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兴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文化冲突与《圣经》话语的戏剧化
—— 对张资平小说《冲积期化石》的考察

高 兴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张资平的“文字”能力一直被文人所称道。从《冲积期化石》中可以看出，在张资平独具魔力的文字背后，隐含着其独特的文化心理。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对他都有一定的影响，他在坚持欲望自由的道德立场时，对两种文化规范都有一定程度的抗拒。他在批评社会现实时广泛借用《圣经》话语，而传统文化美学又不时地影响他的审美心理，两种文化美学规范的潜在作用使他的话语表达取得了戏剧性的效果。

张资平；《圣经》话语；戏剧化；《冲积期化石》

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不断拓展和深入，一些曾经引起争议后来被不同程度遮蔽的文人逐渐得到学界的关注，张资平就是其中之一。有人对近十年来的张资平研究进行了一番梳理，发现近期张资平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批评和文化阐释上，并且认为从文化史的角度重新阐释张资平的小说创作是学界选取的一个新角度[1]。总的看来，当今学界在挖掘影响张资平小说创作的文化心理因素时，一般倾向于从中国文化或西方文化中选取一个方面来切入，例如，有的学者强调中国客家文化的直接作用[2]，而有的学者则关注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潜在影响[3]。笔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基督教文化共同影响了张资平的小说创作心理，并且两种文化美学规范的内在冲撞造成了张资平小说独特的话语风格。

一、“文字”高手：同时代文人眼中的张资平

在现今常见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中，岭南文人张资平留给读者的印象大多是偏于消极的：常在作品中影射谩骂，创作上过度渲染两性情欲，结构艺术上的松散枝蔓，等等。同时代的很多文人也曾经批评过他的这些缺陷。但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很多文人在批评张资平的同时，对于他某些方面的艺术才华倒是予以直接肯定的，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他的“文字”表达能力的欣赏。

1932年，现代书局印行“现代文学讲座”丛书，史秉慧编著出版了《张资平评传》①参见: 史秉慧.张资平评传[M].上海: 现代书局, 1932.下文论及该书内容者, 不再一一作注.一书。该书收录了和张资平差不多同时代文人的批评文章，如钱杏邨的《张资平的恋爱小说》、侍桁的《评张资平先生的写实小说》、默之的《张资平氏的恋爱小说》、汪倜然的《青春》、丁丁的《明珠与黑炭》、激厉的《评〈脱了轨道的星球〉》、皮凡的《转变后之张资平氏的〈长途〉》，等等，这些文章均写于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这些评论文章看来，有褒有贬，且批判角度不一。但其中很多文人对张资平的“文字”能力不约而同地加以称赞，例如：侍桁虽然指出了张资平的文字带有“不洁”之缺点，但毕竟承认他“操纵文字的能力”要“比一般作家稍强了些”；默之认为“用笔简洁，在当代作家中，笔端的无滞气，措辞的无累语，恐怕要推张氏为数一数二的人了。最可爱的，是作品中会话的流利而且有力。在张氏的各部作品中，会话似乎真个是会话，不是别种体式的文字。”丁丁明言：“至于我的一点小意见，就是张资平的文字是写得很流畅，字句能写得很通俗，很是平民化”，只不过对于张资平“不时的夹用洋文”有所微词；激厉甚至夸张地说：“张氏于过去之享盛誉，亦不是偶然的，他的简练的生动的描写，含有魔力引人的字句，剪裁适当的结构，无一不是同一时的作家所不能及的”，等等。看来，在这些和张资平同时代的文人眼中，张资平简直称得上是“文字”高手。

为何张资平“不洁”的文字竟然产生出引人的“魔力”？笔者以为，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必然涉及到作家文化心理的考察。众所周知，清末民初的梁任公自觉地追随“欧西文思”，熔铸东西方文化精义，所创的“新文体”风靡一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4]，自古以来，文人的文笔风格和文化心理确是水乳交融的。

二、双重“父亲”：两种文化心理的交相作用

本文之所以选择张资平的第一部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早期的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①参见: 张资平.冲积期化石[M].上海: 创造社出版部, 1926.下文所论该小说及序言、篇后语等, 均出自同一版本, 不再一一作注.来解析他的文化心理和话语风格，既有文体上的考虑，也因为这部小说更多地折射出张资平本人的成长经历。

小说的主人公韦鹤鸣自幼丧母，父亲天厂远走暹罗，他只得过着寄人篱下、任人欺侮的悲苦生活。父亲归国后悉心养育和教导他，并送他到教会学校学习。韦鹤鸣后来留学日本，与酒楼下女如嫣相恋未果，父亲却催他回乡择偶。为了回避旧式婚姻，他拒不回国，甚至连父亲的丧事也未回乡料理，后来便怀着孤独与忏悔隐居在山中寺院。张资平在序言中表明这部小说是献给父亲的，并且声称对父亲的思念不是因为“受孔子的‘孝悌’底束缚，也不是受摩西十诫底第五条底支配”，而是全基于父亲对自己的“爱”。实际上，在对父亲的感恩与思念之中，恰恰潜伏着主人公韦鹤鸣和张资平本人对于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孝悌观念和基督教戒条之一——“当孝敬父母”②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 中国基督教协会.圣经[M].南京: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2004.下引圣经内容均出自同一版本, 不再一一作注.的双重违背所产生的忏悔心理。小说一方面是将天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父亲形象来刻画的，他不仅在鹤鸣每次离家外出时悉心传授生活经验，而且亲自担任了授业恩师的角色功能。从这个意义上说，天厂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最完美的父亲形象。《易经》中，《中孚·九二》爻辞为“鸣鹤在阴，其子和之”，意为“鹤在荫处鸣叫，小鹤也会应和”[5]，在主人公“鹤鸣”的名字里似乎也隐含着对父子之间和谐关系的一种文化期待。同时，《冲积期化石》在刻画天厂形象时也引入了传统文化所不能涵盖的话语方式。韦鹤鸣眼中的父亲是如此有神威：“鹤鸣此时也觉得他爹眼睛里射出一道光明，照引着他，向‘进取’那条大道上走”，“鹤鸣的气质和思想得了他的父亲——万能的父亲的教育和感化，像寒暑交替时的气候，渐渐的变化起来。”具有这样神异光辉、万能智慧的父亲与儒家文化中的传统父亲形象大不一样，与基督教文化中的“天父”倒很相似。基督教赞美诗：“圣哉天父，历代导引众选民，云柱与火柱，昼夜作南针。”韦鹤鸣父亲的“教育和感化”，十分类似于圣灵的感化，如赞美诗所颂：“圣灵启迪感化内心，弃暗就光，前程明亮”。可见，在韦鹤鸣眼中，天厂承担着双重“父亲”的角色——儒家伦理文化中的父亲和基督教文化中的“天父”。韦鹤鸣在恋爱婚姻方面对父亲的拒绝，既意味着“五四”时期刚刚获得个性自觉的中国传统文人对儒家文化中孝道礼教的违抗，又象征着渴求欲望满足的凡人对上帝戒律的弃绝。与“五四”时期的大多数仅从社会学层面上揭示恋爱婚姻问题的小说相比，张资平小说兼及东西方文化内涵的话语方式是非常独特的。

天厂在给鹤鸣回信时有一番议论：“人非尽圣贤，不能无宗仰”，“余之所以不奉耶教者，以中国自有信守之正义在也”，“爱其教，非爱其人”……以圣贤为至尊，以传统正义为规范，以文言为话语方式，决定了天厂不可能真正接受基督教信仰，他所谓的“爱其教”也并不是教徒对基督的爱，他对异域文明的包容态度至多不过显示了中国传统文人“和而不同”的文化态度。有研究者认为天厂的这段言论“基本可视为作者父亲的宗教观，同时亦可窥见张资平早期对宗教（主要是基督教）的意识”[6]，笔者以为有一定道理，但同时还应当看到，虽然张资平与天厂均承认基督教存在之合理，但是他与天厂却有着不同的价值立场。张资平曾著有《文艺上的冲动说》[7]，该文集中体现了他的文艺发生观，文中他对罗素的一个观点表示怀疑，因为“罗素谓人类愈趋近文明，则所有本能的活动愈减少，创造本能的活动愈增多，要言之，所谓文明，是在打倒所有本能的活动。这是过于蔑视所有本能的活动。”张资平引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以“do”（代表“创造”）为旗号的军队和以“have”（代表“占有”）为旗号的军队发生战争而两败俱伤，最后“be”军（代表“存在”）得渔翁之利而获胜；张资平在文中以“教会的存在”为例：“牧师们口口声声说要做很高尚很堂皇的‘do’军队，但‘be’军队在他后面袭来了，他还没有觉着。”由此可见，张资平并不认为任何外在规范（无论是儒家道德规范还是基督教戒条）能够压制人的本能存在。不可否认，《冲积期化石》中的“我”、韦鹤鸣在很多场合既感激慈父的养育和教导，也感激教会学校当初收留了自己并且提供了教育机会，但是这些都无法代替本能欲望的自由满足。

张资平站在欲望自由的立场上，拒绝儒家伦理“父亲”和基督教“天父”的道德规范，以自然主义的文笔刻画人性本能蠢动的真相。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年的侍桁评价他说：“他是站在写实的最危险的底线上，他的文字是带有最浓厚底病底色彩。”而吸引很多读者的，或许正是这种带着“病底色彩”的文字。

三、语言狂欢：《圣经》话语裹挟的情绪狂潮

同样是揭露教徒的伪善和劣迹，《冲积期化石》与其后的1930年代的作家作品所包含的主题意蕴是不同的。例如，萧乾的《昙》、《皈依》、《鹏程》显示了中国人与西方传教士之间激烈的行为冲突，老舍的《二马》、《老张的哲学》刻画了西方基督徒的偏见和中国信徒的混世哲学，二者均凸显了作为异质文化的基督教的殖民性色彩。而《冲积期化石》采取的批判视角是从中国家庭生活的内部引发的。张资平着重批判的不是洋人乔教士而是中国牧师申国士，是申牧师操纵了教会大权，压迫教会学校的学生，害死了自己的养女璋儿。张资平对申国士这一角色显然持批判态度，但是，对牧师身份的申国士出卖女儿贪取钱财、隐瞒丑行维持脸面的道德批判并不能有力地指向基督教文化本身，因为脱掉牧师的外衣，像申国士的一切劣迹在中国封建宗法制家庭生活中并不罕见。所以，张资平试图通过中国牧师申国士来达到对基督教教徒的批判，与其说是文化批判，不如说是话语批判：申国士强迫璋儿向他交纳薪金遇到阻力时，便拿摩西十戒中的第5条去威吓她（而不是拿传统伦理规范中的“父为子纲”来教训她）；申国士平时喜欢高声诵读旧约诗篇第32篇第5节，却不容许璋儿忏悔；他一面教人认罪，一面背着人作恶；明明知道自己逼死了璋儿，却昧着良心对外人说“璋儿的死是天罚，是上帝叫她死的。”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残酷的中国封建宗法制的家长是如何熟练地运用基督教话语外壳来包藏罪恶的，而这种讽刺性的话语方式也显示了《冲积期化石》在文学史上的独特个性，它生动地体现了近现代以来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遇的喜剧性场景。

《圣经》式的话语还被作者大量用于各种议论，形成一种语言的狂欢现象。在揭露中国封建官员剥削村民的不义行为时，张资平写道：“占有村中最上光荣的‘知县’哟！占有村中最高权威的‘知县’哟！能够引起村人羡慕崇拜的美名称哟！……有了你们这种美名称的人，不是拱手坐在家里，不干一事，不劳一神，受人供养么？有了你们这种美名称作招牌的人，他的子弟不是个个都有优先权受第一流的贵族教育么？有了你们这种美名称的人，不是有特权出入公门颠倒是非么？有了你们这种美名称的人，不是利用‘排难解纷’来鱼肉乡民么？……”在抨击旧中国教育当局的腐败作风时，他写道：“你们干这这种卑劣的事，本无高尚的动机，远大的目的；你们的动机是由‘宗族交游光宠’的虚荣心发生出来的，你们的目的也不过对一班没程度的弱者示恩夸功罢了。……你们不是民国元勋么？你们不是革命巨子么？你们懂得革命的精神，革命的真义么？……你们有此种无独立性无自尊心的行为，你们的物质生命虽然安全存在，你们的精神的生命已经受了一个致命伤了！”在讽刺中国留学生的性格弱点时，他又写道：“你们血气未定的学生们不是常对日本说‘我国富强之后就和你打一仗。’但日人反问你‘贵国到什么时候才富强呢？’你们又怎样的答应他呢？不认真涵养实力，徒借口舌争衡，要算我国民性的一大缺点！”大量使用第二人称、并行体句式和反问句，风格酷似《圣经》中“先知”对百姓罪恶和不忠的谴责，如《以赛亚书》第59章：“因你们的手被血沾染，你们的指头被罪孽玷污；你们的嘴唇说谎言，你们的舌头出恶语。”又如《耶利米书》第2章：“这事临到你身上，不是你自招的吗？不是因耶和华你神引你行路的时候，你离弃他吗？现今你为何在埃及路上要喝西曷的水呢？你为何在亚述路上要喝大河的水呢？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你背道的事必责备你……”像《冲积期化石》这样喋喋不休地搬用《圣经》话语来对社会时事、世态人情进行批判，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确属少见。

在这里我们隐隐感觉到：张资平的早期创作中，《圣经》话语的大量借用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他情感泛滥、笔端放肆的话语习惯。当他后来大量使用这种失控的话语来渲染性爱和肉欲时，他的写作也便呈现出种种危机。

四、戏剧之美：两种文化美学潜在作用的结果

张资平在小说《冲积期化石》的篇后致读者语中说：“‘冲积期化石’是著者的长篇处女作，有许多生硬的句调和武断的批评，说是著者的短处可以，说是长处也可以”。看来，他本人已经意识到话语层面的过度凸显，在他故作谦虚的自评中可以看出他对此反而是有几分得意的。但是他的创造社友人郑伯奇或许会对此不以为然，因为郑伯奇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的导言中指出张资平即便“写实”的作品也“不曾接触事实的核心”[8]，何况夸夸其谈的说教议论。而且，仅仅就话语方式而言，《冲积期化石》除了《圣经》式话语之外，还夹杂着很多中国传统文化美学范畴之内的话语，这部小说在主题内涵和美学旨趣两方面都没有指向一个固定的意蕴核心。小说对童年时期韦鹤鸣孤苦无依、替别人看牛，并且与四妹同病相怜这段生活的描写，以及对家乡民风民俗的渲染，所运用的笔致显然是传统的，明显带有中国古代文化美学的色彩。在描写“我”送同学凌启云回家的山路上看到的风景时这样写道：“夹道的丛林，雨浴之后愈显得苍翠欲滴，连苍白的天色都不放进来，更觉得山径幽暗。……山道上无数璀璨发光的金砂——砂碎云母片。几匹大黑蚁看见雨晴了，由穴里跑出来吸换空气。竹竿上和树叶上都有几双蜗牛。”文笔典雅，意境清远，深得传统诗文的情景交融之美。不可忽视的是，《冲积期化石》在刻画引诱璋儿的马公子这一纨绔子弟的形象时，显示了张资平对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病态的深刻体察，他笔下的马公子“具有中国女人对男子所要求，所喜欢的几个条件，第一是富贵双全，第二是多愁多病，第三是面如冠玉唇若涂朱，第四是会吃几盅酒，吟哦几句歪诗，第五是会甜蜜蜜的说许多怜卿怜我的情话，第六是能够忍耐着听凭女人打骂，绝不回手也不开口。”这些病症不独显现在马公子身上，连那些受过新式教育的中国学生们也喜欢“跑上五层楼的粤王台上，喝了两盅黄酒，便要在壁上题什么‘……凭吊遗踪，犹有隐痛。……’”他们遇见女学生“便装出嘘唏流涕的样子，引她们的注意。”张资平描写的这些中国传统文人形象的确与鲁迅眼中的封建才子非常相似：“秋天薄暮，吐半口血，两个侍儿扶着，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9]

因此，可以看出《冲积期化石》通过混合式的话语，将西方教徒的布道议论和中国传统文人的诗意文辞杂糅在一起。张资平与一些同样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作家相比之所以显得非常独特，是因为：一方面传统文化在他身上留下的印痕是极其深刻的，并且他童年时期本能欲望的压抑又强化了他对传统文化中某些方面的偏好，《张资平自传》记录了他少年时期“只爱读《花月痕》、《品花宝鉴》和《红楼梦》一类的小说”，“常常写几首孬诗”，“填填莫名其妙的词”[10]；另一方面张资平毕竟在教会创办的广益中西学堂受过几年免费教育，童年时期所熟读的《圣经》不可能不对他的语言记忆产生影响。在张资平后来创作的小说《上帝的儿女们》里，中国教徒余约瑟的书架上同时摆着两本书——《圣经》和《金瓶梅》，这两样文化道具的设计可视为作者张资平本人精神信仰的隐喻符号。

所以，就文化个性而言，张资平既不同于冰心、许地山（虽然他们也曾受到基督教文化的深刻影响），也有别于郁达夫（虽然郁达夫和张资平都喜爱描写人的情欲）。假如说冰心的小说同时是纯净的“诗”，郁达夫的小说同时是抒情的“散文”，许地山的小说同时是浪漫的“传奇”，那么张资平的《冲积期化石》则近似于“戏剧”——不同性质、不同风格的话语鱼龙混杂、鼓噪喧嚣的“话剧”。张资平就是以这种超越了道德束缚的、既有西方撒旦放纵狂欢又有传统文人淫靡颓废的戏剧性的话语来勾勒、渲染人的本能情欲，在中国文人眼里自然有一种难以抗拒的“魔力”。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最早的长篇，《冲积期化石》在艺术上不算成熟之作，但是就文本的话语方式而言，《冲积期化石》可谓是文学史上一个与众不同的样本，从中可以洞见张资平式“文字”畅销一时的几许奥妙。自 1930年鲁迅发表文章评论张资平以来，人们总免不了引用鲁迅的话来嘲讽多写三角恋爱和性欲冲动的张资平。诚然，鲁迅是极其敏锐和深刻的。鲁迅在文章中也使用了《圣经》式语句——“呜呼，听讲的门徒是有福了，从此会知道如何三角，如何恋爱……”[11]235，又以概括性极强的“△”作为一种话语符号来讽刺张资平[11]236，这是不是一种很有深意的巧合呢？

五、结 语

从以上对《冲积期化石》的考察当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新文学开端期起步、成名的文人张资平身上既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又受到了西方基督教文化的引导熏染。两种文化共同作用于他的人格心理时发生了一定的冲突，使张资平的作品有了戏剧化的话语风格，获得了文字上的魔力。

[1] 刘蕊.近十年来张资平研究述评[J].考试周刊, 2009, (28): 31-33.

[2] 周登宇.客家文化与张资平[J].嘉应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 2002, (1): 110-113.

[3] 陈伟华.论中国小说叙事场的现代转型与基督教文化[J].宁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9, (3): 56-60.

[4]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106.

[5] 于春海.易经: 于春海译评[M].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6: 204.

[6] 马佳.十字架下的徘徊: 基督教文化和中国现代文学[M].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95: 175.

[7] 张资平.文艺上的冲动说[C] // 郁达夫.中国文学论集.上海: 一流书店, 1942: 37-39.

[8] 郑伯奇.小说三集·导言[C] // 赵家璧.中国新文学大系: 第5集.上海: 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935: 14-15.

[9] 鲁迅.病后杂谈[C] // 鲁迅.鲁迅全集: 第6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167.

[10] 张资平.张资平自传[M].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1998: 129.

[11] 鲁迅.张资平氏的“小说学” [C] // 鲁迅.鲁迅全集: 第4卷.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Cultural Conflict and Dramatization on Discourses in the Bible—— Research on Zhang Ziping’s Novel Fossil from Alluvial Epoch

GAO X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234)

Zhang Ziping’s ability of literal expression has been appreciated by literati.By analyzing his novelFossil from Alluvial Epoch, a fact that Zhang Ziping’s unique cultural psychology embodied in his unique and charming literal expression could be identified.He was influenced by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Western Christian culture to some certain degree.But while he insisted on his morality standpoint of free desire, he refused norms of the two kinds of cultures in some certain aspects.When he frequently cited the discourses ofthe Bibleto criticize social reality, he also let traditional cultural aesthetics impose influence on his aesthetic psychology.His discourse expression was imperceptibly influenced by the two kinds of cultures and achieved dramatic effects.

Zhang Ziping; Discourse ofthe Bible; Dramatization;Fossil from Alluvial Epoch

I206.6

A

1674-3555(2010)06-0062-06

10.3875/j.issn.1674-3555.2010.06.008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刘慧青)

2010-05-13

高兴(1978- )，男，安徽枞阳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东西方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