书纪年》。后来经过清代学者钱大昕等人考证，证明其为伪书。因为据《晋书》、杜预《左传集解·后序》的记载，原本《纪年》自东周以后以晋国、魏国纪年，而《今本竹书纪年》则以周王纪年，再加上其他一些证据，足可证明此书是后人伪造。清朝嘉庆年间学者朱右曾辑录晋以后各类古书的注文所引征的《竹书纪年》原文，编辑成《汲冢纪年存真》一书，后王国维又在朱书的基础上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

这是现存今本、古本两种《竹书纪年》的流传情况。这两种《竹书纪年》都不是晋太康年间出土的《竹书纪年》原书，相对来说，《古本竹书纪年》是在晋以后古书注文中辑录的原文，可以算作是先秦资料，史料价值更高一些，而《今本竹书纪年》则是后人汇集诸书记载，重加编排而成，虽然也保存了一些原本《竹书纪年》的资料，但总体上是一部伪书。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两种《竹书纪年》均从黄帝开始，并没有关于伏羲的记载。从文献记载原本《竹书纪年》的情况来看，上引《晋书·束皙传》和杜预《左传集解后序》均称“纪年起自夏”；刘宋裴骃《史记集解》说：“和峤云：纪年起自黄帝……”郝懿行《竹书纪年校正序》认为：“勖独被诏撰次，或预、皙未睹全篇，勖、峤既同撰次，自宜以起自黄帝为定。”无论怎样，原本《竹书纪年》中并无伏羲的记载，是肯定的。

那么，很多学者常常引用的《竹书纪年》中的伏羲文字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它是来自于一部叫做《竹书统笺》的书。该书作者徐文靖，清初学者，安徽当涂人。他的一生著作，除《竹书统笺》外，还有《山河两戒考》、《禹贡会笺》、《管城硕记》等。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竹书统笺》： “是编盖作于孙之騄考定《竹书》以后，亦因伪《沈约注》为之引证推阐。首仿司马贞补《史记》例，作《伏羲神农纪年》，题曰《前编》，而自为之注。多据毛渐伪《三坟》，殊失考正。次为《杂述》，述《竹书》源流，皆不入卷数。其笺则依诸经注疏之例，发明於各条之下。盖文靖误以《纪年》为原书，又误以其注真出沈约，故以笺自名。”

可见，所谓“《竹书纪年》太昊伏羲氏”云云，是《今本竹书纪年》流传以后，徐文靖未加详考，误以为是《竹书纪年》原书，因而效仿唐代司马贞补作《史记·三皇本纪》之例而补作的，与“炎帝神农氏”篇和在一起，以“前编”为题，放在《竹书统笺》的卷首。

《竹书统笺·前编·太昊庖羲氏》包括正文和笺注两部分文字，正文很简略，现抄录如下：

太昊庖羲氏

太昊之母居于华胥之渚，履巨人迹，意有所动虹且绕之，因而始娠，生帝于成纪。以木德王，为风姓，元年即位，都宛丘。龙马负图出河，始作八卦，以龙纪官，立九相六佐，制九州。造书契，作甲历，造琴瑟，作立基之乐，制嫁娶以俪皮为礼，造干戈，在位一百一十五年陟。

这些文字的来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只说“多据毛渐伪《三坟》”，其实除伪《三坟》以外，也能见到《三皇本纪》、《帝王世纪》以及《汉书·律历志》和汉代纬书等等典籍的影子。实际上它们是汉代以来各种古书中关于伏羲的事迹功业记载的杂凑与罗列，却并没有稍加辨析，连“履巨人迹”、“龙马负图”、“在位一百一十五年”这样荒诞不经的记载也采信其中，可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给予的“殊失考正”四字评语还是十分准确的。

中国古代学者出于“整齐故事”的文化心理，对一些史书进行补作续作，本是古代一种常见的文化现象，其中有一些不严谨之处，也不能对古人过多苛求。但是我们现代学者在研究中运用这些资料时，则应当详加考察，区分原作和续作各自产生的年代，辨订真伪。《竹书统笺》中这篇关于伏羲的文字并非《竹书纪年》原文，而是徐文靖的续貂之作，这本是非常明确的。《今本竹书纪年》已属伪作，徐文靖在其基础上续作“伏羲神农纪年”，更是伪上加伪。很多地方学者对此不详加考察，在伏羲研究中将徐的文字当作原本《竹书纪年》的记载，将《竹书统笺》中的“太昊伏羲氏”云云当作先秦资料来使用，这样的研究成果可信性可想而知。至于一些学者将《竹书统笺》中的笺注文字，如“命朱襄为飞龙氏造书契，昊英为潜龙氏造甲歴，大庭为居龙氏造屋庐……”也当作《竹书纪年》的内容来引用，则更是等而下之，大错特错了。

三、纬书的神话学性质

在伏羲研究中，还经常引用到以下几种资料：

《诗纬·含神雾》：“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宓羲。”（见日本学者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以下所引纬书资料均见该书）《孝经纬·钩命决》：“华胥履迹，怪生皇羲。”《河图·稽命微》：“华胥于雷泽履大人迹，而生伏羲。”《孝经纬·援神契》：“伏羲大目山凖，日角而连珠衡。”《礼纬·含文嘉》：“伏牺德洽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乃则象而作易，始画八卦。”《尚书·中侯·握河记》：“伏羲氏有天下，龙马负图出于河。”还有《春秋纬·合诚图》、《运斗枢》、《元命苞》、《演孔图》、《文耀钩》、《易纬·乾凿度》、《河图·挺佐辅》、《握矩记》、《秋内事》等等，也都记载着大量关于伏羲的文字。

以上这些都是纬书。纬书是汉代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西汉末年大量出现的纬侯图谶等资料的总称，又统称为谶纬。谶，就是以祥瑞灾异等神迹来预决吉凶的宗教预言；纬，是以宗教迷信和神话来附会曲解六经和《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谶纬思想出现的很早，但纬书作为一种特定文化现象，则兴起于西汉末年哀平之际，《后汉书·张衡传》说：“若夏侯胜、眭孟之徒，以道术立名，其所述著，无谶一言。刘向父子领校秘书，阅定九流，亦无谶录。成、哀之后，乃始闻之。”近现代学者也大都认同这一点。

纬书主要包括河图洛书纬和七经纬，《张衡传》“河洛六艺，篇录已定”注引《衡集·上事》云：“河洛五九，六艺四九，谓八十一篇也。”“六艺”即“六纬”，可知东汉时期，共有河图洛书纬45篇，七经纬（还包括《孝经》）36篇，共81篇，这是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后所确定下来的谶纬总篇目。当代日本学者安居香山、中村璋八两位教授广搜汉以来各种纬书，编订《纬书集成》一书，共计176篇，是纬书搜集整理的集大成之作。

纬书中保存了大量古代历史或传说人物的记载，除上面引述的伏羲资料以外，还有神农、黄帝、少昊、颛顼、帝喾、尧、舜、禹、汤、后稷、文王、孔子、刘邦等等。对纬书中这些记载，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对它们的史料价值做过高的估计。事实上，纬书中这些历史或传说人物的事迹描述，大都是神话意义上的，是与汉代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思想特别是五德终始说密切相关的。

“五德终始说”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发生重大影响的一种社会政治学说，发端于战国晚期的齐国人邹衍。《史记·封禅书》说：“邹子之徒论著始终五德之运。”五德终始说以阴阳五行思想为基础，认为每一个朝代对应着金木水火土五行中的一种德行，五行相克、德运循环是历史朝代兴替的根本原因。《吕氏春秋》、《史记》等先秦和汉初的文献都记述黄帝为土德、夏为木德、殷商为金德、周为火德，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也认为秦当应水德，就是这一学说的反映。

到西汉末年五德终始说又有新的发展：一方面，出于助王莽篡汉的目的，刘向刘歆父子对五德终始说加以改造，从五行相克（相胜）变为五行相生，帝王的五德谱系也从不足一个循环扩大到从伏羲到汉代的十二个朝代帝王两个半循环：（详见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与历史》，《古史辨》第五册）。

伏羲（木） →神农（火） →黄帝（土） →少昊（金）→颛顼（水） →帝喾（木） →尧（火） →舜（土） →禹夏（金） →商（水） →周（木） →汉（火）

另一方面，五德终始说经过董仲舒的阐释和发挥，被进一步宗教化和神学化，形成了纬书中特有的五帝—五德体系。在纬书中人们相信，天上太微宫中有五色天帝，《春秋纬·文耀钩》说：“太微宫中有五座帝星，苍帝其名曰灵威仰；赤帝其名曰赤熛怒；黄帝其名曰含枢纽；白帝其名曰白招矩；黑帝其名曰汁光纪。”《诗纬·含神雾》、《河图》等篇中也有类似的文字。灵威仰、赤熛怒、含枢纽、白招矩、汁光纪五位天帝分别对应木火土金水五德，人间的天子、帝王的祖先都是感天上五帝之精而生的，《孝经纬·援神契》说：“帝者谛也，象上可承五精之神，五精之神实在太微。”《春秋纬·演孔图》说：“天子皆五帝精宝，各有题序，次运相据起。”东汉大学者郑玄也笃信这一理论：“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苍则灵威仰…”（《礼记·大传·郑玄注》） 所以在纬书系统里，伏羲、帝喾以及周的始祖后稷和文王都是感东方苍帝（青帝）灵威仰之精以生，《孝经纬·钩命决》“华胥履迹，怪生皇羲”宋均注：“迹，灵威仰之迹也。”《春秋纬·元命苞》：“苍神精感姜嫄而生，卦之得震，故周苍代商。”《易纬·乾凿度》郑玄注：“伏羲、文王，皆苍精也。”而神农、尧和汉高祖刘邦则都是感南方赤帝赤熛怒之精而生，其他黄帝等等也都是感相对应的天帝而生。

正是为了构建这样一种神学化的五帝—五德体系，达到神化伏羲、黄帝等古帝王的目的，在纬书中制造了大量的感生神话和神迹故事。除了我们熟知的“华胥履迹而生伏羲”以外，其他如黄帝，《河图纬·握矩记》记载：“黄帝名轩，北斗黄神之精，母地祗之女附宝。之郊野，大电绕斗，枢星耀，感附宝，生轩，胸文曰：黄帝子。”又如尧，《春秋纬·合诚图》说：“尧母庆都，有名于世，盖大帝之女，……有赤龙负图出，庆都读之：赤受天运。下有图……赤龙与庆都合婚，有娠，龙消不见。既乳，视尧貌如图表”现在的河北省望都县古又称庆都，现在自称“尧母之乡”，其依据推本溯源即来自于纬书的记载。再如《春秋纬·演孔图》记载孔子：“孔子母徵在游大泽之坡，睡梦黑帝使，请己巳往梦交，汝乳必于空桑中。觉则若感，生丘于空桑中。”《河图·稽命微》记载刘邦：“帝刘季，日角，戴北斗，胸龟背龙，身长七尺八寸，明圣而宽仁，好任主。”另外还有安登感神龙首而生神农、女枢感瑶光贯月而生颛顼、握登感大虹而生舜、修纪感白帝金星之精而生禹等等，几乎纬书所有的篇章中都有类似的记载。

在神化这些古圣王的过程中，对联结天上五帝与人间圣王的关键环节即这些古圣王的母亲加以造作和神化，就成了纬书的神话体系中必不可少的内容。即以伏羲为例，在纬书之前的先秦和西汉各种典籍中，从没有关于伏羲出身和生平的记载，更没有只字片语提到伏羲之母名为“华胥”，但是到了西汉末至东汉时期的纬书中，却突然出现了“华胥履迹而生伏羲”的故事，这本身不就是很可疑的吗？但我们将“华胥履迹”的故事放在纬书的五德—五帝神话体系中，放在汉代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思想大行其道的宗教神学氛围下，则不难理解，这则神话故事正是为了神化伏羲，将传说中的古帝王伏羲与天上苍帝灵威仰联结起来，纳入到神学化的五德终始说中而造作出来的。

不仅伏羲，纬书中记载的许多帝王之母的感生神话，除了极少数有着古老的渊源传承（如“姜嫄履迹而生后稷”的故事出于《诗经·大雅·生民》篇记载的古老传说，被纬书加以改造，并且因为在汉末五行相生的五德终始循环中，周代和伏羲同属木德之运；在纬书的神话体系中后稷、文王与伏羲同是灵威仰之子，因而成为制造“华胥履迹”故事的模板），其它大多数，如黄帝母附宝、神农母安登、尧母庆都等等，在纬书之前的典籍中均不着一字，没有任何记载，只是到了纬书的五帝—五行神话体系中，才突然被制造出来。

汉代纬书对古代帝王的神化渲染，从根本上说，是为了神化汉朝刘氏皇权。纬书制造这样一个从伏羲到刘汉由上天五帝之精轮流“执政”的神话体系，就是为了将刘邦这位平民出身的开国皇帝纳入到这一体系当中，将刘邦渲染成和神农、帝尧这样的古代圣王一样，都是天上赤帝在人间的代表，从而为刘汉王朝提供理论合法性，树立权威。东汉刘秀集团借助纬书作为理论武器取得政权以后，大力推崇纬书的思想，纬学在东汉成为显学，甚至凌驾于传统经学之上，被称为“内学”，而传统经学被称为外学，“儒者争学图谶”（张衡传），许多大学者如郑玄等，也对纬书思想深信不疑，可见其影响。

东汉末年，曹丕同样利用纬书作为思想工具，上演了曹魏禅汉的一幕，统治者开始认识到纬学是一把“双刃剑”，认识到纬学不仅可以巩固自己的统治，任何有政治野心的人也可以利用纬学来威胁自己的统治。东汉之后，纬书开始遭到毁禁，隋唐时期实行更加严厉的毁禁政策，到宋朝时，汉代兴盛一时的纬书凋零殆尽。

纬书虽然在东汉之后遭到毁禁，远离了正统的官方意识形态和学术主流，但纬书的思想并没有绝迹。一方面纬书中的天人感应、阴阳五行、谶纬、星象等思想在民间流传下来，成为我国民间神秘文化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纬书中的三皇五帝、五德终始的古史体系经过郑玄、皇普谧等人的传承，两干多年来成为了我国历史学的主流观念，对我国历史学的研究和认知发生了甚至直到现在仍然发生着重要影响。但我们只要认识到纬书的神话性质，认识到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造神，我们就不会把“华胥履迹”“庆都感龙”之类的故事当做真实的史料来使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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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9-6566（2010）06-0108-04

2010-09-02

郭延坡（1971—），男，河北望都人，中共天水市委党校《天水学刊》编辑部编辑，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