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剑凡“兴女学”与近代湖南妇女解放＊

2010-03-21张金荣李兴国

外语与翻译 2010年1期

关键词：女学湖南

张金荣,李兴国

(中南大学政治学院历史学系,湖南长沙410083)

朱剑凡“兴女学”与近代湖南妇女解放＊

张金荣,李兴国

(中南大学政治学院历史学系,湖南长沙410083)

朱剑凡是湖南现代著名的革命教育家,也是湖南女学和妇女解放的开拓者。其“兴女学”启迪了女智,促进了女性自我解放意识的觉醒,提高了女子解放的素质和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在毛泽东等人的影响下为湖南和全国培养了一批妇女解放的领军人物,奠定了湖南妇女解放的历史地位。

朱剑凡;兴女学;湖南妇女解放

朱剑凡(1883-1932),原名周家纯,长沙市宁乡县人。其先祖系明宗室吉王之后,为避清朝迫害,改为周姓,辛亥革命后改名朱剑帆(“帆”后改“凡”)。1902年朱剑凡东渡日本留学,1905年创办了周氏私塾,这是湖南继第一女学堂、淑慎女学、影珠女学之后的第一所女学(这些学校在1904年因王先谦“请废女学”事件被“即行停办”)。1908年朱剑凡为发展女学事业,将自己的家产共11.17万银元全部捐献,毁家兴办了周南女学。这一毁家兴学的义举传遍了三湘大地,成为女性教育史上的一件盛事,更为湖南的妇女解放运动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关于他的研究文章大多从教育的视野来论述的,较少涉及妇女解放问题,本文就其女学实践略作探讨,以彰显其毁家兴学、女权益张的价值所在。

—、朱剑凡“兴女学”与妇女解放思想的渊源与萌发

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男权主义的三纲五常伦理与“女子无才便是德”愚妇政策根深蒂固。“盲其目,刖其足,樊笼其身,束缚其智慧”,成为男性奴役女性的非常手段,严重窒息了女子的发展。女子“徒以肢体委于男子”,沦为男人的附属品或玩物。但随着封建制度走向没落和西方民主思想的东入,李贽、俞正燮、李汝珍等思想家以及早期维新人士如王韬、陈虬等,开始认识到桎梏女子发展的丑陋及其弊病,提倡女子教育,并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有效推进了中国近代妇女思潮的嬗变。

(一)湖湘文化的传承与维新思潮的涌动

朱剑凡生活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正是国破家亡、中华民族空前危机的时代,也是国人求富求强、浴血探索的时代。这一时期湖南“风气日开”,湖湘文化“于斯为盛”。再加上他好读文史,“青少年时读过王夫之、魏源、谭嗣同等人的启蒙著作”,继承了湘人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经世传统。王夫之十分看重“教化”在治国中的地位,他指出:“王者之治天下,不外政教之二端。语其本末,则教事也,政末也。”魏源主张学习西方,以夷制夷,详细介绍了西方的教育制度和婚姻制度。美国“国内遍设大小书院,国内男女无不能书算者”[1];“娶妻不用媒妁,与女子自订可否,诺则告其父母而聘订焉……请牧师,祈上帝,遂为夫妇。”[1]“富贵贫贱皆一妻,无妾。妻死乃得续娶,虽国王亦只一妃”[1];这种男女教育平等、婚姻自主的西方文明比“女子无才便是德”、包办的封建婚姻确实优越和进步,也给作为“侧室庶子”的朱剑凡以强烈的震撼。

但是真正激发其女学及妇女解放思想的则是康梁以及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等为代表的维新人物。受民族危机的刺激和西学东渐的影响,维新派视“妇学”为“天下强弱之大原”,而欲强国强种必“不缠足”、“兴女学”。湖南作为维新活动中“最富朝气的一省”,兴女学的呼声尤为强烈。南学会尖锐批评了“贵男贱女,女子不宜读书识字”的谬论。谭嗣同则主张“兴女学以课妇职”,“男女内外通”,要求取消男尊女卑,争取男女平等。他甚至认为“夫为妻纲”更是“至暴乱无理之法”[2]。再者谭又与唐才常、熊希龄等人创办长沙时务学堂,成立湖南不缠足会,并利用《湘报》,提倡变法,鼓吹女学,开时代之风气。在变法思潮的冲击下,湖南的妇女解放运动亦由此勃兴。

(二)留日的催化和家庭际遇的影响

1902年朱剑凡负笈东学是他人生的另一拐点。在此之前,“他的政治思想受了改良思想的影响,限于‘富国强兵、教育生聚’而已”[3]。直到他接触了黄兴、陈天华、周震麟等革命派以后,这种改良思想才得以转变。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人生的意义,我这才逐渐洞见”,“思想自由,我这才享受其乐”,“我对孙中山、黄兴的政治主张很感兴趣,我觉得他们的眼光更远大,更现实。”[4]陈天华在《猛回头》里的话颇耐人寻味:“凡我女同胞,急急应该把脚放大了,入了女学堂,讲些学问,把救国的担子担在身上,替数千来年的妇女吐气。”黄兴更是朱剑凡兴女学的鼓动者和支持者,国难当前,他们壮志难酬,积极探索救国方略,在朱办学困难时期,他积极捐资,成为周南最早的校董之一。周震麟则鼓励朱剑凡从事教育救国,集结力量支持革命。此外,杨昌济、胡元倓、陈润霖、李士元等人与周志同道合,对他的女学实践有着直接影响。

朱剑凡的思想还与他的家庭遭际有关。其母姚氏,本是朱的父亲周达武入川在忠县掠得的农家贫女,深为周喜爱,而遭戴氏(正室)妒忌。再者戴氏婚久不孕,朱剑凡之嫡兄周廉甫实为假怀孕抱养为之,故戴氏妒心日重,虐待亦深。周达武死后,朱氏母子境况更是惨淡,。这种家庭际遇给幼年的朱剑凡以深刻印象,他深深感到封建宗法伦理、妻妾制度对女子的摧残,急须寻求一条道路来解救如他母亲般被桎梏的女性。朱伯深在回忆录中谈到:“先父痛心自己母亲姚氏的遭遇,这是他办女子学校动机之一。”[5]再者对女儿佛根未来的深思也促使他志于女学。朱剑凡是一个开明的人,1900年魏湘若生下女儿后,满脸愁容,朱“尤痛感女子社会地位卑微”,在戊戌思潮的影响下,坚持让女儿免受缠足穿耳之苦。后女儿因无女学只能枯守家中,他感到不能让女儿再走母亲的老路,“女子沉沦黑暗,非教育无以拔高明”,“为女儿以及千万个女孩子也有一个读书的机会”,他立志创办女学,把她们从蒙昧中解放出来。此外他提倡一夫一妻制,一生只娶魏湘若一人,拒绝纳妾。婚时其岳母董夫人送来四个丫头陪嫁,他都一一妥当地遣嫁他人。1914年董夫人特从邵阳送来一名叫春燕的绝色女子,劝他纳妾,被他力拒并送一亲戚收养。“我兴办女学,就是为解放妇女而斗争,怎能做这种事?”可见母亲姚氏对他的影响以及他对封建妻妾制度的忿恨。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家庭环境,使他走上了毁家兴学“让全国千万个妇女脱离几千年的封建家庭”的道路。

二、朱剑凡对“兴女学”与妇女解放的探索

周氏私塾成立以后,朱剑凡开设师范班、小学、幼儿园等,“隔帘授课”,传授新学。即便如此,守旧士绅依然放肆污蔑,多加刁难:“周家花园是《红楼梦》里的大观园,周家纯(即朱剑凡)是大观园里的贾宝玉,不然他为什么要办女学呢?……”[5]但朱剑凡不避斧钺,迎难而上,认识到“兴女学”的意义所在,并将妇女解放与救亡图存结合起来,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一)妇女解放的根本办法在于“兴女学”

近代以降,“兴女学”这一历史话语一直备受早期女学先驱、戊戌维新人士的关注。但他们不约而同地均带有功利倾向,“为解放男子而解放女子”。如经元善认为:“推女学校之源,国家兴衰存亡实系焉。”梁启超说得更透彻,旨在培养“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的新贤妻良母。辛亥时期,以唐群英、王昌国为代表的女革命群体,由于接受了斯宾塞、穆勒等人的女权学说,她们迫切希望在民国建立以后获得“女国民”的资格,通过女性参政权来实现男女平等,遗憾的是参政运动无果而终。朱剑凡则从自己家庭际遇出发,在留学日本的刺激下,深感“女子沉沦黑暗,非教育无以拔高明”,找到了妇女解放的有效途径。“我就从搞教育开始,兴办女子学校,让全国千万个妇女脱离几千年的封建家庭,参加社会活动,使全国妇女和男子平等!”[6]可以说,这种观点与五四时期新民主主义者的妇女观是很接近的。李大钊将妇女解放的权利归结为“属于教育者、属于劳工者、属于法律者、属于社会的生活者”[7],并着重强调男女教育同等权是妇女解放首倡的权利。也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朱剑凡确立了“启迪民智,救亡图存,解放妇女”的办学宗旨,这在当时无疑是有前瞻性和时代先进性的。

(二)朱剑凡对女性发展和女子权利的独特认识

首先,女子独立人格的培养。1907年清王朝虽开放女禁,但其教育仍是贤妻良母的教育。清政府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中严格规定:“中国女德,历代崇重,凡为女、为妇、为母之道……务时勉以贞静、顺良、慈淑、端俭诸美德。总期不背中国向来之礼教与懿之风俗。”但朱剑凡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认为:“女子既受教育,心理自异恒人,凡关服饰一事,当为社会模范”。所以周南对学生的衣服、发髻、服饰等都作了详细规定,主张朴素简约,“五杂件戒指表链诸物,非作业时所必要;头部插戴花朵,带上附以长绦,非体上所必需,当废置不用。”[8]朱氏通过培养女子的“养成教育”,以与社会上的太太小姐们相区别,使周南的学生“意志发皇,很有朝气”。

朱氏强调,“女子要自立于社会,有学识技能才能拔于黑暗”。为了培养女子的独立能力,朱除开办师范科、简易师范科和小学幼儿园普通课程外,针对社会上鄙视体力劳动和城市妇女缺乏谋生技能的情况,特设缝纫、刺绣、烹饪等家事课,并聘请李淑仪(原为曾国荃幼妾所养的吃斋念佛的清客友姑)教刺绣,从而使女子教育与社会生活结合起来,提高了女子走出深闺谋求独立的能力。这既体现了湖湘文化经世致用的传统,又是对贤妻良母教育的纠偏与遗弃。

其次,重视女子体质的发展。朱在留日期间,深感“东亚病夫”的奇耻大辱,所以他非常重视体育,一改传统女子弱不禁风之旧习。他强调:“吾国贫弱,懒惰倚赖,是其大因女子大多矫惰不事,本校力矫其弊,凡生徒力所能办者,均极端倡导之。”[4]他甚至认为“凡人不能强健其身体者,即为社会罪人”,为此他专门外聘佐藤操子、春山雪子,并从上海请范慕英老师,加强体育教学,举办运动会,提高女子体质。虽然朱氏体育理念是从“强国必先强种”的前提出发,但这毕竟是在“不缠足”之后女性形体上的再次解放,并为后代人所继承。

再次,争取婚姻自主与女性经济独立。新文化运动兴起,马克思主义妇女观也随即涌入我国,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主、女子经济独立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受此感染,1917年朱锐意改革,强调科学和新文化教育,主张学生思想、言论与信仰自由,反对包办婚姻,并“适应现代需要,增加女子科学的生产能力,以谋生活的独立”。女子既然接受了教育,又具备了劳动技能,就可以从家庭走向社会,参与劳动,逐渐摆脱对男子经济的过度依附。

不久湖南发生了赵五贞、袁舜英两次自杀事件,掀起了湖南女性争取婚姻自主、经济独立权利的高潮。赵五贞因不满于父母包办的封建婚姻,以剃刀自刎的极端方式向封建制度挑战。“女子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做女子真是背时啊!”[9]赵女士的悲惨命运给湘人敲响了警钟,昭示了封建婚姻的罪恶和吃人的本质。袁舜英溺水自杀系由其夫李振鹏长期冷淡与歧视所致。他们识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都是封建婚姻的受害者。但由于两人差距悬殊,李受过新式教育,袁则是旧社会的妇女、小脚,对袁“不是恶骂便是恨打”。袁的自杀凸显了女子之经济独立权与婚姻自主、离婚权利的缺失。“要解放妇女,必须改造社会制度,打倒包办的婚姻,实行自由的婚姻;开辟劳动门路,使妇女都能自食其力。”[8]这两次自杀事件引起众人的悲愤,亦唤起了更多的妇女敢于冲破“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的藩篱,与封建家庭决裂,引发了“向封建制度的大进攻”。

(三)妇女解放要与救亡图存相结合

朱氏妇女解放不仅体现在女学实践以及女子权利的获取上,更为重要的是把妇女解放放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中,组织学生罢课,反对封建专制,争取国家独立富强,彻底地实现妇女解放。正如他所言:“教学要与社会生活相结合,要为社会改革和建设而服务”[4]。正是在民主运动过程中,周南的学生与劳工群众打成一片,既给湖南的民主运动带来了“生气”和张力,又为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广阔的历史舞台。个性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等观念被更多的人所接受,湖南的妇女解放运动也就愈发夺人耳目,彬彬郁郁。

其一,五四以前湖南女学生的反封建斗争。1907清政府宣布实行“铁路国有”,朱剑凡、徐特立率先引领周南女校罢课反对卖国行为,引发了包括明德学堂、楚怡学校及其他官立学堂在内的长沙首次罢课风潮。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朱剪掉辫子,砸碎神龛和“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带领全校师生上街宣传,并策动湖南新军起义以响应革命。1913年汤芗铭督湘,为袁世凯复辟造势,朱发动学生奋起反对,后被迫辞去湖南第一女师校长职务。这一时期由于朱受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妇女解放的活动不很突出,但经此锻炼,周南女生逐渐走向成熟,为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提供了人才基础。

这一时期唐群英、张汉英、王昌国等人掀起了湖南妇女参政运动的高潮。1911年唐群英成立留日女学会,主办《留日女学生会》杂志。革命成功后,唐又联络张汉英、王昌国、沈佩贞等在南京成立女子参政同盟会,为争女权,打砸参议院,掌击宋教仁,为女子呐喊:“当民军起义时代,女子充任秘密侦探,组织炸弹队,冒种种危险。女子等牺牲性命财产,与男子同功,何以革命成功,竟弃女子于不顾!”[9]但由于缺乏群众性的参与,女子参政权也化为泡影。

其二,五四期间周南女学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五四时期,周南的民主活动引人瞩目。1919五四运动爆发,朱剑凡和徐特立一道带动省城学生和教职工罢课罢教、提倡国货、反对二十一条,组织“救国十人团”、“国货维持会”,有力的配合了全国的革命运动。同时朱剑凡组建健学会,主张“各除成见,研究世界新思想,判断是非,服从真理”,宣传十月革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被毛泽东誉为“东方的曙光”、“空谷的足音”;他又资助文化书社,进行教育改革,主张学生自治,并在与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徐特立、李富春等人的接触和影响下,周南的学生运动进入了崭新的时期。

首先,新民学会与驱张运动。1918年,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等人成立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当时男女社交尚未公开,但这个面目一新的团体吸引了众多勇于解放的女性。在最初的7位女会员中,周南就有5位,及至后期,女会员总计19人,其中周南女生14人。新民学会热切地罗列值得研究的“问题”,并选择解决的“主义”。确定了“改造中国与世界”方针,使周南女生普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这些人后来都成为“社会政治运动的组织者和中坚力量”。

五四运动爆发,湖南的学生积极响应。但张敬尧排斥民主,解散了学生联合会,封闭《湘江评论》,封建复古思想、贤妻良母主义大行其道,给湖南妇女解放和民主活动产生很坏的影响。参加新民学会的周南学生在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指导下,联络社会各阶层,发动全省学生罢课、教师罢教、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教育界人士组织代表团分赴北京、上海进行驱张宣传,同张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最终取得了驱张运动的胜利。

其次,创办《女界钟》,倡导妇女解放。在朱剑凡主张学生自治的鼓舞下,周敦祥、魏璧、劳君展等人创办《女界钟》,文章主要涉及抵制日货、反对军阀政治、劳工神圣等,最有影响力的是关于妇女解放问题,尤其是对赵五贞、袁舜英两次自杀事件的报道,引起社会震动。

再次,女子留法勤工俭学,追求男女教育平等。在“工读思潮”的影响和新民学会的推动下,1919年向警予、蔡畅、陶毅成立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提出“实行妇女解放,劳工神圣,工读神圣”的口号,要求会员“须随时提出关于女子之问题互相研究,以其结论作为本会同人之主张”[10]。组织人员,分12批赴法,《湖南大公报》称之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史上一件别开生面的佳事”。同时留法的周南女生把国内男女教育平等思想延伸到了国外,组成“开放海外大学女子请愿团”,发布《致女界全体书》,批判了贤妻良母观念,倡导男女在名额、津贴学费教育上的平等,“扫除一切贵族式男系式的大学之恶习”,引起国内震动。

三、朱剑凡“兴女学”在湖南妇女解放运动中的历史影响

“女权益张,安能忘先生。”受家庭影响朱剑凡以“兴女学”为手段增强女性智识、生存之技能,将湖湘圣贤思想启蒙化为女学实践,促进了女性的觉醒。他又将爱国意识、救亡图存时代特征寓于女学之中,紧随五四风潮,力行民主实践,迎来了湖南妇女思潮的高涨。其影响力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毁家兴学的义举引发了湖南女学热。湖南女学以赵尔巽推行新政、龙绂瑞创办第一女学堂为发轫,然不久,御史杜本崇即以“女学并无实用,徒为伤风败俗”为由,“即行停办”。直到1907年女学始获合法地位。期间周氏韬光养晦,开办“女禁”,鼓舞了一大批有志于女学的开拓者。据统计,截至1922年湖南省内各种性质的女校总达28所,其中女中1所,女子师范9所,女职18所,在全国名列前茅。出名的有尚德女学、福湘女中、圣德女学、艺芳女中等。这些女校为湖南女学的发展和妇女解放运动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另外在周南毕业的学生群体中,兴女学的思潮尤盛:向警予的溆浦女中,蒋葆逊、蒋玳逊的“幼幼”学校、王珏的“培德”女校、李宗莲的“自得”女学以及“稻田”和“含光”女师等,另外还有文慧中、童锡祯、吴特等人。这些女学秉承周南精神,扩大了女子受教育的地域范围和群体氛围,为妇女解放思潮构筑了更广阔的舆论空间和群众基础,推动了五四妇女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

其二,《女界钟》与湖南妇女解放运动的高涨。辛亥一役,封建的专制制度虽被推翻,但阻碍妇女解放的封建文化依旧大行其道,荼毒生灵。鉴于此,新文化运动的巨擘们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对复古逆流和以族权、夫权为基础的吃人的礼教展开了猛烈攻击。周南的《女界钟》便是这一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它成为“湖南女界自己争平等、求解放”的斗争钟声。《女界钟》虽刊出四至五期就被军阀下令封闭了,但影响深远,其作用不可低估。“自《女界钟》夭亡后,再没有继着产生得力的宣传物,于是妇女运动也随着衰歇了。”[11]“《女界钟》在那时,真是中国女界强大而有力的警钟,有很多妇女都受着它的熏陶,跳出奴隶的家庭生活而外出求学。”[12]此后不久,长沙就出现了李欣淑出走事件。1920年3月,李欣淑为反抗父母包办婚姻毅然离家,临走时登报宣称:“我于今决计尊重我个人的人格,积极地和环境奋斗,向光明的人生大路前进。”[12]

在两次自杀事件和《女界钟》影响下,湖南知识界掀起控诉封建礼教罪恶,反对封建婚姻制度浪潮。各种妇女解放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余曼桢在常德筹建妇女俭德会,以“争取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为宗旨;江阴女校8位女学生创立了“立志不嫁会”;周南以外的长沙各女校,如稻田、艺芳、福湘、涵德等共同组织了“女学生励进会”,以“增进女界的幸福,提倡女子服务社会的能力”为宗旨;另外还有长沙女学生联合会、旭日学会,他们都以女子为主体,以提高妇女地位为目的。这些女子团体在五四思潮的推动下,对改变风气,推动妇女解放,起了很大的作用,共同奠定了湖南妇女解放的历史地位。

其三,形成了以周南女生为主体的杰出的妇女人才群体。十月革命的胜利,给国人送来了新的主义和文化。在这之前,中国人历经“器物”到西方“制度”的创伤,女子参政运动亦以失败告终。要彻底实现妇女解放,必须在新的主义和文明的指导下实现社会的根本性的改造。周南女生以五四为契机,开展学生自治,参与新民学会,又赴法勤工俭学,较早地实现了妇女解放观点的根本转变。诚如《新青年》所评价:“因为这个学校在湖南本是最有精彩的,加以校长朱剑凡极力提倡‘新’的改造,所以一般学生的思想,与一般普通的人,大大不同。”[13]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以向警予、陶毅、蔡畅、魏璧、劳君展、黄慕兰、周敦祥、杨开慧、丁玲等人为代表的周南群体,他们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妇女解放运动的开路先锋,其贡献是卓越的,影响是深远的,完成了妇女解放运动从近代向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转变。

[1]魏源.海国图志[M].长沙:岳麓书社,1998:1098.

[2]谭嗣同.谭嗣同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8:304.

[3]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二十辑)[Z].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4]毛捧南,刘正华.朱剑凡及其教育思想[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

[5]朱伯深.我的父亲朱剑凡[A].长沙文史资料(3辑)[Z].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6]朱仲丽.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自传三部曲[M].北京: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80.

[7]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8]周敦祥.女界钟[A].中国现代革命史资料丛刊·新民学会资料[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9]罗琼.妇女解放问题基本知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10]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会简章[N].长沙:大公报,1919-12-03.

[11]周毓明.湖南妇女运动之过去与将来[A].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2]李欣淑出走后所发生的影响[N].长沙:大公报,1920-0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