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丹

1989年,我到艺术研究院下属的印刷厂锻炼,地点在北京南郊的柳村。

进了柳村以后,我们九个名牌高校的硕士毕业生,开始在印刷厂干活。在这里干的活是见不着字的,是纯体力活。女孩子用汽油擦地上的油墨,男孩子扔纸毛子。后来我们女孩子干的活儿叫“闯活儿”,就是铜版纸厚厚的一摞,“咔”一声下去弄整齐,然后把它抡起来,就这样一下,我们手上就同时多了十几条血口子。

我今年老听人家说,怎么就我们这批倒霉孩子赶上金融危机了?我们之前好像也没有这种要带户口下放的,我们也赶上了。不能改變现状,就要迅速接受下来。到了那里以后,我们就一定要建立自己最有特点的价值。一天,我们在车间干着活,有人给车间主任拿了一本医学古文书稿。车间主任给我和两个男生放了半天假。我们就在堆纸的小阁楼里,坐在小板凳上,校出来给人家了。这一下子,我们在那里的地位就突然不一样了。工厂里那么多工人家里的孩子,全来找我们补习功课。那些大哥大姐,对我们特别亲切。到这时,我们开始享受生活。

我们拎大砖头录音机,听崔健的摇滚,唱《花房姑娘》、《一块红布》。那时仍然是浪漫主义的梦想可以精彩飞扬的年代。

我们有四间屋子,从家里搬去大量的书,还买了一本特大的台历,每天大家把好玩儿的事写在上面,日子过得快乐而且从容。

我们在那个地方体会到了一些真正的情谊,也看到尔虞我诈。当地有一些坏人,要整治我们,天天想着把我们这几个女大学生调到他们办公室去,我们都不想去。采用最原始的办法,我们在工人里面认哥哥,让哥哥们保护我们。一个工人大哥拍着胸脯说:“我不信,我一个共产党员保护不了几个女娃娃。”

我的第一本书是在柳村写的,那时没有电脑,手写。每天下班洗完澡以后,头发得晾。天不太冷时,我就骑着自行车,在柳村田埂上一圈一圈地骑。出村的地方有一个西瓜摊,买一个放在车筐里。在村里骑车,我看的是炊烟,看的是麦浪,听的都是孩子的欢笑声和大嗓门的农妇一起嬉笑的声音。半个多小时后,头发也半干了,回到小屋里,我把西瓜一切两半,吃一半,坐下写书稿。在后来的那段时光,我觉得过得很田园,在那里可以写书,可以看到自己心里的光芒。

一次,我回城里办事,然后再骑车回柳村。在那一片市井的喧嚣里,我忽然听到街边的小音像店里传出清亮高亢的男声,我听到一句歌词“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那是罗大佑的《恋曲1990》。买了那盒磁带,回来再推起自行车的时候,我抬头看看天空,真的明白了什么叫“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

如果我的第一份工作直接进入了艺术研究院,我可能会很矫情、很脆弱,不堪一击,我会陶醉在自己的风花雪月里愤世嫉俗,我会抱怨这个世界给我的还太少,还不公平。柳村的经历让我有了平常心,让我知道,不管你是求职、就业,还是任何人际交往,这个世界不会给你什么都是应该的,那是本分。一旦给你,就是情分。只要是情分,就要感恩。

月月鸟摘自《郑州日报》 编辑/成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