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志华

一、小额贷款公司与地方经济互动发展的内在机理

（一）地方经济发展是决定小额贷款公司制度的内生因素

1.生产融资需求。浙江经济以民营企业为主体，大部分中小企业长期处在产业链的低端，产品附加值低，风险抵御能力差。2008年下半年以来，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浙江中小企业出口严重受阻，受订单锐减、劳动力成本上升、原材料价格剧烈波动以及人民币加速升值等因素的影响，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一些企业生产经营陷入了困境，有的甚至出现了资金链断裂和财务危机，尽管中央银行有针对性地逐步放松了银根，但银行等金融机构仍因企业贷款风险增大而紧缩信贷，出现了“宽货币、紧信贷”的新现象，而以温州为代表的沿海地区民间借贷利率水平普遍上升，令企业迫切需要开辟其他的融资渠道。

2.产业投资需求。浙江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壮大，在生产性领域积累了大量的产业资本，当经济由短缺时代进入过剩时代时，许多竞争性领域只能获得行业平均利润，甚至低于这一水平。2008年，浙江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运行效益下滑，部分企业经营困难，全年利润总额同比下降11.7%，比上年回落41.5%，其中专用设备、纺织、交通运输设备、电力生产供应、皮革、工艺品、造纸和化纤等16个行业利润总额出现负增长（见表1）。因此，产业资本希望通过降低固定资产（尤其是工业性投资）的份额，并转向其他垄断性行业获取更高利润，而金融业特别是银行是一个通过吸收社会公众存款来追逐高杠杆利润的行业，拥有很高的“特许经营权价值”。在传统制造业利润日趋微薄的时候，小额贷款公司的资质刚好成为地方大型民企进军金融行业的敲门砖，以便将来过渡到存贷兼备的村镇银行，实现产业资本到金融资本的渗透。

表1 2008年浙江工业企业利润一览表

图1 温州民间资本与非正规金融资本总额（单位：亿元）

3.民间金融正规化需求。在浙江温州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每年约有10%的民间资本用于非正式金融活动（见图1），地方政府出于控制资源和租金最大化的考虑，对民间金融也采取了默许和鼓励、扶持的态度。从逻辑上说，要获得更多的政绩并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就必须扶持民营经济的发展；而要扶持民营经济，就必须合乎逻辑地扶持民间金融组织的发展，鼓励其更多地向民营经济提供支持，从中央政府层面，这一逻辑依然顺畅。在目前经济波动剧烈的大环境下，国家稳定性租金最大化目标的实现需要倚仗民营部门，从而更加需要重视对民间资本的引导和对民间金融的支持。允许开办小额贷款公司，一方面表明国家对民间信用的重视程度明显上升，成为民间金融扩张与创新的积极推动者，另一方面，民间金融也希望摆脱灰色身份，成为合规经营、受法律保护的阳光群体。

4.信息基础。中小企业以及农户的生产经营活动不稳定，财务信息透明度差，银行无法对其进行信用评级，搜集信息费用很高，容易惜贷。而小额贷款公司通常与当地企业、个体经营户联系密切，容易获得各种难以量化、检验的“软信息”，这种软信息不易被第三方共享，基于二者之间特定信息的基本对称，双方容易建立信贷业务往来，并存在共赢的可能性。

（二）小额贷款公司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表现

1.整合民间资本。按照2008年中国人民银行和银监会在《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由出资人或发起人一次足额缴纳，其中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50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000万元。截至2009年4月，浙江已批准设立小额贷款公司44家，注册资本金共计61亿元，每家注册资本金额为1亿至2亿元（见表2）。据统计，全省小额贷款公司资金总额约100亿元，虽然仅占民间资本总额的1%-2%，但按照平均每笔贷款10万-20万元算，已经可以帮助5万-10万家小企业渡过融资难关。所以，小额贷款公司作为民间资本将来进入金融行业的平台，对整合民间资本、缓解“货币体系外循环”的不利局面、加强对中小企业的资金支持以及降低地方经济金融风险能够发挥较为积极的作用。

2.扩大金融渗透范围。商业银行在农村金融市场的缺位表现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地域布局不合理，主要集中在城市，县及县以下呈收缩态势。农村地区不能就近便捷地得到金融服务，阻碍了当地经济发展。例如温州的泰顺县，工行、建行已完全从农村撤出网点，农行仅保留两个网点，信用社及邮储银行的网点，也只覆盖了全县19个乡镇。二是业务发展不均衡，商业银行贷款主要投向了实力强大的大企业、大集团，中小企业、农业经营户的贷款难问题比较突出。事实上由于逆向风险的存在，无论贷款多么充足，也总有一部分人在任何利率水平下（即使愿意支付更高的利率）也得不到贷款，而小额贷款公司承诺扶“农”扶“小”，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银行机构的信贷缺口。

表2 浙江部分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金规模（单位：元）

表3 浙江小额贷款公司贷款利率水平

3.降低融资成本。中小企业获取正规金融信贷资金的交易成本，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浮动利率，从2004至2008年，由于信贷规模受限，为增加贷款收益和区分客户群，商业银行纷纷提高利率上浮幅度。浙江的一年期抵押贷款利率普遍上浮30%-40%，个别地区信用担保贷款利率最高上浮90%。二是隐形费用，有些银行金融机构对中小企业贷款采取“授信供给”，具体做法是银行把企业贷款的一部分转为存款，还要求中小企业在贷款时交顾问费、购买保险（银行与保险机构形成默契），由此提高了中小企业的实际贷款利率水平。相比之下，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利率相对稳定，贷款方式大都采用银行慎用的保证和质押等方式，这对缺乏抵押物的农户、个体户和小企业来说，更加简单方便。

二、影响小额贷款公司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

（一）风险制约

小额贷款公司虽然具有金融机构的一些特性，但在业务运营中还不具备真正金融机构的资质，不能与正规金融机构共享信息资源，例如它不能进入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查询，也不能利用小额支付系统进行通存通兑结算等。在自身人手不足，缺乏投资项目相关知识的情况下，对居住分散且整体信用意识薄弱的农户进行事前审核，小额贷款公司即使支付较高的信息费用，借款人也容易出现策略性违约。另外，有的中小企业自身内部经营机制不够健全，缺少规范的财务管理制度，甚至将贷款所得资金用于非法融资，这使小额贷款公司与银行金融机构一样对中小企业贷款更加谨慎。

（二）成本制约

根据2008年银监会关于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指导意见，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利率上限放开，但不得超过司法部门规定的上限，目前为同期央行贷款基准利率的4倍，具体浮动幅度按照市场原则自主确定。浙江省内的小额贷款公司平均利率水平保持在20%左右（见表3），与世界范围内的小额贷款公司相比，这一水平相对较低（印度尼西亚的小额贷款机构利率水平为28% -63%，柬埔寨为45%，菲律宾为60%-80%），容易造成小额贷款公司的收入无法覆盖操作成本，并逐渐蚕食目前的小额贷款规模。此外，目前小额贷款公司没有金融许可证，不适用《商业银行法》，尽管发生贷款行为，其税赋却不按金融机构利差来征收，而是按普通的工商企业来缴纳，即贷款利息收入超过3%需要交税，对于仅靠贷款利息收入盈利的小额贷款公司来说，是非常沉重的负担。

（三）“只贷不存”的约束

浙江民营企业以专业化的块状集聚发展为特征，对资金的需求金额大、期限短、时效性强，当自有资金不足与“只贷不存”的约束发生冲突时，小额贷款公司的资金瓶颈已经凸显，成为可持续性发展的又一障碍。截至2008年底，嘉兴市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总额为6.23亿元，累计发放贷款已达5.17亿元；截至2009年1月底，温州市小额贷款公司总注册资本金为13亿元，而贷款余额为9.62亿元，累计放贷已达14.46亿元；截至2009年8月，杭州市小额贷款公司总注册资本金为18亿元，累计发放贷款54.44亿元，各小额贷款公司纷纷面临即将“歇业”的困境。

（四）制度约束

小额贷款公司没有金融许可证，但又发生贷款行为，在既非金融机构又非一般性有限公司的身份前提下，它对《商业银行法》和《公司法》都不适用，因而不接受相关法律的调控。另外，在每个地区，作为小额贷款公司最为直接的设立依据试点方案只是一些粗线条的规定，缺乏统一性和法律效力，所以它们可以享受的各种优惠政策并不明确，在经营过程中难免陷入既无法律依据又无试点文件支持的尴尬境地。例如小额贷款公司在与银行机构合作过程中，就不能享受银行对金融机构的同业存贷款利率。

三、小额贷款公司与地方经济互动效率提升的对策

（一）微观层面

1.完善风险预防机制。小额贷款公司应按照客户—准客户的路径建立储蓄制度（见图2），通过吸收客户储蓄存款，把违约消灭在萌芽状态，避免策略性赖账，同时促成客户的财富积累，杜绝破产赖账。有可能或即将获得信贷资金的企业或个人则是准客户，在客户储蓄制度发挥示范作用后，小额贷款公司容易与其建立信任关系，并开展存贷款业务。

2.吸纳风险投资。近年来浙江从事传统产业发展的大型企业如温州神力集团、正泰集团、佑利集团、环宇集团等，都以合伙或股份制公司的形式成立了创业投资公司，这类民间风险投资机构提供的资金具有数额大（从数千万元到10多亿元不等）、供应稳定的特点，资金供应方仅收取固定回报，不参加经营管理。小额贷款公司有必要依托行业中介或政府平台，多方协商与合作，积极开辟获取此类风险投资的渠道，以补充后续资金，分散自有资金放贷的风险。

3.探索降低成本的有效方式。在贷款发放过程中，小额贷款公司应实行利率差别化，即对不同信用状况的贷款者和不同的贷款项目给予不同的贷款利率。事实证明，适当地给资信良好的老客户一定的贷款优惠，比如降低贷款利率或者增加信贷额度，可以激励他们创造贷款信用。

（二）市场层面

1.放宽市场准入限制。如上所述，小额贷款公司对收编民间资金，支持当地中小企业发展发挥了较好的作用，政府应切实注意给小额贷款公司留出足够的发展空间，支持客户—准客户储蓄制度，允许其循序渐进地吸纳公众存款。并在发展到一定规模后，跨市县发展。

2.规范市场退出机制。市场退出是小额贷款公司的风险投资者规避或减少风险的重要途径，政府必须积极探索符合现行法规的风险投资撤出渠道，除了创造条件使一部分风险资本利用创业板市场退出外，还要特别重视培育区域性产权交易市场，以法规条例保证小额贷款公司进行股权交易，以优惠政策鼓励股权流动，以股权交易规则规范股权交易行为，确保风险资本能够顺畅退出。

（三）政策层面

一方面政府应着力降低小额贷款公司的负担，制定合理的有助于其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另一方面人民银行地方支行要大力支持小额贷款公司对民间资金的吸纳，为其提供业务流程设计、资金清算、系统支持、人员培训等方面的金融服务，对资信良好的小额贷款公司适当增加再贷款、再贴现业务以及债券融资渠道，督促商业银行对小额贷款公司加快贷款投放进度，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审批效率等，以缓解省内小额贷款公司资金供给严重不足的局面。

（四）制度层面

1.法律监管制度。政府应完善支持和保护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法规，将小额贷款公司纳入金融监管框架内，明确授权相关部门负责进行监管：比如严格控制其资金规模和经营区域，要求把金融服务性质和扶贫性质结合起来、控制利率水平，防止变相高利贷行为、引导信贷资金投向贫困却具有良好信用环境的区域，做到项目的社会效应与经济效益统一、建立符合自身业务特点的信用风险评价标准和准备金制度，及时化解小额贷款业务的风险以及加强对从业人员的监管等等。

2.存款保险制度。允许小额贷款公司依法开展存款业务，拓宽其吸收民间资本的渠道，首先要弥补其规模小、资产单一、资本充足率低、抗风险能力弱、社会形象和信誉不高等缺陷，政府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设立政策性的地方存款保险公司，对吸收公众存款的小额贷款公司实行强制投保，使其在陷入支付困难或破产时动用保险基金，实施及时的资金救援或存款理赔，从而保证客户的存款安全，增强客户信心。